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巡回演讲的过程中，拉法耶特对美国的“巨大进步、令人赞叹的交通和惊人的创造”[97]深感吃惊。约翰·昆西·亚当斯则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宣布了推动国家进一步改革的计划。他承诺，将在亨利·克莱提出的“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的基础上大举投资交通（公路、运河和铁路）和科学资源。出于国家荣誉，亚当斯建议建立一个天文学观察网络，密切关注“天空现象”(the phenomena of the heavens)。[98]欧洲人以他们的“130个这样的天空灯塔(light-houses of the skies)而自豪”，而美国人每年只能学习一些关于“新的天文学发现”的“二手知识”。曾经担任修辞学教授的亚当斯这样哀叹：“美国人被剥夺了以光明回报光明的手段，而在我们这个半球上既没有天文台，也没有观察者。”而在这时，“在我们愚钝的目光中，地球永远在黑暗中旋转”。
亚当斯的对手则对“天空灯塔”这个短语嗤之以鼻。虽然杰克逊因赢得的选民票数较少而最终落败，他的追随者们随后却不断给亚当斯找麻烦，阻碍了亚当斯的国家改革计划。而杰克逊本人也对科学机构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贵族的奢侈。然而，亚当斯的美国科学计划激发了美国人广泛的求知欲。
1812年之后，公众教学和实验演示越来越多。讲师们在各个城镇之间旅行，他们热烈地向大众普及学习科学的乐趣，如搜集植物、岩石、化石并给它们分类，观察在美国生长的鸟类和其他动物，研究土壤和石头形成的过程等。有些人带着重物与滑轮相连的机械来演示牛顿运动定律，用旋转的玻璃圆盘产生静电来电击观众；有些人展示能产生恶臭或者芬芳气味、产生闪光和爆炸的化学实验，还有诸如魔灯一类的光学仪器，其中有使用蜡烛或者煤油灯投射的彩色幻灯片；有些人演示新发明，包括自动装置、精制的音乐盒子和万花筒。[99]万花筒由爱丁堡光学仪器商戴维·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于1816年发明，它能让人的眼睛欣赏到由玻璃镜子反射的对称的奇幻图案。
学会演讲厅开始在全国各地涌现，其宗旨是为当地公民提供信息并提升他们的知识水平。波士顿和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在这一“学会运动”中尤为活跃。成立得较早的一个学会是纽约自然历史学会(New York Lyceum of Natural History)，于1819年开张。作为听众、组织者和演讲者，妇女在学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学会运动”表明：“智慧、道德和社会能力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种族中少数得天独厚的人物；科学也并不局限于被苍天眷顾的地点；智慧、道德与人类在同一空间内共存，科学如同大地与天空一样无边无涯。”[100]通过标本、仪器、光和声音，科学的直接感官经验让之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男人和女人踏入了知识的殿堂。一位神学家看到，“在我们出生与倾注了感情的地方，科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如同财富与政治力量一样迅速上升”。[101]
1803年，由于另一位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精力充沛的普鲁士博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来访[102]，美国的科学计划再次受到了强力刺激。作为他在西班牙美洲（今拉丁美洲）多年探险的最后一站，洪堡在费城停靠，并将继续前往华盛顿会见杰斐逊。在比他的任何（欧洲）先行者都更为深远地探索了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攀上了（或者说几乎攀上了）钦博拉索山(Mount Chimborazo)那令人眩晕的顶峰，勇敢地面对了暴风雨、疾病、抱有敌意的西班牙官员和谨慎提防的美洲原住民之后，他现在正向“未来之国”致意。
洪堡随身带着多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精密仪器（其中有些已在海上失落）和令人惊奇的植物、动物标本，以及地图和观察笔记。他在美国哲学学会和总统的办公室中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思想和观察结果，比如云的形成、土壤的种类、蜥蜴的习性、地球的磁能、对西班牙人虐待当地人和非洲奴隶们的愤慨，以及他自己对欧洲革命的希望等。尽管是一位贵族，但洪堡本人反对奴隶制；作为一位共和政体的热忱拥护者，他后来曾鼓励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在新西班牙领导革命。
洪堡对自然环境的研究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他分析了植物、动物和大气现象（温度、气压、空气组成和天空的蓝色程度）随纬度、经度与海拔的变化。他描述了这些环境的变化，确定了植物、地质形成、动物和气候分布的全球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图表和地图。他的重要发现之一是“等温带”，即在行星上具有类似温度的区域，如北欧和北美。这个共性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用于证明白人殖民点在整个北美地区的扩大化是正当的。杰斐逊特别急切地倾听了洪堡有关西班牙殖民地的报告，以及这些地方是否可能屈服于美国的影响（或入侵）。
在洪堡1803年的访问中，包括艾伯特·加勒廷、查尔斯·皮克林(Charles Pickering)和年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内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对他所说的惊叹不已。22年后，亚当斯总统有关“天空灯塔”和统一的国家科学基础设施网络的计划，与洪堡对国际科学未来的愿景有许多共通之处。分布全球的仪器与观察者将形成一个动态的、活跃的整体，将自然与知识编织在一起。通过他的这次旋风式访问，洪堡成了美国的科学教父。40年后，爱伦·坡在他的宇宙学著作《尤里卡》的题献上写的正是他的名字。
洪堡于美国科学的作用相当于拉法耶特对美国政治的作用。他们都帮助激发了一种开明的、共同进步的社会氛围，它与原来的殖民地气氛明显不同，而与欧洲的进步运动紧密相连。杰斐逊以与接待年轻的探索者同样的热烈情绪欢迎老年政治家，他认为他们都为这个国家指出了未来的发展道路。
最自由的课程设置
1809年，杰斐逊退休回到他位于蒙蒂塞洛的种植园，开始专注于改善美国的学校状况。[103]在他的计划中，公众教育的最高学府是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1826年时爱伦·坡就在那里读书。
弗吉尼亚大学本身是一个大胆的实验：它是一所面向全美国的大学，有现代化的课程设置，不受神学监督。在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制订的计划中，小学将为教授导航、测绘、语言和“数字运算的高级分支”[104]的学院输送学生。在这一“教学阶梯”的最顶层就是大学。在写信邀请来自麻省的天文学家纳撒尼尔·鲍迪奇(Nathaniel Bowditch)担任教授职位时，杰斐逊解释了他的设计：一个由建筑群组成的“学术村”[105]，每个建筑各有风格，通过一个开放的四边形，组成了一个“独立、好客、得体、友善”的微型社会。按照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的建议，杰斐逊把一座图书馆设置在中央——这座微型万神殿与他那就坐落在附近的庄园豪宅蒙蒂塞洛的形状相互映照。尽管圆形大厅的红砖与白色木质框架依然反映出殖民地时期的风格，但杰斐逊和拉特罗布对经典理性主义的倾情投入可以透过它的立柱、圆顶，甚至各部分的比例清晰可见。
《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这一格言与杰斐逊对奴隶制的容忍和他那以天赋和美德为基础的“自然贵族主义”[106]有冲突。尽管杰斐逊也将欧洲的贵族制视为腐败的土壤，但他的大学将会青睐那些“注定要以学术工作谋生的人”[107]和“那些拥有独立财产，可能渴望参与领导国家事务的富人”（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儿子们）。
与殖民地的学院不同，新成立的弗吉尼亚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当然，语言和修辞课程也仍然受到鼓励。杰斐逊的大学允许学生享有“选课权”，即学生可自主选择所修课程。[108]和由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办的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一样，弗吉尼亚大学的指导原则是让“每个人都能来听他认为可以改进其思想素质的任何课程”。
在西部山脉上
一位和爱伦·坡社会地位相近、天赋相当的青年男子，本可以期望通过这样的教育取得光明的前途。毕业之后，他可以与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结婚，然后在法律或者政治方面从事某种不太重要的工作；如果运气好，他甚至可以继承他的养父的财产，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当爱伦·坡于1826年2月乘坐由约翰·爱伦的奴仆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驾驶的马车前往夏洛茨维尔时，他和约翰·爱伦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这是弗吉尼亚大学成立后的第二年。在夏洛茨维尔，爱伦·坡常与一伙富有的白人青年混在一起，这是他们在回家继承家产前最后的绅士式“镀金”。他们由黑人仆人陪伴着，身穿华丽的衣服，佩戴着决斗用的手枪，拥有大笔零花钱，他们常常骑马或者乘车，在草坪上大声喧哗。
爱伦·坡见证了杰斐逊在自由和美德方面野心勃勃的实验，以及这一实验的初期失败。为爱伦·坡授课的教授都是从欧洲聘用来的，其中，来自剑桥(Cambridge)大学的乔治·朗(George Long)教授他古典语言，德国人乔治·布拉滕曼(George Blaettermann)教授他现代语言。他从图书馆里借了有关古代历史的图书、伏尔泰(Voltaire)的几卷著作、迪菲弗(Dufief)的《自然在人类语言教学模式中的表现》(Nature Displayed in Her Mode of Teaching Language to Man)，以及一本讲解天文学、自然历史和数学的法语教科书[109]。他甚至参加了杰斐逊文学与辩论协会(Jefferson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他还很可能与杰斐逊一起吃过饭（杰斐逊会定期邀请学生前往蒙蒂塞洛），并于1826年参加了这位伟人的葬礼。
大学的学生们赌博、诅咒、决斗[110]、用马鞭相互抽打，甚至在醉酒后引发骚乱。爱伦·坡早期的短篇小说《故弄玄虚》(Mystification)就融入了他在大学时的经历，旨在通过这种具有文学恶作剧与欺骗性的题材引导读者重新评价偏见。[111]尽管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德国的大学城哥廷根市，但其中的事件可能真正发生在1826年的夏洛茨维尔。“除了吃喝玩乐”[112]，没别的事可干；决斗很流行，只要某人的看法似乎与“人们认为绅士应该持有的看法不同”，就可以成为被挑战的理由。
安顿下来之后，爱伦·坡在给约翰·爱伦的信中曾写道：
柱廊的立柱完成了，它大大改进了整体外观——那些书已经放进了图书馆，我们收藏了一些好书。
最近我们这里有好多人打架，学院昨天晚上因为威克利夫(Wickliffe)的不良行为开除了他，但具体地说，是因为他在和一个学生打架的时候咬了对方的胳膊。我完整地看到了事件始末，它就发生在我门口。威克利夫比对手厉害得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在完全制服了对方之后，他就开始咬人了。我事后看了那人的胳膊，伤势真的很严重。[113]
精心设置的古典美学与学习氛围被一次卑鄙的残暴行径粉碎了——这将是爱伦·坡作品的特色风格，也是他对美国早期现实情景的真实写照。
而在一位同学的眼里，爱伦·坡“非常易怒，不肯安宁，有时非常任性，但当他情绪好的时候则是一个喜欢玩闹、非常有趣、非常吸引人、令人愉快的伙伴”。[114]爱伦·坡开始出名了，因为他“引用诗人的诗篇，朗读他自己的诗作，这让他的朋友们很高兴，很欣赏”。[115]但不知道从何时起，“他突然变了”，开始在他宿舍的墙上画一些“异想天开、光怪陆离的怪诞人物”的速写。在这些画在墙上的速写中，有一些是拜伦当时在夏洛茨维尔畅销的作品中的插画。
拜伦用简洁而富于旋律感的诗歌传递着智慧、渴望和病态的苦痛。他的名声是通过一篇题为《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长诗铸就的，诗中复述了大胆、敏感的主人公的旅行经历，其中牵涉一些丑闻和误会。他后来的作品，包括《曼弗雷德》(Manfred)和《唐璜》(Don Juan)，都是以悲剧和讽刺的手法写成的。拜伦“玩弄”着他的读者，煽动他周遭的谣言（其中包括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的乱伦通奸）。他最终逃到了欧洲大陆，还在日内瓦参与了一场与玛丽·雪莱和珀西·雪莱夫妇(Mary and Percy Shelley)共同举办的鬼故事竞赛——玛丽·雪莱的著名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便诞生于此。在珀西溺水身亡后，拜伦也因在参加希腊革命战争时感染热病而去世。
读大学时，爱伦·坡也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拜伦式”的角色——一位饱受困扰的风流诗人。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符合角色设定，他赊账购置了“一块3码[116]长的‘超级蓝布’、一套‘最好的腰带纽扣’和一件天鹅绒背心”。[117]他也时常受邀去喝酒，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为了平息他反复出现的过度紧张的兴奋情绪，他将自己置于‘看不见的葡萄酒精灵’的影响之下的次数实在太多了”。[118]
酒精在他身上具有破坏性效果，尤其是大学生们喜爱的桃子白兰地。一位同班同学说：“影响他的并不是饮料的‘味道’。他喝酒不是小口抿一下或者浅浅地喝上一口，而是拿起满满一杯酒，不加水也不加糖，便直接一饮而尽——这经常使他一下子就烂醉如泥。”[119]只需少量的酒精，便就足以让他狂乱。在刚上大学的几个月里，他也曾尝试赌博，这是在那些有大笔家财可以挥霍的人中更容易获得原谅的陋习。有一次，爱伦·坡为了一本他渴望已久的关于霍加斯(Hogarth)版画的书[120]而和另一位青年打了个赌，结果最终只得为对方买下了这本书。
在爱伦·坡后来所著的短篇小说《威廉·威尔逊》中，主人公威廉·威尔逊沉湎酒色的陋习在他就读于牛津(Oxford)大学期间就已根深蒂固：
出于不假思索的自负与虚荣，我的父母给我配备了一套产业，外加每年的津贴，使我得以过上我挚爱的奢侈生活，任意挥霍金钱，与不列颠帝国最富有、最高傲的贵族继承人们争强斗富。在这种恶习的刺激下，我与生俱来的性情爆发出了加倍的热情。在狂欢的疯狂迷恋中，我甚至摈弃了最基本的礼仪与体面……在这所全欧洲最肆意妄为、目无纪律的大学，各种荒唐恶行累累，司空见惯。这些事儿我都干过，甚至还玩出了不少新花样。[121]
叙事人的分身（实际上是他罪恶心理的体现），因玩牌时的作弊行为被校方驱逐了（他似乎还满怀屈辱），并从此进一步地在背信弃义的道路上走了下去。
爱伦·坡认为，他本人在夏洛茨维尔的麻烦并非出于约翰·爱伦的过分慷慨，而是他“错误的过度吝啬”。[122]爱伦·坡没有打算尝试节俭，但约翰·爱伦给他的钱只够交两个学期的学费和食宿费，爱伦·坡并没有多余的钱来买书、床和其他家具。爱伦·坡曾要求得到更多的钱，但他只得到了约翰·爱伦用“最糟糕的辱骂做出的”回答：“即使我是世界上最卑鄙的人，也不会比你所做的更恶毒，因为我无法用110美元支付150美元的账单。”他对约翰·爱伦控诉，这种悲惨的境地造成了他的崩溃：“如果我想留在大学里，我就必须有书，可我现在只能赊账买书……再这样下去我就走投无路了，只好去赌博，直到我最后无可挽回地深陷其中。”
几个月后，爱伦·坡振作了起来，在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但约翰·爱伦的吝啬决定了他的命运。虽然爱伦·坡的成绩在班上可以说是最好的，可他欠了一屁股债——他想利用赌博付债，却赌输了，据估约为当时的250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6万美元。
太少了，太晚了
8个月以后，约翰·爱伦终于意识到了爱伦·坡的麻烦达到了何种程度，于是他来到了夏洛茨维尔，“弄清了一切情况，偿付了所有他认为应该偿还的债务”。[123]但他唯独拒绝偿付赌债，这让爱伦·坡失信于班级同学和大学老师，让许多债主愤怒不已。
约翰·爱伦把爱伦·坡带回了里士满，并禁止他返回大学。他让爱伦·坡在埃利斯-爱伦合伙公司的账房工作，“试图让他获得一些在簿记、会计和商业通信”[124]方面的知识。但很快，他就连这种机会也不再给爱伦·坡，而是让他屈辱地无所事事。爱伦·坡得知，莎拉·埃尔迈拉·罗伊斯特（他的秘密未婚妻）的父亲把爱伦·坡给她的信藏了起来，并且她已和别人结了婚，这让爱伦·坡写下了一首悲伤的抒情诗，题为《我见到了新婚之日的你》(I saw thee on thy bridal day)。[125]
1827年年初，一次激烈的争吵让约翰·爱伦和爱伦·坡对彼此的敌意彻底爆发了。在愤怒中，爱伦·坡详细地叙述了他所认为约翰·爱伦犯下的种种罪恶，包括对他公开与私下进行的羞辱——“在那些你认为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为我出头的人面前揭露我”，并让他屈从于“种种奇思异想和反复无常的做法”，让他“不仅屈从于约翰·爱伦的白人家庭，还必须服从家中黑人的一切命令”。[126]与其他同为乡绅的人一样，爱伦·坡的等级观念也非常强。按照弗吉尼亚州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意识观念，爱伦·坡认为让他服从约翰·爱伦的家人和仆人的命令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羞辱，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无法对此委曲求全，我要走了。”
他找了一个酒店，用假名亨利·勒·伦内特(Henry le Rennet)登记入住，这是对他在巴尔的摩的哥哥致意。他在给约翰·爱伦的信中说：“我最终做了我决定要做的事：离开你的家和你所追求的，到广阔的世界中寻找一个地方，我将在那里得到与你对我不同的待遇。”
爱伦·坡认为，约翰·爱伦对他最残酷的伤害是强迫他离开大学。“我有能力思考任何题材，我充满了抱负，而老师们可以教会我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出人头地——没有良好的教育，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教育在初级学校中是无法得到的。因此，大学教育是我最热烈渴望的，而且也正是你曾让我认为，这是我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可以得到的。但是，就出于一瞬间的心血来潮，你粉碎了我的希望。”
其他方面的伤害也同样深重：“我曾经听你说过（当时你差不多没想到我正在听，因此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你对我并没有真感情，你还命令我离开你的家，谴责我吃闲饭——而那时明明只有你能改变这种邪恶的状况，也就是让我去做生意。”爱伦·坡要求约翰·爱伦给他一个箱子和一点钱，可以让他去“某个北方城市”，并能支持自己一个月的开销，直到他能自主“获得生活来源”。
在回信中，约翰·爱伦责骂他在文学上浪费时间：“我教你立志追求，甚至要在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但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你会认为阅读《堂·吉诃德》(Don Quixote)、《吉尔·布拉斯》(Gil Blas)、《乔·米勒》(Jo. Miller)这类作品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说你吃闲饭，只是为了激励你努力学习经典课程，完善你的数学，并掌握法语。”[127]
无家可归的爱伦·坡在街上游荡。他再次写信给约翰·爱伦，要求得到一小笔旅行费用，并于3月24日前往诺福克市。他在一艘向北方运煤的船上找到了一个铺位。
3天后，约翰·爱伦在给他的姐妹的一封信里以根本无所谓的口吻写道：“我想，埃德加已经出海闯荡，寻找他自己命定的前途了。”[128] 18岁的爱伦·坡现在已是独自一人了。
3 流放、发明家、军校学员
爱伦·坡先是找到了一条前往希腊的船。在希腊，他像拜伦一样，加入了一支为了从奥斯曼帝国赢得独立的衣衫褴褛的革命者队伍。在一系列英勇的战斗和令人胆寒的不幸遭遇之后，他被美国派驻俄国的大使从深海中救出，在圣彼得堡暂时落脚。
这些经历都是他后来自述的。真实的情况其实更加严酷，却也更加平凡：当时他险些饿死。
之后，他去了波士顿，带着一批诗歌的手稿，其中包括他的史诗《帖木儿》(Tamerlane)，说的是一位骄傲的14世纪土耳其军阀，为了一生的征服事业，放弃了名叫阿达（Ada，与拜伦的女儿同名）的初恋情人的故事。
爱伦·坡的母亲曾给他留下一幅水彩画和一个带肖像的挂坠盒，水彩画的背面写着：波士顿一向对她很好。可爱伦·坡的经历与母亲是如此不同。这座城市充满歧视，知识分子圈对他是封闭的。他的一位老同学，彼得·皮斯(Peter Pease)在海港附近与他偶遇时，发现他变成了“一个驼背严重的职员，突然出现在一家商铺里……衣着非常破烂”。[129]爱伦·坡急忙拉他走进一条小巷，请求他不要喊出自己的名字。“他离家出去闯荡，迄今仍然命运多舛。在取得无可争议的成功之前，他情愿隐瞒自己的身份。”爱伦·坡曾在海滨的一座仓库中工作两个月，“拿着微薄的薪金，其中有一多半，他出于自尊心不曾讨要”。在那之后，他还为“一家不知名的报纸”担任过市场记者，但“报纸老板名声不佳，编辑部很快就负债累累”。
这不是爱伦·坡最后一次为区区小钱而艰苦劳作，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运气不佳。但他在波士顿实现了一个梦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帖木儿和其他诗篇》(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这部诗集的发行量为40—200册；它是以粗劣的纸张印刷的，标题页是商业形式的；尽管题头诗表现的是征服和荣耀，但这本书的发表是默默无闻的。[130]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爱伦·坡只能追随着他的祖父坡将军——拉法耶特曾经的军务长的脚步。他参加了美国陆军，服役期为5年。[131]他当时年仅18岁，但他谎报了年龄和名字，签字时称自己是“来自波士顿的职员埃德加·A．佩里(Edgar A. Perry)”，时年21岁。
他搬进了马萨诸塞州独立堡第一炮兵团(First Artillery Regiment at Fort In-dependence)的兵营。陆军生涯绝不轻松。基础训练持续了好几周，随后是艰苦的操练和劳动，生活也很单调。大约一半陆军士兵都是文盲。[132]1827年10月，由于疟疾暴发，他所在的营不得不移居南卡罗来纳州的苏利文岛上的莫尔特里堡(Fort Moultrie)。这是一座形状不规则的大型砖砌堡垒，周围环绕着海滩和树木。事实证明，离开南方要比他想象中的更为艰难。
对于只知道爱伦·坡那些充满了“神秘与想象力”的诗篇与短篇小说的人，他在陆军中的这段经历似乎令人吃惊。有些传记作家甚至略过了这段经历，认为它对爱伦·坡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无关紧要。[133]然而，士兵这个身份，爱伦·坡维持了将近4年时间，而这4年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严格的纪律和森严的等级下工作，在那里，一切有关细节和程序的问题都可能决定着生死存亡。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在独立战争期间创建，并于1802年经由杰斐逊改组。美国陆军是这个国家最为可靠的专业知识机构。它的成员绘制了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地图，修建了堡垒，构筑了公路、运河和铁路，并参与了探索西部边陲的工作，以利于进一步扩大殖民。美国陆军军官和士兵是这个国家为工业、防务和征服积累资源的首席专家。
爱伦·坡的技术能力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结束第一年服役时，他被提升为“技术官”，位居他所在的营中其余400人之上。技术官负责监督弹药供给。[134]这个工作要求他必须极为细心，时刻意识到微小的不慎可能会带来致命的爆炸。[135]他还需要登记造册炮兵团使用的设备并负责维护和修理，有时候甚至也要参与制造设备的工作，这些设备包括子弹、步枪、炮弹、马车和野战望远镜等装备。
利用业余时间，爱伦·坡写了一首题为《阿尔阿拉夫》的长诗，创作灵感来源于天文学、伊斯兰神话及其有关来世的观点，它是对超凡世界的美丽与激情的畅想，丰富多彩而又芬芳怡人。他也在搜集着未来创作的素材：收藏各种贝壳和业余昆虫学研究的标本，苏利文岛沙质海滩上的贝壳将成为他的小说《金甲虫》(The Gold-Bug)的故事背景。
1828年年底，他终于放弃了骄傲，给约翰·爱伦写了信。他说，一年半的军旅生涯改变了他，他已经“不再是在这个世界上既无目标也无持续性、只能反复折腾的小男孩了”。[136]他的实验取得了效果：“我在美国陆军工作，已经达到我的目的和喜好了，我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他所需要的仅仅是约翰·爱伦的赞同。他将他“最亲切的爱送给妈妈”:“（希望）她不会因为我任性的行为而减少对我一直以来的关爱。”
如果约翰·爱伦写过回信，这封信必然会丢失，因为爱伦·坡所在的团再次换防，这一次他们来到了遥望弗吉尼亚州最南端海岸线的门罗堡。他在那里与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成了朋友，后者是一位文学家，并且认识爱伦·坡的祖父。豪斯将他提升为军士长（军士的最高官阶），让他成为“主管该营一切操练（从最初级的演习到与战争配套的调动）的负责人”。[137]在服役不到两年之后，他取得了近乎火箭般的提升——是他的家世为他的升迁扫平了道路。
现在，爱伦·坡发现，要想重新取得他童年时代的阶级特权，最短的捷径就是从西点军校毕业并且获得军衔。但那些军衔的大部分名额都由军官、政治家和其他要人的儿子们占据。于是他再次尝试联系约翰·爱伦，只向他提了两项请求：得到离开陆军的允许，以及让约翰·爱伦在他那些地位显赫的朋友面前为爱伦·坡说话，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死亡为他们的关系带来了暂时的缓和。爱伦·坡心爱的养母弗朗西丝·爱伦于1829年2月28日去世。他得到了奔丧假期，急匆匆地赶回里士满，但在她于肖科山公墓下葬一天后的夜里才赶到。约翰·爱伦以一种异于往常的慷慨态度欢迎了爱伦·坡，为他买了符合军官和绅士身份的全套衣物：“一套黑布西装、3双半长的短袜”、一顶“伦敦帽子”、一把刀、一条吊裤带和一双手套。[138]
丧假结束后，爱伦·坡回到了门罗堡。当豪斯上校在华盛顿祝贺新当选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继任人）安德鲁·杰克逊时，爱伦·坡开始决定争取获得西点军校的录取资格。他找到了自己的替换者，“一位有经验的士兵兼被认可的军士”，但对方有个有些不祥的名字：布利·格雷夫斯(Bully Graves)[139]。[140]他付了格雷夫斯几美元，并承诺还会再付50美元，让他替自己服完剩下的陆军服役期。
从那年的4月15日开始，“来自波士顿的职员埃德加·A．佩里”便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埃德加·爱伦·坡——一名志向远大的军官、工程师、诗人。
取得声誉的两条道路
爱伦·坡前往巴尔的摩投亲，同时开始争取成为西点军校的学员。他受到了父亲的姐妹玛丽亚·克莱姆的热烈欢迎，她现在是一个带着8岁女儿弗吉尼亚的寡妇。克莱姆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务实，性格敏感却也坚强。她的经济状况不宽裕，为了维持家用不惜哄骗他人。她把爱伦·坡当作儿子一样欢迎，爱伦·坡则称她为“马蒂”(Muddy)。
哥哥亨利曾经从海上回来，给他讲了许多有关异国风情、艰苦旅行和胆大无畏的故事。两人常常在一起写诗，并以亨利的名字在巴尔的摩和费城的报纸上发表作品。爱伦·坡曾在一位巴尔的摩医师的女儿露西·赫尔姆斯(Lucy Holmes)的签名簿上写下一首诗，其中清楚地说明了他对奇异命运的感知：
从童年时代起
我就与别人的遭遇不同，
我未曾见过他人所见，
未曾从普通的春天中
感受到热情——
我未曾从同样的源泉中
得到痛苦——
我无法唤醒
我的心，
用同样的声调
享受欢欣——
而一切我爱的，
都是我自己情之所钟。[141]
1929年春，年方20岁的爱伦·坡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决心同时在两条职业道路上发展。这两条路都指向他自幼所受教育让他期待的目标——“在公共生活中出人头地”：一条从西点军校开始，成为一位陆军军官和工程师；另一条则通往诗歌。
创作一首诗与建一座桥梁不同。然而，诗人（或者虚构作品作家）与陆军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在美国都属于新颖的职业。在爱伦·坡这一代人之前，小说和诗歌作家必须生于富人之家，或能得到贵族赞助者的支持，否则他们只能把艺术作为自己的副业来追求。在与爱伦·坡同时代的重要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仅凭写作谋生：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波士顿海关(Boston Custom House)工作，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是律师兼教授，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则成了外交官。类似地，大部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仍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其中许多人将医生作为正式职业，因为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自然哲学课程。要求从业者必须受过正规科学训练的机构极少，而陆军工程兵团恰恰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成为诗人还是工程师，爱伦·坡都必须保证得到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若想成为西点军校的学员，必须由国防部部长约翰·伊顿(John Eaton)亲自批准。爱伦·坡在门罗堡的指挥员们证明了他有“良好的习惯，完全不饮酒”，并且受到过“非常高档的教育”。[142]更重要的信件来自约翰·爱伦强有力的弗吉尼亚圈子。詹姆斯·普雷斯顿上校(Colonel James Preston)写道：爱伦·坡“出生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无可怀疑的证据说明，他是一位有天分、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用他的服务来回报政府”。[143]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安德鲁·史蒂文森(Andrew Stevenson)也确认收到了一些“来自最高权威人士”[144]的证词，例如约翰·坎贝尔少校(Major John Campbell)断言，爱伦·坡是“一位绅士，你可以完全相信他的话”[145]。与爱伦·坡的面对面会见给伊顿部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因为爱伦·坡从巴尔的摩步行到达华盛顿，向他面交了一扎推荐信。然而当时席位没有空缺，因此爱伦·坡必须耐心等待。
回到巴尔的摩后，他向里士满的政治家兼律师威廉·沃特(William Wirt)[146]做了自我介绍，希望能得到沃特对自己进入西点军校和在文学方面发展的支持。沃特发现《阿尔阿拉夫》的脚注带有“许多有趣而且有用的信息”，但他不知道“这首诗能否被老式读者接受”。[147]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介绍爱伦·坡与费城的出版社接触。爱伦·坡给艾萨克·利(Isaac Lea)发去了另一份《阿尔阿拉夫》的稿件，后者是一位受人们尊敬的地质学家和贝壳专家，而且与其岳父马修·凯瑞(Mathew Carey)一起开办了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和书店，即凯瑞和利(Garey &Lea)。爱伦·坡曾承认：“如果这首诗发表了，无论成功与否，我将‘义无反顾地’成为诗人。”[148]
事业的进展增加了爱伦·坡的勇气，他请约翰·爱伦出面以其名义承担《阿尔阿拉夫》可能带来的损失。爱伦·坡用自己的年轻做担保：“让世人看到我，这一点意义重大；而一旦受到注意，我将能轻而易举地铸就一条通往名声之路，这当然不会有任何不利之处，因为它不会在任何时刻干预我对其他目标的追寻。”[149]
然而，约翰·爱伦并不认同爱伦·坡自称的“光明的文学前途”的观点。他很生气地在回信中写道，“天才人物不应该请求”[150]他的帮助。
爱伦·坡在诗歌方面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缅因州的小说家约翰·尼尔(John Neal)在《波士顿文学公报》(Boston Literary Gazette)上说，这首诗的作者“写出了一首优美甚至壮观的诗篇”。[151]随后，爱伦·坡给他寄去了《帖木儿》的一些段落，并且满怀感恩地坦承道：“我还年轻，如果对于一切美好的深深崇拜可以让一个人成为诗人的话——那我就是个诗人。”巴尔的摩的一家日报也刊载了《阿尔阿拉夫》的一些摘录，扬基·尼尔(Yankee Neal)在12月写道：“如果《阿尔阿拉夫》和《帖木儿》的其他部分也和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摘录同样好……那么他就有资格获得著名的诗人兄弟们给他的崇高评价，非常崇高的评价。”[152]
12月10日，通过巴尔的摩的一家小出版社，爱伦·坡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和其他小诗》(Al Aaraaf，Tamerlane,and Minor Poems)。波士顿的《美国诗歌目录》(Catalogue of American Poetry)收录了这部诗集，莎拉·约瑟法·黑尔(Sarah Josepha Hale)的《美国女性杂志》(American Ladies'Magazine)曾谨慎地赞扬道：“其中一部分特别孩子气、柔弱，完全缺少诗歌的共性；但其他部分……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位不亚于雪莱的诗人。”[153]
随后，爱伦·坡的名字出现在巴尔的摩当时一首题为《穆西亚德或者尼尼德——魔鬼著》(Musiad,or,Ninead,by Diabolus)的匿名讽刺诗中：“接着是面对理性微笑，面对法律大笑的爱伦·坡。”[154]对一个年轻的诗人来说，有什么比得到讽刺诗承认更好的鼓励呢？而且，更让人高兴的是，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嘲笑理性和法律的浪漫的小丑！
献给新女神的颂歌
但是，正如爱伦·坡在他诗集里的第一首诗中揭示的那样，他对理性和科学的看法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这是一首经典的十四行诗：有14行诗句，遵循“抑扬格五音步”的格律，以一副对句结尾，韵脚交替进行。这首诗在他生前曾经有几次改动。在1830年的版本中，诗的标题是：《十四行诗——致科学》(Sonnet—To Science)。[155]全诗如下：
科学呵！你这时间老人的乖女儿
你用慧眼的凝视让世界改观！
你这兀鹰！晦暗的现实铸成了你的翼翅！
可为什么要啄食诗人的心灵？
他何以爱你——或羡你高妙？
尽管他能乘风轻扬
你却总不让他漫游飘荡
去那布满珍宝的苍宇寻觅
可是你把月神拖下了天车？
可是你把山林仙子逐出了林莽
迫使她去往某颗福星上躲藏？
可是你从水泽里赶走了温柔的神女
把小精灵逼出了绿茵，而且还从
凤眼果树下驱散了我夏日的美梦？[156]
这首颂歌并不是献给永恒的神祇的，而是献给科学的历史产物——“时间老人的乖女儿”的。弗朗西斯·培根曾在17世纪初写道：“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157]换言之，真理不是镌刻在永恒的写字板上的，而是通过人类的活动，如观察、实验和讨论而逐渐出现的，这就是培根在他的《伟大的复兴》(Great Instauration)中设定的研究程序。
然而，就在培根认为是科学揭示了隐藏的真实的同时，爱伦·坡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科学用“慧眼的凝视”会改变这世上的事物。科学已经把“月神(Diana)拖下了天车”：当现代人注视着月球时，他们看到的是一颗布满陨石坑的卫星，而不再是正在夜之旅行途中的奥林匹克之神(Olympians)。科学已经驱逐了自然神祇、精灵和缪斯(Muses)，“把山林仙子逐出了林莽”，“把小精灵逼出了绿茵”。这头猛兽不断啄食着诗人的心灵，是一头用“晦暗的现实”铸成了翼翅的兀鹰，它用事实取代了隐藏的含义和神话。对一位诗人来说，这样的一位神祇既不明智，也不可爱。
许多批评家将这首十四行诗解读为诗人“对科学的攻击”。[158]爱伦·坡则坚称自己作为一名诗人，拥有“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深深的崇拜”；但在创作这首十四行诗的时候，他同时也是一名士兵，在技术和科学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这两个方向各迈出了一只脚，并且试图寻求一条能够同时研究二者的道路。这首十四行诗的标点符号也耐人寻味：在头4行中的4个惊叹号之后，诗的其余部分以问号结尾；在第5行中，爱伦·坡向科学提出了这首诗的中心问题：“他何以爱你——或羡你高妙？”
这个问题或许是修辞上的，指向一个简单的回答：一名真正的诗人根本不可能热爱科学。这将带来一个我们熟悉的浪漫式解释：这首诗是关于反对科学的辩论，悲叹科学对于梦想、神话和想象的敌意。以这种方式阅读，不禁让人想起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拉弥亚》(Lamia)[159]中的诗句：“哲学将剪去天使之翼，用尺子和直线，让一切神秘在无奈中听从安排。扫荡土地神的矿藏，还有妖祟的阴霾，拆解彩虹。”
但如果爱伦·坡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呢？如果爱伦·坡真的是在问：诗歌会怎样参与、对抗、挑战科学并且再次发挥想象，或与科学结盟呢？面对科学特定的智慧形式，诗歌应该怎样才能保持美感，而不被科学所谓的真实摧毁呢？
如果这是一个真问题，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个答案。在他的诗集中，紧随《十四行诗——致科学》之后，爱伦·坡在长诗《阿尔阿拉夫》中提供了一个答案。[160]这首诗的标题来自伊斯兰神话：“阿尔阿拉夫”是人死后灵魂前往的地方，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中间地带，人们在那里不会遭受任何惩罚，但也不会得到天堂的那种宁静和幸福。[161]“正如他向艾萨克·利解释的那样，爱伦·坡将阿尔阿拉夫想象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将它放在1572年第谷·布拉赫[162]发现的著名星辰上，这颗新星的出现与消失都是如此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