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起兵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引起了众人的恐慌。尽管恺撒军队主力还在高卢或至少还在意大利北部，但是他手中的一个军团足够先发制人了。意大利小城纷纷投靠，当地驻扎的罗马士兵大批反水。恺撒的敌人虽然事先做过模拟演示，恺撒的进攻还是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满以为自己全心信赖的庞培能一举制服这个恶人，没想到庞培明言必须弃守罗马，被这一军事小策略吓慌了的元老院成员大肆攻讦庞培。烽烟一起，局势就明朗了：主要为了个人目的起兵的恺撒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战争的一大优势；而站在执政官和大部分官员一边被迫应战的庞培尽管对外占据道德高地，却不得不忍受己方那些不买账的高层人物的阻难和傲慢。
恺撒的进攻引起了罗马城的大逃亡。但凡有点地位名望的人都想方设法要在这个从北方打来的逆贼进城前逃走。庞培呼吁全体正义的元老院成员撤到意大利南部。人人都认为恺撒会像昔年苏拉那样对敌人大开杀戒。惊慌失措的执政官们不顾应战急需资金，连国库宝藏都抛下了。不过有一条理由可以为他们辩解：当时的货币还是用贵金属制成的，无法把大笔资金简单地打包带走，需要组织一个驮队运输，得先去买驴，还得装货，而且运输速度缓慢。不过罗马政府认为无暇携带资产主要还是恐慌引起的。
这时庞培宣布将离开罗马，动用帝国东部半数武装力量对付恺撒，这对许多被牵涉到的元老院成员来说是一场新灾难。庞培夸口说他一跺脚就会遍地冒出来的军团究竟在哪里呢？完全误判军事形势的恺撒之敌显然还在指望能在意大利拦住恺撒，等到当年夏天就能再次享受那不勒斯海湾迷人浴场的惬意。没想到现在敌人攻上门来，害得他们背井离乡地去打仗，还得完全仰仗东方恩主庞培的帮助。无论如何，最后有两百名左右绝望的元老院成员跟随庞培渡过亚得里亚海。
恺撒打仗最可怕的特点是他著名的做出并落实决定和组织军队行动的神速（celeritas）。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杰出能力并不仅仅限于军事行动。一个人的能力通常是以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来计算的，这样算来，恺撒确实是个大能人。前49年，他差不多是一收到罗马宣布紧急状态的消息就决定主动出击，让罗马寥寥几个有头脑的政治家都大吃一惊。恺撒打仗的诀窍就是永远比对手能想到的更快，所以他可以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罗马，还截住了庞培派（今人对恺撒内战敌对面的统称）招募的几支队伍。他意志坚定地迅速推进，因为只有抓住庞培，他才能彻底胜利。恺撒日夜急行军，可惜到达布仑地苏门［Brundisium，今意大利南部港城布林迪西（Brindisi）］还是太晚了，没能拦住庞培及其部属渡海。由于船只不够，恺撒只好作罢，转而进军罗马。
但是若论起兵理由的说服力，恺撒现在是明显落后。罗马上流社会认为恺撒起兵攻打合法政府是令人发指的恶行。恺撒夸大为内战理由的种种说辞——捍卫保民官自由、功勋统帅恺撒受到无礼冒犯、元老院被一个敌对小集团控制——无法改变问题的核心。但是恺撒在无数信函和演讲，后来也在战记中关于内战所做的宣传显出了效果。在强权人物手按剑柄讨论法律问题的时代，被威胁者的生存本能会催生一种极强的适应力，因此很多人愿意接受恺撒那套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为了掩盖叛国行为的论据。意大利上流社会迅速发展出一种威权政府治下民众典型的人格分裂：他们表面上相信官方宣传，骨子里却不信。
但是恺撒还用了另一种办法为罗马官员袖手旁观提供便利。烽烟一起，庞培派就宣布，因为每个正义市民均有责任保卫罗马国家不受一个叛乱总督所害，所以市民必须积极行动，否则就被视为敌人。而恺撒则宣布此战是他和敌人的私人恩怨，民众不宜卷入。双方立场都有道理，但是庞培派的“非友即敌”准则在当时局势下苛求了意大利的罗马人，而恺撒建议民众保持中立则符合正当的安全需求。恺撒起兵理由的弱势由此得以反转。当时罗马的基本气氛就是：宁可不出头，也别做无谓抵抗或跟随庞培派浪迹天涯，而恺撒用一次引人注目的行为强化了这种气氛：他的宿敌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在科菲尼乌姆（Corfinium）被擒，恺撒释放了他，此人投奔庞培，继续和恺撒作战。恺撒用“科菲尼乌姆饶恕”（clementia Corfiniensis）证明自己不会像苏拉那样滥杀，而只想夺回自己应得的东西：象征对其功勋认可的一个罗马尊位。在接受此说和忍受长年艰难征战这两条道路面前，大批统治阶级成员决定选择舒适的前者。
到达罗马后，恺撒不顾此前的中立建议，逼迫元老院留守成员与他联合执政。而元老院成员不答应，连派人去庞培处劝和都不肯，恺撒就说，你们若不与我联手，我就单独执政。内战打到这一天，恺撒充分表现出他在前59年就初露端倪的立场：他给每个人机会赞同他，但是不接受拒绝。
对元老院大失所望的恺撒摘下了法治面具，越过城界，攫取国库宝藏。依法此举会导致他失去行省总督权，可恺撒现在顾不上表面形式了。但是更令罗马人寒心的是恺撒对用身体保卫国库的保民官卢基乌斯·梅特卢斯（Lucius Metellus）的态度：恺撒用武力威胁迫使他让路，也就是说，恺撒对待保民官神圣权力的态度与他所指责的敌人的态度并无二致。恺撒撤回西班牙时，他在罗马的名望已跌至冰点。
恺撒转而挺进西班牙，那儿驻扎着由庞培的三员副将指挥的七个军团。恺撒没有渡海去希腊追庞培肯定不仅是由于缺乏船只，虽然他不愿把敌人唯一完好的大军留在背后，但是他肯定担心西班牙军队会在他去希腊时攻入意大利，致使庞培派重新占领帝国的核心领土。结果恺撒在西班牙大捷，短短四十天就智胜庞培亲信卢基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和马库斯·佩特雷乌斯（Marcus Petreius）率领的五个军团，敌人被迫在伊列达（Ilerda）投降，由著名博识学者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指挥的余部不久后向恺撒投降。恺撒迅速整顿各个行省，赏功罚过，征收军税，解散不愿归降的敌军，任命新总督。然后他回到意大利北部，意外地遭遇了一场特殊而严重的危机：普莱森奇亚（Placentia）兵变。
罗马军队渐渐从一个保家卫国、扩张领土的民兵组织发展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战争往往是苏拉之后罗马共和国士兵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士兵的物质欲望极强。原本统帅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内战时就变成了统帅严重依赖军队，因为毕竟士兵对付的不再是外敌而是同胞，叛变总是可以说成弃暗投明，常常得到很大的好处，士兵可以很容易也很占便宜地换阵营或者完全退出争端。而统帅则唯有咬牙走完同一条路，非胜即败。在这种局面下，士兵的筹码增加了，现在第九军团就是利用了这种情况，从那里开始传播对恺撒的批评，说恺撒故意拉长战争就是为了拖延支付赏金，而且还没有财物可供士兵抢劫。恺撒决定硬碰硬，宣布对第九军团实行十一抽杀率（decimatio），这是极其残酷的一种古罗马传统刑罚，每十个士兵中不论对错而抽签决定处决一人。军团余部恺撒决定解散，他宣布不会屈服于压力而增加赏金，结果加薪无望的哗变士兵纷纷请求留任。恺撒批准了这一请求，并同意减轻处罚，但坚持对一百二十名哗变头领实行十一抽杀率，无情地处决了十二个人。
恺撒聪明地克服了危机，而上述举动体现了他的极度冷血。他当然非常需要士兵，所以威胁解散军队其实是虚张声势，但是他也知道一旦妥协，自己就完全受制于士兵的情绪和利益需求了。普莱森奇亚的恺撒和高卢的恺撒一样深谙驭兵之道，战时也不例外。恺撒军队的斗志、纪律和忠心优于所有其他军队，这主要归功于恺撒治军有术，当然也同他的士兵在高卢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恺撒常常慷慨劳军有关。
然后恺撒去了罗马，在通过一部人民法后，司法官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老雷必达之子，也称小雷必达）任命恺撒为独裁官。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和中期，独裁作为一种紧急状态权曾多次动用，最初只是为了克服军事危机，后来也用于完成组织选举等中小型内政任务，由两位当值执政官中的一位在元老院事先做出决议后任命一位有权指挥其余官员的独裁官。这位独裁官马上任命一位听他指挥的骑士统领（magister equitum），然后一直任职到任务完成，但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由于任期不得超过六个月这条规定在远征时代不再合用而且会加剧监管问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1]后这一职位不复使用，直到一百二十年后被苏拉再度启用。不过苏拉独裁与远古罗马的独裁相比有一个本质变化：新的独裁官职务描述为“起草法律，稳固国家”，六个月的任期限制随之被取消，因此苏拉最后的辞职相当出人意料。无论如何，现在每次独裁都会唤醒民众对苏拉独裁的联想。因此，恺撒出任独裁官是进入了一个历史负担沉重的地带。
恺撒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用勉强正规的手段当上执政官，以便既能拿到这个战前争执的标的物，又能一举填补落后于庞培派的国家法律缺陷。如果恺撒当上罗马执政官，就能顺理成章地要求罗马帝国各个机关服从，而用不着再作为叛乱总督与对立面的执政官相争，那将会是一个巨大优势。但是执政官选举只能由执政官或独裁官组织，而前49年的两位执政官在希腊与恺撒作对，要当上执政官，就绕不过当独裁官这条路。其实本来独裁官也得由执政官任命，但是这相对还算好办，因为可以由民众破例批准来勉强过关。
恺撒首个独裁官任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选举，选举结果是恺撒与前63年大祭司长职位竞争对手之子普布利乌斯·赛维利乌斯·伊扫里库斯（Publius Servilius Isauricus）共同当选执政官。其余官位当然全由恺撒的人就任，出缺的神职现在也满员了。恺撒还出台措施缓和债务问题，由于大家在战乱年代不愿借钱或允许缓付，越来越多的债主索回欠款，所以债务问题日益严重。他还终于如他初入仕时就关注的那样批准被流放者后代返回。当上独裁官仅仅十一天，恺撒就辞去职务，前往布仑地苏门，他的十二个军团已经在那儿等他一起去希腊了。
在前几个月里，庞培派已经占领了罗马帝国整个东部，拉起了一支大军，还占领了北非，全歼恺撒麾下指挥官库里奥的部队。庞培派的海上优势进一步增强，他们雄踞亚得里亚海，还不时袭击意大利。但是恺撒还是成功地在前48年初带着两万人渡过亚得里亚海，悄悄地在伊庇鲁斯（Epirus）登陆，迅速说服几个城市投靠，但是庞培的海军上将、恺撒的宿敌比布鲁斯加强了对亚得里亚海的防守，导致下一批恺撒士兵一时无法渡海。
据说恺撒在这些天里为了争取对庞培作战所急需的援军，曾经乔装改扮，只带了几个人乘小船回意大利搬救兵。海浪凶险，船长想掉头，恺撒鼓励他道：“你载的是恺撒和他的好运！”可惜这也没用，恺撒最终无功而返。
这个只载于后世文件的段子肯定并非毫无疑点，不过它传神地体现了恺撒的性格特征，突出表现了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好运充满信心。今人眼前会浮现一个自信得敢于冒虽非无谓但不理智的风险的人物。恺撒的主要性格肯定是擅长冷静谋划，但他也是一个赌徒。恺撒还有一句名言可能是目击者和后世历史作家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说的，比较可信，此言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恺撒昔日渡卢比孔河时曾经——当然是用希腊语——援引他最喜爱的诗人米南德（Menander）的一句话：“骰子即将掷下！”顺便说一句，今日流行的说法“骰子已经掷下！”有一个重大的意义转变：恺撒渡卢比孔河时强调的是他即将开始一个结果未知的游戏，而不是做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决定。这种愿意冒险的性格无疑与他深信自己幸运有密切关系。老是走运的人普遍好赌，而恺撒一再强调此战主要是凭运气。
渡海失败后，恺撒致函副将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和昆图斯·弗费乌斯·卡勒努斯（Quintus Fufius Calenus），严令部队尽快渡海。四月，部队成功渡海，恺撒并不在场，说明他此前亲身赴险实无必要。恺撒麾下现有三万四千人，可以开始给庞培施压了，尽管庞培的兵力仍远胜于他。恺撒试图在底耳哈琴［Dyrrhachium，今阿尔巴尼亚都拉斯（Durozzo）］围住庞培军，尽管地理位置不佳，还是形成了包围圈，可惜庞培突围了，恺撒军只好撤退。庞培过于小心地止军不追。恺撒评论道：“若是敌方拥有一个胜者，今天胜利会在敌方。”
打了胜仗的庞培反而陷入了压力。他阵营中那些自视高明的官员认为恺撒已经不行了，现在应该给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庞培行动谨慎只是为了延长自己的兵权而故意拖延战争。于是他们催促庞培在希腊色萨利（Thessalien）的法萨卢斯（Pharsalos）决战。庞培被迫出战，因为他身边的元老院成员又是小吵小闹不断、又是夸口胜利后要如何如何，尖酸刻薄，不可理喻，导致疲劳战必需的军队纪律日益松懈。结果虽然恺撒兵少，而且庞培的线性战术很巧妙，但是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获胜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高卢军团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庞培军奔逃四散，有几位名人阵亡，还有几位后来与恺撒和解或退出战争，但是还有一批打算继续打仗的强硬派逃到北非，北非成了庞培派的新据点。庞培自己则逃到小亚细亚，乘船到达埃及。恺撒按原计划追击庞培。
十月初，恺撒只带了3200名步兵和800名骑兵乘35艘船到达亚历山大城，这时他获悉庞培已死。为了打消对这一消息任何可想而知的怀疑，来人不但带来了庞培的印章戒指，而且索性带来了庞培的头颅。据说恺撒刹那间热泪盈眶，原因肯定不仅是被这个恐怖的证物给吓着了。恺撒派人埋葬了庞培的头颅。曾为罗马第一伟人的前女婿庞培的悲惨结局肯定也让恺撒大为震撼。战败后逃到埃及的庞培原以为埃及人会回报他昔日的善举，结果却被作为败将残酷杀害，因为托勒密十二世智囊团认为庞培是埃及与赢家恺撒订约的绊脚石。这一骤变让世人有足够理由思考命运的起伏，不过恺撒还有一个理由伤心：他一直努力想抓获庞培，也追击庞培去了法萨卢斯，而没有追击在克基拉岛［Korkyra，今希腊科孚岛（Corfu）］和帕特雷（Patrai，也写作Patras）与余部会师的敌军主力。如果能在埃及生擒庞培，除非恺撒想毁掉费尽心机树立的宽宏形象，否则他就不能杀庞培，而应该和庞培谈判，当然谈判条件主要由恺撒定，这样一来，恺撒在罗马的名望就会更高，他的对立面会进一步缩小而且更加孤立。但是如今覆水难收，恺撒没能使昔日战友回心转意，庞培死了，虽然不能说是恺撒杀的，但可以说庞培是因恺撒而死。
因此法萨卢斯战役的结局在许多层面意义深远。除了上述情况外还须补充一点：罗马收到捷报后，决定授予恺撒各种荣誉和权力，最重要的是任命恺撒为一年独裁官并授予普遍作战权。帝国整个东部均与恺撒媾和，急着用唯命是从来洗刷此前与庞培派合作的污点。
恺撒本人写道，他在亚历山大城登陆时，虽然兵力不足，但他深知法萨卢斯战役大捷会引起巨大的心理效应，而且最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他痛楚地发现自己的威望不足以让当地民众完全顺服。当十二名卫兵肩扛束棒导引罗马执政官恺撒进城时，亚历山大城人就将此举视为罗马政权的傲慢，因为埃及形式上依旧是一个独立国家，罗马官员不应持皇权标识踏上埃及领土。民众的反对引发了暴力事件，恺撒的几名士兵死于非命。
恺撒在埃及住下而且硬是搬进了宫城，这对于朝廷和百姓来说都是一个打击。他们杀死庞培本是为了尽快摆脱恺撒，结果反而引狼入室。恺撒要求埃及支付前59年托勒密十二世为了让罗马政府承认他而在罗马承诺支付的钱款。恺撒肯定料到亚历山大城人会生气，尤其因为一千万第纳尔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过估计他没想到会由此陷入一个天大的危机。
滞留埃及和不久后爆发的亚历山大城战争是恺撒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平日里对付盟友和敌人都游刃有余的恺撒在亚历山大城却粗笨得宛若大象闯进了瓷器店。面对错综复杂的埃及局势，通常算无遗策，甚至在办公处整理人员档案的恺撒一反常态地无知而幼稚。继卫兵出事后，恺撒又莽撞地卷入了埃及王位之争。
前51年，托勒密十二世驾崩，遗命儿子托勒密十三世和女儿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即位，两人根据古老的埃及传统结为夫妇。在一段充满争吵和诡计的共同统治后，前49年秋，克利奥帕特拉被逐。此时正急于摆脱尴尬处境的恺撒灵机一动，决定硬是以受托勒密十二世之托监督遗嘱执行的罗马人民执政官的身份仲裁王位之争，召见这对反目的姐弟。克利奥帕特拉答应来，但是要求单独谈。按照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传奇描述，结果克利奥帕特拉让人把自己装进麻袋偷运入宫，突然出现在恺撒面前。托勒密十三世次日来开会时，意外地发现姐姐已经在场，他大叫一声“上当了”就冲进人群，扯下古希腊式王权头带（Diadem）。这个戏剧化的陷阱激怒了民众，恺撒的士兵刚截住小国王，民变骤起，恺撒等人只好赶紧退守王宫。为安民心，恺撒宣布姐弟共同执政。可是服侍13岁小国王的太监波提诺斯（Potheinos）还是担心小主人尊位不保，叫来阿基拉斯（Achillas）将军的部队，打响了亚历山大城之战，其间有一回罗马军队兵败，恺撒竟然被迫跳海逃生。
总之恺撒卷入埃及王位之争是一场灾难。他本想撤出舆论火线，把这一争端交还给埃及人去处理，可惜不但未能如愿，民众对他个人的敌意反而越来越深。显然恺撒此前并不知道克利奥帕特拉在国内多么不受待见，她在朝廷、民众和军方均无势力，恺撒本想扶持她，结果却导致对手齐心对敌。克利奥帕特拉无疑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众所周知她和恺撒开始了一段恋情，因此可以理解古人和今人都喜欢把恺撒的失策归咎于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不过这一说法不太可信，因为恺撒是在认识克利奥帕特拉之前就想扮演仲裁者角色的，当恺撒宣布将推出何种解决方案之前，托勒密就已经觉得上了错选克利奥帕特拉的恺撒的当。此后，恺撒若是不想破坏自己坚定的罗马政府代表和伟大恩主的形象，就不能抛下克利奥帕特拉不管，况且即使他这时改变态度，埃及人也不会转而信任他。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对于罗马贵族来说，很难想象政客会受情爱的影响。这些大人物频繁娶妻又迅速离婚，谈情说爱潇洒随便，看重性生活的男人可以畜性奴，何况恺撒是个有名的唐璜，和布鲁图斯（Brutus）之母、加图的同母异父妹妹塞尔维利娅（Servilia）就长年私通。罗马上流社会男性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性欲，当然不能因此排除他们因深爱某位女性而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活目标——政治——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概率很小。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恺撒严重误判了形势。
救星是一支由恺撒亲信、帕加马（Pergamon）的米特里达梯斯（Mithridates）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召集的援军。士兵中有很多犹太人，恺撒一直优待犹太人，赋予他们后来由奥古斯都及后世罗马皇帝确认并扩展的重要特权，这些特权为犹太人提供了罗马帝国宽容接受犹太生活方式的保障。此前被恺撒释放的小国王托勒密十三世在亚历山大城战争中阵亡，克利奥帕特拉顺利即位的道路扫清了，她照习俗嫁给一个更小的弟弟。然后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不顾埃及烽烟四起而同游尼罗河。恺撒肯定很享受与美丽聪颖的女王相伴，但是估计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巩固女王的统治，募集急需的资金，毕竟这是他冒了这么多险的目的所在。
前47年春天，恺撒乘船去叙利亚，因为在他着手处理意大利乱局、对付在非洲坐大的庞培余部之前，他还得教训一个放肆的战争受益者：罗马宿敌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斯之子，博斯普鲁斯王国（Bosporan Kingdom）国王法尔奈克（Pharnakes）。此人利用罗马威势因内战而削弱和恺撒忙于处理埃及事务之机，侵入罗马帝国小亚细亚各行省，在尼卡亚（Nikaia）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恺撒迎战法尔奈克，在泽拉［Zela，今土耳其卡帕多西亚（Kappadokien）］全歼其部。此役之后，恺撒创造了“到、见、胜”（veni，vidi，vici）这句名言。
现在恺撒得火速赶回乱成一团的意大利去了。前48年，不满的下属和宿敌就在罗马和意大利批评恺撒的减免债务规定，要求发布一个债务公告来安抚那些绝望的债主，但是因为主要人物旋即过世而未能付诸实施。前47年，恰巧也是西塞罗女婿的恺撒下属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Publius Cornelius Dolabella）旧话重提，另外还要求发布一个租赁公告。多拉贝拉的随从和恺撒独裁官的骑士统领、奉命维持意大利治安的安东尼乌斯的军队产生武力冲突，八百名市民丧生，这对恺撒政权的声誉有损无益。局势一触即发，经济又吃紧，为非洲战争招募的几个军团还闹了一场兵变。
前47年秋天，恺撒再度来到罗马，他得先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又不能把得罪不起的富人得罪得太狠。他打算暂定一个租金上限。为了非打不可的非洲战争，他又需要一大笔钱，于是他开始没收和拍卖内战敌人的财产，并且在意大利征收军税。最后他着手处理兵变。暴怒的士兵甚至挺进罗马，要求解散军队，他们显然知道这对恺撒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打击。恺撒在练兵场上对他们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称他们为市民（quirites）而非战友（commilitones），等于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平民。他还许诺从非洲带领其他士兵凯旋时就支付承诺的赏金。就像前49年在普莱森奇亚时一样，他这回也成功地使得强硬的士兵回心转意，他们苦苦哀求留任。恺撒当然同意了，还答应士兵打完这最后一仗就给他们分配住房和补贴。
从前47年冬天到与小雷必达共同担任执政官的前46年，恺撒在罗马主持了选举，前46年年底渡海前往非洲。庞培派则利用这段时间重整法萨卢斯之后低落的士气，重建军队，并与虽然在世界帝国罗马面前有点放肆但实力强大的努米底亚（Numider）国王犹巴（Juba）结盟。恺撒给犹巴的骑兵制造了一些困难。前46年4月，在几次交战后，恺撒在塔普索斯（Thapsos）会战中险胜。这场内战大大消耗了双方士兵的耐性，连恺撒军队都出现了自相残杀的惨状。庞培派领导中唯一逃脱的是在内战前叛变的恺撒副将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庞培二子格奈乌斯（Gnaeus）和塞克斯图斯（Sextus）逃亡西班牙。
恺撒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在尤蒂卡（Utica）主管庞培派军队后方的恺撒对手加图的耳朵里，加图决定结束生命，他以真正斯多葛式的淡定自裁了。加图的死并非出于惊慌，而是一个政治信号。加图很清楚恺撒会乐于在他身上展示精心设计的赦免措施体现的仁慈（clementia），但是加图不愿接受一个没有赦免民众资格的人的赦免。此事再次表明统治者赦免行为所体现的被赦免者的臣服与一个共和国贵族的自由精神是相悖的。共和国后期无可争议的道德楷模加图用自裁永远保存了这一真理，以致那些——情有可原地——缺乏加图的勇气和原则性、只好接受恺撒式仁慈的贵族愧疚终生。恺撒马上领会到死加图能比活加图制造更大的麻烦，对加图的这一回击大为恼怒。
罗马用新一轮尊荣和权力回报塔普索斯捷报，任命恺撒为十年独裁官，这样恺撒就能长期领导罗马政府了。前46年夏天返回罗马的恺撒终于举行了各场战役的凯旋式，包括由于紧急的内战任务而推迟多年的高卢战役凯旋式。辉煌的凯旋式及大型竞技和全民饮宴清楚地向罗马民众表明胜利者恺撒已在这场可怕的内战中站稳脚跟，身经百战的他如今拥有前无古人的权力。恺撒开始推行一项大规模老兵安置计划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不久后不得不再去西班牙，因为他留在那儿的副将无力应付组建了一支新军的庞培二子。
这最后一仗恺撒不得不靠大批新兵来打，他由此深切体会到高卢老兵的可贵。前45年3月蒙达（Munda）战役一直陷于绝境，恺撒被迫亲自上战场稳住阵脚。幸而获胜后，恺撒写道，他常常为了胜利而战，但还是头一回为了保命而战，可见当时的战局有多险。
恺撒用了四年多时间在环地中海地区和对手全力争战成功，成为罗马世界的独裁者。现在恺撒的权力、罗马政府和罗马帝国亟须巩固。统治阶层的期望显而易见：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集团内部力量相互制衡的共和国，所以他们虽然可以接受恺撒为了稳固政权而短期独裁，但是不能接受把国家体制改为帝制。但是事实很快表明恺撒无意重回老路。
[1] 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共三次，第二次发生在前218年到前2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