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元老院成员的后代都有走仕途的天然义务，而仕途又与高级军职紧密相连。唯有走这条路才能光宗耀祖。经济、艺术、科学和体育等领域虽然也能获得杰出成就，但是对元老院子弟来说不是太寒酸就是太平凡。因此恺撒这种门阀子弟无须决定从政，也无须信仰某种愿意为之献身的目标，只要不想被统治阶层视为废人，他就别无选择，只能从政。
各人起点不同，但是人人的上升道路都是漫长而曲折的，要想最终实现至高目标，当上执政官，就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精力、毅力和智力，恺撒样样不缺。他以相当传统的方式开始了公开活动：控告一位著名的元老院成员。这种做法让青年政客有机会在论坛公开辩论上展示对大众福祉的关切和自己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展示口才，让他们可以同时在民众面前和政界出名。约于前77年，恺撒控告前执政官格内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Cornelius Dolabella）任行省总督期间非法敛财。经过激辩后，多拉贝拉被判无罪，也就是说诉讼——对于原告来说！——大获成功，因为恺撒既显露了演说家的风采，表明了坚决反腐的立场，又不必因为一位著名政治家真的被判罪而引起其支持者的持久敌意。针对当年在苏拉麾下显然严重损害希腊人利益的盖尤斯·安东尼乌斯（Gaius Antonius）的特殊民事诉讼不了了之，虽然遗憾，但是肯定无损于恺撒。现在他可以满意地开始“骑士游历”了，罗马贵族青年通常会前往东方做这样一次文化旅行，瞻仰希腊历史遗址并听指定的修辞术教师上课。
可惜还没等见到住在罗得岛（Rhodos）上的雄辩大师米隆（Molon），恺撒乘坐的船只就被海盗劫持，海盗索要一大笔赎金，才肯释放这位年轻的贵人。古罗马的恺撒传记作家们为求文章精彩而努力发掘传主自幼就显示出来的发迹征兆，搜罗并夸大了诸多恺撒早年故事，基本可信的故事寥寥无几，而遇海盗一事就是其中一则，因为其主要情节是一起惊人的外部行为，必定有众多知情者，若是胡编出来的，造谣者无望逍遥法外。总之，恺撒被当时成群结队危害地中海安全的海盗抓住，被迫在船上隐忍了四十天左右，才等到亚洲行省各市凑齐赎金。他在小亚细亚海岸获释上岸后，自行在周边城市组织了一支小型舰队缉盗，擒获海盗后没收赃物。当主管总督还在犹豫是否要按恺撒所请处决海盗时，恺撒已经自行命人把凶徒钉上十字架。海盗一案表明青年恺撒就有能力果断决策、大胆作为，而且不惮在实施计划时无视规定。后来恺撒率领一支从市民中招募的私人军队参加再度爆发的征讨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斯之战，表现出了同样的自负和果敢。
恺撒在帝国东部期间，罗马政府任命他担任大祭司（pontifices）。大祭司团是被赋予重任但没有规定禁忌的罗马三大祭司团体之一，所以政治领导层成员对大祭司职位青眼有加。大祭司团成员终身任职，团队实行补选制，即因成员死亡而出现职位空缺时，由在任大祭司酌情补选新人。这个凝结了苏拉集团精华的团队选中恺撒接替其亡舅盖尤斯·奥勒留·科塔（Gaius Aurelius Cotta），凸显了青年恺撒的人脉和令誉：尽管恺撒曾与马略和秦纳交好而与苏拉交恶，但是他的名声在前70年代并不差，他的所作所为显然为自己在统治阶级核心圈里赢得了朋友而非敌人。因此，当恺撒后来返回罗马并于前73年首次参加普选时，作为出身尚属显赫的氏族贵族，他当选为二十四名军事保民官（tribunus militum）中的一名，也并不突兀。
然后恺撒首次着力修正苏拉统治，致力于恢复被苏拉严重削减的保民官（tribune）权利，并发表演说，支持保民官普洛提乌斯（Plotius）关于召回因追随反抗苏拉的执政官老雷必达而被流放人员的提案。用现代眼光来看，很容易将这些举措定义为走上民粹道路（via popularis）的坚定步骤，在古人眼里却不一定。古罗马的民粹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公民大会贯彻法令、必要时不惜与元老院对抗的做法，民粹政客高度重视自己的个人威信。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民粹政客使用一组几乎成为标配的悦民术：要么迎合民众的荣誉感（加强自由权利或扩大职权范围，打击不受欢迎的政客），要么满足物质利益（主要靠土地和粮食分配）。民粹政治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为了改革，但并非一定如此，百姓的利益通常只是工具而已。尽管如此，民粹政治活动却是统治集团的眼中钉，因为政治中心元老院由此被旁置，笼络单个政客加入小圈子的力度遭到削弱。罗马共和国是个寡头政治国家，由元老院成员组成的小集团治国。寡头政治的生存法则之一是领导层成员联合决策，避免单独行动。而民粹道路无论其内容如何都会危害体制，因此元老院总是会有一帮以精英“贵人派”（optimates，原意为“最好的人”）为核心的成员反对大规模民粹行为。
由于民粹政客一再利用保民官职位获得成功，苏拉治国期间大幅缩减了保民官的职权范围和升迁机会。此举尽管完全符合苏拉的一贯作风，但是就连他的改革支持者也饱受委屈，因为苏拉无情地抛弃了神圣的传统。在罗马共和国晚期，除了苏拉和恺撒，几乎没有其他罗马人愿意并且能够在旧机构和制度公认失败的情况下启动冷静而有效的改革，而非指望美好旧时代能够通过道德重塑而再现。苏拉本欲巩固的寡头政治最终承受不住他启动的社会改造，因此可想而知，恢复保民官职权的运动不仅深得民心，就连统治集团都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因此恺撒前72年的这番举动并不唐突，尤其因为其舅科塔已于前75年争取到了保民官部分权利的恢复。大势所趋，前70年，在庞培（Pompeius）和克拉苏（Crassus）两位执政官的要求下，苏拉对保民官的限制被全部取消。
真正棘手的是召回老雷必达的追随者。前78年执政官老雷必达因违抗苏拉命令而受尽冷落，致使心怀不满的老兵和农民于前77年在伊特鲁里亚（Etrurien）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老雷必达死在逃亡途中，其追随者先去西班牙投奔造反的秦纳派将领森图里乌斯（Sertorius），其中活下来的人后来被处以流放。召回老雷必达追随者攸关一批武装打击苏拉政权——相当于打击罗马共和国——的罗马名人，由于这批人在公敌宣告和后续斗争中家破人亡，不能假定他们在遇赦后能够轻易融入社会。而此举对于当事人的后代来说意义更大，这批人迄今为止仕途无望，因为他们有为亲人复仇和修正苏拉秩序的刚需。因此恺撒关注这一棘手事件必然引起众人猜忌，幸好他有一个冠冕堂皇又通俗易懂的理由：搭救流亡的小舅子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而这正是公认的家族团结责任。
前69年左右，恺撒出任财务官（quaestor）。罗马共和国的财务官负责现金和账目管理，有些财务官直属罗马，有些则归各行省总督管辖。财务官本身虽然鲜有机会表现自己，但此职却是仕途必经的一站，因为自从苏拉改革后，财务官卸任后即自动进入元老院。因此，恺撒在西班牙总督安提斯提乌斯·维图斯（Antistius Vetus）麾下任财务官期满，于前68年返回罗马后，即加入元老院——掌握帝国命运、全国势力最大也最尊贵的机构。元老院的每位成员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但绝非有平等的影响力，成员等级森严，按地位高低排序，依次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执政官，然后依次是司法官、市政官（aedile）、保民官，最后才轮到财务官。这意味着财务官事实上很有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在元老院发表演讲，而只能附议某项提案。因此，不愿一辈子做应声虫的人就必须升迁，而想主政的人必须当上执政官，但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当上财务官不久后，恺撒公开致悼词缅怀新丧的妻子和他姑姑——马略遗孀尤莉娅（Iulia）。这种殡葬仪式在罗马绝非私事，而是大族光耀门楣的盛举。在通往罗马广场（Forum）的大型葬礼游行中，奴隶和获释奴隶头戴显赫祖先的死亡面具[1]，身穿祖先的官服，以示祖先的英灵也到场了。在讲坛发表的颂词中赞誉的不仅仅是死者本人，而且是每位祖先。不难想象此种奇观会给围观市民留下何等印象。不过为女性费这么大功夫，即便不算创举，也属罕见。恺撒为两位女性举办由于饮宴和葬礼竞技而耗资巨大的豪华葬礼，表明了他利用每个机会亮相的决心。而且恺撒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在为尤莉娅姑姑致悼词时，恺撒指出，姑姑的母系为古罗马国王安库斯·马尔西乌斯（Ancus Marcius）后裔玛西·雷格斯（Marcii Reges）世家，父系则为传说中逃出特洛伊的埃涅阿斯（Aeneas）后裔“特洛伊氏族贵族”，是维纳斯女神的后裔[2]。恺撒的结论相当大胆：他，恺撒，出身于一个同时拥有作为人中翘楚的众王和能统领众王的诸神的神圣家族。这些言论体现的自信心和恺撒在精彩表演中流露出来的表现欲或许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警惕，不过苏拉政权没有理由产生深层怀疑，恰恰相反，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后娶了苏拉的孙女庞培娅（Pompeia），更深地融入了统治集团。
前65年，恺撒当选贵族市政官，这是他首次重要的胜选，表明这个年轻人前程似锦。比财务官高一级的官职是保民官和市政官，同一个人亦可先后担任两职，但是每年新选的二十名财务官只有十个保民官职位和四个市政官职位，如此算来，有四分之一以上财务官升迁无望。不过这种局面只对恺撒这种贵族构成困难，因为保民官职位和两个平民市政官职位是专给平民的，贵族只能竞争两个贵族市政官职位，而且贵族不但要互相竞争，还得跟平民竞争，因为平民也有资格出任贵族市政官。显然贵族要当选贵族市政官很不容易，不过官场经验表明贵族市政官日后当上执政官的比例很高。
罗马市政官的任务是监管市场和举办竞技庆典等各种祭礼。这些作为神祭组成部分的活动可以是戏剧演出或马戏团表演，对举办方来说极其昂贵，因为国库只提供一小笔基础款项。传统要求主管官员为举办盛大活动慷慨解囊。视这些竞技庆典为枯燥生活亮点的罗马民众用掌声和人气回报大方的主办者，而搞活动不舍得花钱的官员则要付出失去人心的代价，这将会严重损害职业前景。这种风险恺撒当然不会去冒，为父亲举办的盛大葬礼竞技再次表明他的出名欲望几近无限。由于他担任市政官期间举办的竞技庆典轰动一时，盖过了同样大力资助共同活动的市政官马库斯·卡普纽斯·比布鲁斯（Marcus Calpurnius Bibulus）的风头，弄得人人只夸恺撒大方而无人提及比布鲁斯，这造成了日后两人的长期不和。
按照罗马政府关于公职的规定，恺撒要等上三年才能把在市政官任期内赢得的人气用以申请新职。其间恺撒必须设法不被公众遗忘。若是现在淡出公众视野，他此前为出名而投入的巨大精力和资金就只能算是坏账了，难怪他会做出一些博眼球的事情，比如据载他支持埃及并入罗马帝国，有些政客希望借此增加权力，但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恺撒还在一场“夜雾行动”[3]中修复了被姑父马略的宿敌苏拉下令拆毁的马略胜利纪念碑，这项邀买民心的举措肯定会让苏拉集团起疑，但还是可以算作是维护家族利益。更出格的是恺撒呼吁惩罚“公敌”杀手，要求审判他们，剥夺赏金并指控其谋杀罪。这无疑是对苏拉政权基础的挑战，因为公敌宣告及其所有后果被视为虽不光彩但已翻篇的一章。不过这些都还说得过去，毕竟恺撒本人曾被苏拉派出的杀手迫害。前63年的“拉比利乌斯案”[4] 事关元老院宣布紧急状态，进而宣布己方暴行在紧急状态下合法的权力，恺撒虽然干预了此案，但是也无法由此认定他已坚定地走上民粹道路。
然而，前63年，恺撒正努力竞选司法官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其他选举。其间，恺撒的野心勃勃和无畏自负昭然若揭。当时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昆图斯·恺西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Pius）去世了，只有现任大祭司（pontifices）有资格申请继任，然后由民众普选决定。大祭司长历来由年高德劭的大祭司团成员竞选，两位德高望重的前执政官——前80年执政官、第一元老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鲁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和前79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赛维利乌斯·伊扫里库斯（Publius Servilius Isauricus）——名正言顺地参选了。既然罗马人普遍认为长者睿智，而且在官职问题上讲究论资排辈，那么，还不满37岁、连司法官都没当过的恺撒竟敢与两位年长他二十多岁的前执政官竞争，简直就是放肆。
不过恺撒的选战开展得相当巧妙又充满激情。大祭司长选举和政治职位选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更为夸张：既无竞选纲领，也没有哪位候选人宣布当选后将实行何种异于并优于竞争对手的政策。就是一群大同小异的候选人向选民做自我介绍，人人都提到血统的高贵和家族的辉煌、本人的优秀业绩和高尚品格。除非欠某位候选人的情，按伦理标准必须选他，选民实际上并没有清晰的选择标准。由于辩论不涉及具体政策，关键其实在于选举赠品和候选人的行为举止。据说恺撒为竞选挥金如土，这在罗马意味着遍邀宾客观赏竞技庆典和参加饮宴，加上直接发钱给选民。虽然贿选是被禁止的，但是由于赐予包括真金白银在内的好处符合恩赐制（clientela）的基本原则，贿选行为其实并不受到大众鄙视。只有当恩主和受益人此前并无交情，通过恩主在选战中大方撒钱双方才热络起来时，贿选行为才令人不齿。但是不难想象这种情形很难查实，所以打击贿选的法条基本上是一纸空文。而选民估计也不会感到愧疚，因为他们并未为了不义之财而牺牲自己的信念：他们选的本就并非信念，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选择标准，而一笔小钱、温暖的笑容或亲切的话语都可以构成这种标准。
起先恺撒的两位竞争对手凭借前执政官身份占优，可是后来恺撒成了他们的劲敌，最后卡图鲁斯甚至愿意倒贴一大笔钱请恺撒退选。不过恺撒大获成功的原因不仅是出手大方，也是因为他的竞选技巧精湛无比。罗马选举中往往会选出一个相对较小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甚至无需向选民承诺什么好处，民选更像是一种对寡头政治的顺服和认可。但是获得这种认可的前提是政治集团成员对待民众特别随和尊重，尤其是在竞选中。所以你得一直带着一群形象讨喜的随从在广场上转悠，同每位路人握手，尽可能地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做出关心喜爱他们的样子。懂得留下真心爱民印象的候选人最受欢迎，大有希望胜出。而在这一领域，恺撒无人能及！
据说选举日一早恺撒离家时曾告诉母亲：“当不上大祭司长，我就不回来了。”此话估计是后人杜撰的，但它传神地体现了恺撒的孤注一掷：万一败选，他就只能以输家的身份参加即将举行的司法官选举，而这将会大大削弱选举胜算；而且他债台高筑，根本承受不起失败，因为债主会拼命从输家手里捞回一点，害得输家彻底垮台。事情如果真到了这一步，就只有两条绝路可选：要么自杀，要么为了逃避对破产者的羞辱性惩罚而流亡。
但是恺撒满载而归，从此终身担任大祭司长。“大祭司长”这一荣誉职位和称号因为恺撒而焕然一新，后世每位罗马皇帝都兼任此职，就像他们在其余诸事上都模仿罗马帝国之父恺撒一样。直到基督教被立为罗马帝国国教，罗马皇帝才放弃大祭司长头衔，但是从十五世纪起这一头衔被授予教皇，沿用至今。
这场大胜之后，恺撒几无悬念地赢得了司法官选举，于前62年1月1日就任司法官。此前罗马经历了一场危机——喀提林阴谋，给了恺撒一个在元老院充分表现的机会。后人对苏拉以后罗马共和国的了解多于古罗马任何一个其他时期，这要归功于大演说家兼作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流传于世的诸多作品。西塞罗于前63年任执政官，这对一个背景一般的“新人”来说是一项非凡荣誉。而西塞罗的竞争对手卢基乌斯·塞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同年第二次竞选执政官落败，身处恺撒不久前也面临的危局：职场惨败加债台高筑，只能期望用一场彻底改变来重振家业并恢复受损的尊严。喀提林及其同道确实是在坚定地计划革命，还是仅仅为了应对志向高远的执政官西塞罗发起的救国行动，这一点无法查实。无论如何，喀提林是在西塞罗发表元老院控告演讲后离城去指挥伊特鲁里亚起义的。在西塞罗说服元老院宣布紧急状态后，滞留城内的一批喀提林的知名下属被捕。前63年12月5日，元老院就这批人的命运举行辩论，先是按照西塞罗的建议呼吁处决这批国家公敌，唯有当选司法官恺撒提议改死刑为终身监禁。恺撒并不否认这批人的罪行和元老院的紧急状态权，但是他也提到全体罗马公民均享受只有民众决定才能被处极刑的基本权利。恺撒的演讲成功地赢得了人心，直到当选保民官马库斯·波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又大力呼吁立即执行死刑，他忠于原则的坚定决心感染了众人，元老院才再次转向。最后恺撒在西塞罗的保护下突破陷于狂热的执政官警卫队的阻挠，安全离开了元老院。喀提林下属在狱中被勒死。西塞罗言简意赅地向到场民众通报了处决一事：“他们已离世。”
恺撒出面参加喀提林辩论虽未获胜，但是他动摇了拥有十四名前执政官的元老院，并且有力地展示了自己作为演说家和独立政客的潜力。不过这回罗马政府不能再把此举视为一名青年政客无害的自我表现行为了：由于恺撒反对元老院的主导意见，在没有令人信服的个人原因的情况下脱离主流，他违反了在紧急状态下所需的与元老院领导层保持一致的义务，表明自己是一个危险的民粹主义者。恺撒肯定明白会有这样的后果，但还是坚持这样做，可能主要是因为通过竞选大祭司长，他反正已和势力强大的前执政官卡图鲁斯和伊扫里库斯结仇，不能再指望贵人派的支持了。
随着更清晰地定位于民粹政策的影响范围，恺撒大力寻求与庞培联手。庞培与当政元老院集团明显关系紧张。前62年初的罗马骚动不安，计划召回刚完成罗马东部整顿的庞培部队来消灭盘踞在伊特鲁里亚的喀提林幽灵。恺撒支持这一倡议，或许是希望以此来确保第一强者庞培的感激之情。但元老院要员却展开大规模抵制，因为他们不想再次帮助庞培坐大。争议剧烈升级，恺撒甚至被暂时免除司法官职务。针对元老院的这一胁迫措施，民众游行示威支持恺撒，元老院只好马上给恺撒复职。其间伊特鲁里亚叛乱被元老院召集的一支军队镇压下去，喀提林阵亡，幽灵散去了。挫败喀提林阴谋使得元老院终于找回丧失已久的独立克服内忧外患的感觉，有了底气应对庞培的回归。
统帅庞培抵达罗马城门前的场面和他那令人瞠目的凯旋式，恺撒未曾亲历，因为恺撒当时已动身前往抽签选定的行省西班牙任职。自从实行苏拉新规后，每位司法官都有资格出任一省之长，通常在罗马任司法官一年后赴任。不过恺撒险些没能走成，因为债主们不肯在他还清债务前放他走。这段插曲既表明了当时罗马政治结构的诸多缺陷，又体现了恺撒独特的行为方式。想在共和国晚期飞黄腾达的人，一方面不仅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还要投入巨资，举办昂贵的竞技庆典，竞选要撒钱，生活要体面；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一概不领工资，连对晋升至关重要的审案也不发薪水。只有去为行省总督工作，才有机会略微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但代价是必须离开可以获取政治利益的罗马。因此，罗马政客在做到司法官之前几乎只有支出而鲜有收入，而且由于竞争加剧，支出有直线上升之势。这些青年男子尽管个个出身富家，但几乎没有谁的家产足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后果显而易见：几乎人人被迫靠借贷获得所需的大部分资金，有些是向亲友和支持者借的无息贷款，有些是向资本市场借的有息贷款。放贷人投资于某人的仕途相当于一项长期的投机买卖，因为只要还没当上司法官，在罗马当官就等于贴钱，只有出任了行省总督，才能靠搜刮民脂民膏敛财。
可见对行省的剥削是罗马内政的一个结构性后果，在当上司法官前失势不仅羞耻，还可能倾家荡产。不过这样一来，债主试图拦阻一个当了司法官、现在要外放敛财的人上路，就不合常理。使这种行为合理的唯一可能性是：尽管当时负债成风，恺撒的债务之高还是吓到了债主。根据罗马帝国历史学家阿皮安（Appian）所述，恺撒欠的六百多万第纳尔的确是个天文数字，有一个比较可以证实这一点：罗马帝国全境年收入不过是恺撒债务的十倍左右。显然债主们不信恺撒能在行省总督任上弄到这么多钱。直到财力雄厚得让债主安心的金融大亨马库斯·利西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出面为恺撒担保，恺撒才得以脱身。
这个小插曲更为清晰地体现了恺撒的上升途径。我们可以看到，恺撒的上升之路不见得有多大新意：他长期遵循的行为方针虽然令同阶层成员不悦，但是并未造成无法消除的对立，新意或特别之处在于恺撒投入之大。人人都为了仕途负债，但是恺撒借债之大胆已经到了濒临险境的地步，任何失败都可能导致灭顶之灾。然而恺撒没有失败，他显然认为自己不会失败。他坚信自己的天赋和运气，认为投入再大都是值得的。他玩的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而且似乎从未担心过自己会输。
在西班牙任职的恺撒不负克拉苏的厚望，很懂得如何重振家业，在罗马行省总督中敛财最多，他还在卢西塔尼亚（Lusitanien）打了胜仗，而打仗总是抢劫、罚款和没收财产的良机。恺撒在西班牙好像也懂得不激怒当地民众，让民众对他保持一定程度的忠心。前60年中期再度现身罗马城前时，恺撒不但已经度过财务危机，而且还打完了作为正规指挥官的第一批仗，这些战争非常光荣，所以他期待一场凯旋式——罗马公开庆祝胜仗的盛大庆典。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恺撒在罗马经历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格局，他本能地为权力而果断放弃了荣耀。
[1] 用石膏或蜡将死者容貌保存下来的塑像。（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希腊神话中，埃涅阿斯为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阿佛洛狄忒（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之子。
[3] 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下令推行“夜与雾”政策，逮捕在占领区反抗纳粹统治的人，被捕者好似突然消失在“夜与雾”中，家人不会收到任何音讯。
[4] 罗马元老院成员盖尤斯·拉比利乌斯（Gaius Rabirius）涉嫌于前100年参与杀害保民官卢基乌斯·阿普莱乌斯·萨图尼努斯（Lucius Appuleius Saturninus）。恺撒敦促一位受害人亲属指控拉比利乌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