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精心策划的权力交接，年仅17岁的尼禄就当上了皇帝。这恰恰说明了，奥古斯都一手建立的政治秩序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得以全面贯彻。当时，没有一个识时务的元老会对尼禄的地位进行质疑，毕竟统治者的合法性在于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阿格里皮娜对此亦判断准确。尼禄当上皇帝没多久，她就命两个忠心耿耿的小亚细亚走狗把当时还在那里任职的行省执政官（Prokonsul）尤尼乌斯·西拉努斯（Iunius Silanus）给毒死了，想必是得了年轻皇帝正式的密令。这个看上去相当无害的男人，还曾被卡里古拉讥讽为“金绵羊”。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同为奥古斯都的玄外孙，就亲缘关系而言，他丝毫不逊色于尼禄。
一个对日常政务没有太多兴趣的年轻皇帝，对于尼禄身边的人来说并不是很大的挑战。统治者的“角色”已经被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界定得非常明晰，以至于帝位继承人倘若无心朝政或者有什么失误疏漏，也不会马上使整个政治系统崩坏。数量庞大的元老长期以来弥补了“君主制”的不足。卡里古拉死前最后两年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挑衅元老阶层的机会。而他并非死于元老院的密谋，刺杀卡里古拉的是一名皇家禁卫军军官，因为卡里古拉总是不合时宜地一再羞辱这名军官。毫无经验的尼禄想稳固自己的帝位，就得听从身边政治顾问审时度势的建议。
塞内卡为尼禄起草了他在元老院的首次致辞，其中包含许多承诺和对前景的展望，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尼禄强调了自己因为年轻而没有政治宿敌的优势，也表达了自己想听取谏言的意愿，并决心以奥古斯都为榜样。具体而言，尼禄表示将革除积弊：克劳狄乌斯在司法判决上的独断专行将一去不复返；被释奴“大臣”影响执政的尴尬局面也将终止（这项宣言对元老院来说意义重大）。最后，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允诺，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将注重维护元老院的传统职权。这是大多数元老最想听到的。
阿格里皮娜膨胀的野心自然是政权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尼禄即位后最早的一批铸币中，阿格里皮娜的肖像就被印在了正面，而这个位置通常只留给皇帝的头像。克劳狄乌斯刚去世，阿格里皮娜就获得了一项不同寻常的荣誉，元老院特许她在公共场合享有配备两名官方侍从，即所谓棍束侍从（Lictor）[1]的特权——在这之前，只有高级政务官和最高维斯塔贞女才拥有这一特权。
除此之外，在尼禄统治的头几个月里，阿格里皮娜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毫不顾忌儿子的脸面，无所不用其极。布鲁斯和塞内卡之所以能达到今时今日的地位毕竟要完全归功于阿格里皮娜，此时他们也是进退两难。塔西陀记述了塞内卡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一次出色表现，他如何成功地避免了一桩外交丑闻。有一次，尼禄准备接受亚美尼亚使团的觐见，一开始，阿格里皮娜就意欲坐在尼禄身旁，以彰显她享有同等的地位。当所有人都愣在那里，对此尴尬局面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塞内卡十分镇静地请尼禄起身并向自己的母亲致意，随即顺势恭送她离场，或者在后排给她找一个合适的座位。尼禄听取了塞内卡这个绝妙的建议。
尼禄统治初期的五年，被后世皇帝图拉真（Traian）称颂为罗马历史上的典范时期——“尼禄五年”（Quinquennium Neronis）。对此，图拉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标准，抑或承续了怎样的历史辩护传统，在具体细节上还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尼禄统治的头几年完全受到了元老院上层的赞赏——毕竟，元老们首先是决定历史说法如何流传千古的人，而他们对“好的”统治者的标准又是显而易见的。皇帝在国都、意大利（Italien）乃至其他行省的治理对元老院下放的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元老们的支持。上文提到的尼禄的“执政宣言”细细看来其实并无多大新意。卡里古拉和克劳狄乌斯在即位之初也都发表过类似的宣言，但很快他们就将这些宣言抛之脑后。相反，尼禄倒是老老实实地奉行了几年他的“执政宣言”，赐予元老院些许的自由与权限，虽然很多都不足挂齿，而对于十分在意自身定位期许的元老院来说，却是极大的抚慰。
图3 尼禄和阿格里皮娜像，奥里乌斯金币（Aureus），铸造于公元54年或55年
说明：左边是年轻尼禄的胸像，右边是他母亲的胸像。如图所示，这枚钱币的正面刻写的是关于阿格里皮娜的文字：Agrippina Aug（usta）divi Clau（i uxor）Neronis Caes（aris）mater（阿格里皮娜·奥古斯塔，神圣的克劳狄乌斯的妻子，尼禄·恺撒的母亲）。因此，给人的印象是，皇帝的母亲可能亲自安排铸造这样的钱币。
塔西陀的《编年史》（Annalen）关于尼禄统治初期的记载中，着重强调了尼禄（以及他的智囊团）在一切涉及元老院问题上的示好态度。而那些迎合元老院的具体政策往往又无足轻重，这也证实了元老院事实上的职权范围相当有限。财务官（Qustor）在其任期内有义务在国都举办花费高昂的角斗士比赛，而免除这项义务就已经意味着极大的讨好而备受称颂了。甚至是官员之间关于昔日共和制的争论这点微弱的余晖也足以让元老们感觉到自己昔日的荣光，而皇帝若任其讨论这类“元老院的”问题，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
元老院想彰显自己的独立性，但又乐意接受皇帝的眷顾。公元58年，尼禄接济过三位潦倒落魄的元老，使他们再次具备了保留其地位所必须满足的财富条件。皇帝的这一举动被视为对元老阶层的高度重视，因而广受赞誉。所以，元老院在恰当的时候用一些谄媚的提案来讨皇帝的欢心，并不违背元老院对自我定位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些投机者弄巧成拙，险些使皇帝下不来台。例如，有人曾建议将12月也就是尼禄的诞辰月作为罗马历一年的开端。尼禄起初还曾“谦逊”地拒绝过“国父”的称号，但后来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头衔。这种不需要任何政治成本的故作矜持的姿态，与他那些有利于元老院拓展职权的政治决定一样，对于他在死后赢得“尼禄五年”的名声起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尼禄统治初期，国内政治形势缓和，这也能从铸币上看出来。这几年金银币上铸刻的字母SC（拉丁语ex senatus consulto的缩写，意思是“来自元老院的决议”），并不是指元老院对相应的贵金属铸币的授权，而是皇帝想以此感谢让他能够享有自己头衔所带来的荣耀的元老院。
尼禄对这五年的政绩有什么贡献吗？我们很难从古代历史文献里获知，他在统治初期究竟有没有对日常政务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还是说他为了闲暇和自由时间，把政务都留给了他的顾问和专业团队。在“尼禄五年”里，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尼禄在政治上有什么远见卓识。如果说皇帝早年的那些提案被明确地称作个人决定的话，那么这往往是意图良好但没什么实效的凭空而来的主意。例如，公元58年他取消赋税的提案，后来经历了几轮专业性讨论，才得以撤回。那些可以证实是尼禄自主做出的决定，通常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公元61年（也就是“尼禄五年”之后），尼禄派遣被释奴波里克利图斯（Polyclitus）去贯彻执行他的不列颠（Britannien）政策。在统治的最后几年，每当危机来临他必须独自决断的时候，他就会惊慌失措。只要布鲁斯和塞内卡能够自由行使顾问之责，那么尼禄的突发奇想便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危害。即使是嫉妒他们权位的人也不能否认，正是有这两位政见一致的顾问才确保了政务的顺利开展，这种情况最迟持续到公元62年布鲁斯去世。
布鲁斯的官方职务是皇家禁卫军长官，他主要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为尼禄提供建议。塞内卡主要负责向皇帝提供个人建议，并制定政治方针。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位皇帝的“顾问”（amicus[2]）能发挥如此大的影响力。在奥古斯都所有的继任者中，尼禄是第一个（至少在他统治初期）连自己的公开演说都明显由别人事先拟好的皇帝。
塞内卡非常注重他作为帝师（educator）和顾问的双重身份及其在公众眼中的良好形象。他于公元55年发表的《论仁慈》（De clementia）不仅是做老师的写给他年轻的被监护人看的，同时也向知识阶层昭示了他培育和辅佐皇帝的准绳。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找到塞内卡处理日常政务的蛛丝马迹。这位哲学家来自西班牙，即便是在那些与其个人利益极有可能相关的事务上，如关于奴隶权利或者行省管理的决定中，也没有他直接参与或施加影响的证据。公元55年，塞内卡还担任了三个月的罗马执政官。不管是在这段任期内，还是其他时期，元老院的会议中都未提及塞内卡的参与，尽管众人毫无疑问都希望听到他的意见；显然，也正因如此，他有意回避在重要会议上露面。可见，尼禄也没有命令他参加元老院的会议；也许他想让会议显得更自由些。即使是在退出公众视野之后，塞内卡也并未在写作中提及多年来自己作为统治者身边最重要的顾问的工作。
塞内卡长期以来都以斯多亚学派（Stoa）严苛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很多时候，他一定感受到了贯彻信念的巨大难度。上述为尼禄写的王侯行为规范《论仁慈》，很有可能发表于不列塔尼库斯死后不久。或许，塞内卡也认为潜在继位者的暴死可以避免内战爆发。他在宫廷中履行职务时常常面临自我良知的巨大考验，另一个例子就是他在阿格里皮娜被杀后参与的“危机管理”。他觉察到了灾祸的来临，但对皇帝的计划可能并不知情。然而，当尼禄直接下达弑母指令时，他却在尼禄身边，并在其指示下起草了要在元老院宣读的文书，说明所谓的阿格里皮娜谋刺皇帝计划的来龙去脉和她死亡的经过。那些熟悉塞内卡文笔的元老们立刻就能意识到，这份报告并不是皇帝本人撰写的。
回过头来看，要批判塞内卡妥协于宫廷现实和自身野心是很容易的。他既想努力奉行斯多亚学派的生活准则，又被迫卷入宫廷的阴谋斗争，这点毫无疑问令他饱受哲学同行的吹毛求疵。塞内卡为自己在本质上忠于他的哲学信仰而感到自豪，这从他与尼禄私下里的谈话中可见一斑。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本着良心、尽其所能地担负起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职责。塔西陀对任何伪善和自欺都能敏锐地觉察到，他认为，尽管塞内卡偶尔有些虚荣和阔绰，但本质上是个正直、尽责的人。
后人对于尼禄统治初期这五年典范治理的印象，也得益于其在内政外交上未曾遇到特别大的考验这一事实。在塔西陀看来，公元57年就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除非把圆形竞技场（Amphitheater）的兴建也囊括在内。
在公元58年也即“尼禄五年”接近尾声之际，元老院有人提议授予尼禄终身执政官的职权，以便尽可能地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尼禄和元老院强有力地捆绑在一起。尼禄拒绝了该提议，这让绝大多数元老松了一口气。
自从布鲁斯去世、塞内卡辞官以来，尼禄便不再保持谦逊谨慎的姿态，因为他在取悦元老院的做法上获得的好处明显越来越少。公元62年，他第一次批准了对大逆罪（maiestas）[3]的审判。这标志着尼禄不再对元老院有所顾忌。到了最后，在公元67年“解放”希腊之际，尼禄甚至提都没提元老院。
公元54年尼禄即位之时，元老院的贵族们没有对他抱有过高的期待，没人指望他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励精图治”。克劳狄乌斯时期那些尽人皆知的弊端能得以克服，他们就已经非常满意了。只要这位皇帝能够保持诸如体恤民情（civilitas）、慷慨大方（liberalitas）这样的传统美德，就没人会要求他进行深度改革或大胆规划。总体来看，基于与统治末期骇人行迹的鲜明对比，人们对尼禄初期相对良好的治理越发记忆深刻。同时，尼禄后来的受害者参与了这头几年的治理，这也使得元老院在官方报告里似乎有必要通过着重渲染初期治理的微弱优势来宣告他们参与治理的贡献。
图4 塞内卡的方座头部塑像，柏林，国立博物馆，古典收藏，库存编号391
[1] 该词源自拉丁语动词ligare，意为“束缚”。棍束侍从的一大外在特征就是左肩扛着一束捆扎在一起的棍棒，并插有刀斧，该武器在拉丁语里又称刀斧棍束（fasces）。棍束侍从及其刀斧棍束是他们护卫的官员乃至整个罗马帝国的权力标志，以这种方式公开展示国家权力。这种习俗可能是罗马人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沿袭而来的。他们主要在公共场合随侍和护卫高级政务官（Magistrate）和少数高级祭司（如最高祭司和维斯塔贞女），为他们开道并保障其人身安全；他们有时也承担抓捕等执法任务。不同级别的官员或祭司拥有的棍束侍从数量不同，与其职权高低相匹配。
[2] amicus，拉丁语“朋友”的意思。从奥古斯都称帝、罗马进入帝国时期起，amicus意指独立于个人友谊的政治同盟关系。此处应指amici augusti（“皇帝的朋友”），他们是amicus中的最高阶层，往往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员或者顾问，具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3] “大逆罪”在法律上的定义相当模糊，主要指“对不容置疑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位的不敬”，可以有忤逆神意的宗教意涵，也包含对罗马人民、对共和国及其高级官员乃至对帝国时期的帝王的背叛或忤逆之罪责，总之是具有政治和宗教意味的“大逆不道”。从奥古斯都晚年起，maiestas更多地被用来指控对皇帝个人的背叛，后来在提贝里乌斯时期，maiestas更是被当作消灭政治对手的重要手段。提贝里乌斯死后，卡里古拉不再使用这条罪名，而是用更直接的方式对付敌人，克劳狄乌斯也是如此。公元62年，尼禄再次启用这一律法，直到公元68年倒台之前，他利用大逆罪迫害了很多无辜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