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因，波里比阿写道：“罗马吞并撒丁岛后，哈米尔卡内心的愤怒与所有迦太基人的怨恨交织在一起，于是在他镇压雇佣兵暴乱保证了自己故乡的安全与和平之后，就将目标瞄准了伊比利亚，以期望在那里获得对抗罗马人的援助。这可以被认作第三个原因，我认为迦太基针对伊比利亚的政治策略是十分成功的。他们相信在那里即将取得的力量，因此他们对这场战争势在必得。”（波里比阿III 10）
虽然在这段描述中波里比阿尽可能合乎事实地解释了战争爆发的原因，但它仍带有偏见。根据这一逻辑，战争的爆发似乎是哈米尔卡出征西班牙的直接后果，而罗马在其中的作用却被大大弱化。
但人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冲突早在汉尼拔袭击萨贡托之前就开始了，而罗马人也以战争宣言作为回应。其起源可以从罗马人对迦太基在西班牙事务的干涉中找到蛛丝马迹。20年来，迦太基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稳步扩张。而在此期间，罗马人一直观察着这位老对手是如何在偿还战争赔款的同时还能额外积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的。
罗马人阶段性的视察与造访从未中断。自签订《卢塔提乌斯条约》以来，他们就开始以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绝对霸主自居，插足当地政务。元老院使团审查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行动，正是罗马人自信的表现。罗马人也同样不信任哈斯德鲁巴，因为他进一步扩张了迦太基的势力范围。而哈斯德鲁巴也承诺会自我限制，并签订了一份相应的意向声明，但这仅限于其个人。
罗马人想要年轻的汉尼拔也这么做，迫使他遵循罗马制定的规则。他们以战争为要挟，限制其活动范围。如果迦太基人想要制定他们与意大利人之间来往的规则，他们只需优先考虑罗马人的反应就可以了。但是，罗马人过度干涉了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事务。
这实际上是对权力问题的解答。罗马人究竟准备给予汉尼拔和迦太基多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汉尼拔如何看待罗马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局势下显得更为关键。当然，人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争端。如果说西西里岛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金苹果”，那么曾经的交战双方现在又各自宣称拥有西班牙的主权。一方是希望在这里取得合法收益的迦太基人，另一方是一向追求至高权力的罗马人。这关系到西班牙及其蕴藏的财富，以及它对重建迦太基权力基础的重要意义。
这些就是罗马与迦太基冲突背后的基本事实。罗马已经不是第一次将自己卷入其他势力统治下的遥远国度的命运了，而其最终结果总是战争。公元前264年，罗马干预西西里岛而引发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就是很好的证据。而亲罗马派的作者如何呈现这些事件总是非常耐人寻味。请看接下来的这个例子：“罗马人长时间以来对自己该做些什么一直犹豫不决，因为这可能与他们过往的作为前后矛盾。不久前，他们严厉惩罚并处死了自己的公民，因为他们发动叛乱，攻陷了雷吉乌姆城（Rhegina）。然而，在这之后，罗马人又立刻帮助那些以同样的方式侵犯了墨西拿（Messenia）以及雷吉乌姆的马麦丁人（Mamertiner），即使这看起来是一个无法被原谅的错误。他们也完全清楚，迦太基不仅拥有了整个利比亚，更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此外，撒丁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第勒尼安海（das Tyrrhenische Meer）中的全部岛屿也都在其统治之下。如果再取得西西里岛的统治权，那么迦太基将成为罗马最危险的邻邦，因为其已经形成了对意大利的合围之势，这必然会是罗马人的心头大患。”（波里比阿I 10）
波里比阿对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局势的描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所谓的“汉尼拔之魂”（Hannibalgespenst），也就是说试图以包围圈理论证明罗马人入侵西西里岛是完全正当的。而公元前264年的实际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迦太基人在当时并没有西班牙领地，也根本没有进攻罗马的想法，而且他们已经在西西里岛定居了整整两个世纪。
当两代人之后（公元前218年）罗马再次与迦太基交战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汉尼拔的能量、决心以及超凡的能力会使它成为一场古老的世界大战，其影响也是后人无法想象的。
然而，这些事件的古代记录者多为罗马人，他们为我们所描绘的导致战争冲突的原因都是偏向罗马而不利于迦太基的。当我们研究这些记述时，最先想到的总是对法律问题进行辨析，即遵守或违反条约，并以此界定战争责任。而实际上，这一切的本质是嫉妒、贪婪、恐惧、扩张的欲望、国家的独立、领土的争夺和统治。
从公元前218年的视角来看，法律责任对战争爆发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所了解到的违法行为，包括对罗马结盟城市的袭击及违反《哈斯德鲁巴协议》，都是日后为了使罗马人的行为正当化而提出的论点。至少在萨贡托事件后，罗马人已经决心在西班牙开战。而他们并没有立刻开始军事行动则与其他外交事务有关。此外，从罗马战争宣传的角度来看，较之于领土分界线遭到破坏，为遇难盟友复仇是一个更好的开战理由。总之，罗马人绞尽脑汁，试图使他们对条约的忠诚度与迦太基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况的不断升级在李维的一段极具戏剧性的独白描写中得到体现。这是一场被李维归于迦太基政治家汉诺之口的面对迦太基议会的演说：“但是我讨厌这个年轻人（汉尼拔），他和这充斥暴怒与贪婪的战争一样让我感到厌恶。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将他视为违约的抵偿，更应该将他送到海陆的尽头去，即使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将他带到一个他的名字和声誉再也无法干扰我们的地方，这样他就不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生存。因此，我要求立刻派遣使团前往罗马，以满足元老院的赔偿要求，并差人通知汉尼拔从萨贡托撤军。根据条约，汉尼拔也应该被交给罗马人。”（李维XXI 10，11-13）
这个场景是虚构的，其内容也非真实的历史陈述。李维声称是迦太基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叛国，这是对事实的扭曲，因为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表明迦太基想要引渡汉尼拔。由于迦太基内敌对派系的存在，罗马人借此巧妙地为其战争宣传设计了一段故事，将战争责任都归咎于汉尼拔。就像这些亲罗马的作者所写，一旦迦太基内部出现分歧，那就意味着一大部分迦太基人像罗马人所想的那样，希望化解这次危机，甚至已经做好准备，要交出真正的战争推手——汉尼拔。类似这样的内容无疑是罗马人的宣传手段。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波里比阿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历史及冲突下一步进展的客观描述。虽然最终得到的是一个苦涩的结局，但汉尼拔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得到家乡的无条件支持。
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当萨贡托人袭击特布雷达人时，汉尼拔宣称支持受迫害者是迦太基人的优秀品德。在对萨贡托采取实际行动前，他获得了来自迦太基的指示。尽管汉诺的支持者反对汉尼拔（可能李维有记述相关内容），但他仍被允许自主采取行动。虽然罗马人并不占理儿，但他们的使者仍企图恐吓迦太基人。罗马支持萨贡托的理由与汉尼拔帮助盟友特布雷达人完全一致。罗马人确实有权这么做，但他们在阻止迦太基人行使相同的权利。考虑到汉尼拔已经成长为一位坚持强硬政策而且冷酷无情的对手，让他屈服是不可能的。罗马人对西班牙的干涉在未来收益很小。因此，对迦太基人而言，战争所带来的风险很小，至少比单纯的妥协要小。
有趣的是，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为我们记述了一段汉尼拔在战争开始后向士兵们发表的演讲，他将罗马总结如下：“这些毫无人性、傲慢无礼的人（指罗马人）想要统治一切、决定一切。他们擅自做出决定，要求我们和谁开战，和谁讲和。他们用山川划定界线，缩小并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准我们离开，但自己从不遵守这些界线。”（李维XXI 44，5）
在与罗马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或是更早一些时候，汉尼拔便开始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交战双方各有优劣。罗马拥有更大的人口基础，这意味着它能够组建庞大的军队。此外，迦太基在上次战争败北之后交付的舰队使它拥有了无可争议的海上霸权。最后，意大利城市联盟的存在也进一步增强了罗马的军事实力。而迦太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罗马外交政策引起的各地区的分裂，也将拥有战争优势。罗马人对伊利里亚的干预招致了马其顿的敌意；在西西里建立行省时并没有明确叙拉古（Syrakus）的地位；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长期以来也对罗马构成威胁。如果迦太基能够利用政治手段成功地点燃这些潜在冲突的导火索，将会令罗马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些在汉尼拔考量之内的战术意图必将成为他未来外交努力的主题。从现在起，成立一个由自己领导的横跨地中海的反罗马联盟成了这位迦太基政治家的愿景。能否实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他的行动。
汉尼拔非常清楚，对抗罗马的最强武器就是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而这一切都源于军队的备战状态和作战效率。汉尼拔对自己的军队完全信任，军队就是他的家。由迦太基人、努米底亚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已经过多年的历练与提升并完全效忠于他。西班牙裔步兵团完全可以匹敌罗马军队，而努米底亚骑兵队则是罗马人的噩梦。著名的迦太基战象也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前提是它们能够挺过漫长而艰苦的旅途。
可以想象，汉尼拔从凯尔特人对抗罗马的战争（公元前225～前222年）中总结了罗马军队的现状。罗马人以牺牲骑兵为代价，组建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步兵军团。为了针对这一布阵，汉尼拔强化了骑兵队并将其作为主力。
攻陷萨贡托之后，汉尼拔回到新迦太基休整并在那里过冬。与此同时，他自己则为迫在眉睫的战争积极备战。一支伊比利亚部队被派往北非，相对地，非洲盟友则来到西班牙；而迦太基则得到了毛里塔尼亚雇佣军的增援。此外，他还下令，如果自己离开西班牙，则由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指挥剩余的部队。
汉尼拔计划与部队一起向意大利进军，并在那里做出下一步决定。这无疑是古代军事史上最大胆、最精彩的战术规划之一。将战争带到对手国家的领土上，从地理上考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一旦取得成功，就几乎代表着胜利了一半。汉尼拔一定想到了这一点，他的想法简直令人着迷。成功的关键在于计划的精确执行，而这么做的前提是针对所有可能性的细致准备。为了保证这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在漫长而艰难的旅途中顺利行军且得到充分的供给，一切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个完善的补给运输计划在当时绝对是开创性的成就。武器与粮食都需要在行军途中完成补给。部队将通过大量不同的领地，甚至有些是敌对区，因此途中的行军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迦太基使节通过金钱或是武力威胁的方式使周边地区的人民臣服或至少保持中立。而与罗马的敌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凯尔特人则达成合作意向，配合完成针对罗马的军事行动。
汉尼拔在新迦太基冬歇时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公元前218年1月至4月）。对任何细节他都一丝不苟。在动身挑战罗马人的西地中海霸权之前，他先去参观了位于加的斯的麦勒卡特圣坛。在西腓尼基人最著名的圣地，汉尼拔请求天神支持他的事业。这次精心策划的访问取得的象征含义是无与伦比的。腓尼基的麦勒卡特在其他文化中就是赫拉克勒斯。而这位大英雄有着一段著名的传说：他曾带着革律翁的羊群从加的斯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并在那里惩罚邪恶的小偷。汉尼拔希望沿着赫拉克勒斯的足迹，让“偷窃成瘾”的罗马人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请求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的帮助还传递了另一条信息。汉尼拔——这位随身携带着一个曾属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天神雕像的将领，现在要为受到罗马压迫的腓尼基—希腊城邦发声，呼吁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希腊人以及马其顿人加入他的阵营。他的号召并不是没有效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他得到希腊民众的支持。而罗马人对此做出的回应则可以在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的历史作品中找到，他以罗马为中心记述了这一系列冲突。汉尼拔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挑战了罗马，更是在文化和思想上对它构成了威胁。
汉尼拔的这项任务越艰巨，完成时取得的荣耀也就越大。除了迦太基政治决定的总体方针，其中的个人动机也不容小觑。当汉尼拔做出挑战罗马的大胆决定时，他对荣耀及声望的渴望自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尼拔在西班牙下令铸造的硬币（正面是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像）
就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李维仿佛也成了“华纳兄弟”的一员，他为开拔前的汉尼拔设计了一场“梦中旅行”，异常生动地描绘了汉尼拔的野心。其中，汉尼拔是在傲慢女神海珀利斯（Hybris）的引诱下越过了埃布罗河，而这在李维看来，已经注定了其悲惨的结局，胜利的天平永远不会向迦太基一方倾斜（李维XXI 22，6-9）。
罗马内部就对抗汉尼拔的策略也存在分歧，一些元老院成员呼吁要谨慎对待。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身边的成员对于战争宣言的法律依据仍存在疑虑，此外他们也害怕与迦太基再次开战，并且认为科尔涅利乌斯（Cornelia）以及埃米利乌斯（Aemilia）家族选择的道路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而迦太基国内对此也有反对的声音。由巴卡家族确定的政治路线在汉诺及其支持者看来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与罗马达成和解。而这一想法却显得那么不切实际。由罗马人的世界霸权诉求和巴卡家族的西班牙政策引起的利益冲突已经大大增加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罗马对西班牙的武装干预就是一条通往战争的单行道。虽然罗马人的利益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但他们看到了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的崛起，这让迦太基实行强硬的海外政策再次成为可能。罗马人对迦太基的战争宣言表明，第一次布匿战争对他们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他们对本国的国土安全多么重视，而面对他国势力的崛起与威胁，他们又是多么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