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这首诗的标题上，星球阿尔阿拉夫的关键形象基于现代科学的一个重大事件才得以形成。第谷·布拉赫是欧洲资金最充足的星辰观察者。尽管天文学家们那时还没有开始使用望远镜，但丹麦国王给了布拉赫一座岛屿，用于建立他的天文台，其中装备着庞大的象限仪(quadrant)和六分仪(sextant)，让人们可以在此对星辰进行全欧洲最准确的观察。他对于发现那颗新星（拉丁语写作“Stella Nova”）的宣告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一些中世纪哲学家曾认为，月球和在它之上的天宇在水晶球上旅行，是完美而且不变的；只有在地球上才有不完美、转变和死亡。布拉赫发现了一颗突然出现与消失的星星，这是发生在月球之上的新颖事件——这说明，与一切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不同，天空或许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
在写给艾萨克·利的信中，爱伦·坡将阿尔阿拉夫描述为一颗“信使星”(messenger star)，这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绰号以及现代科学中的另一个重大事件——伽利略在他1610年出版的《星际信使》(Starry Messenger)[163]一书中，报告了他用“千里眼”（即望远镜）所做的观察。与布拉赫发现的新星一样，伽利略的观察（月球上坑坑洼洼的不规则表面，以及围绕木星旋转的4颗卫星）说明了在“超越月球的”区域内存在不完美和变化。
时间、变化和腐朽也是天空的一部分：培根、布拉赫和伽利略打碎了先前关于宇宙的信息。在《阿尔阿拉夫》中，爱伦·坡将这颗在爆炸中生成并于此后不久便消失了的新星，与处于“天堂与地狱间”一个不稳定的临界地区相连，美好与希望以离奇的新形式绽放出了生命的花朵。
既然在科学的“晦暗真实”与诗歌的“夏日美梦”之间似乎确实存在某种“敌意”，一位诗人又怎可能热爱科学或者觉得它睿智呢？《阿尔阿拉夫》答道：如果科学“改变了”人类在夜空和自然界中的经验，则诗歌可以回报这一姿态。因为想象可以抓住科学的事实：无论是对新星的观察、对历史和现代神话的发现，还是对奇特植物和昆虫、瑰丽太空的探索，诗歌的想象力都可以赋予它们美好与离奇，为它们编织出新情感、新形象、新神话和新经历。
《十四行诗——致科学》也为爱伦·坡一生的作品设置了程序。即使在探索想象和非理性最外层限度的时候，他也将继续提问：诗人何以热爱科学并认为它睿智？[164]他会得出许许多多种答案，而这无数种答案之间，总是充满了思索、矛盾，时常崇高、庄重。
1830年春天，就在《阿尔阿拉夫》刚刚发表之后，爱伦·坡的未来之星终于照亮了他。爱伦·坡最后一次动用了裙带关系——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波瓦坦·埃利斯(Powhatan Ellis)，也是约翰·爱伦一个生意伙伴的兄弟，终于为爱伦·坡争取到了在西点军校的预备学员资格。
在黑板上
或许是因自己终于摆脱了爱伦·坡而高兴，约翰·爱伦于5月底在里士满接待了他。约翰·爱伦给他买了衣服和毯子，亲自到轮船码头送他上船。爱伦·坡又一次开始在信中称约翰·爱伦为“亲爱的爸爸”，一心想要维持约翰·爱伦对自己的好感。尽管他在夏洛茨维尔的债务被偿清或者遗忘了——他仍然欠着那位替他服役的布利·格雷夫斯50美元，约翰·爱伦也不肯为他付这笔钱。对此，爱伦·坡在给格雷夫斯的一封信里坦率地做了解释：“A先生神志清醒的时候不是很多。”[165]
6月，从纽约市出发、向北旅行了一天的爱伦·坡终于来到了西点军校。他搬进了“平原”上的一顶帐篷，那里位于一座绝壁之上，眼前是在绝壁下弯曲的哈德孙河的惊人景象，被茂密森林覆盖的山峦在滚滚的波涛之上逐渐隐去。和在夏洛茨维尔时一样，爱伦·坡再一次加入了一队精选的白人男子行列，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但现在，他们必须在一次写作、阅读和“数学基本规则”（包括“化简”“简单与复合比例”以及“普通分数与小数”等内容）[166]的入学考试[167]中，证明自己具有“未来对这个国家有用的性格和能力”。爱伦·坡轻松地通过了，但“很大一批来自良好家庭的预备学员”的申请以“能力不足”为由被驳回了，其中甚至包括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儿子。[168]“这家伙在被叫到……黑板前演算5除以2/3时哭得极为可怕。”[169]在每年得到入学名额的130名军校生中，“只有30—35人最后能毕业”。
整个夏天，爱伦·坡和其他通过了考试的人都在进行操练和军事训练，包括构筑工事和使用军火，他作为军士长的经验让他得以轻松应对。8月30日他们从帐篷中撤离，搬进了兵营，开始上课，下午保留一个半小时的操练，随之是晚上的队列练习。
在杰斐逊对弗吉尼亚州引入德国大学体制一系列跌跌撞撞的实验之后，爱伦·坡在西点军校参加了造就美国精英的另一项实验。西点军校是一所最先由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创办的国家军官学校，尽管杰斐逊认为，国家防务应该依靠地方民兵。这所军校于1802年创办，由于在1812年的战争中提供了工程师而证明了自身的价值。1817年，希尔韦纳斯·塞耶上校(Colonel Sylvanus Thayer)被任命为新的总监，并被国防部派往法国参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这是一所在大革命中创建的工程学院，拿破仑把它变成了一所军事学校。对于训练为现代国家和帝国服务的数学家和技师，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也是全世界效仿的榜样。
塞耶从法国带回了当时最前沿的科学教科书和改革计划。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一样，他的学生们被称为“学员”，将被训练成为科学家和士兵；他们全都学习法语，因为塞耶认为，“这是让学员们能自由阅读欧洲科学著作的唯一途径”[170]；语法和数学课程也以与作战训练同样的严格标准被讲授。
塞耶的改革计划是，力求从学员们的记忆中扫除“一段有关这个机构的学员有权为保护自己而辩护的时期”。[171]斯巴达式的兵营中没有自来水或者取暖设备，食物也让人没有胃口；塞耶用操练和工作填满了学员们每天15个小时的日程；他的“奖励总名单”将由无所不在的监察决定，其中每位教授每周都要针对每个学员做出报告。
爱伦·坡发现这些规定“极为僵化”。[172]他和他的同学们必须按照安排来学习那些用法语讲授的几何和工程学课程，这些课程强调拉克鲁瓦(Lacroix)、勒让德(Legendre)、拉格朗日(Lagrange)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创始人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等人的学说。[173]图书馆里存放着工程师兼科普作家夏尔·迪潘(Charles Dupin)的著作，包括他的一本书的最新英文译本，《数学在实用艺术与美术中的应用》(Mathematics Practically Applied to the Useful and Fine Arts)。[174]夏尔·迪潘就是爱伦·坡作品中C．奥古斯特·迪潘的原型，这位侦探正是一位数学家兼诗人。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的著作也占据了书架上相当多的位置，他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院长之一，其著作体现了法国数学的理性与宇宙观。在他的《有关概率论的哲学随笔》(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中，拉普拉斯幻想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智慧装置，只要知道宇宙的初始条件，它就能预言宇宙在未来任何时刻的状态，这是检验决定论和机械宇宙想法的试金石。他的《天体力学》(Mécanique céleste)完善了牛顿的“机械宇宙观”，描述了一个自我调节的太阳系，其各部分按照统一定律相互作用。这本书由纳撒尼尔·鲍迪奇翻译，他以撰写《美国实践航海学》(The American Practical Navigator)而闻名。
拉普拉斯在他另一部名为《世界体系一览》(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的著作中，提出了“太阳系由旋转气体云（星云）逐步冷凝而形成”的理论。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也曾提出类似有争议的假说，后人称之为星云假说。
[175]人们认为，拉普拉斯有关太阳、地球和行星形成的力学理论，革命性地取代了《创世记》的创世故事，对神学产生了威胁。拿破仑曾经问拉普拉斯，在这样一部有关宇宙的长篇著作中，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到过上帝？据说拉普拉斯的回答是：“我不需要那个假说。”[176]
西点军校是美国首批使用黑板的机构之一，这也是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引进的另一个舶来品。[177]学员们在黑板上解答问题、推导证明（往往由几个人同时进行），写出他们的每一步思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过程和他们的解题速度，有利于检查与改正。有一位学员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学习了3年。来到西点军校3个星期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先前学过的代数知识在这里又都重温了一遍，基本上都讲到了。”在信中，他还提到，每一次课堂陈述都要求熟练掌握十几页课本上的内容：“光是在黑板上板书下来还不算，还要对每个细节步骤都加以阐释才行，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178]
拉普拉斯修正了由力学定律解释的宇宙的形象，现在它可以通过数学推理被完美展现了。而按照纪律，无论身体还是思想，西点军校的学员都必须与这一宇宙机器保持一致。
富兰克林的继承人
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是首批接受塞耶的课程设置的学生之一，他在毕业考试中考了班级第一名，上学期间也没有一次过失记录——考虑到这所学校高标准的要求和无所不在的监督，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壮举，人们都预期未来他会做出一番大事业。贝奇的曾外祖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的父亲是富兰克林唯一的女儿的儿子，而他的外祖父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 Dallas)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贝奇生于1806年，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圆润的下巴（后来被他的大胡子遮住了），脸上带着自信、智慧，有时透露出顽皮的怀疑表情。“他班里的每个同学都毫不讳言地承认他的学识高人一等”，而无论学员还是军官，也都“因为他毫不做作的举止、友好的风度和尽职尽责的态度喜爱与尊重他”。[179]当被需要的时候，贝奇很迷人，但他对待愚人时并不太友善；当别人反对他时，他也会变得脾气暴躁、不屈不挠。
1825年贝奇毕业时，国防部部长詹姆斯·巴尔布尔(James Barbour)在信中对贝奇的母亲索菲娅(Sophia)说：“我对你儿子优异的考试成绩和诚信记录表示欣慰与感激……我认识并爱戴你的父亲（达拉斯），不过对于他伟大的祖辈（富兰克林），我只能通过其著作对其有所了解。在你的儿子身上，我看到了这两个家族的结合所产生的强大力量。”[180]贝奇似乎命中注定会取得光辉的成就，而他的同学们，包括他的朋友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则自发组成了一股势力，致力于将任何干扰贝奇的愚蠢行为消弭于无形，使他可以顺利地完成这一使命。
在西点军校，贝奇学会了如何像军队中的专家那样观察问题，他将在自己一生的研究和管理项目中运用这一视角。他在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官3年，与来自纽约、颇有影响力的化学家兼植物学家约翰·托里(John Torrey)以及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奥姆斯比·米切尔(Ormsby Mitchel)一起教学，后者后来创办了辛辛那提天文台(Cincinnati Observatory)。刚好在爱伦·坡到来之前，贝奇返回了费城，他们俩将于1838—1842年在那里生活——这是对他们两人而言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年。
刚刚进入青少年时期的贝奇就受到了激励，要实现祖辈的期望，后来他真的做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堪称西点军校学员的典范。而作为一个有着痛苦原生家庭的孤儿，爱伦·坡与贝奇相比，无论是最初的条件还是最终的生活轨道都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点军校的课程，并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但爱伦·坡和贝奇的生活常常呈平行状态。
爱伦·坡在给约翰·爱伦的信中提及了自己的“杰出表现”，尽管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军校的）纪律也极为僵化”。[181]爱伦·坡还与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General Winfield Scott)有过交谈——他们此前也曾在里士满相遇过。斯科特是1812年战争中的弗吉尼亚英雄，作为拿破仑的训练手册的翻译者，斯科特的绰号是“小题大做者”(Old Fuss and Feathers)，因为他极度喜欢浮华和礼仪。“我非常喜欢塞耶上校，”爱伦·坡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以及军校中的一切。”
两年多来，爱伦·坡一直自食其力，他比他的同班同学年长些，也更有经验。一位学员说他“看上去憔悴、疲倦、心怀不满，这令人难以忘怀”[182]，尽管与他同住一顶帐篷的室友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183]、一位老练的探险者，称他的“野心似乎是要在一切学习中领先于全班”，他还有着“非凡的数学天赋，这让他在准备课堂汇报时毫无困难，也总能拿到最高分”[184]。
爱伦·坡以他“有力且恶毒的打油诗”[185]而闻名，这些诗的嘲讽对象往往是那些在兵营里巡查的教官；这种“令学校内部人员很有兴趣的诗歌和讽刺短文”让他在同学中享有“天才的美誉”。他还是学校演讲厅的常客，那里经常举办哲学与文学演讲。一位学员指出：“因为我们在这里上的课程几乎都与科学有关，这让我们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186]这里为学员们提供的课外读物只有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的《美国科学与艺术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和《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87]
在西点军校，只有周期性的狂欢活动（包括7月4日的狂野庆祝[188]和夏季营地结束时的化装舞会）可以让学员们彻底放纵一番，暂时从严酷的学校生活中得到解脱。一位同学相信，爱伦·坡“已经养成了更为危险的持续性痛饮的习惯”[189]，有一个关于此事的笑话在学校流传：“其实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了一个学员的位置，结果那个孩子死了，他就自己顶替儿子当了学员。”[190]
爱伦·坡在刚来西点军校的时候认为，基于过去的教育和军旅经验，他可以在6个月内就完成两年的课程。然而他想错了，他需要长期在军校学习。
他从军的决心随后遭受了来自里士满的致命打击：约翰·爱伦要再婚了，新娘是新泽西州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儿路易莎·帕特森(Louisa Patterson)。约翰·爱伦即将组成一个新家庭，而其中将不会有一个已成年的养子的位置。
破釜沉舟
约翰·爱伦的再婚典礼于那年10月份在纽约举行。爱伦·坡没有收到邀请。“亲爱的先生，”他在写给约翰·爱伦的信中不再称他为“爸爸”，“我曾经非常希望你在纽约期间能前来西点军校，可我如今非常失望地得知，你已经在未曾告知我的情况下回家了。”[191]他在信末使用了正式的言辞“向爱伦夫人致意”，指代尚未谋面的约翰·爱伦的新妻子。
此后不久，因为要求约翰·爱伦偿付爱伦·坡欠下的50美元债务，爱伦·坡的服役替代人布利·格雷夫斯在里士满与约翰·爱伦发生了冲突。他给约翰·爱伦看了爱伦·坡说他是酒鬼的信。随后，约翰·爱伦在给爱伦·坡的信中大发雷霆，表示拒绝承担这一债务。
爱伦·坡在回信中为自己辩护：“当我还是幼童的时候，我是否请求过你的慈悲？你是否是出于自主意愿，心甘情愿地为我提供服务？”[192]他或许本可以留在巴尔的摩，与他的祖父坡将军在一起，但他的这位“有血缘关系的保护者”相信了约翰·爱伦愿意收养并教育爱伦·坡的承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说，我没有任何权利从你那里期望得到任何东西吗？”
说到约翰·爱伦确实提供了的“自由教育”，爱伦·坡在弗吉尼亚大学时资金不足，那8个月几乎根本不能算数。“如果你让我回去继续上大学，我肯定可以改过自新，因为我最近3个月的行为可以让任何人有理由相信这一点。”爱伦·坡唯一后悔的是他未能及时返回里士满，没能在弗朗西丝去世前见她一面。“我从来都没有把你的爱当成一回事，但我相信她如同爱她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我。”在养母死后，约翰·爱伦曾承诺会“原谅一切”，但他很快就将诺言抛诸脑后了——“你像送一个叫花子一样把我送到了西点军校”。他承认自己写过有关醉酒的那封信：“至于说到其中内容的真伪，我将它留给上帝和你自己的良心来评判。”
爱伦·坡宣称，他“未来的生命（感谢上帝，它不会让我忍受太久）必定会在贫穷与病痛中度过”。西点军校和他在那里忍受的“必需品”的缺乏，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此时需要的只是约翰·爱伦同意他退学的书面证明。
在给约翰·爱伦写信的同一天，爱伦·坡开始了他的年中考试。在87个学生中，他的数学成绩位列第17名，法语成绩位列第3名。[193]如果他当时肯在这方面多加努力，他可以成为杰出的军官和工程师。然而，约翰·爱伦无所谓的态度及其对爱伦·坡情感上的伤害让爱伦·坡无法继续安心学习。从1月7日起，他便不再去听课、操练，也不再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当月月底，他因疏忽职守而受到了军事法庭传讯。伊顿部长批准了判决：“学员E. A．坡将被解除美国陆军军籍。”[194]
爱伦·坡一位同学的母亲是费城的文学编辑莎拉·约瑟法·黑尔——也是歌谣《玛丽有只小羊羔》(Mary Had a Little lamb)文本的创作者，她曾发表对《阿尔阿拉夫》的赞许。这位同学在信中说：“这里的人们认为，爱伦·坡‘很有天赋’，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喜欢数学，这实在太疯狂了。”[195]另一位士兵后来也写道：“埃德加·坡在西点军校，好比把错误的人放到了错误的地方，尽管他凭借自己的智力在这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196]还有一位传记作家对此评论道：“我们必须认为，爱伦·坡在西点军校的经历打断了他真正的职业生涯。”[197]
肤浅地说，这是正确的观点：从离开西点军校起，爱伦·坡便正式开始以作家和编辑（而不是作为陆军工程兵团的成员）的身份谋生了。即便没有家庭的支持，也没有如同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这样牢不可破的社会地位，爱伦·坡在西点军校依然是出类拔萃的。在一个造就了他的国家中最为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和工程师的学校里，尽管面临着希望全部粉碎的境地，他仍然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取得了接近班级榜首的成绩。
西点军校以分析化、标准化、系统化的训练模式培养学员，他们从而可以在美国的各行各业扮演关键角色。在陆军工程兵团和私营公司中，他们将修筑道路和运河，绘制西部领土的地图。[198]有些人则像亚历山大·达拉斯·贝奇和奥姆斯比·米切尔那样，成了研究人员和科学管理者。其他人将布匹、铁和枪械的生产系统化。大批西点军校出身的工程师在修建铁路的政府与私营公司中工作。他们所受的训练让他们做好了准备，有能力评估路线效率、解决远距离供给链面临的后勤难题。作为铁路的雇员和主管，他们在这些公司中复制了西点军校的管理与纪律结构，许多人因此发了财。[199]
尽管爱伦·坡走上了与这些人相当不同的道路，但他在西点军校还是得到了训练，这一点对于塑造他成为诗人、批评家和作家的职业生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这所军校中学到的一切——包括数学、几何和天文学知识，分析和精心重建的技巧，力争超越的驱动力以及制定战略与指挥的能力，都将使他受益终身。
对爱伦·坡来说，在西点军校的经历是一个转折点，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段经历标志着他从约翰·爱伦那里得到重大支持的希望的破灭。在西点军校时，他完全沉浸在一个全面现代化、机械化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之中。这是一个受到高度控制的暴力系统，直接作用于感官，并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经历变成了他的诗人身份和知识储备中坚定不移的一部分。他有了一个军人的骄傲与风度，并且得到了一系列将在今后多年的文学征途中为他服务的工具。
现在，爱伦·坡在文学的道路上正式扬帆启航了，但他将继续以一个诗人、小说作家和杂志人的身份发问：他应该怎样热爱科学，他应该怎样做才是睿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