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汉尼拔的戎马生涯，我们对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知甚少。只要他在罗马行军，就一定能吸引古罗马作家的全部注意力。然而，现在他渐渐远离了罗马的政治舞台，这就是战后信息量骤减的原因。首先是公元前200～前195年他投身迦太基内政的时期。在此之前，我们主要了解的是他作为军事指挥官的一面，而现在他将以迦太基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身份再次面对我们。
几十年来，汉尼拔一直远离家乡。毫无疑问，他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凯旋时的壮丽景象；而现在，和他一起前往西班牙的兄弟哈斯德鲁巴和马戈都已经战死沙场，自己姐妹的命运他也是一无所知，迦太基展现在他面前的一切大多都是陌生的。他当然希望得到朋友、亲戚和政治支持者的帮助。关于汉尼拔在这一时期内的私人生活，我们只能得到极其有限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迦太基的舆论将导向何方。国民会怎样看待他？他害怕受到指控吗？他会成为战争失败的替罪羊吗？他的影响力仍有多大？他是否将面临制裁？
毕竟汉尼拔发动了一场漫长而又残酷的战争，它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消耗了迦太基多年来积累的大部分资源。而最终与罗马签订的和平条约也给他的家乡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另外，这位如今失落的迦太基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击败罗马人，那些鲜活的记忆依旧在人们脑海中徘徊。对于许多迦太基人而言，汉尼拔依然是他们光辉的榜样与自己民族实力的鲜活证明，甚至还是这段黯淡时期的未来之光。
随着和平条约给民众带来的负担日益沉重，未来迦太基的政治定位已经被重新提上日程。长时间的战争以及海外领地的丢失使得迦太基的经济一蹶不振，而现在所有努力的目标都是复苏经济，其中包括消除战争造成的破坏，重建贸易通路，利用仍受迦太基控制的北非领土发展农业。由于国库空虚，每年200塔兰特白银的赔款自然转嫁到了百姓身上。筹措这笔赔款是最优先之事，因为迦太基人已经从以往的痛苦经历中了解到罗马人绝不会在这种问题上开玩笑。
多年来迦太基内部关于专注海外发展还是专注北非的争论也在罗马人的和平条约面前偃旗息鼓。舰队的上交排除了大规模海上活动的可能，但恢复海外贸易仍有机会。而在北非政治中，虽然马西尼萨的强势地位是一个障碍，但也并不是不可逾越。
现在的问题是，回到故乡的汉尼拔会在其政治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会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吗？一项针对他的指控似乎就想达成这一点。国内的政治对手指责他故意不征服罗马，此外他还被指控贪污战利品。但他毫不费力地反驳了这些指控，最终诉讼也被成功撤回。
战争刚结束时，汉尼拔仍是迦太基残余军队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执行守备任务，但迫于罗马人的压力很快便被撤职了。他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甚至不清楚之后他是回到了位于北非的营地还是留在了迦太基城。
有关他的下一条消息来自公元前197年。当时他被选为“苏菲特”（Suffet）——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他的同僚另一位“苏菲特”的姓名不详。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迦太基人中仍然有巴卡家族的忠实拥趸。对罗马的赔款带来的经济危机是其任期内主要应对之事。因为迦太基国库紧张，汉尼拔还曾与一位最高级别的税务人员发生冲突。李维（XXXIII 46，3）称他为财务官（quaestor），这个词源自罗马通用的最高财政官职。他拒绝公开自己的账目，并且不愿意与汉尼拔对质。他自认为是安全的，因为在其任期结束后他将成为“104人法庭”（Gerichtshof der Einhundertvier）——这座迦太基贵族的终极堡垒——的终身成员。但汉尼拔仍旧下令逮捕他，并在公民大会上对其提出诉讼。此外，汉尼拔还做出规定：104人法庭的成员今后应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产生，而且任何人不得连任。自此，汉尼拔给了自己国内的政治对手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汉尼拔的提议得到了公民大会的认可并得以实施。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改革家。他揭露和抨击了税务机关内部存在的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惩罚了相关责任人，并建立了更加透明和高效的税收制度。
很显然，汉尼拔对迦太基内政实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迦太基人的财政政策也重回正轨，公共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在偿还罗马人的赔款之外，仍有盈余供他们增加经济储备。受到限制的外交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迦太基带去了好处，他们得以更纯粹地专注于国内发展。过去用于建造和维护舰队以及支付雇佣军报酬的资金现在可用于发展国家的基础建设。战争失败、政治影响力也惨遭削弱的迦太基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高效的农业和利润丰厚的商业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
汉尼拔大力倡导的更公平的税收制度以及更有效的财务管理机制给他带来的并不只有拥护。与他披露的腐败丑闻相关的一些迦太基权贵一直伺机报复，他们想把汉尼拔赶出迦太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罗马进行了一次针对汉尼拔的诽谤宣传，谎称汉尼拔正在与塞琉古（Seleukiden）帝国君主安条克三世（Antiochos III）秘密谈判，建立反罗马联盟。罗马人自然非常愿意听到针对汉尼拔的抗议，这给了他们再次重创这位可怕敌人的机会。大部分元老院成员听信了谣言，而西庇阿再次证明了他的伟大。他意识到这项指控证据不足，并请求减轻处罚。最终一个罗马代表团被派往迦太基引渡汉尼拔。后者意识到事态的危急，在公元前195年夏天为了躲避抓捕逃离迦太基。
这一系列事件代表了汉尼拔一生的最低点，也是迦太基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转折点。让我们回溯到约20年前，汉尼拔仍是那位西班牙最出色的战略家。当时也曾有一个罗马代表团抵达迦太基，要求引渡他。自信满满的迦太基议会当场拒绝了罗马人的要求，并表示宁愿开战也不会顺从罗马。而现在，罗马使节就像统治者一样莅临迦太基，而迦太基议会的成员则是以一种完全自我否定的姿态讨好对方。“逃犯”汉尼拔的财产被尽数没收，住宅也被夷为平地。巴卡家族最后的希望之火竟是由迦太基人亲手掐灭。
汉尼拔在迦太基的时光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回到故乡并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输掉了战争，罗马的势力日益壮大，这都使得他的处境十分糟糕。尽管他在迦太基拥有足够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绝对安全的。只要迦太基仍受制于罗马，内部事务的决定权仍在对方手中，那么汉尼拔就必须为他的命运担忧。他在哪里能够感到安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必须脱离罗马的势力范围。而剩下的选择并不多，前往极具希腊特色的地中海东部是他唯一的机会。
9岁的汉尼拔怀着重振家乡雄风的远大志向随父亲远走西方。而在输掉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52岁的汉尼拔不得不迈着沉重的步子踏上了东方的土地。不知彼时的他是否仍存有希望，期待自己像在西班牙时所做的那样，为远大理想开辟一个新据点。
罗马人在战胜汉尼拔之后得以更为专注地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展开政治及军事行动。当他们介入时，当地的诸强正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公元前205/前204年，尚未成年的托勒密五世（Ptolemaios V Epiphanes）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继承王位。这也直接导致马其顿王朝的腓力五世和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三世对托勒密王朝在叙利亚及爱琴海地区的领地发动袭击。帕加马（Pergamon）、罗得岛（Rhodos）以及雅典等地区的中等势力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向罗马求援（波里比阿XVI 23-28）。有了迦太基的前车之鉴，罗马自然想要阻止另一股超强势力在爱琴海地区成形，而且看上去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这一目标。
公元前197年，罗马执政官提图斯·昆西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在库诺斯克法莱（Kynoskephalai）击败了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者也因此失去了希腊地区的霸主地位。自亚历山大大帝起，马其顿军队公认的军事霸主地位被罗马军团取代。次年，弗拉米尼乌斯又在科林斯（Korinth）的依斯米安竞技会（Isthmische Spiele）上宣布，所有的希腊城邦将获得自由，进一步增强了罗马对希腊民众的影响力。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之时向希腊民众提出解放倡议。而现在罗马人的举措正是对这份倡议的最佳回应。罗马希望通过相同的手段彻底击败这位老对手，弗拉米尼乌斯正是出于这一考量做出这个决定。此后，罗马的外交政策明显有所收敛。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可以一次次击败对手，但始终无法彻底摧毁对方。罗马以最少的付出对该地区长久以来的政治平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并未亲自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在如此胜负未决的紧张局势下，汉尼拔只得选择前往一个对罗马充满怨恨的避难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