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止境的骄傲
形成了深不可测的黑暗之潮——
一个奥秘，还有一段梦境，
这似乎就是我早期生活的写照。
——爱伦·坡，《模仿》(Imitation)[31]
魔术幻灯片《“半月”和“新月”》（英格兰，约1847年）
1 少年天文学家
在1825年夏季的闷热日子里，任何路过第五街(Fifth Street)和缅因街(Main Street)拐角那座豪宅的人，只要抬头仰望阳台，都可以看到一位身材修长的少年在仔细地调整望远镜。这座房屋坐落在肖科山(Shockoe Hill)上，山坡向詹姆斯河(James River)延伸，正是这条潮汐河让里士满市与大海相连。当少年透过那台用玻璃、木料和黄铜制成的仪器[32]向外窥视时，他时而小心地移动，时而耐心地一动不动；白天他会追踪随着浪潮进出的船只，夜晚则会紧盯星辰。
这位时年16岁的天文学家就是埃德加·爱伦·坡，人们有时称他爱迪(Eddie)，有时称他埃德加·坡(Edgar Poe)或埃德加(Edgar)。他熟习星图和星体运动轨迹的计算知识，并涉猎相关传说，从而熟知星座的位置。他眉清目秀，淡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且头脑敏捷聪慧；有人认为，他时而活跃、时而庄重的举止与鸟儿相似。从1821年起，他就在少年绅士们就读的里士满学院(Richmond Academy)里读书，并在语言学、修辞学以及该院引以为傲的天文学、圆锥曲线、代数、微积分和力学等课程[33]中笑傲同侪。
埃德加是个孤儿，是寄养他的家庭中唯一的孩子。他和朋友们时常在市外的树林中奔跑，在拳击比赛、恶作剧和探险中较量。他曾经横渡詹姆斯河最宽的水面，游程约10千米，并将这一壮举比作乔治·戈登·拜伦勋爵(Lord George Gordon Byron)横渡赫勒斯滂海峡(Hellerspont)[34]的行为。和拜伦一样，他也是一位诗人。他曾写道，自己的心中“奔涌着深沉激情的狂澜”[35]，并将这种情感倾注于富于乐感与沉思的诗句。他非常沉迷于小说、探险故事、历史书籍和那些在他的养父约翰·爱伦(John Allan)的商店中出售的杂志。
无论外貌还是性格，埃德加与约翰·爱伦都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约翰·爱伦高大魁梧，注重社会地位和自身欲望的满足。他给家人创造的优渥生活靠的是烟草交易。这些辛辣烟草产自弗吉尼亚西部与南部种植园，由强占了美洲印第安人土地的殖民者买来的非洲裔奴隶们收割、捆绑，将其装上大车运往里士满，并在那里卖出、加工处理、包装，最终运往美国北方各州和英格兰。与沉迷于书籍的养子不同，约翰·爱伦关心的只是烟草的发货和到货时间、气候、价格及成本。
这座豪宅叫摩尔达维亚(Moldavia)，距离里士满的烟草与棉花市场只有一箭之遥；几条街外的肖科洼地(Shockoe Bottom)是买卖奴隶的场所。约翰·爱伦于1825年6月买下了这处房产，那时他已经在里士满自诩精英和南方贵族的绅士圈子中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豪宅位于这座城市的最大建筑群，它们的白色圆柱与圆顶遵循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帝国礼仪标准建造而成。摩尔达维亚有3层楼高，带有支柱门廊，宣告着约翰·爱伦从惨淡经营的生意人转向种植园主与商界寡头的崛起。正如豪宅中的画像、华丽的帷幔和精美的家具一样，埃德加的望远镜同样展现了财富和品位。它也是爱伦所珍爱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对跨大西洋贸易举足轻重的领航和绘制地图的工具。
几十年前，约翰·爱伦从苏格兰乘船来到了里士满，投奔他的叔叔威廉·高尔特(William Galt)，一位成功的商人。后来，约翰·爱伦与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合伙，开始进口家用货物、纺织品和杂志，向富有的顾客兜售。再后来，他娶了一位种植园主的女儿弗朗西丝·基林·瓦伦丁(Frances Keeling Valentines)为妻。在1812年战争[36]之后的一些年，埃利斯-爱伦合伙公司(House of Ellis and Allan)一度风雨飘摇。而在约翰·爱伦的叔叔于1825年3月去世后，约翰·爱伦变成了弗吉尼亚最为富有的人之一，他继承了三处大产业——“包括奴隶、存货和从属于该产业的各种资产”[37]，还有在里士满圣公会纪念教堂(Richmond's Episcopal Monumental Church)里彰显高尔特显赫地位的靠背长椅。
埃德加的生母是一位著名的女演员，被誉为“美国最漂亮的女子之一”[38]，但她于1811年死于里士满，于是约翰·爱伦和弗朗西丝·爱伦夫妇收留了当时年仅两岁的埃德加，埃德加从此成了埃德加·爱伦·坡。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对他视若己出，把他当作弗吉尼亚未来统治阶级的一员来培养，让他认为自己有一天会继承一笔庞大的遗产。然而，约翰·爱伦一直不肯在法律上正式收养这个男孩，这让爱伦·坡的童年变成了他为赢得约翰·爱伦的爱和认可的无情考验。
到了1825年夏季，爱伦·坡已经年届16岁，但他与那易怒的养父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进一步加剧。弗朗西丝·爱伦一直溺爱着爱伦·坡，他也以同样的爱回报她。然而，爱伦·坡对投身商海兴趣寥寥，这让约翰·爱伦大为恼火。爱伦·坡现存的最早诗稿正是写在一张约翰·爱伦用来计算贷款复利的纸上。[39]
约翰·爱伦对他那娇弱的妻子越来越冷淡。对爱伦·坡，他则态度倨傲、视若无物、动辄发火。他是一个严厉的人，会因为爱伦·坡孩子气的错误鞭打他。他时而会大方地给爱伦·坡大笔零花钱和礼物，但有时又吝啬得令人费解。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一刻让爱伦·坡忘记：他们之间既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法律上的父子关系，因此爱伦·坡无权期待任何遗产。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约翰·爱伦与爱伦·坡生母的议论也开始发酵。
有了望远镜，爱伦·坡可以跨越太空旅行。当他蹲在镜头前时，模糊的迷雾分解了，成为一团吸人眼球的黑暗，还有细微的光点散落其中，揭示了一幅显示奇异地点的准确、诡异的图像。他也躲进了诗的意境，根据描写“长庚星”的诗句(Evening Star)在脑海中上演了一出天空的戏剧[40]：
透过更为明亮的冷月之光，
星辰运行在轨道上，
显现了苍白的容颜，
她的奴隶是行星，位于中央，
她自己在天空中，
她的光束辉耀着海浪。
他以“夜的主宰”恭维月球，但也在凝视着“她清冷的微笑；太冷了——对我来说”之后，转向了金星(Venus)，即长庚星。这颗星扮演的“骄傲的角色”迷住了他：
我更加赞美
你遥远的火光，
而不是在夜空中，
更冰冷的卑微寒芒。
尽管华美的月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诗人追求的是更稀有、更遥远的欢乐。
这些超脱凡俗的简练诗句是爱伦·坡十几岁的时候写下的，预示着他未来的诗人之路。它们也反映了他充满忧虑的童年世界：在一座水上之都、一个矛盾价值的商业中心，古典的理想、对现代科学的神往、对暴力强制的屈从和对浪漫诗歌的渴望、对比与激情都在发挥着作用。
舞台之子
1809年1月19日，爱伦·坡生于美国北方的波士顿。他的母亲伊莉莎·阿诺德(Eliza Arnold)9岁时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她在舞台上长大，以其饰演的唱歌女郎和（《哈姆雷特》中）奥菲莉亚(Ophelia)的角色迷倒了观众，人们对她的美貌与活泼性格赞叹不已。在早期的美国，表演是一个容易在道德上受到怀疑的行当；在波士顿，戏剧直到1795年才被解禁。在巡回演出中，伊莉莎引起了戴维·坡(David Poe)的关注。戴维·坡来自巴尔的摩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他的父亲坡将军(General Poe)曾在独立战争期间担任德·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的军务长。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巡回演出——虽然戴维·坡常常酗酒，而且在舞台上只能出演配角。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亨利·坡(Henry Poe)生于1807年，随后埃德加·坡出生。当第三个孩子罗莎莉·坡(Rosalie Poe)出生时（也可能在她出生的很久以前），戴维·坡已经离家出走了。1811年，伊莉莎·坡夫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舞台表演大受欢迎。然而，她在里士满出演朱丽叶(Juliet)和其他著名角色时，不幸染上了肺结核。
一位垂死的貌美的女演员，身旁围绕着她的孩子们，其中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多么凄惨的景象。据一位当地商人说，女士们向她表达了敬意：“这一阵这里流行一种时尚——慈善。我们都知道，坡夫人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子，可惜她病得很重，而且在与丈夫争吵之后分手，现在一贫如洗。现在最时尚的‘度假胜地’就是她的房间。”[41]《里士满探索者》(Richmond Enquirer)报道说：“病倒在床、儿女环绕的坡夫人正在请求您的援助，这很可能是她最后的时光。”[42]
12月8日，她去世了。很可能就在几天之后，不负责任的戴维·坡也在诺福克死去。坡家族在巴尔的摩的亲戚接纳了亨利；婴儿罗莎莉则由威廉·麦肯齐(William Mackenzie)和简·麦肯齐(Jane Mackenzie)夫妇收养，他们是约翰·爱伦一家的亲密朋友。在妻子的劝说下，约翰·爱伦把埃德加带回了家。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起公众悲剧：12月26日，就在伊莉莎·坡曾经演出的同一个里士满剧场，正当《流血的修女》(The Bleeding Nun)上演之时发生了火灾，72人罹难。市议会委托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指导下，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一位学生设计的新古典八角形圣公会纪念教堂于宽街(Broad Street)竣工。与几位参议员、国会议员及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一样，约翰·爱伦的叔叔威廉·高尔特出资购买了一条靠背长椅。在爱伦·坡的记忆中，这次火灾和他母亲的去世是联系在一起的。
里士满是美国南部的政治中心，在联邦政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种植园主们依靠商人，这些商人中有许多是像约翰·爱伦和他的叔叔威廉·高尔特一样的苏格兰移民。[43]他们的锱铢必较与种植园主们的慷慨形成了鲜明对照，但弗朗西丝的家庭关系和威廉·高尔特的财富都保障了爱伦夫妇的社会地位。每年夏天，为了躲避里士满的闷热，爱伦一家都会前往白硫黄温泉镇(White Sulphur Springs)度假。[44]在那里，爱伦·坡因为“他孩子气的优雅和坦率、纯情和慷慨的性格”而备受欢迎，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和一对亮晶晶的眼睛，打扮得像个小王子”。[45]
弗吉尼亚人以其重视荣誉和等级观念的传统为豪。这些都被深刻地表现在舞会和决斗的仪式上，由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创作的英雄武士传奇《艾凡赫》(Ivanhoe)和《韦弗利》(Waverly)则向其注入了梦幻般的激情。弗吉尼亚州的大奴隶主贵族紧紧抓住其在国会、法庭和白宫中的地位，确保家族利益，自己不能任职，就派出儿子们来接替。弗吉尼亚人珍视冷静与张狂，鼓励女性的纯洁与雅致，并且充满担忧地维护种族边界。然而这些理想经常因为男性奴隶主们对于他们豢养的女奴隶的性自由而受到破坏，这也是在感觉论者作品和废奴主义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46]
爱伦·坡的活动范围通常在爱伦夫妇用来招待朋友和家人的客厅和仆人的住所之间。在里士满，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奴隶。[47]种族融合在此以无数种方式出现，爱伦·坡的早期童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由黑人仆人照顾，其中包括约翰·爱伦的管家——达布尼·丹德里奇(Dabney Dandridge)。[48]照顾他的人经常给他讲故事。非洲传说[49]——它们代代相传，经过中间叙说者的修改和重新创作，经常描述通过巫术和危险的强迫意念附身的灵魂、死者的尸体恢复生命、邪恶的精灵怎样折磨活人等。爱伦·坡后来那些有关鬼魂出没、墓葬和僵尸一样的亡灵故事及诗歌也将这些非洲和克里奥尔人(Creoles)的主题传递给了读者。
有些批评家觉得，爱伦·坡竟然全情拥抱了哥特式文学，这是非常离奇的。哥特式文学是一种与鬼魂作祟的城堡和受到诅咒的贵族相关的传统文学，由爱丁堡的《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和德国作家E. T. A．霍夫曼(E. T. A. Hoffmann)向大众普及。然而，爱伦·坡在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前言中坚持认为：“恐怖并非源于德国，而是源于灵魂。”[50]更具体地说，爱伦·坡从弗吉尼亚州的贵族氛围和奴隶们日常的悲惨生活中获得了写作灵感，表现为《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简称《厄舍》）和《红死魔的假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中病态的颓废氛围、《黑猫》(The Black Cat)中感情用事的虐待，以及《陷阱与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中的刑具等。弗吉尼亚州奴隶制的中心地位是爱伦·坡童年时代的标志，也是他后期写作的标志。奴隶反抗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但有关其反叛和遭遇残酷镇压的谣传也接踵而至。
作为约翰·爱伦的被监护人，爱伦·坡生活在与种植园紧密相连的弗吉尼亚的特权阶层生活之中。然而，他不得不两次从这个阶层离开。这不仅因为约翰·爱伦是新近打入贵族阶层的新兴商人阶层中的一员，而且更令人沮丧的是，这个阶层的人一再让爱伦·坡牢记，在一个血统至上的文化中，他是一个孤儿，是个演员的儿子。他的亲生父母（尤其是在其模糊记忆中珍藏着的母亲，尽管这种记忆很可能只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早早死亡的悲剧也时时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这些经历，正是塑造一个忧郁、神经质、观察力极强的孩子的“理想条件”。
实验中的共和国
里士满的白人精英乐于展示财富、学识和美学鉴赏力。他们也拥护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美国宪法(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中确定的温和的理性主义，认为常识可以发现隐藏的自然定律和政治驱动力。[51]作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弗吉尼亚州州长，华盛顿时期的国务卿和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社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他也是美国早期最为著名的科学贡献者之一。[52]
过去，在殖民地中，从事科学活动基本上一直是绅士们的特权。杰斐逊和他的种植园主朋友们会讨论里士满的历史与自然问题，并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威廉与玛丽学院(William & Mary College)接受经典教育。在北方，机械技艺备受尊崇，但与医学不同，科学更常被看作一种消遣而非职业；尽管伦敦与巴黎的学者们盛赞富兰克林1751年发表的《电学实验与观察》(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Electricity)，但让他在费城赖以谋生的是印刷厂主这一职位。在他于1747年退休之前，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闪电和莱顿瓶(Leyden jar)[53]，并提出了电荷守恒原理，即正负电荷的互补性。
当时建立的科学机构普遍规模很小，主要是由城市与各州政府资助的。在殖民地的学院中教授的主要是古代语言、历史和神学；人们认为教授们就该好好在教室里教学，而不应该搞什么采集、归类研究或者做实验——当时用于仪器和其他设备的经费很少。只有医学能让人有一些研究科学的机会；许多当时研究植物学、自然历史、化学、物理学的人都是医生。那些有关自然哲学的讨论基本是在非正式的地方组织协会中进行的。例如富兰克林于1743年在费城创建了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简称APS），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则于1780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开创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尽管这些机构拥有这些声名赫赫的成员，但它们依然没有得到全国性的资助，全靠会员费和各州的津贴维持。
就在这样一种俱乐部形式的背景下，成员之间有礼貌地交换着有关天文观察、自然历史趣闻和农业实践新方法的报告。在美国哲学学会，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与其他人探讨植物、树木和地衣的相关知识；戴维·里滕豪斯(David Rittenhouse)演示了望远镜、时钟和太阳系仪（一种太阳系的机械模型）如何使用。当独立战争期间的科学人士研究牛顿理论的简朴比例时，他们的许多知识也时常通过生动的展览、奇异的物体和栩栩如生的展示，得以更广泛地向大众，包括儿童和妇女普及。在一次普及电学相关知识的演示中，富兰克林的助手真的电击了一些观众，让他们通过身体感官的冲击获得自然科学的启蒙。[54]独立战争被认为是理性定律在社会中的一场应用。富兰克林认为，这一“大胆的、崇高的实验”[55]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56]。在《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一书中，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断言，独立战争“只不过是在政治上呈现了力学理论”。[57]杰斐逊的私产中不乏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肖像，杰斐逊认为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三位圣人，没有例外”。[58]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亚当斯在他们支持宪法中权力平衡的辩论中提到了牛顿定律。[59]然而，将早期美国说成“科学应用的尝试”[60]只不过是口头上的，制宪者事实上并没有对科研提供全国性支持，科学仍然主要是地方性的事务。
在《弗吉尼亚州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杰斐逊就像一位气象学家、测量师和博物学家那样写作。他为唯物主义哲学所倾倒，将5个版本的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61]与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62]的宇宙学诗歌《自然之庙》(The Temple of Nature)、《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放在一起。他还对照看植物十分上心。“我将植物学排名为最有价值的科学。”[63]他说，因为它对于“衣食”“装饰”“香水”和“药剂”都“非常有用”，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它是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社交享受”。作为一位总统，他于1803年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领地，并派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对延伸至太平洋海岸的大陆进行探索，确信美国未来的殖民地将延伸到那里。美国哲学学会的科学家给刘易斯和克拉克开办了制图与自然历史的速成课程，包括寻找大型动物存在的证据（无论它们已经灭绝或者仍然存在），用以证实美国的自然广大而活跃，而不是正在“萎缩与变小”[64]——此观点与法国博物学家布封(Buffon)的观点截然相反。
杰斐逊的《弗吉尼亚州纪事》也声称：“自然”在各种族之间划定了“真正的差别”，并且让非洲人从外貌到智力的表现都逊于欧洲人（这一论断至今“臭名昭著”）。[65]本杰明·班纳克(Benjamin Banneker)是一位追求自由的黑人天文学家、地图绘制家，曾经帮助设计了新建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曾劝说杰斐逊和其他人“放弃那些狭隘的偏见”。[66]尽管杰斐逊批判性地称奴隶制为“可怕的污点”[67]，但他并没有很快地采取行动废除奴隶制，而是采用“殖民化”计划，让黑人前往非洲重新落户扎根。
杰斐逊对植物学的研究和使用科学向大陆殖民的兴趣，以及他不愿意将“普遍的”人权扩大应用于除欧洲男性后裔之外的人们的做法，让他成了一位相当典型的早期美国科学人。严格地说，这样的科学热衷者并不算是“业余玩家”，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专业的科学家”来与他们对比。杰斐逊将科学知识与实际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他自己设计了自己的住所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圆顶和柱子，并在这座住宅中放置了大批书籍和机械发明，把对西部土地与当地土人的征服和国际网络捆绑在一起。他还经常与欧洲专家们通信，他声称，与其在巴黎聚会一周，他更愿意与戴维·里滕豪斯共度一个晚上。
在爱伦·坡出生的1809年，詹姆斯·麦迪逊取代了杰斐逊的总统职位。两年前，一艘英国军舰曾在弗吉尼亚州海岸线外向一艘美国护卫舰开炮，并抓了4名美国水兵。[68]在英国对拿破仑发动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曾抓了1万多名美国海员，强迫他们为自己服务。
在国会鹰派——也包括因为独立战争时期家人在英军手中遭受虐待而心怀不满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驱使下，麦迪逊加剧了与英国的紧张关系。因为急于转嫁国内矛盾，他于1812年向英国宣战，呼吁10万志愿兵入伍参战。约翰·爱伦和他当时在里士满火枪队(Richmond Riflemen)的战友们应征入伍。里士满市并没有直接遭受战火的蹂躏，但由于对英国的贸易禁运，一切航运都受到了威胁，所以该市的商人们只能焦虑地看着他们的烟草和面粉存货日渐堆积如山却无法售出。[69]
1812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以僵局结束。1814年，一支包括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和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内的代表团在根特谈判中与英国达成了和平协议。美国民众因此涌现出更加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开始支持建立常备军与大幅度加强海军力量。这次战争也推动了新奥尔良之战(Battle of New Orleans)的胜利者安德鲁·杰克逊涉足政治。
随着禁运解除，约翰·爱伦需要卖出他库存的烟草。他要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寻找弗吉尼亚烟草的新买家。于是在1815年6月，他和弗朗西丝、爱伦·坡以及弗朗西丝的姐妹一同出发。他们只带上了必要的物品，拍卖了其他物品，卖掉了一个名叫西皮奥(Scipio)的奴隶，并把其余奴隶租了出去。
他们乘船出发，再从美国的诺福克市前往纽约，接着到达英国的利物浦。在艰难地跨越了大西洋后，约翰·爱伦给身在美国的生意伙伴查尔斯·埃利斯寄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埃德加说：‘爸爸，帮我带一句话——我不怕跨越大海。'”[70]横跨大西洋途中的暴风雨和汹涌的海浪激发了6岁的爱伦·坡的想象力。伦敦，这个正在成长的帝国的神经中枢也将同样激发他的想象力。
伦敦岁月
从6岁至11岁，爱伦·坡在英国度过了性格形成期的5年。他们一家首先前往苏格兰，拜访了欧文、基尔马诺克和约翰·爱伦的故乡城镇格里诺克。在那里，爱伦·坡见到了令人惊叹的景观——陡峭的绝壁、山峰和峡谷，以及沃尔特·斯科特在其小说中赞美过的明暗对比鲜明的天空。他们还穿过了爱丁堡——一座熙熙攘攘的城市，也是科学实验、常识哲学和出版业的中心，高处有一座狭窄的中世纪小镇俯视着它。
伦敦在爱伦·坡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71]，约翰·爱伦就是在那里购买了爱伦·坡后来在里士满使用的那台望远镜。约翰·爱伦在寄往美国的信中写道：他们当时“在拉塞尔广场的南安普顿路(Southampton Row, Russel Square)47号的居所里，坐在一间很舒适的小客厅中的温暖炉火前，弗朗西丝和南希(Nancy)在缝补衣物，埃德加在读一本小故事书”。[72]爱伦·坡的一位学校里的朋友的母亲写道：“我觉得，埃德加不会知道这样一座大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73]
在伦敦，那些被煤气街灯照亮的人群构成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奇景象，但拿破仑战争也在这里留下了恶果。约翰·爱伦对一位朋友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税务沉重，负债累累的人们感到不满和绝望……人们甚至用石块袭击了王子的马车。”[74]在他们于英国居住期间，骑着马的军队冲击了曼彻斯特工人的一次和平示威，犯下了1819年那场被称作“彼铁卢(Peterloo)[75]屠杀”的暴行。工人们感到越来越绝望，因为政府越来越多地动用暴力来镇压他们。[76]
由于旅途疲劳，弗朗西丝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当她的丈夫前往曼彻斯特、苏格兰和利物浦旅行时，她被送往温泉小镇道利什(Dawlish)和怀特岛(Isle of White)。尽管约翰·爱伦经常在写给她的信中向“天堂中的上帝”发出祈求，但他也是一个世俗凡人，容易流连忘返于“自然之美”[77]，而弗朗西丝在给他的回信中则带着被压抑的怨恨：“我只希望，我的健康状况能让我享受这个地方的一切快乐。我很快就会让你看到，在没有你的情况下，我也能像你在没有我的时候看上去那般快乐和满足，因为我在你口中听到的，只有在国内、国外的一次次聚会。”[78][79]
尽管当时政局不稳定，但爱伦·坡经历了英国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艺术与科学开始兴旺发达。报刊紧密追随着拜伦勋爵的每一个行动，他是浪漫主义运动最引人注目、作品最令人愤慨的人物之一。[80]探索者、园艺师、解剖学家和地质学家们采集各种活物和石头并加以分类，化学家们则忙于检测自然的基本组成单元。在伦敦的皇家科学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里，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和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通过独特的爆炸性演示，展示着各种化学反应、电现象和磁现象等。当时伦敦是走在现代化最前列的城市之一，可以说，它拥有当时最先进繁荣的艺术和科学、非凡的制造技艺和强大的海军。
约翰·爱伦先是让“埃德加·爱伦少爷”在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然后又把他送到了距离伦敦市中心以北5英里的斯托克纽因顿，在庄园之家学校(Manor House School)寄宿就读。斯托克纽因顿这个村子曾经是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及她与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所生的女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等激进派名人居住的地方。庄园之家学校的校长约翰·布兰斯比牧师(Reverend John Bransby)是一位热忱而又严厉的语言、数学和几何学教师。约翰·爱伦为爱伦·坡购买了《剑桥数学》(Cambridge Mathematics)、西塞罗(Cicero)的《雄辩家》(
Orator)，以及一本语法书。到了爱伦·坡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已经会说法语，分析任何浅显易懂的拉丁文作者的作品，而且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比许多更为年长的学生都要熟悉得多。”[81]
许多年后，爱伦·坡在他的短篇故事《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中刻画了一所“布兰斯比学校”。故事的主人公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受到一个与他有着相同名字和出生，甚至长相也相似的竞争者的纠缠。这两位“威廉·威尔逊”第一次相遇是在一所与布兰斯比学校极为相似的学校，那“是一座‘魔法宫殿’，带有一条条迷宫走廊，我们对于这所大厦最正确的看法与我们思考无限时的想法相差无几”。[82]教室里放满了书桌和板凳，“黑色的、古老的、饱经风霜侵蚀的桌椅，上面摇摇欲坠地堆满了被翻烂了的书本。”而压倒这一切的是“一座大得惊人的时钟”。
在布兰斯比牧师的记忆中，爱伦·坡是一个“敏锐、聪颖的男孩”；可以非常优秀，前提是“假如没有被多得过分的零花钱惯坏，因为这些钱让他搞出了各种各样的恶作剧”。[83]不同于此前对爱伦·坡满是不屑的态度，约翰·爱伦在寄往美国的信中竟满怀父亲式的满足：“埃德加是一个好孩子，我对他的成长毫无怨言。”[84]
然而，当他们居住在伦敦期间，约翰·爱伦的烟草贸易公司在英国的分公司倒闭了，一家人只得整理行装返回里士满。而这段有关在英国逗留的记忆却一直保留在爱伦·坡的心中：那里的君主制就像一面镜子，一直是这位未来诗人与故事讲述者拿来照出自命不凡的美国的邪恶的试金石。
重返昔日自治领
当他们的船“玛莎”(Martha)号于1820年7月停靠在纽约码头时，弗朗西丝病得“如此严重”[85]，约翰·爱伦只好叫来了医生。途经诺福克市，他们乘坐蒸汽船回家（蒸汽船是他们离开美国后引进的新事物，第一艘跨大西洋航线的蒸汽机轮船于1819年前首航）。
约翰·爱伦的公司负债累累。爱伦·坡于是在约瑟夫·克拉克学院(Joseph Clarke's Academy)读书，他的个性在那里开始慢慢彰显出来。校长约瑟夫·克拉克发现他“极为自尊，没有傲气，对待玩伴的行为严格地公正与正确，这让他成为大家喜爱的人物”[86]——但是，“一旦与同学们意见不同，他就表现得非常固执，直到确知自己的判断有误时才会放弃”。爱伦·坡也在“献给他的少年女性朋友的青涩作品中”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他有“一颗敏感、温柔的心，会尽其所能地帮助朋友”。约翰·爱伦的公司合伙人的儿子托马斯·埃利斯(Thomas Ellis)说他是“男孩子的领袖”[87]，他对爱伦·坡无止境的崇拜，甚至促使他“做了许多被禁止的事”——除了跟着爱伦·坡学游泳、滑冰和射击，爱伦·坡有一次还让他在天黑以后长时间逗留在外面，并开枪射杀属于另一个土地拥有者的家禽，他们俩都为此挨了顿鞭子。
爱伦·坡的出身在他身上投下了阴影。他贪婪地阅读来自他的哥哥亨利的每一封信，亨利当时与坡家族的亲戚一起住在巴尔的摩，正在计划环球旅行。[88]他的妹妹罗莎莉则仍然由麦肯齐夫妇照顾，她的身体发育正常，但智力有些问题；她至死未婚。一位注意到了里士满的“贵族式”态度的同学说：“有关埃德加·坡，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演员，他依赖的只是他人给予一个养子的慷慨。”[89]每当有人提及爱伦·坡的这些出身，他都会“变得咄咄逼人，而在其他情况下是看不到他这样的”。
尽管人们鼓励爱伦·坡视自己为“贵族”的一员，但也总有人提醒他，他无权获得任何遗产。作为约翰·爱伦未曾正式领养的受监护人，爱伦·坡一生都有一种期待关怀却未曾拥有的怨恨之情。他感觉自己地位崇高、有所倚仗，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根本不牢靠。他深信自己无与伦比、独一无二，因此变得好胜甚至好斗，这似乎同时是他的福音和诅咒。
到了1825年，在摩尔达维亚的门廊前仰望星辰的爱伦·坡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少年，他与自己的养父斗争，热切地希望离家去读大学，梦想着扬帆出海旅行。
2 在杰斐逊的实验中
在16岁那年夏天，爱伦·坡在约翰·爱伦的公司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做一些送信之类的杂活儿。约翰·爱伦在给爱伦·坡的哥哥亨利的信中说：“他什么都不干，看上去似乎可怜巴巴的，对家里所有人都绷着脸，一副坏脾气。我们是怎么让他变成了这样？对此我无法理解。”[90]他认为爱伦·坡“毫无感恩之心”，尽管他受到了比约翰·爱伦“本人受到的高得多的教育”。约翰·爱伦认为，是爱伦·坡在里士满的朋友们引导他选择了“一种与他在英格兰时全然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导致这种摩擦的原因之一是约翰·爱伦对爱伦·坡生母的轻慢态度：他认为罗莎莉是一次婚外情的结晶。尽管这种指责可能是真的，但它大大激怒了爱伦·坡。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约翰·爱伦不仅为他的一个私生子付钱去读书，而且还有另外一对婚外恋双生子。因此，约翰·爱伦的说教既伤人又虚伪，他的风流韵事更是对爱伦·坡的养母弗朗西丝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那年夏天，爱伦·坡与哥哥亨利曾短暂团聚。亨利在乘坐美国海军的“马其顿人”(Macedonian)号战舰出海时途经里士满。该舰将驶向南美洲，亨利将继续旅行，前往希腊和俄国。后来，爱伦·坡用亨利的探险之旅来让自己的传记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英国的杂志极大地满足了少年爱伦·坡对历史、游记、科学、诗歌和文化名人的痴迷。他常常阅读那些在约翰·爱伦的店铺中出售的出版物，包括《观察家》(The Spectator)、《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以及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一份爱丁堡出版物，其中有许多“生动的第一人称轰动故事”、文学趣谈、科学发现和哲学辩论）。在这份杂志中，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和其他散文家向读者介绍了德国的理想主义者[91]——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和施莱格尔兄弟[即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ugust Schlegel)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以及浪漫诗歌。
诗歌——多么美好啊！以一个与这个世界同样生动而真实的个人世界为中心；发现那些形象与声音，它们可以将其他人带入那个更完美、更隐秘的空间，并把经历转变之后的他们带回他们的世界。当爱伦·坡在里士满附近的乡间漫步时，有一片孤零零的池塘[92]让他念念不忘：它让“孤寂的自己感到非常可爱”；那是“一座荒凉的湖泊，周围环绕着黑色的岩石”；它让他感到颤抖，“但那不是恐惧”——
而是令人战栗的欣喜，
和莫名的情感，
在焦黑的心灵中奔涌而起。
他将那片池塘想象为自己的“合适的坟墓”——或者说，这里适合作为任何一个足够奇特、能为眼前这样一种离奇的景象而感到安心的人的坟墓。是的，可以是任何人的，只要那个人拥有“可以把这座暗淡的湖泊变为一座伊甸园”的疯狂的想法。在这片远离里士满城区的未开发的森林中，在诗歌的移情梦境中，爱伦·坡发现了欢愉与恐惧的混合体，在那里，死亡向他承诺了舒适与希望。
尽管爱伦·坡追随着自己的榜样拜伦，摆出了一副厌世流亡者的姿态，但他的郁闷还有更深沉的原因。他后来写了一首题为《致海伦》(To Helen)的十四行诗，纪念简·斯蒂斯·斯塔纳德(Jane Stith Stanard)——他的一位朋友的母亲。当爱伦·坡“在家中感到不愉快（他经常如此）”[93]时，他就会去拜访她。她在1824年发疯并去世，成了爱伦·坡一生中众多死去的“美丽女人”之一。他的梦中情人是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Sarah Elmira Royster)——一位拥有黑色卷发的15岁少女，住在爱伦一家对面的一条街上。1825年夏，这两个孩子秘密订婚了。
约翰·爱伦的叔叔高尔特在那年早些时候去世了，但这并没有让爱伦·坡的地位更加稳固。弗朗西丝一直在生病，无法有效地保护他免遭约翰·爱伦的虐待——在约翰·爱伦酒醉之后尤为暴烈。正如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后来写到的那样：“爱伦·坡生性烂漫，但他的举止显得很忧伤——他深深地热爱着第一位爱伦夫人，她对他也同样如此。”[94]
爱伦·坡于是将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变化上。1826年年初，他开始在夏洛茨维尔市接受高等教育，托马斯·杰斐逊的新大学刚刚在那里开办。如果约翰·爱伦真心把他当作儿子，他就可以过上一种悠闲的知识分子式生活；如果不，他则可能会像他的哥哥一样出海，过探险家的生活。
拉法耶特、洪堡和天空灯塔
1824年，美国迎来了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作战的法国人德·拉法耶特侯爵的回归。他当时在美国进行了巡回演讲。在由爱伦·坡这位中队长率领的里士满少年火枪队(Richmond Junior Riflemen)的迎接下，这位老战士、老政治家来到了弗吉尼亚州首府。[95]爱伦·坡让侯爵检阅了他的部队，并与侯爵谈到了他的祖父——侯爵过去在巴尔的摩的军务长坡将军，结果得知，侯爵正巧刚刚探访过他祖父的坟墓。
拉法耶特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时，美国正处于整体较为乐观的时期。在1812年战争后的10年间[96]，以杰斐逊为首的热爱农庄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和最初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领导的都市中心化的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之间的敌意逐步消弭。这场战争让杰斐逊的同盟、总统麦迪逊确信，金融界和生产需要更有力的全国协调；取得和平之后，他批准建立了联邦资助的第二国民银行(Second National Bank)和保护性关税政策。于1817—1825年间担任总统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1820年的大选中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而在竞争激烈的1824年总统大选中，政治上的敌对关系重新出现，约翰·昆西·亚当斯侥幸击败了安德鲁·杰克逊——尽管他的选民票数不如后者，但他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赢得了选举团的多数票，从而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