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本人的道德谴责，以及对他的小说取悦大众的轰动性惊悸的怀疑，都让爱伦·坡无法按照美国作家的一般标准取得崇高的位置。他生前广泛涉猎了大众题材，尝试了诗歌、哲学和《尤里卡》这类科学实验，这也让他难以列入美国的文学史。历史学家F. O．马修森(F. O. Matthiessen)在美国知识界颇具影响力，他对美国内战前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作品《美国文化复兴运动》(AmericanRenaissance)于1941年出版，其中为了提及爱伦·坡做了艰难的努力。[1272]马修森的著作主要聚焦于马萨诸塞州，他将19世纪中叶命名为“爱默生与惠特曼的时代”，只不过他把其他各章用于描写梭罗、梅尔维尔和霍桑，而把爱伦·坡的地位降低到了仅在脚注中出现，最后才轻描淡写地对他做了评论。
然而，许多崇拜爱伦·坡的人后来都变成了有影响力的文学创新者。根据他的蓝图，他们建立了这些现代文体：侦探小说（代表人物是阿瑟·柯南·道尔）、科学幻想小说（代表人物是儒勒·凡尔纳）以及恐怖小说，尤其是带有怪异心理的人物特性的恐怖小说[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H. P．洛夫克拉夫特，以及今天21世纪的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尽管采取这些文体的小说在大众读者中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发展，但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未能登上大雅之堂，也未能得到严肃批评家的青睐。
爱伦·坡后来才逐步被人们承认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这是夏尔·波德莱尔极具洞见的介绍及其出色而又统一的法语翻译的结果。在《恶之花》(The Flowers of Evil)中，波德莱尔以经典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对灵魂的令人震惊与病态的看法，这让他成为象征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先知。
波德莱尔与爱伦·坡的第一次邂逅，是他为傅立叶杂志翻译《黑猫》时。他很快开始翻译爱伦·坡的那些小说，以1846年对《催眠启示录》为开端，他把这篇译作作为科学、神秘主义、想象力，与文学严格性的史无前例的纯粹现代式结合，呈现在法国读者面前，并完美地实现了与1848年工人革命前盛行的乌托邦宇宙观的契合。在1851年拿破仑三世(NapoleonⅢ)的反动政变之后，波德莱尔淡化了他此前极力推崇的爱伦·坡作品中对科学与技术的介绍[例如，将《写作的哲学》翻译为带有神学意味的《诗歌的创世记》(La Genèse d'un poème)]。他将爱伦·坡描述为“遭到诅咒的诗人”的典型：一名在与他敌对的功利世界中追求超凡世界之美的有悖常理的艺术家，因为反对现代的陈腐与虚伪而凄惨地英年早逝。
波德莱尔在爱伦·坡的身上刻上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纯诗歌”巨匠的图标，这一点极大地启发了斯蒂芬妮·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和保罗·瓦勒利(Paul Valéry)。这些诗歌创新者辉煌的名声和他们对爱伦·坡的极力推崇，让英美两国的作者和批评家开始重新评价他的作品。然而，T. S．艾略特(T. S. Eliot)对那些欧洲式文学不屑一顾，而D. H．劳伦斯(D. H. Lawrence)则显然认为他“几乎更多的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诗人”。[1273]爱伦·坡被当作超现实主义和其他先锋派的先驱，他强烈而且不平衡的自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Conrad)和卡夫卡(Kafka)[1274]以及无数后世作家尝试打破体裁惯例，采用不可靠的叙述方法和观点创作小说树立了楷模。
在拉丁美洲，爱伦·坡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榜样，而在21世纪，罗伯托·博拉尼奥(Roberto Bola?o)承认：“我们都能从埃德加·爱伦·坡那里阅读到足够多的好作品。”而且，博拉尼奥敦促那些有抱负的作家们“能抽空”思考他的建议。[1275]爱伦·坡现在已经稳稳跻身全世界最受人欣赏与赞美的作家之列。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如同《圣经》一般。他的技巧在侦探小说、恐怖电影和科幻系列中频频出现，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近年来，电影制片人乔丹·皮尔(Jordan Peele)让黑人主演爱伦·坡式的场景[如《逃出绝命镇》(Get Out)揭露了一个催眠奴役的阴谋，而在《我们》(Us)中，复仇的幽灵折磨着一个姓威尔逊(Wilson)的富有家庭]重新讲述了当前因为种族和阶级而遭到强制排斥的恐怖。
宇宙预感
爱伦·坡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和艺术领域。曾经与查尔斯·达尔文同时[1276]独立地提出了一项自然选择理论的探险家、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本杰明·皮尔斯的儿子、哲学实用主义的怪杰奠基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也同样如此。通过研究《乌鸦》的生理作用，皮尔斯检验了他自己有关词语的能量的理论。[1277]他的符号学、“诱导”（一种无法被简化为归纳或者演绎这种慢速推导的快速推理法）和宇宙学作品，均体现了爱伦·坡的文学批评、推理小说和《尤里卡》对其的影响。
20世纪初，出现了对作为科学思想家的爱伦·坡的更大兴趣。此时，牛顿关于稳定的机械式宇宙的观点已经受到了生命的进化学说、超越了欧几里得(Eυκλειδη?)的几何系统，以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牛顿的“发条装置”的限制）的影响，并因此得到了扩充和改变。爱伦·坡对宇宙故事的改写，包括《尤里卡》关于“时间和空间是同一个事物”的宣告，这时好像突然变成了某种预言。
1941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爱伦·坡传记的作者阿瑟·霍布森·奎恩(Arthur Hobson Quinn)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力图弄清《尤里卡》对新物理学的先期影响。奎恩因此与英格兰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通信，后者凭借为相对论提供经验证据而闻名于世。爱丁顿是贵格会教徒，对于人与神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很感兴趣。[1278]他认为，《尤里卡》是一部尝试将爱伦·坡“那个时代的科学与思想上更富哲学和灵性意义的渴望协调的人的作品”，而爱伦·坡“在多样化中的统一、在统一中的多样化”的想法现在正在“科学理论中真正得到实现”。[1279]然而，爱丁顿想要确定的是，直觉的任何跳跃都经过了谨慎的经验与数学步骤的回溯：尽管爱伦·坡陈述了“一项终极真理”，但“必须”让科学“本身通过一步步的发展自行将它找出来”。爱丁顿按照他的职业自《尤里卡》问世以来这一个世纪艰难地赢得的地位来判断：“在爱伦·坡当时的科学状况下，他所提出的更为明确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它是业余的。”根据划分职业科学家和业余爱好者两大群体的界限，爱丁顿把爱伦·坡放到了业余爱好者这一边。在爱伦·坡的有生之年，这一分界才刚刚得到了明确的认定。
奎恩也征求了相对论的创造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本人的意见。有趣的是，1933年，当爱因斯坦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的职务后不久，他曾用德语回答了理查德·金贝尔(Richard Gimbel)有关爱伦·坡的宇宙学的询问，金贝尔是图书收集者、耶鲁大学航空学教授，也是百货商店继承人。在快速阅读了《尤里卡》之后，爱因斯坦说这是“一位迥异于常人的思想家的非常杰出的成就”。[1280]但在1940年回答奎恩时，爱因斯坦的评价远没有如此赞誉有加。尽管他发现，这本书的前一半因为认识到“真正的科学只有通过系统的实验与逻辑建设的结合才有可能取得”所以“非常机智、引人注目”，但在后一半中，爱伦·坡失去了对“这种关键风格的一切感觉”。[1281]爱因斯坦表示：这一著作总的来说，与他“每天收到的恶作剧式匿名信惊人地相似”。当写下这些话时，爱因斯坦依然在进行多年来与量子力学某派别就某些观点的争论[1282]：它赋予机会的角色（或者说与宇宙“玩骰子”），它认为感知能影响物理真实[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观察者效应”]，以及它有关宇宙膨胀的宇宙学含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尤里卡》中，爱伦·坡在这些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否认引力是一种基本原则。
20世纪后期，科学家们重新审视了《尤里卡》。意大利天文学家阿尔贝托·卡皮(Alberto Cappi)认为这部作品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他认为，通过把星云假说扩展运用于整个宇宙而不是局限于某个恒星系，并对星云最初如何出现提出了一个物理解释——爱伦·坡做出了在18世纪或者19世纪任何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无论他们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还是诗人。通过《尤里卡》，爱伦·坡是“在牛顿的框架下想象了进化的宇宙”的第一人。[1283]
天体物理学家爱德华·哈里森(Edward Harrison)证实了爱伦·坡的一项不那么辉煌但更具体的成就：解决了“奥伯斯悖论”(Olbers's paradox)[1284]，即夜空黑暗的原因。爱伦·坡回答了牛顿的无限宇宙留下的不解之谜：如果在整个无限空间内确实都存在着恒星，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它们之间的空隙中看到的是未被照亮的黑暗？他的回答涉及将宇宙视为一个有自己的历史的物体，它的现状保存着有关它的过去的线索。宇宙必定有一套情节，它必定会随着时间展开。尽管宇宙大得让人瞠目结舌，但它也有自己的终结和开始。
卡皮和荷兰化学家勒内·范斯洛滕(René van Slooten)甚至提出了有关爱伦·坡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更让人激动。范斯洛滕认为，爱伦·坡的宇宙学对当代科学的贡献远比人们已经承认的更加具有实质性意义。在《尤里卡》对宇宙的描述中，宇宙以一个单一的粒子开始，通过一次急速的闪光向外爆炸——在一些重要方面，这与人们在20世纪初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完全一致，后者是有数学根据的宇宙进化论，其中还考虑了相对论的约束条件。
最早形成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荣誉属于两位数学家、宇宙学家：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和比利时的乔治·勒梅特(Geoge Lema?tre)。弗里德曼于1924年发表[1285]了一篇有关空间曲率的数学论文，这种曲率状况可以让宇宙膨胀。他最喜欢的作家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勒梅特则是一名天主教牧师，后来成为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s Pius Ⅻ)和约翰二十三世(John ⅩⅫⅠ)的顾问，他于1927年提出“宇宙正在膨胀”。1931年，他发表了“原始原子假说”[1286]，与《尤里卡》对“原始粒子”的描述极为相似。勒梅特曾在剑桥大学师从爱丁顿。尽管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场火灾，但他也是一名资深文学学者，发表了一些有关莫里哀(Molière)的文章。作为20世纪初比利时知识界圈子的成员，他也知道法国诗坛领军人物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作品。
瓦莱里痴迷于科学家与艺术家共享的思想过程与方法，他研究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笔记，并与爱因斯坦以及物理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有过交流。1921年，瓦莱里发表了《关于〈尤里卡〉》(Au sujet d'Eureka)，热情赞扬爱伦·坡的宇宙学，坚持认为它与相对论之间存在共通之处：“事实上，爱因斯坦宇宙的根本特征是其形式上的对称。其中蕴含着它的美。”[1287]与此同时，当创造性进化论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国际上名声鼎盛时，瓦莱里在文章中指出，爱伦·坡宇宙观至关重要的核心是：“在物质中包藏着一种永恒的热烈激荡”，而且，“一切事物都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激励、旋转、交换与辐射的扰动”。
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从弗里德曼或者勒梅特那里得到直截了当的证据，但爱伦·坡的《尤里卡》或许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宇宙大爆炸这一现代科学极为重要的宇宙学陈述，以及它的后续理论：宇宙大收缩，即膨胀中的宇宙最终塌陷。如果你倾向于赞同这种看法，那你还会发现他的其他“宇宙预感”：有些物理学家的观点与《尤里卡》类似，他们信奉一种“循环宇宙论”，认为宇宙正在永无休止地从大爆炸发展到大收缩，然后一切重新开始；弦理论的某些版本也与爱伦·坡的观点相同，认为引力不是宇宙的一种基本力；而爱伦·坡对与我们的宇宙并列的“无限序列的其他宇宙的想法，也类似于一种量子多重世界的理论。[1288]尽管《尤里卡》的前言说将这部作品献给那些梦想家以及那些坚信梦境是仅有的真实的人们，但《尤里卡》中的想法非常奇怪地与另外一种想法对称，这种想法就是：即使是那些仅仅相信科学真理的人，现在或许也正生活在一个由爱伦·坡帮人们想象出来的宇宙当中。
你如何说明自己睿智？
我们已经看到，在内战前的美国，区分职业科学家与业余爱好者（或者古怪人士）的制度性标准才刚刚成形，而爱伦·坡恰好利用了其中大部分模糊地带，给出了他自己对空气静力学、贝壳学和心理学的分析，并在密码学、信息理论[1289]和宇宙学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同代人戴维·布鲁斯特曾经说：“现代科学是‘一个辉煌的奇迹’，而有了爱伦·坡这些被人忽略的成就，我们便或许可以把他放入这一‘辉煌奇迹’亲手缔造者的群雄榜。”
无疑，现代社会从爱伦·坡的那个时代继承了许多遗产，包括贝奇、亨利和他们在塑造美国制度与国际制度方面的合作者的努力。在定义科学方面的权威，例如AAAS以及贝奇、亨利、皮尔斯和阿加西斯于1863年创建的圈子更小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权威，为研究人员制定统一标准、评价科研成果和以同样的语言交流创造了基础。他们提供了一种平衡力，能消灭鲁莽的投机和危险的造假活动；他们宣扬不同意见，证实共识，并在诸如公共卫生、工业安全、传染病和气候变化等大众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提供非正式的建议。爱伦·坡经常就这些项目发声，支持科学出版和国家研究机构。他为美国文学做出的努力也有类似的公众目标，即促进艺术，承认其取得的成就。
爱伦·坡也在关注科学的过分扩张。正如他在以迪潘为主角的小说中表现的倒霉的警长那样，那些专注于公式化过程的人经常忽略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他看到一些人毫不置疑地信奉已有的权威方法和“视觉证据”，这便使知识变成了静止的、狭隘的图像，而方法、机制、效用和获利性则强行出现在可能并不需要它们的场景中。因此，可以将《创作哲学》解读为对这种“闯入”的绝好讽刺。科学消解了世界本质的神秘感，将自然界凝聚为一个被动的、没有生命的物质仓库，人类可以观察、掌握与利用它，让它为人类选择的目的服务。
不带个人色彩的客观理性以超然、自律与不存在价值的观察为特征，逐渐成为爱伦·坡所生活年代的科学指导原则，为技术和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创立了条件。这些都变成了“进步”的标志。但正如爱伦·坡看到的那样（我们今天甚至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中立性”的立场也可以让科学用于毁灭和其他非正义的目的。对一些人，包括亨利、贝奇以及爱伦·坡本人来说，这种客观性意味着避免争论奴隶制问题并默许现状；而对其他人，包括塞缪尔·莫顿、路易斯·阿加西斯和后来的优生学家们，则意味着利用科学特许的“普遍性”为偏见和压迫进行辩护，正如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在1854年说的那样：“多少有些令人注目的是，在一个知识得到了如此广泛传播的时刻，……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却禁止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组织一次意义重大的团聚。”[1290]在掠夺美洲原住民土地的西部殖民这一血腥过程中，科学家们同样扮演了领导角色，而在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探险的活动中也是如此。他们的继承人帮助制造了有能力结束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武器，而其他人则鼓吹“理性选择”理论，其中的世界政治是在确保相互毁灭的棋盘上展开的。
事实问题必须与价值问题完全分开，这一观点让科学和与其相关的技术获得了任意施为的自由。除了无可否认的益处外，“客观科学”也促进了生产和采掘工业的发展，它们现在正在这颗行星上肆虐，它们就是爱伦·坡预言的摧毁“大自然美好容貌”的“冒着烟的庞大熔炉”。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自然神学家们对造物主的智慧与美德的信仰，被转变成广泛传播的对科学的智慧与美德的信仰。科学的物质利益和道德威望，让它“理直气壮”地否认自己与其致命的副产品之间的关系，并将不应得到的权威授予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欺诈操纵者。这种不恰当的信念甚至让一些人相信：我们为了扫除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混乱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而已。
在他写下的一切文字中，爱伦·坡指出了贯穿整个存在的破坏、不和谐和堕落的线索。这些洞见更加深了他对理性掌控或叫作线性进步的主张的怀疑。它们让他认识到了人类构造的脆弱性，以及我们对周围的环境不牢靠的依赖性。虽然爱伦·坡本人也时常有狂妄自大的表现，但他同时以强烈的羞耻感意识到了人类的局限性，表现为他对自己和人类所做的许多错误事情的厌恶：他们相互放任，无论对地球还是人类自己，都造成了许多伤害。
然而，尽管他对科学的过分行为与盲点有所警告，尽管他喜欢通过有趣的恶作剧并以很强的艺术性表达这些模棱两可之处，但爱伦·坡绝不是知识虚无主义者。他认识到了准确的观察，包容广阔的理论、直觉的发现和有实用意义的、经过了良好检测的共识的价值。尽管他的某些做法类似于巴纳姆那类一心赚钱的江湖骗子行为（他们的谱系一脉相传，甚至一直传到了2016年大选中的白宫[1291]），但爱伦·坡的神秘把戏是为崇高的理想服务的。
他何以热爱科学并认为它睿智呢？从他在《十四行诗——致科学》中提出的早期问题一直到《尤里卡》，爱伦·坡都在热切地吸收着在他的那个时代不断铸就与扩大的标准科学的知识。他也将自己置身于那些通俗科学引人入胜的领域，并热烈地迎接催眠术、活力论和自然哲学向普通力学、神学和无生命的唯物主义发起的挑战。他学习了取得知识的另一种方式：打破种族偏见，超越按部就班的逻辑规则，追随飞蛾对星辰的渴望般的直觉跳跃。
尽管他预期人们会误解《尤里卡》，但他的宇宙学表达了情感的智慧和人类对其研究内容的深刻参与。《尤里卡》提出了一种科学观点，其中美丽和同情与效能和积累同样有价值；知识的目的、指导价值、用途、长期后果、短期结果和引人注目的创新同样重要。
在《阿恩海姆乐园》中，爱伦·坡讲述了一个迷人的预言，描述了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也不曾居住过但有责任创造与选择的自然界。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下，将艺术以及科学引导下的技术表现为自然界在其他手段的作用下的延伸时，他将人类及其发明当成了一出宇宙剧目中同时扮演正面和反面角色的演员。要创造一个宜居世界，需要想象力和美学判断力，还需要有广博的同理心，并认识到，尽管地球可能会屈服于我们的要求，但我们永远无法掌控这颗星球。
如果我们在审视爱伦·坡的作品时能迅速地“转动我们的脑袋”，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潜在的创作哲学。[1292]爱伦·坡笔下的世界是“多层多样”的，他在其中揭示了一个又一个真理，“一个起点永远在另一个起点后面”。无论个别地还是整体地考察，他的作品经常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真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或者同时出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超然的客观性与充满激情的、参与式的同理心互为镜射；充满活力的整体主义既支持也反对机械的简化，物质变精神，然后又变成物质。
在万花筒般的现实主义中，经验的观察、神秘的揭示和无可改变的怀疑不断地交换位置，正如他在《尤里卡》中说的那样：“一棵树可以同时是一棵树又不是一棵树，这是一种天使或者恶魔可能抱有的想法。”新的现实的布局会按照我们聚焦的领域和塑造我们的回答的工具出现（感觉器官、概念、预言、感知和交流技术），“渺小存在于伟大中间，一切都在神圣的精神之中。”
这种哲学不大可能得到那些永恒制度的建立者，或者某种整体合理性的保卫者的赞同。但它可能对有些人很有吸引力，这些人会觉得，那些被普遍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可能根本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人们的共识，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真实。他们相信，别的世界总是有可能存在的，它们可能更加美好，或更加奇怪。
进入“黑暗之海”
爱伦·坡在其作品中所设置的情节巧妙地向读者传达了一种感觉，即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既无法掌握也不完全理解的离奇力量环绕与占据。为了阻止似乎总在前方的毁灭[1293]，他为书中人物设计了装备、制订了计划并引入了一些科学原理，在混乱中引入秩序，给阴影带入光明。
恐惧驱使我们固守自己的习惯，以求得保护与慰藉。我们修筑了堡垒、壕沟和墙壁，避免分心或者伤害、削弱或者背叛。但这些隔绝性建筑日渐脆弱，因为它们也受到了错误潮流的侵袭。
在一份很可能可以被称为爱伦·坡最隐晦的小说的鲜为人知的手稿[1294]中，我们可以听到爱伦·坡发出的不断反抗混乱与毁灭的呼喊，以及他不可避免的失败。这是在爱伦·坡死后才被发现的故事，它没有写完。
人们后来为这篇残稿加了一个标题——《灯塔》(The Light-House)，它很可能是爱伦·坡在1849年写的，但它与爱伦·坡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曾撰写的小说呼应，当时他在费城，正处于美国技术、科学和文学活动的中心。几年前，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就职时承诺建造“天空灯塔”，即天文观察站，以巩固美国恒星和风暴科学的通信网络。贝奇和亨利后来启动了一个联邦灯塔项目，作为海岸调查的一部分。
与《泄密的心》一样，在爱伦·坡的这篇残稿中有一个焦躁、不可靠的叙事者。它对外表详细而偏执的描述与《丽姬娅》《陷阱与钟摆》和《一桶阿蒙蒂亚度酒》类似，而它遥远的海洋背景则让人想起了《大旋涡历险记》和《阿瑟·戈登·皮姆：楠塔基特岛旅行叙事》。
但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是以一种未完成、无日期的状态出现的，这一事实让它成了一个真正的“瓶中手稿”，既不知道发送人，也不知道目的地。此刻，在我们即将结束本书、爱伦·坡本人也不可能再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能通过他持续影响着的作品让他复活，则《灯塔》可以毫无疑问地让我们再次听到他那紧张而锐利的声音。
下面是这篇小说的全部：
1796年1月1日，这是我在灯塔上的第一天。按照我和德格拉特(De Gr?t)的约定，我写下了这篇日记。我会尽量按时地一直写下去，但谁也不知道像我这样完全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里会出什么事，我可能会生病，或者更糟……好在到现在还没事！那艘小艇侥幸逃过了一劫，但只要我还在这里，毫发无伤，又何必为此忧心忡忡呢？只要一想到，这至少是我在生活中第一次完全独自一人，我的精神状态就会好起来。就像——当然了，尽管海王星体型不小，但我们不会认为它算是一个“社会成员”。我的上帝，我对“社会”的信任，能达到我对这只可怜的狗的信任的一半吗？如果能，我或许就永远不会与“社会”分离了，至少今年不会分离……最让我吃惊的是，德格拉特为我弄来这项任命居然如此困难，哪怕我还是这个国家的一位贵族呢！这不可能是因为教会上议院对我是否管得了这座灯塔有任何怀疑。在此之前它就是由一个男人管理的，而且他做得和以前通常指派的3个人同样好。这里其实也没什么可干的，白纸黑字印刷的指示清楚极了。让奥恩多夫(Orndoff)陪伴我是绝对不行的。只要他能接近我，我的书就根本写不下去，我实在无法忍受他的啰唆，更不要说他不停地用他的海泡石烟斗抽烟了。而且，我就是想一个人在这里……奇怪的是，在此刻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独自一人”这几个字听上去这么沉闷：“独自”！我甚至有点怀疑，这些圆柱形墙壁的回声有什么特异之处了，但是，没有！这完全是胡思乱想而已。我确实相信，我会因为自己离群索居而变得神经质。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发生，我还没有忘记德格拉特的预言。现在我就赶紧跑到塔灯那里，环顾周围，“看看那些我能看到的东西”……确实，看看我能看到的东西！但其实也看不到多少。我觉得，涌浪略微变小了一点儿，但不管怎么说，那艘小艇的返航之路将会十分艰辛。在明天中午之前，它几乎不大可能看到诺兰(Norland)，而且它的航行距离几乎不可能超过190英里或者200英里。
1月2日。今天我在狂喜中度过，我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我热爱独居，其中真的妙处无穷。我说的不是满意，因为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对今天经历的喜悦感到厌倦……黎明时分，风停了，而到了下午，海潮退下去了很多……除了海洋和天空，什么也看不见，哪怕用上望远镜也不行，虽然偶尔有海鸥飞过。
1月3日。整天一片死寂。到了傍晚时分，海洋看上去如同镜面。几缕海草进入了我的眼帘，但整整一天，除了它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天空中连一丝白云都没有……我就好好地在灯塔里探究了一番……这是一座非常巍峨的建筑。这一点是当我在沿着它没完没了的楼梯攀爬时发现的。照我说，从低水标志到塔顶差不多有160英尺，但从建筑内部的地板到最高点，这一距离至少有180英尺。所以，地板至少要比海平面低20英尺，即使在低水位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似乎灯塔底部空洞的内部应该是由实心的砖石结构填充的。毫无疑问，整个建筑会因此变得更加安全——不过我在想些什么？在任何情况下，这样一个结构本身都已经足够安全了。哪怕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肆虐地球的飓风，身在其中的我也应该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但我确实偶尔听到海员们提起，当刮起西南风时，这里的海面比其他地方都高，除了一个例外——麦哲伦海峡(traits of Magellan)的西口。尽管如此，不管什么风浪，对这样用铁铆接的坚固的墙都无能为力，因为它距离高水位标志50英尺，墙厚4英尺，而不是1英寸……我觉得，灯塔建筑的地基似乎是白垩……
1月4日……
爱伦·坡的这部残稿到此便再无下文，但我们或许可以猜到下面会发生些什么。这座灯塔将会不可避免地逐步发生灾难性的坍塌，而叙事人自己脆弱的防线也将同样如此。他追求的是孤独、安全的小圈子，让他能观察、测量和记录，然而矛盾的是，这样一来他将前所未有地完全暴露在破坏力之下，无论对身体，还是对心灵的破坏。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我们都会回到大海深处，那里是我们的起源之处。与此同时，我们或许会重新设计我们的艺术、科学和思维的魔灯表演和景观花园，以优美与说明问题的形式将它们短暂地组合在一起，同时注意着它们不可避免的解体。
爱伦·坡描述了在他所处时代和国度的那些奇特的确定性和永不消逝的担忧。除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情况，他也显示了“纯粹地活着”的迷人与恐惧。爱伦·坡向他的读者发出了信号，让他们能在他死后很久之后继续了解他。爱伦·坡让理性的锐利目光变得更具剖析力，而它审视之后留下的黑暗会变得更加浓郁。
致谢
我衷心感谢以下机构的工作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范佩尔特图书馆和基斯拉克中心；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珍本图书馆、伯格收藏馆和普福茨海默收藏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塞姆中心；费城图书馆公司；费城历史学会；费城自然科学院档案馆；费城自由图书馆珍本图书馆；纽约历史学会图书馆；亨廷顿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博迪图书馆；美国西点军校的特别收藏部；史密森学会档案馆；里士满的爱伦·坡博物馆；以及爱伦·坡在费城、巴尔的摩和纽约的旧址博物馆。
感谢来自以下机构的重要支持：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资助FA-252132-17）；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卡尔曼学者和作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亨廷顿图书馆；以及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
西蒙·谢弗从本书成形伊始就对其形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建议；著名的理查德·科普利慷慨地提供了宝贵的评论和建议；与克莱尔·卡莱尔的仔细讨论帮助我清除了不必要的内容；肖恩·莫兰为“灯塔”的相关内容提供了重要建议；乔纳森·埃尔默让我对爱伦·坡的传媒观点更加清晰；米歇尔·斯迈利提供了早期摄影的相关资料；詹姆斯·德尔伯戈帮助整理了18世纪的有关内容；莎莉·格雷戈里·科尔斯泰特分享了她对美国科学家和机构的认识；理查德·约翰提供了一些战前的资料；与吉姆·西科德交谈和阅读使我受益无穷；布里特·鲁塞特打开了非裔美国人的科学之门；阿克塞尔·詹森使我对贝奇和国家建设的相关内容更加明晰；乔什·纳尔为有关学会的内容提供了正确的资料；大卫·凯泽纠正了我某些离奇的猜想；勒内·范·斯洛滕分享了他关于勒梅特和爱因斯坦的发现；J·杰拉尔德·肯尼迪分享了他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知识。我还要感谢费城坡之家的海伦·麦肯纳-乌夫和乔安妮·希奇里齐，感谢瓦格纳自由科学研究所的苏珊·格拉斯曼、让·斯特劳斯、玛丽·德奥利格尼、肯·阿尔德和詹姆斯·钱德勒提供的多方面和多形式的支持。
感谢来自沃伯格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各种学术圈的朋友同人，以及许多与我交流、给我鼓励的人：埃斯特·艾伦、罗比·阿罗诺维茨、塔玛拉·巴尼特-赫林、尼古拉斯·巴雷尔、艾蒂安·本森、卡林·伯科维茨、查尔斯·伯恩斯坦、鲍勃·布莱恩、杰里米·布鲁克、格雷厄姆·伯内特、大卫·西普利、布莱恩·康诺利、露丝·施瓦茨·考恩、洛林·达斯顿、黛比·戴维斯、艾米丽·多兰、玛瓦·埃尔沙克里、埃姆隆·埃斯普林、埃尔娜·菲奥伦蒂尼、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里夫卡·加尔琴、彼得·加利森、伯纳德·盖根、凯茜·基尔、安德里亚·古莱特、迈克尔·哈格纳、凯文·海耶斯、爱德华·琼斯-伊姆霍特普、马修·琼斯、丹·凯夫尔斯、艾娃·科夫曼、罗伯·科勒、伊莱恩·拉斐、布鲁诺·拉图尔、迈克尔·莱哈、丽贝卡·莱莫夫、罗德里·刘易斯、伯纳德·莱特曼、达娜·梅多罗、伊万·莫鲁斯、普罗吉特·穆哈吉、弗雷德·诺塞拉、艾米丽·奥格登、乔·奥尼尔、凯瑟琳·潘多拉、克里斯泰尔·拉比尔、凯伦·拉塞尔、罗伯特·肖尔尼克、奥托·西布姆、劳拉·斯塔克、安妮·史蒂文斯、迪米特里·托皮茨、让-克里斯托夫·瓦尔塔、托马斯·弗兰肯、莉莉安·魏斯伯格、西蒙·韦雷特、亚伦·温施和杰森·祖兹加，以及1994年借我阅读了《爱伦·坡的科幻小说》的亚伦·戴维斯。
我的编辑，亚历克斯·斯塔使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本身充满愉快，并使我受益无穷，我衷心地感谢他，以及伊恩·范·怀伊、布里安娜·潘齐卡、格雷琴·阿喀琉斯、塔尼娅·海因里希、苏珊·范赫克、英格丽德·斯特纳、阿曼多·维夫，还有“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的每个工作人员。艾丽斯·切尼机构的亚历克斯·雅各布斯对这本书的打造倾注了多年的心血；亚当·伊格林的持续支持也至关重要。克莱尔·萨贝尔在注释的研究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尤其是“坡的实验”的幸存者。
衷心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她将巴尔的摩与彩虹色的天文学永久融合在一起，感谢我所有的家人；感谢约瑟夫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享受的娱乐活动；尤其要感谢的是克莱尔。
注释：
[1]此段译文选用了缪哲的译本，本书译者改动了一个字。——编者注
[2]New York Daily Tribune,Feb.2,1848,3.
[3]Nathaniel P.Willis,“Mr.Poe's Eureka, ”New York Home Journal,Feb.5,1848,2,inTPL,720.
[4]Weekly Universe,Jan.1848,quoted by George W.Eveleth to Poe,July 9,1848,inTPL,719.
[5]Charles Eames,New York New World,Feb.15,1845,inTPL,503.
[6]Frances Sargent Osgood, quoted in Hervey Allen,Israfel:The Life and Times of Edgar Allan Poe,2 vols.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6), 2:643.
[7]Sarah Helen Whitman,quoting a letter from 1846,in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ed.James A. Harrison, 17 vol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02), 1:246.
[8]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093千米。——编者注
[9]Poe to George W.Eveleth,Jan.4,1848,in Ostrom,2:354-57,andTPL,716.
[10]George W.Eveleth to Evert Duyckinck,Nov.23,1847,inTPL,709.
[11]John Donkey(Philadelphia),Jan.1,1848,TPL,710.1847年12月17日，沃尔特·惠特曼在《布鲁克林鹰报》即将发行的创刊号《约翰·唐基》上摘选了这段话，并称这个笑话是“真正粗俗，但深刻真实的东西”，inTPL,711.English's novel,first released in 1843,was republished in late 1847 asWalter Woolfe;or,The Doom of the Drinker;TPL,711。
[12]Poe to H.D.Chapin,Jan.17,1847,in Ostrom,2:644-45,andTPL,717.
[13]Poe to Nathaniel P.Willis,Jan.22,1848,in Ostrom,2:647,andTPL,718.
[14]“尤里卡”(ε?ρηκα)是一句希腊语，即“我发现了”之意。相传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因为思考如何测量黄金纯度而发现了浮力定律，大喊道：“尤里卡！——我发现了！”故也有版本将爱伦·坡的《尤里卡》译为《我发现了》。——编者注
[15]约翰·普林格尔·尼科尔的演讲被转录成文字，并于1848年2月3日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后又被收集成册：J. P. Nichol,Views of Astronomy: Seven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Mercantil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in the Months of January and February,1848(New York:Greeley&McElrath,1848);J.P.Nichol,Views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eavens,in Letters to a Lady (Edinburgh: Tait, 1837)。
[16]爱伦·坡一度否认读过《遗迹》（见Poe's letter to George E. Isbell, Feb. 29, 1848, in Ostrom, 2:658-61），但是他充分注意到了该书的论点以及深意（详情可见本书第14节）。
[17]Maria Clemm,in George E.Woodberry,The Life of Edgar Allan Poe,Personal and Literary,with His Chief Correspondence with Men of Letters,2 vol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09),2:236.
[18]Albion,Feb.5,1848,inTPL,722.
[19]Maunsell B. Field,Memories of Many Men and of Some Women: Being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Emperors, Kings, Queens, Princes, Presidents, Statesmen, Authors, and Artists, at Home and Abroad,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New York:Harper&Brothers,1874),224,inTPL,720.
[20]Poe,Eureka,8；该引言与以下3条均摘自the critical edition ofEureka,ed.Stuart Levine and Susan F. Lev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21]同上，28。
[22]同上，100。
[23]同上，23。
[24]John Henry Hopkins,New York Morning Express,Feb.4,1848,inTPL,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