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大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的心情就如同那春日里绽放的花朵，格外舒畅。这皇帝心情一好，底下的员工们，也就是那些官员们，日子自然也跟着滋润起来了。
宋真宗为了稳稳地笼络住官僚集团的心，那可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给予了高级官僚极为优厚的待遇。
就拿那恩荫制度来说吧，原本，宋朝在前朝的基础上就有了这恩荫的雏形，可宋真宗觉得还不够，又进一步扩大了恩荫的规模。他大手一挥，允许高级文武官员在皇帝生日这般喜庆的日子里，或者是重大祭祀这种庄重的场合，又或是自己退休、去世之时，都可以向朝廷推荐自家的亲属、门生来做官。
要知道，在那汉唐时期，官员们通常也就是能给一两个儿子或者门生安排安排工作，就算是很不错了。可到了宋真宗这儿，那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官员们通常一次就能推荐恩荫二十多人，这数字一对比，可真是天壤之别。
再说说那官员政绩考核的事儿吧，宋朝开国之后，建立了一套对官员政绩考核的考验机制，想着靠这个来督促官员们好好干活。可宋真宗却不这么想，他觉得这考核机制，不利于官员们向自己表忠心，于是乎，在实际操作中，就相当于把这考核机制给废止了。还默许文官三年就能升迁一次，武将五年升迁一次，也不管这官员们工作业绩到底如何了。
对于官僚集团来说，真宗推出的这一系列优抚政策，那可真是如同天上掉馅饼，好得不能再好了。官员们既不用承受工作业绩的压力，还能领着高额的俸禄，这般轻松又赚钱的好活儿，那可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一个个心里那叫一个舒坦。
然而，对于大宋王朝而言，真宗这拉拢人心的行为，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的开端。官员们没了业绩压力，那惰性可就慢慢滋生出来了，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现象那是越来越严重，行政效率变得低下不说，吏治腐败的问题也渐渐冒了头。
而且，宋真宗为了贯彻那以文抑武的国策，还延续了太宗赵光义时期的科举高录取率。这一来，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得以踏入政坛，那宋朝的官僚机构，就像那吹气般的气球，一天天变得臃肿起来了。
《宋史职官志》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叫 “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有八九”，啥意思？就是说，在宋朝，那些占着官位却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十个里面就有八九个，这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吃空饷嘛，而且还是皇帝默许的吃空饷。
您想想看，朝廷养了这么一帮人，却不给他们分配具体的活儿，可朝廷各级衙门的日常事务又不能没人去做，那怎么办？没办法，只好再养一帮人来干活儿呗。原本以前一个人就能干好的活，现在可能得安排三四个人来干，如此一来，冗员冗费的问题那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不过，在当时这些问题还不算特别突出，为啥？一方面，真宗时期的官僚规模总体上来说还不算特别大；另一方面，宋朝冗费的大头，其实还不是花在官员身上，而是那军费开支；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大宋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正所谓 “一俊遮百丑”，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像是被一层薄纱给掩盖住了，或者说，它们都成了次要矛盾，根本就不被人重视。
可时间就像是那无情的审判者，从不留情面。当时间的车轮缓缓来到宋仁宗在位的中期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宋朝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就像那失去了动力的马车，缓缓停了下来，可官吏的规模却依旧在不断地扩大。
以前那些积攒下来的、原本算不上问题的问题，随着宋夏战争的爆发，就像那被捅破的马蜂窝，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闹得整个朝廷那是焦头烂额。
公元 1039 年，西夏那是屡屡挑衅宋朝，为了应对这来势汹汹的西夏，宋朝不得不大幅提高军费开支，从以前的一千六百万一下子就增至三千三百万了，那数字一涨，朝廷的财政压力顿时就增大了许多。
当时的宰相张士逊，那也是个盲目乐观的主儿，竟口出狂言，大言不惭地说道：“那西夏不过就是个蕞尔小邦罢了，只要朝廷天兵一到，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将其诛灭，这军费暴增，也只是暂时的情况，用不了多久，朝廷的财政收支就能恢复正常了。”
可谁能想到，他设想中的那种宋军吊打西夏的场景，压根儿就没出现。在之后的五年里，宋朝与西夏的战争那叫一个惨烈，宋军是三战三败，被打得那是毫无还手之力，陷入了苦苦挣扎的苦战之中。
为了应付这没完没了的战争，宋仁宗没办法，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兵力规模了，到后来，宋军兵力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而这兵力规模不断攀升的结果，就是宋朝又出现了冗兵的情况。
这下可好，冗员、冗费再加上冗兵，这赫赫有名的 “三冗” 问题，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了宋朝的面前，成了朝廷的一块心病，怎么也摆脱不掉了。
到了公元 1043 年，宋仁宗那真是扛不住了，这宋夏战争打得陕西路那可是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朝廷这边，为了打仗，家底都快被掏空了，甚至都出现了宋仁宗从皇宫内库拿钱出来补贴国家的情况了，这可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为了解决这财政亏空的大难题，宋仁宗只得双管齐下，一面赶忙派人和李元昊谈判，想着尽快结束这劳民伤财的战争；一面着手准备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了。
正巧这时候，宰相吕夷简在主持政务，而范仲淹又适时地拿出了那著名的《答手诏条陈时事疏》，在这奏疏里，他提出了严明官吏升降、精简官僚队伍、整治吏治、变革兵制等十项改革主张，那一条条建议，可谓是切中时弊。
宋仁宗一看，觉得挺有道理，当下便顺水推舟，提拔了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一批有能力的大臣，让他们来主持实行新政。因为这一年是庆历三年，所以这场由范仲淹等人主持的改革，便被后人称作 “庆历新政” 了。
说起这庆历新政，其实也没多少内容可细细讲述的，为啥？因为这场改革，那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从开始改革到最后废止，前前后后也就十几个月的时间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最希望改革的，那可不是别人，正是宋仁宗。而主导改革的范仲淹，一开始其实并不想掺和到这事儿里头来，他一直在旁边观望。毕竟，他那数次被贬的经历，让他心里明白得很，朝廷里这种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风气，那可是根深蒂固的，想要改变，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这改革，一旦开始，那必须得要求皇帝有大智慧、大勇气才行，可这两点，恰恰正是宋仁宗所欠缺的。
后来，见仁宗表态了，信誓旦旦地说什么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范仲淹这才咬了咬牙，接下了这沉甸甸的担子。
可咱们都知道，这仁宗的耳根子软得很，而且还是个没什么政治远虑的太平天子。他之所以着急着要改革，无非就是碰上了难题，也就是宋朝与西夏的战争把财政都快给逼到崩溃的边缘了。一旦这战争结束了，财政压力缓解了，他心里想着，这日子好像不改革也能过得下去，那他还会继续支持范仲淹改革吗？答案那肯定是不会了。
所以，当公元 1044 年 10 月，宋朝与西夏签订了庆历和议之后，这局势立马就变了。范仲淹和富弼就被降职外放了，那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韩琦和欧阳修在朝内又勉强多挺了几个月，可最终，也还是没能逃过被降职外放的命运。随着这改革派的大臣们一个个都被贬出了京城，那庆历新政也就如同那绚烂一时的烟花，转瞬即逝了，只留下了些许遗憾在这历史的长河之中。
范仲淹被贬之后，写下了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一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他那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被后人传颂了千百年，至今仍旧熠熠生辉。
欧阳修被贬之后，也写出了《醉翁亭记》，那一句 “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同样被人们传颂千古。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这动荡的岁月里，虽有改革失败的遗憾，却也留下了这些不朽的文学瑰宝，让后人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也能领略到文学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