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那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庆历新政的往事犹如一道深深的刻痕，让人记忆犹新。想当年，范仲淹为了破解那困扰朝廷许久的 “三冗” 难题，果敢地拿冗员开刀，本想着能斩断这乱麻，让朝廷焕发出新的生机。可谁能料到，这一刀下去，竟是捅了个大大的马蜂窝，瞬间就引发了轩然大波，朝堂上下那是一片哗然，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就如同汹涌的浪潮一般，最终把这原本满怀希望的改革给拍打得无疾而终了。
时光流转，到了王安石变法之时，宋神宗和王安石那可是把庆历新政的教训牢牢记在了心里。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饭碗问题那可是碰不得的，一旦触及，那必定是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阻力之大，难以想象。
于是乎，他们便巧妙地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财政开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方面了，对那棘手的冗员问题，那是能避则避，就想着绕过这个大难题，另寻他路去实现富国强兵。
然而，回避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这冗员问题在宋神宗时期，不仅没有丝毫消减，反而比宋仁宗时期还要更加严重了，就如同那越滚越大的雪球，已然成了朝廷的一大顽疾了。
就拿时任三班院判官的曾巩来说，他在奏折里可是忧心忡忡地说道：“陛下，咱大宋开国之初，咱这三班院下辖的官吏还不到三百人，那时候，人员精简，倒也没这么多麻烦事儿。可到了真宗天禧年间，这人数就跟吹气球似的，一下子暴增了十几倍，竟然达到了四千二百余人呐。再看看如今，官吏数量又是景德年间的三倍之多了，足足有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
曾巩无奈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要是这一万多人都能各司其职，个个都是人尽其才，那朝廷就算养再多的人，那也无可厚非。可问题是，这里面有八成以上的人那都是在吃空饷，整天无所事事，人浮于事，这成何体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而且，曾巩列出的还仅仅只是三班院这一个部门的数据，要是再算上其他部门，还有那遍布各地的地方官，那数量之庞大，简直都不敢想象了，北宋这冗员的规模，已然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程度了。
神宗看着这折子，眉头紧皱，心里清楚这问题再也拖不得了。正巧，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神宗觉得时机已到，便决定亲自操刀，主导一场官制改革。
因为这事儿发生在元丰三年，所以这场改革便被后人称作 “元丰改制” 了。
那这元丰改制具体是怎么个改法？其实，说起来倒也简单，就是取消差遣、官、职这一复杂的体系，恢复唐朝时那规整的三省六部制，让那原本徒有虚名的三省六部，重新行使它们该有的权力。
这北宋的官制，可着实是复杂得很呐，分为官、职、差遣三种。这 “官” ，主要是表示某人在朝堂上地位的高低，还有工资的多少。在北宋，大部分的官员挂着个官名，却不负责具体的工作，就光拿着俸禄，啥事也不干，那可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就比如说那三省六部的尚书左右仆射，地位那是相当高，都到从一品了，年薪换算到现在，那可是相当于几百万，工资高得吓人。可这么高的地位，这么丰厚的俸禄，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具体工作，手里一点实权都没有。
这 “职” ，则属于一种荣誉性质的东西，就跟现在的职称差不多，说白了，也就是个虚衔罢了，作用也就是用来区别一下官员们地位和等级的高低。
而真正有实际事权的，那还得是 “差遣” ，这也叫职事官，它才是北宋真正算得上是官的部分。一个官员，只有混到了朝廷委派的差遣，那才能算是真正开始当官做事了。
想当年，赵匡胤搞出这么一套复杂的官制，本意是为了分化相权，巩固皇权，哪能想到多年之后，竟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冗员问题，这可真是世事难料。
到了神宗这时候，时过境迁了，这套制度不但不能再起到分化相权的作用了，反而成了冗员滋生的温床，所以神宗这才下定决心，要对这问题进行修正，让 “官” 恢复它本该有的权力。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家公司里，老板为了限制总经理的权力，专门成立了一个改革小组，想着用这个小组来架空总经理。后来，老板发现这改革小组用着挺顺手，干脆就让小组的组长变成了实际的总经理，这小组，也摇身一变，成了实际上的总经办了，至于原来的总经理，那就沦为了小组里的一个普通职务了，原本的总经理职位，也就成了个养闲人的空壳机构了。
而神宗主持的这个改制，就是要把这个多余的 “改革小组” 给撤销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虚衔官员都给清理清理，让朝廷的制度回归正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神宗搞这元丰改制，虽说初衷是为了解决冗员问题，可这一改，在客观上却导致了另一个变化。因为改制之后，官员的品级和俸禄标准不再需要看宰相的脸色了，这么一来，宰执的权力就被削弱了不少，而皇帝的权力，倒是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加强。
神宗这边在皇权得到加强，又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之后，那心里自然是想着要在军事方面也有所作为了。
其实，从继位开始，神宗就一直对西夏憋着一股劲儿，心里想着，总有一天要好好报复一下西夏，让他们知道大宋的厉害，所以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机会，等待着一个能向西夏动手的绝佳机会。
公元 1081 年，这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如同那划破黑夜的曙光，降临了。
这一年，西夏那边可是出了大乱子了，西夏的第三代国主惠宗李秉常与其母梁太后之间，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冲突，那矛盾就跟点燃的火药桶似的，一下子就炸开了。
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才让这母子俩闹到这般水火不容的地步了？这其中，自然是有着一番曲折的缘由，且听我细细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