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于前46年击败北非庞培派，这些恺撒前50/49年敌人的事业终告覆灭。后来在西班牙再次集聚的那股敌对势力不过只是庞培派中层领导向恺撒个人寻仇的一次动乱而已，因此就连旧共和国的信徒也不支持那股势力，尽管他们并不赞成恺撒集权。
从前49年到前44年，罗马政府中恺撒一人独大。为了抵御外敌，最初的确需要人担纲指挥，代表罗马开战并要求行省居民提供帮助。前49年短期担任独裁官后，恺撒当选前49年执政官，前48年秋天被任命为一年独裁官，卸任后落实前48年底获得的重建安宁和平的任务，补上了仕途缺口，前46年三度出任执政官。前46年中期成为十年独裁官，这并没有妨碍他于前45年兼任单独执政官。前44年他第五次出任执政官，当年2月底就任终身独裁官。
除了终身独裁官，恺撒还逐渐增添了许多特殊权力。很久以前，法萨卢斯战役之后，庞培派的命运就已掌握在恺撒手中，他还有权不经抽签直接分配给卸任司法官行省，后来也有权直接分配执政官行省。塔普索斯战役之后，恺撒任风化官（praefectus moribus）三年，拥有约束罗马上流人士公私生活并制裁过错的重要监督权，并在任职期间出台了一部廉政法，不过恺撒的监管努力与众多前任一样收效甚微。估计在前47年，恺撒就获得了照顾其老兵所需的分配土地和建殖民地的权力，蒙达战役之后又增加了三项重权：只有恺撒本人或经恺撒授权的人士才能拥有军队，恺撒由此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军队总司令，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命军队要员，他权力的事实基础——军队——得到了全面保障；几乎同等重要的是对此前一直由元老院掌管的公共资金的控制权；恺撒还于前44年左右被授予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权（sacrocsanctitas）。
现在只缺关于选举的权利了。恺撒高度重视选举，尽管长住罗马的时间不多，但他执政期间亲自主持了几乎全部选举。早在前48年，就已决定由恺撒举荐全部高级官职候选人，由于举荐人人可为，此权的妙处倒不在举荐本身，而在于正式的选举过程：何时选举取决于恺撒的举荐，也就是说，恺撒若不愿某职在他缺席时被授予，只需拒绝举荐即可，前48年、前47年和前45年的选举就这样被推迟到他返回罗马后才举行。前44年，恺撒又被授予对除执政官以外职位半数的有约束力的举荐权。他还下令提前选出前43年的全部官员和前42年的执政官和保民官。
恺撒自内战爆发后积累的这批职位和授权清晰地表明，罗马共和国已经转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君主国即独裁国家。就各种官方决策权力而言，恺撒凌驾于除公民大会以外的所有集体机构以上，而公民大会在罗马共和国也只是一个没有独立影响力的赞成机制。除了手握重权外，还有无数尊荣将恺撒置于其他贵族之上、几乎近于神的领域，比如抬神像游行时也会抬一座身着凯旋礼服的恺撒像，还有一座恺撒像矗立在朱庇特神庙里，脚踩一个象征文明世界的圆球，铭文中称其为半神，总之恺撒像遍布罗马。通常由军队授予打胜仗的统帅、在凯旋式后即取消的“皇帝”衔成了恺撒的一个可世袭的名字，显然是作为常胜将军的象征。恺撒得到一座具有皇宫和神庙式样山墙的公房（domus publica）。恺撒诞生的月份被由古罗马历的“Quinctilis”改称恺撒的名字“儒略”（Iulius），成为欧美语言中“七月”的词源。还决定建一座庙宇弘扬恺撒的仁慈并任命一名祭司，不过此庙直至恺撒去世还未建成。尊荣清单还很长，但上面的缩略版就能体现恺撒在罗马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优越地位。
恺撒的大权是建立在他的军队和罗马帝国资源的基础上的，而恺撒又把帝国与他本人紧紧相连：他几乎去过每个行省，在当地颁布无数法令并向帝国居民做出种种承诺。他赐予各种特权并褒奖个人和地方组织，到处给人留下若想在罗马总部办成事就得求他的印象。他还向整个帝国派遣了一支至少包括34个军团的军队，既极大程度地确保了罗马对当地的控制，又能随时提供应付动荡和骚乱所需的强大力量。帝国发生的这些变化使得罗马城中的争吵显得无足轻重了。若是再想到恺撒也在罗马和意大利靠施恩笼络了众多个人和团体，那么显然他已经在罗马恩赐制中赢得了一个其他贵族的力量全部加起来也无法抗衡的地位。
恩赐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群体之间交换服务的个人关系，每项善举（beneficium）都会产生一项义务（officium）的古罗马原则使得就连寻常互动也会不断产生并加强恩赐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通常代代相传。想在罗马政坛发挥主导作用的恩主必须拥有一大批义务人。然而寡头政治的生存法则之一就是不准大恩主中的任何一个势力太大，因为特殊地位一旦形成，会由于大恩主的吸引力而越来越高，难以回头。纵观恺撒内战后发展起来的罗马恩赐制，就可以发现罗马正是从苏拉和庞培等伟人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帝制的。
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屡屡引起争论：实施事实独裁的恺撒是否也有称帝的意愿呢？罗马人厌恶帝王称号，各阶层民众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是：帝王必定是民众必须尽一切力量摆脱的暴君。尽管如此，恺撒还是在某些情况下被与王权联系在了一起，不过事情起因和幕后人物不明。比如有一天夜里，演讲台的恺撒像被戴上了王权头带，盖尤斯·埃皮迪乌斯·马鲁路斯（Gaius Epidius Marullus）和卢基乌斯·恺赛提乌斯·弗拉乌斯（Lucius Caesetius Flavus）两位保民官立即派人摘掉这一王权象征。前44年1月26日恺撒从阿尔巴诺山（Monte Albano）拉丁节（Feriae Latinae）庆典返回时，热情的群众中有几个人呼他为王，又是这两位保民官立即派员逮捕了这些人。恺撒对此表示不满，保民官的回应是一篇谴责对其自由的威胁的公文。这太过分了。恺撒召集元老院开会，称保民官的行为损害了他的尊严，但是没有同意元老院匆忙提出的死刑建议，只是批准将这两位放肆的官员撤职并从元老院成员中除名。不久以后，前44年2月15日，恺撒身着凯旋礼服，脚蹬罗马国王穿的红鞋，头戴金花环，坐在演讲台的一把金椅上观看牧神节（Lupercalia）活动。牧神祭司之一、恺撒的亲信和执政官同事安东尼乌斯，按照据说有助于增进生育力和洁净的民俗，光着身子在城里四处跑动并持鞭抽打围观群众。在一片欢腾中，安东尼乌斯跑到台上的恺撒面前，想给他戴上王权头带，人群顿时清醒过来，陷入冰冷的沉默。恺撒拒绝接受头带，他说，只有朱庇特才是罗马之王。他派人把头带挂在朱庇特神庙里并在日历中记下：安东尼乌斯执政官应民众要求向终身独裁官恺撒劝进被拒。
这些关于王位的故事不易解读。一方面，恺撒拒绝称帝；另一方面，很长时间不清楚恺撒是否想要王权和王位。最佳的解释或许是这样：恺撒显然是想过要称帝的，但前提是民众想要他称帝。因为在共和国的最末一个世纪，底层民众由于生活疾苦而越来越易于接受强烈的宗教体验，他们受到各种东方教派的影响，希望获得救赎，而这种希望往往被寄托在某个精英身上。因此罗马民众希望将其恩主抬高到神授君权的地位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这一点必须先加以检验。在前两次尝试中，保民官立即干预，民众情绪未能完全爆发。保民官因此被撤职，现在需要最后再试一次。但是，虽有浓烈的节日气氛烘托，民众还是沉默了，并没有为安东尼乌斯的倡议鼓掌，结果显而易见：对帝制的传统敌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强行戴上王权头带不合民意。所以恺撒大张旗鼓地拒绝了劝进。
恺撒的大权和尊荣使得他和元老院同僚渐行渐远，他对民众的绝对领导地位，对王位的念念不忘，这一切都不可能合乎惯于在罗马政府最重要的机构里参政的元老院成员的心意。恺撒将一批世家子弟拉入阵营，有些是从一开始就进来了，有些是在恺撒打胜后进来的，恺撒那种——虽被过度宣传但是依然可敬——允许昔日敌手回归政府并分给一个好位子的大度为这种合作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一批态度中立者在战争结束后重回元老院。但是恺撒的元老院已经不是昔日的元老院了。大批元老院成员死于内战，其中庞培派死得最多，而恺撒不但用自己人填补了空白，还把元老院成员的数量从苏拉之后罗马共和国的约六百名增加到约九百名。这些元老院新成员大多出身于一直是培养对象的骑士阶级，但也有几个来自行省，至少让元老院旧人心生不屑，另外还有几个是恺撒的老兵，这些人就遭到了公然鄙视。再者，元老院高层在内战中伤亡惨重，而近年来出缺职位履新的几乎全是恺撒派，这些人借此实现了阶层跨越。就这样，新元老院一眼看去就是恺撒的元老院，绝大部分成员全靠恺撒才得以升官。恺撒需要犒赏大批支持者，也想笼络很多人，这可以理解，但是他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元老院的工作能力，因为就本质而言，元老院存在的目的是事先就执政官的个人联系和活动达成共识，这样一个机构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约五百名新成员团结进来。恺撒死后，西塞罗有一回说自己根本不认识某位元老院成员，这不仅说明前执政官西塞罗看不起新人，也体现元老院的交流机制已经崩溃了。
这种种变化都很深刻而且可以预见，但是恺撒满不在乎。他的施政方针表明元老院在他眼里不再是一个政府部门，因此他不必担心自己的工作能力受到质疑，而是可以利用这个依然倍受尊敬的机构来安置功臣。前45年的最后一天，恺撒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获悉一位执政官亡故后，他断然指示在当天选出一位代执政官，然后此人继任执政官，这在旧共和国的信徒看来是一场屈辱的演出。虽然恺撒依然需要元老院成员，因为他也从元老院吸收自己的骨干，比如行省总督，但是元老院的顾问和决策功能恺撒从未认真动用过。既然如今元老院已经无力阻挠他，他就不愿再花时间去操心那帮贵人的狂妄做作和繁文缛节了。
政务则由恺撒自己的幕僚管理。早在高卢战争期间，恺撒就笼络了一批亲信，现在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了全国，这批人就辅佐他治国。卢基乌斯·科内利乌斯·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盖尤斯·奥皮乌斯（Gaius Oppius）和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这些人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分量，他们在罗马历史上留名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和独裁者恺撒合作。这个小圈子负责起草元老院决议和法律，具体流程是这样的：他们以元老院决议的形式起草一批文件，再交给元老院一揽子统一批准。于是就会怪事迭出，比如西塞罗某一天突然收到素昧平生的诸侯寄来的感谢函，感谢他为其申请授予国王头衔。可想而知元老院成员觉得这种做法令人沮丧至极。但是若想为自己和别人做点什么，就必须讨好恺撒。就像西塞罗经历的那样，骄傲的元老院贵族很难忍受在恺撒的接待室等候接见，而奥皮乌斯和巴尔布斯这种暴发户却可以随意出入。此种场景表明罗马权力中心已从元老院转移到恺撒办公处。西塞罗前执政官在给朋友的信中总结了这一深刻变化：“昔日为（国家之）船掌舵的我们如今几乎连在舱底水中都无处容身了。”
元老院唯一的出场机会是不断通过决议，为恺撒颁发日益升级的各种荣誉，恺撒甚至拒绝了其中一部分。如果认为是恺撒让亲信放风索取荣誉，而很多其实不赞成这种尊荣和权力泛滥的元老院成员不敢表示反对，那就肯定无法看透这一现象。相反，从现代角度看，尊荣热是独裁政权的一种自发现象。若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国家之巅、一不高兴就能让人头滚落，那么公职人员就有保住此人欢心的生存压力，而给予荣誉始终是一个有效手段。连独裁者本人也无法推翻这一机制，因为即使他反复强调自己不重尊荣，他人也永远无法了解他是否真的无所谓，猜错上意的风险太大。是独裁者的独掌大权破坏了交流，独裁者本人也是受害者，因为他无法让人相信他并不介意下属有异议。因此恺撒冷落元老院在一定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在元老院只能听到赞同的声音，而于事有补的讨论（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只能和亲信进行，因为基于长期互信，亲信还敢直陈己见，或许他们也真的这样做了。
恺撒利用自己在罗马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了一整套改革，后人常常只知道个大概，有个碎片化的印象。总之恺撒打击了非因公特使即元老院成员动用公务特权在行省办私事的弊端；规定前执政官任行省总督期限最多两年，司法官最多一年；调整了对动武（vis）和谋逆（maiestas）等罪行以及陪审法庭人选的规定；授予多地民众公民权，比如北意大利民众就于前49年获得完全的公民权。他可能还为意大利民众颁布了统一的组织规章，不过这一点不太明确。可以肯定的是他推行大型安居政策，主要为老兵提供承诺分配的农田，让他们退役后能有一份生计，此外他还在海外殖民地安置了约八万名罗马市民，这项福利措施很英明，因为许多罗马居民在罗马生计无着。恺撒所建城市和安置人口数量很难确定，但是估计在各行省建立的新城就有三十多座。他把领国家赈济粮的罗马居民人数定为十五万人，因为此前领粮人数高达三十二万，他肯定得罪了这一国家优惠政策的许多受益者，但是此举提高了定居罗马以外地区的吸引力，并使得国库支出在可规划和可控范围内。他解散了一批团体，只允许古已有之的继续存在，从而降低了在共和国末期成立的反政府团体作乱的可能性。他还试图用给多子女家庭发奖金的办法来解决罗马怨声载道的人口下降问题。估计恺撒对后世影响最久的改革是修改历法，改用共有365日的太阳年。
对恺撒改革的评价大相径庭。有研究者认为这证明恺撒能够富有创意和远见地处理罗马政府和帝国的问题；也有研究者强调恺撒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无须为了解释这些措施而假设恺撒的愿景。后者说得对，不过不应高估这种观察的意义。相反，建立殖民地、授予公民权、前49年整顿债务、组织国防、分配粮食等措施表明恺撒懂得同时满足自身和公众利益，这正是他治国高明之处。要求政治家为了公益而损害自身利益是过分和不切实际的。因此，如果公众福祉与政治家的既得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就说明政治结构有问题，换言之：倚仗精英舍己为人的政治体制有严重的先天错误。
前46年秋恺撒在非洲战胜后回到罗马，当时罗马统治阶级普遍认为恺撒将在国家稳定后退隐，恢复共和制。西塞罗在元老院感谢恺撒赦免前51年敌对派执政官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尔塞鲁（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的演说《为马尔塞鲁辩护》以独一无二的形式表达了这些期望。前45年恺撒被迫再次离开罗马，指挥攻打庞培二子的西班牙征讨，这被视为事出有因的推迟。然而，前45年秋天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后，虽然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种种活动，却似乎依然无意恢复共和，这使得一批元老院成员放弃了回到旧日的希望。前44年初，恺撒显然不久后就会开始与帕提亚的长年战争，这时已没有人再幻想恺撒会主动退隐，或哪怕是把恢复共和制当作远期目标了。攻打帕提亚意味着恺撒将有数年手握大权，率军深入亚洲，罗马政界将继内战中的遭遇之后再次沦为宏大战略的附属品。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攻打帕提亚肯定是合理的，毕竟马库斯·克拉苏及部分下属遭到帕提亚人的杀害或俘虏，而且帕提亚还于前51/50年侵入叙利亚行省，支持叛乱的恺西利乌斯·巴苏斯（Caecilius Bassus）。种种恶行必须惩罚，但此事其实并不紧迫。恺撒此前曾说自己不会在完成罗马内政任务之前去东方，那么他此时为何又急于动手呢？
帕提亚战争计划也被今人严厉批评为败绩，认为恺撒开战的一个目的是因为无法打消罗马政府内部的怀疑和拒绝、完不成巩固内政的任务，而以攻打外族来逃避。不过冷静观察后会发现恺撒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诺言，尽力巩固了内政：他拥有单独治国的权力，为帝国的每个阶层都做了好事，他周围有许多帮手。他唯一缺乏的是领导层对他推行帝制的赞同，而这种赞同，即使他继续留在罗马，他也得不到。另外，他可以预见，只要他一走，感觉到权力真空的罗马就会再度陷入动乱和冲突，这时他就可以像前47年那样回来平乱。这样就可以使得一种观念逐步形成：维持——君主制所代表的——平静和秩序是很可贵的，如此一来，元老院旧人或许也能慢慢接受变化。虽然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适应过程，但是为了不让大家误判他的意图，无谓地拖长这个过程，恺撒把话挑明了：前44年2月中旬，他应前45年底元老院之请开始实行终身独裁（dictatura perpetua），正式终结罗马共和国。没有一个罗马人，至少没有一个或多或少参政的罗马上层人士能够无视此举的意义：现在有一个人要终身担任国家元首，终身独裁等同于正式宣布国家体制由共和转为帝制。有一点观察者也要注意：前46年秋天被任命为十年独裁官的恺撒本可稳坐元首宝座直到前36年秋天，所以他急着在任满八年前当上终身独裁官并非为了达到某个实用目的，此举唯一明显的目的是向民众尤其是共和贵族彻底表明，恺撒独裁不应被视为旨在重新稳定政府的临时状态，而是共和国被永久变为君主国。
“永久”事实上不久。恺撒享受悦耳的“终身独裁官”新头衔不过约莫四周，就于前44年3月15日遇刺身亡，“三月望日[1]”后来也成了专用语。
[1] Iden，古罗马历三、五、七、十月的15日和其他月份的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