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禄在克劳狄乌斯的宫廷中体会到，即便各种敬意和奉承伴随左右，一个皇帝的地位也终究不是那么安稳。对行政管理方式的不满再加上批评者的个人野心可能对在位者构成生命威胁。在尼禄刚即位的头几年里，他要提防的并不是元老院的那些道德家。对于这群人，尼禄早就通过塞内卡为其润色过的就职演说赢得了他们的青睐。起初，他可以指望的是元老院对新政权的满意，以及布鲁斯掌管的皇家禁卫军的忠诚。总的来说，尼禄要赢得好感和支持并非难事，毕竟这位新皇帝允诺在各方面都要比克劳狄乌斯做得更好。
更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其他帝位继承人的存在：有些人与王朝创立者的亲缘关系并不比尼禄本人更远。毕竟当时唯一的继承规则表明，帝位候选人必须与奥古斯都有亲缘关系。奥古斯都的家族和联姻政策导致这些年来有不少这样有心或无意的潜在的帝位继承人。
奥古斯都这些最后的血亲，没有一个是活过尼禄的。在公元52年，不列塔尼库斯早早就迎来了他命运的转折，成了一名碍眼的“前皇储”[1]，而阿格里皮娜越发强烈的权力欲望也让尼禄备感威胁。撇去不列塔尼库斯和阿格里皮娜不说，奥古斯都的这些后裔之所以被认为对皇帝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奥古斯都的亲缘关系，和尼禄的相比，具有同等的分量和价值。玛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Marcus Iunius Silanus）曾担任公元46年的执政官，他秉性沉静，生活无忧，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温和从容，所以才有了卡里古拉给他取的“金绵羊”这个绰号。公元54年，尼禄甫一即位，阿格里皮娜就下令杀死了他。作为最后一位强有力的帝位竞争者，鲁贝里乌斯·普劳图斯与奥古斯都的亲缘关系在有些人眼中，与尼禄本人的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他不得不在公元60年被流放至位于小亚细亚的庄园，并在公元62年被杀害。公元64年，德奇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尔夸图斯（Decimus Iunius Silanus Torquatus）也被迫死去，他是公元54年的受害者西拉努斯的兄弟，并且和尼禄一样，也是奥古斯都的玄外孙。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奥古斯都的男性后裔了。此外，也不存在像尼禄的妻子屋大维娅那样的年轻女子，其地位之尊贵足以点燃一名野心勃勃的贵族男青年的爱意。
禁卫军护卫宣誓效忠的是整个皇室家族。大概只有“皇室”（Domus Augusta）才可能满足禁卫军对犒劳的期望——即使是最心高气傲的元老，倘若试图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会没几天就成为穷光蛋。
所以说，皇帝几乎能被容忍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失去皇家禁卫军对他的忠诚。尼禄在艺术上的胡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在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公元65年或更晚的时候，他在舞台上扮演戴着镣铐的“狂躁的赫拉克勒斯（Herkules）”，也并未影响禁卫军对他的忠诚。禁卫军军官们并非总是如莽夫般一根筋地对皇帝死心塌地。傲慢自大的卡里古拉曾取笑过一名军官的尖细嗓音，一边讥讽还一边做出下流的手势——这就是日后阴谋的祸端，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面对这位年轻统治者的无理要求，尼禄的禁卫军长官布鲁斯仅有过一次被动的抵制：即便是在皇帝极为胡闹放荡之时，禁卫军也愿意保护他，但不会协助他刺杀阿格里皮娜。这个任务交给了皇家舰队的水手们和他们的被释奴舰长。
当布鲁斯在公元62年去世时，出于安全考虑，尼禄将这个职位分派给了两个人。法埃尼乌斯·卢弗斯（Faenius Rufus），在此之前负责粮食供给，能力出众且为官廉洁，因此他得到这个职位是水到渠成的事；另一位长官奥弗尼乌斯·提格里努斯（Ofonius Tigellinus）是尼禄心中实际的人选，他过去与卡里古拉的妹妹们有过不正当关系，而且连皇帝那些最放肆奢靡的要求他也会竭力支持。
直到1世纪60年代初，尼禄总体上还是有安全感的。虽然至少有一部分禁卫军对尼禄的弑母行为耿耿于怀，但这不足以真正危及他的帝位。直到布鲁斯在公元62年去世，之后塞内卡又主动归隐——这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是令人不安的信号，这一切都给尼禄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得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满足个人的艺术野心。他以艺术家和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简直是一种挑衅，对于一些阶级意识强烈的元老来说，这几乎与他的弑母行径一样可鄙。
尼禄自以为，无论他怎么胡闹，元老阶层大体上还是会听命于他，最多也就是以讽刺诗句——这会受到流放的惩罚——或者在皇家宴会上没什么好脸色为代价。罗马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对皇帝的态度不知不觉发生了转变，最早从公元62年起就能感觉得到，当挖苦皇帝的打油诗在法庭上散布开来的时候，当元老中的道德楷模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在元老院含沙射影地批评皇帝的时候。而当罗马发生大火，再加上许多人认为尼禄在救火过程中行为失当，无疑强化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想谋取皇帝的性命了。
官方宣布将于公元65年举办新一届的尼禄尼亚赛会。赛会前夕，一场真正的推翻尼禄的阴谋正开始酝酿，旨在刺杀尼禄并宣布新任皇帝。在因循守旧的元老眼里，这个赛会是对罗马历来所有传统的嘲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的是，波培娅的再次怀孕让人们备感忧虑——帝位继承人的出生可能会让尼禄更加有恃无恐、肆意妄行。
那些对尼禄的登台亮相越来越愤慨的人，并不想恢复共和制，而是想找个合适的替代者——从出身和个性两方面来考虑谁能够取代尼禄，同时对元老院来说又比较好调教。
盖伊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aius Calpurnius Piso）是共和国贵族的后裔，在卡里古拉在位时被迫流放。在克劳狄乌斯时期，他担任过执政官，并在国都上流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并不是尼禄的顾问之一，也没有表现任何公开的政治野心——取而代之的是，他像他的祖辈们那样，在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做辩护。人们认为他慷慨大方，但不肆意挥霍；即便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也很友好，不摆架子。与尼禄相比，他甚至相貌堂堂，有着贵族男子的理想模样。他的宅府与侍从们的所作所为也告诉人们，在生活中，他绝非禁欲主义者。而且他完全顺应潮流，不拒绝在私人演出中宣传自己作为悲剧演员的那种半吊子的艺术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体现了尼禄时期的时代精神，并以一种连严肃古板的人也能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塔西陀甚至认为，这个名义上的阴谋头目是个失败者，到头来，他终究未能对得起自己祖辈的名声。
按照皮索的性格，这场密谋绝不是他挑的头。塔西陀在记述中强调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密谋起自再也不愿忍受尼禄瞎胡闹的禁卫军军官。这些人的动机被明确地记录并流传下来。在被处决前，苏布里乌斯·弗拉乌斯（Subrius Flavus）回答了尼禄的问题，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将自己立下的军人誓言抛于脑后：“当你值得人们爱戴的时候，你的士兵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忠于你的。但是，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战车手、一个戏子、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塔西陀《编年史》第15卷第67章）这说明，在那些恪守道德准则的男女眼里，尼禄的胡作非为对他的声誉破坏性极大。其中就包括一名被释女奴埃皮卡莉丝（Epicharis），即使在严刑拷打之下，她也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还有一部分密谋者参与其中，是出于非常私人的动机。诗人卢坎，也是塞内卡的侄子，据说是文学上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而两位禁卫军长官之一的法埃尼乌斯·卢弗斯，据说只是对他的同僚提格里努斯有所忌惮，因为他更受尼禄的宠信。密谋者的圈子牵扯范围甚广，从女人气的纨绔子弟到声名狼藉的被释奴，这场旨在恢复政治秩序的阴谋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参与者。
关于具体如何行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刺杀尼禄的最佳时机出现在他到那不勒斯湾（Golf von Neapel）的皮索别墅逗留期间。但皮索拒绝了这个方案，表面上看，是因为这将侵犯宾客的权利，而实际上有洞察力的批判者认为，是因为皮索不想在尼禄死后远离罗马，那里才是情势发展的中心。他竟变得野心勃勃起来，担心年轻的路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Lucius Iunius Silanus）可能坐上帝位，因为他在生活中循规蹈矩，这一点对于元老们来说可能很有吸引力——更别提他与奥古斯都还有远亲关系。同时，皮索对当时的执政官维斯提努斯（Vestinus）有所顾忌，据说他甚至是共和制的支持者。
最后，他们一致决定在4月的谷神节赛会（Ludi Ceriales）期间谋刺尼禄。在那天的竞技比赛期间，尼禄将会离开他那戒备森严的新宫殿建筑群“黄金屋”，去观看赛马。计划的行动方式类似于罗马历3月的伊都斯日（Iden）[2]，亦即3月15日刺杀恺撒的行动。以孔武有力著称的拉特拉努斯（Lateranus）会跪在尼禄面前请愿，并顺势将他抓住——禁卫军中其余的刺客便可跑上来把他杀死。皮索会在附近等着法埃尼乌斯·卢弗斯，他会把皮索带到禁卫军军营，让禁卫军拥立他为新的皇帝——与当年布鲁斯把年轻的尼禄带到禁卫军军团面前如出一辙。
致使阴谋败露的是某个参与者的自命不凡和神经衰弱。那天，元老弗拉维乌斯·斯凯维努斯（Flavius Scaevinus）和皮索的心腹纳塔里斯（Natalis）商议了好几个小时。长谈之后，他一回到家里，就带着离情别绪滔滔不绝，这使他的被释奴米利库斯（Milichus）感到很奇怪。他又一次更新了自己的遗嘱，并令人惊讶地给了所有家仆最后的指令和赏赐。当米利库斯受命重新磨砺主人的匕首时，他起了疑心，并和妻子说起当天的种种异常。他那现实的妻子鼓动他把看到的尽快报告给皇帝，这样才能获得赏金。不久，他就站在尼禄面前，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纳塔里斯和斯凯维努斯都只是嘴上逞强，他们一看到拷问刑具就成了软骨头，争相把密谋者的名字说了出来，或许还包括一些与此毫不相关的人。塞内卡这会儿也卷了进来，这让尼禄特别高兴，不过他多半是无辜的。那些在罗马生而自由的人往往被刑具一吓唬就软了下来，而被释奴埃皮卡莉丝在严刑拷打之下却丝毫没有退缩：再大的折磨和痛苦也无法打垮她，她始终守口如瓶，后来趁人不注意，用自杀结束了进一步的痛苦。
罗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常规队伍中还夹杂着日耳曼护卫，局势的严峻性不言而喻。此时，有一个人却特别卖力地干起活儿来，那就是正直的法埃尼乌斯·卢弗斯，作为最重要的密谋者之一，目前还没有怀疑到他的头上。在审讯过程中，当苏布里乌斯·弗拉乌斯暗示他刺杀一旁的皇帝时，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皮索曾经对自己坐上一国之君的位置寄予相当大的希望，而在这几个小时里，他却像瘫了似的丧失了行动能力——塔西陀在他相当详尽的记述里根本没怎么提他，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亲信们提议他号召军队和罗马人民孤注一掷，但他却无动于衷，宁可待在自己的花园里束手就擒。当看到被派来别墅等他自杀的小分队时，他才意识到召集军队是多么明智的选择：这支队伍里尽是些刚招募的新兵和经验极少的士兵，他们是特意被选出来执行这项任务的。这个男人本有机会接替尼禄。他的遗嘱也被证明是愚蠢的：对尼禄极尽谄媚之词的目的是保护他的妻子萨特里娅·伽拉（Satria Galla），而这个女人还是皮索从她的前夫身边，也即他的朋友那儿勾引来的。
尼禄复仇的受害者中也包括塞内卡。他早已退出了公众生活，并避免做任何可能引起尼禄注意的事情。塞内卡在皮索的计划里哪怕只是有过间接的参与，也是不太可能的。不过，多嘴的密谋者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塞内卡，便引来了尼禄的猜忌：皮索曾让人带话给塞内卡，表示自己非常后悔不再与他有任何联系。对此，尼禄立马派人去询问塞内卡，对这一说法进行核实。当时塞内卡就在国都附近他的一处庄园里。
塞内卡的回答证实了密谋者在审问时所引述的皮索的那段话，但尼禄已无心为他这位年长的老师开脱罪名。怒火中烧的尼禄认定，塞内卡参与了这场阴谋，更何况，提格里努斯和波培娅还在旁边煽风点火。
被派去执行死刑的是禁卫军军官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Gavius Silvanus），他本人也是阴谋的参与者。为了保住性命，他并未拒绝执行这项任务。不过，他还是不忍向塞内卡宣读死刑判决，而是派了一名军士长去塞内卡家。塞内卡毫无惧色，自知死亡是迟早的事。他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给同时代的人和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塞内卡的死，就像他的著作所宣扬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会去质疑他的生命实践是否符合自己所信奉的学说，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以死践行了自己的学说。特拉塞亚·帕埃图斯是尼禄公元66年的受害者，作为朝臣的他，始终对尼禄颇有微词。在死的时候，他也效仿了塞内卡的做法。塔西陀素来独具慧眼，能明辨所有的诚实和虚伪。他在记述塞内卡之死时，最后提到了他的葬礼。按照遗嘱的指示，葬礼极其简朴——而在写这些指示的时候，他还身处罗马，作为尼禄无可争议的重臣，他的财富与权势还如日中天。
后来人们谈论起这场血雨腥风，总会说起当时异常残酷的审讯，许多嫌疑人在双重甚至三重镣铐的重压下几近崩溃。这场阴谋导致至少19名男女丧生，13人被迫流亡。禁卫军得到了丰厚赏赐，以表彰他们实际上已动摇的“忠诚”。在尼禄眼里，有三个人在镇压谋反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并被授予“凯旋勋章”（ornamenta triumphalia）[3]，仿佛他们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军事功绩：提格里努斯、科凯伊乌斯·内尔瓦（Cocceius Nerva）和当时的执政官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里亚努斯。科凯伊乌斯·内尔瓦从公元96年起做了两年无可挑剔的皇帝，而佩特罗尼乌斯·图尔皮里亚努斯，直到公元68年，还一直忠于尼禄。
小心翼翼的提格里努斯纵使拥有尼禄的百般信任，也无权独掌整个禁卫军。成为他新同事的是此前担任禁卫军军官的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Nymphidius Sabinus），尼禄确信自己根本无须忌惮和提防他。尼姆皮迪乌斯·萨比努斯享受着自己作为卡里古拉私生子的光环（传闻是他一手炮制的），还竭力强调自己身上与他那所谓的父亲有某种相似的阴沉感。
尼禄出生的月份被提议改名为“尼禄月”（Neroneius），而这并没有让他高兴多久，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知到来自领导阶层的反对。现在，别人只要流露一丁点儿不苟同于他的迹象就足以受到指控并被拖上法庭。公元66年，最后一个可以想到的帝位竞争者被杀死了。他就是年轻的路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尔夸图斯（Lucius Iunius Silanus Torquatus），也就是公元54年被杀的西拉努斯[4]的儿子。也就是说，在奥古斯都的后代子孙里，他的关系比尼禄更远一些。
在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还存在一种不那么正面对抗的反对形式。尼禄也开始对这种反对派有所忌惮，并不亚于那些意图谋划暗杀的反对者。这种反对形式尽管是消极的，但公众完全能感知到它的存在，通常被称为“斯多亚派反对者”。但是，并非每个所谓的“斯多亚派反对者”都能无一例外地算作这个哲学派别的信奉者。对于斯多亚派学者来说，奥古斯都式的井然有序的元首制（Prinzipat）是很容易让他们满意的。况且，斯多亚派学说中也没有任何说法可以被明确地用来反对这个新政体。相反，著名的斯多亚派学者还在希腊化的宫廷中担任过顾问。塞内卡本人就信奉斯多亚派学说，并认为自己的哲学信条与侍奉尼禄的工作长期以来都是相协调的。甚至宣称斯多亚派哲学为国家的“官方”哲学都不为过。
然而，尼禄却是第一个自认为受到斯多亚派哲学威胁的皇帝。更确切地说，那些让他感受到政治压力的人，在批判他时具有斯多亚主义精神。这类政权批评者被斥责为教条主义的斯多亚派——至少他们的反对者是这样指摘他们的。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莫过于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公元66年，他被判处死刑，并效仿了苏格拉底的死法——这发生在尼禄去希腊前不久。特拉塞亚·帕埃图斯并不是元老院中上等贵族的代表。他来自意大利北部，算是社会阶层的晋升者，非常自豪于自己的传统原则。他之所以能进入元老院，或许是因为阿格里皮娜，而塞内卡也是他的支持者之一。公元56年，他还担任了三个月的执政官。特拉塞亚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元首制的反对者，只不过是在用尼禄公元54年发表的执政宣言来衡量他。根据这个宣言，他会尊重皇帝与元老院之间传统的职权划分。因此，比起其余那些出身大家族的贵族元老来说，这位社会阶层的跃迁者才更忠诚地承担起了元老的职责。
尼禄也许不觉得这类批评者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威胁，但他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在众元老心中受损的威望。公元63年，特拉塞亚对尼禄的女儿克劳迪娅·奥古斯塔的出生表示祝贺，但尼禄拒绝接受他的祝贺。从此以后，特拉塞亚就几乎很少参加元老院的会议。退出政治生活以示抗议并不算犯法，只不过，特拉塞亚的举动却在国都之外引起了轰动。对于尼禄来说，这是一种无言的责备，不得不让他想起自己违背了公元54年执政宣言中的承诺。特拉塞亚的这种行为称得上是斯多亚主义的地方，充其量只是他坚守着曾经被认为正确的政治方针。
尼禄鼓动特拉塞亚的一个私人仇家在元老院控诉他的这种行为属于大逆罪，并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在他指控特拉塞亚的时候，元老院被军队围了起来。对特拉塞亚的判决是死刑，而他的女婿——同样忠于自己信念的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则被流放。
特拉塞亚并没有在元老院为自己辩护，他选择在家中等待这迟早要来的判决，并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安排了自己生命的终结方式：他生前最后的对话是与一位哲学家探讨灵魂的不朽。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发表任何反对皇帝的言论。特拉塞亚对奉命来传达死刑判决的财务官说的话成了他的政治遗产——劝诫人们要坚守信念（constantia），而没有劝导人们去积极反抗独裁者。元老院里没有人来得及救他，为此，他成了反对独裁者的“烈士”之一。后来，人们把特拉塞亚与恺撒的仇敌加图（Cato）相提并论，他还写过一篇关于加图的传记。
在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对尼禄的批评竟出现了相当出人意料的形式。盖伊乌斯·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多年来一直是尼禄的风雅顾问，尼禄那些或好或坏的品味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佩特罗尼乌斯私下是个极其精致的享乐之人，但也是个能干的执政官和行省管理者。公元66年，佩特罗尼乌斯毁于提格里努斯对他的忌恨。当判决变得不可避免，他便戏仿了苏格拉底之死：就在还残存着最后一点虚弱的力气时，他没有讨论最后的哲学问题，而是像往常一样，谈论那些轻松的话题。佩特罗尼乌斯也不像尼禄的其他受害者那样，试图为后人至少挽回些许财产而在遗嘱里极尽谄媚之词，他用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件向皇帝表达了最后的问候，里面详细列举了皇帝喜欢在床上玩的各种疯狂花样。
公元65～66年，尼禄肆意打压各种或真或假的敌人，变得越发随心所欲、冷酷无情。这一方面反映了尼禄强烈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身边有尼姆皮迪乌斯和提格里努斯这样的进谗言者。与此同时，尼禄和他的顾问也终于有机会考虑计划了很久的希腊之旅，据说他们还打算在高加索地区发动战役。不管这是不是计划好的，都可以推测出，尼禄离开罗马时已经不存在任何身份显要的批评者。尼禄一心想牢牢抓住自己的最高指挥权，这个念头已经压倒了他对一切重要国务的考量。直到皇家禁卫军铁了心对尼禄弃之不顾时，罗马的形势才又变得严峻起来。
[1] 原文此处为Thronprtendent，指声称或有资格声称自己拥有帝位或王位的人。Prtenden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动词praetendere，意思是“要求、索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帝位或王位觊觎者”指的是一位前君主或他的后代，但其对帝位或王位的索求权已被（通常更受认可的）竞争者占有或者被废除。其本人不一定真的怀有谋求权位的想法或举动，因此其头衔多以“前皇储”等指代。然而，几位帝位或王位继承人的存在，往往是引发旷日持久的内战的原因，比如15世纪英国的玫瑰战争等。
[2] 伊都斯日（拉丁语为Idus），在罗马历法里指月中，亦即满月的日子。3月、5月、7月、10月的伊都斯日为当月的15日，在其他月份是13日。罗马历3月的伊都斯日，或称“三月十五日”“三月望日”，因成为恺撒被刺的日子而臭名昭著。
[3] 罗马共和国时期，在战争中获胜的将军在凯旋游行之后，会被授予一个外在的“凯旋勋章”（ornamenta triumphalia）。然而，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只有皇帝（一开始还有少数皇室成员）才有资格拥有“凯旋统帅”（imperator）的头衔以及举行凯旋游行的权力，这个头衔和凯旋游行越来越政治化，被用来彰显皇权及其合法性。而皇室之外的凯旋将军只会被授予“凯旋勋章”，他们能获得传统的“凯旋英雄”（Triumphator）的服饰和特权，但不能带领军队在罗马举行盛大的凯旋游行。在提贝里乌斯统治后期以及尼禄统治期间，这种“凯旋勋章”的含金量有所降低，除了军事胜利者，他们还把这项荣誉授予了那些告密者或镇压谋反的有功之人。
[4] 公元54年被杀的“金绵羊”玛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与尼禄一样，也是奥古斯都的玄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