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在两淮防线前碰得头破血流 —— 宋军依托淮河支流构建的水网、星罗棋布的堡垒，把蒙古军的优势死死锁在陆地上。蒙哥继位后，看着地图上标注的两淮防线，不得不咬着牙调整战略：放弃硬攻两淮，把攻击重心转移到四川，制定出 “取蜀出峡，南北对进，会师鄂州，南下临安” 的计划。
这一调整，恰恰印证了 “守江必守淮” 的古训有多深刻。对南方政权来说，淮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长江的 “护城河”—— 控制淮河，就能把战场挡在江北，让敌军没法靠近长江；可一旦丢了淮河，长江天险就成了家门口的防线，敌军随时能渡江突袭，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南宋死死攥住两淮，等于掐断了蒙古军南下的第一条生路。
四川虽不如两淮富庶，却也是训练水军的备选之地，成了蒙古军的第三个选择。为了从西线撕开缺口，蒙哥特意下令在四川打造战船、训练水师，硬生生练出一万多人的水上力量。钓鱼城之战时，驻成都的蒙古军统帅纽林，就带着一万五千士兵、两百艘战船，顺着江面向东进军。在叙州马湖江面，他们遇上了宋军都统张实率领的五百艘战船 —— 一场惨烈的水战爆发，蒙古军凭借新练的水师战力，硬生生击败宋军，顺利打通东进通道，把重庆江面死死封锁，断了钓鱼城的援军之路。
可蒙哥的如意算盘，最终碎在了钓鱼城的城墙上。随着他惨死于城下，蒙古军群龙无首，从西线突破的计划也被刚即位的忽必烈束之高阁 —— 此时的忽必烈，满心都是汗位之争，哪还有心思盯着四川的战局？
等到忽必烈稳住阵脚，才发现蒙古攻宋的路早已被堵得只剩一条：海路风险太大，蒙古人不懂海战，贸然出兵就是送命；两淮防线依旧坚固，几次试探性进攻都被宋军打退；川东的山城防御体系还在，尤其是钓鱼城，成了蒙古军的心理阴影。思来想去，只剩下第四个选择 —— 在中原训练水师，突破宋军的京湖防线，到长江中游跟宋军决一死战。
而京湖防线里，有两座城成了双方的 “命门”：襄阳和鄂州。襄阳坐落在南阳盆地南端，汉水之滨，素有 “七省通衢” 之称 —— 从这里出发，往西能通川蜀，往东可抵鄂州，往北直达中原，往南顺着汉水就能进长江，打古代起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鄂州则卡在长江与汉江交汇处，号称 “九省通衢”，是京湖防线的最后一道堡垒，一旦被攻破，蒙古军就能顺长江而下，直捣临安。
忽必烈第一次南征时，还想走捷径 —— 绕开襄阳，直接攻打鄂州。他以为只要拿下鄂州，就能撕开长江防线，可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巴掌：没有强悍的水军，蒙古军只能在陆地上逞能，宋军水师在长江里来去自如，不仅能运送援军、粮草，还能时不时偷袭蒙古军的粮道。最后，忽必烈只能在鄂州城下草草罢兵，第一次南征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的教训，再加上刘整的提醒，忽必烈才猛然醒悟：襄阳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训练水军的绝佳场所！汉水江面宽阔、水流平稳，适合水师操练；而且襄阳地处京湖腹地，只要拿下这里，就能远离宋军的骚扰，安心练出能跟南宋抗衡的水军。更关键的是，蒙古军只要攻破襄阳，水师就能顺着汉水南下，直扑鄂州，跟宋军在长江中游决战；反过来，南宋只要守住襄阳，就能把蒙古水师堵在汉水，让他们没法靠近长江，保住整条长江防线。
一边是破局的唯一希望，一边是保命的最后屏障，宋蒙双方对襄阳的心思早已摆到了明面上。蒙古军要想灭宋，必须啃下襄阳这块硬骨头；南宋要想续命，也得在襄阳跟蒙古军死磕到底。一场围绕襄阳的血战，早已箭在弦上 —— 这座古城，注定要成为宋蒙战争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