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傍晚，克劳德·尼科尔森（Claude Nicholson）准将向德国人交出了加来要塞。英国战时内阁正式批准戈特向敦刻尔克一带集结兵力。英国空军少将、皇家空军第11集团司令基思·帕克（Keith Park）派出16个战斗机中队，与狂轰滥炸的德国空军进行空中对垒，为撤退的英国远征军提供空中防御。
随着英国远征军的战线进一步向敦刻尔克收缩并撤出工业城市里尔，由此产生的缺口暴露了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在南线的侧翼，迫使比利时军队后撤，给德军创造了包围法国第一集团军的机会。
从敦刻尔克撤离后，一名受伤的法国士兵被用担架抬上岸
5月27日，英国和法国军队继续后撤。在盟军不堪一击的关键时刻，希特勒不明智地下令停止前进。命令解除后，德国装甲师再次发动攻击，被侧翼包围的比利时军被迫投降。几个小时后，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同意希特勒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比利时随即退出了战争。
布鲁克将军火速派遣4个师，堵住因比利时投降出现的26公里缺口。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瓦显蒂（Wytschaete）和波珀灵厄（Poperinge）两地爆发了殊死战斗，这样，从比利时伊普尔镇到海岸一带的英国远征军防线才得以成功守住。
1940年5月，德国装甲部队攻陷加来
“发电机行动”开始
5月26日晚6时57分，海军部响应陆军部命令，授权实施“发电机行动”。这场行动最初计划撤离4万名英国远征军士兵，然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前景似乎异常暗淡。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拉姆齐仍然表现出冷静、威严和控制力，将一个渺茫的前景转化为巨大的成功。这位将军允许下级军官先斩后奏，充分相信他们对形势的现场把控。
在“发电机行动”战术执行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中，包括威廉·乔治·坦南特（William George Tennant）上校。他是一名海军参谋，是拉姆齐的部下。拉姆齐任命坦南特为敦刻尔克岸防高级海军军官，并于5月27日下午将其派往战区，随行人员包括十几名军官和160名水手。坦南特登上“狼犬号”（Wolfhound）驱逐舰，踏上了危机四伏的救援之旅。在德军轰炸机一路骚扰下，他们一行人于当晚6时抵达。
坦南特后来回忆说，当他走上岸时，“眼前的敦刻尔克让人内心猛然升腾起一种空空如也的感觉。德军一直拼命地要拿下它，城里建筑物上的窗玻璃一块都没剩下，街上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没人顾得上去清扫”。为了防止日益混乱的局面完全失控，他迅速做出反应，派海岸警察驻扎在城东的海滩上，阻止无法无天的散兵游勇抢劫或逃跑。
敦刻尔克港口设施遭到了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加之德军地面炮火像绞索一样在英国远征军脖子上越勒越紧，港区一片狼藉。显然，营救船只的最佳航线不是驶入港池。东部海滩倒是很合适，坦南特暗自思忖。抵达敦刻尔克两个小时后，坦南特致电拉姆齐：“请速派一切可用船只前往东部海滩。明晚撤退恐有问题。”
国王乔治六世的慰藉
当忧心如焚的英国人民争相传阅有关法国局势恶化的报道时，国王参加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礼拜
1940年5月26日星期日，随着法国战役吃紧的消息沸沸扬扬地传开，国王乔治六世宣布该日为全国祈祷日，并出席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各地的英国人都效仿他们的君主，纷纷拥向教堂。数千人排队等候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伦敦的这一重要仪式。
观察家们发现，随后发生了3起特别事件：一是威胁到敦刻尔克滩头阵地存亡的德军装甲部队被希特勒叫停；二是5月28日一场疾风骤雨席卷佛兰德，德国空军被迫停飞，大批英军从不间断的轰炸和扫射中获得喘息的机会，向撤离点靠近；三是通常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神奇地平静下来，使大大小小的船只能在一段时间内较为轻松地渡海搭救英国远征军。
人们把“发电机行动”的巨大成功称之为“敦刻尔克奇迹”，但也可以说，正是上述一系列“奇迹”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撤退到敦刻尔克期间，英国将军艾伦·布鲁克爵士指挥了一场英勇的防御战
会见陆军和皇家空军军官后，打着手势的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
“就在德军抵达前一刻，非战斗部队第1探照灯团迅速进入加来，投入战斗。这些盟军甘愿牺牲，坚守了3天。”
此时，围绕不断缩小的敦刻尔克防区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德国空军的空袭也愈演愈烈。一些船只在被德军炸弹击中后完全沉没或猛烈燃烧起来，机枪子弹打得沙滩和水面飞花四溅。复仇的步兵端起恩菲尔德式步枪向低空飞行的德军战机乱枪扫射。
担心坦克会陷入沼泽地的德国人格德·冯·伦德施泰特，对停止地面进攻负有一定责任。
截至5月27日晚，首批7669名士兵撤离敦刻尔克。然而，坦南特敏锐地觉察到，撤离速度过慢，必须由小船冲滩，载上士兵后将他们摆渡到深水区等候的大船上。更为糟糕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已经不遗余力，但在德国空军的毁灭性轰炸和扫射中，开阔海滩上候船的士兵恰似案上鱼肉，救援船只也长时间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一言不发的坦南特绝望地扫视着被浓烟笼罩的残破不堪的港口，建筑物和港口设施全都在熊熊燃烧。德军飞机确实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它们未能摧毁两条长长的防波堤。这两条防波堤由打入海床的混凝土柱子和2.4米宽的木栈道构成，形成了港区的人工入口。它们在岸上起点处相距1.6公里，向宽阔海面延伸时逐渐呈合围之势。
需要是发明之母
经过仔细观察，坦南特认为，部队可以通过防波堤直接有序登上较大的救援船，而不必单单依靠耗时费力的摆渡。不过，令他颇感失望的是，西防波堤仅长152米，而且位于浅水区，不适合大多数大型船只靠泊。因此，他没敢冒险使用。
不过，东防波堤却让人看到了希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向英吉利海峡延伸1.2公里，就位于敦刻尔克市区边缘的海岸，靠近和平时期的海滨度假胜地马洛莱班（Malo les Bains）地区，附近有高高的沙丘，可以为向东防波堤开进的士兵们提供一些掩护。他们有望在此直接登上大型船只，前往安全无虞的多佛尔。
为验证自己的想法，坦南特下令通用轮船运输公司（GSNC）的“海峡女王号”现代轮船在英吉利海峡水域进行一次试航。这艘建造于1936年的时髦轮船轻松驶入港口，顺岸停泊在东防波堤旁。试航结束时，这位有创新精神的军官知道自己想出了一个海滩撤离的可操作替代方案。不幸的是，“海峡女王号”在随后的撤离行动中被德国空军轰炸机击沉。尽管如此，它还是为“发电机行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最终挽救了数千名盟军战士的生命。
5月28日凌晨4时30分刚过，坦南特通知拉姆齐，为了提高撤退效率，必须更改撤退流程。他要求那些锚泊在近海海域等待接收撤离部队的大型救援船，特别是现有的高航速皇家海军驱逐舰，改为直接靠泊东防波堤。
一整天下来，救援工作有增无减。随着“发电机行动”的展开，丘吉尔首相定时听取行动动态汇报。当天，11874名士兵从港口撤离，其中大部分经由东防波堤撤出，另有5930人从仍在使用中的东部海滩撤退。4万名被困在里尔的法国第一集团军士兵奋力抗击德军7个步兵师和装甲师的进攻，他们的拼死抵抗一直持续到5月底，拖住了大量德军。假如这些德军得以脱身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一股脑捣毁敦刻尔克滩头阵地。
退潮时，士兵们在用卡车临时搭建的突堤上等待撤离
在敦刻尔克附近的海滩上，英军士兵在沙丘间排成蜿蜒的长队等待登上小船
“敦刻尔克港口设施遭到了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加之德军地面炮火像绞索一样在英国远征军脖子上越勒越紧，港区一片狼藉。”
被困在海滩开阔地上的一名英军士兵举枪向低空飞行的德军飞机开火
危机并存
也许此时，希特勒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命令停止地面攻击，为英军周密组织“发电机行动”提供了窗口时间。5月27日，德国情报部门证实盟军撤离行动已经开始。纳粹海军高级参谋奥托·施尼温德（Otto Schniewind）上将在当日与戈林的谈话中指出，歼灭英国远征军的机会正在溜走。
“在仓促上阵、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分步骤、有秩序地运送大部队和辎重是件无法完成的任务，”施尼温德对傲慢自大的帝国元帅说，“然而，天气条件好的时候，即使是从开阔的海滩上，也可以通过大量小型船只、近海船只、渡轮、拖网渔船、漂网渔船及其他小船，把不带装备的部队撤走。”
英国远征军戈特勋爵
人们对其军事指挥褒贬不一
约翰·斯坦迪什·瑟蒂斯·普伦德加斯特·维里克是第六任戈特子爵，一战老兵。他在1939年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司令，9月19日抵达欧洲大陆。历史学家们对其军事指挥评价莫衷一是，既肯定他防御敦刻尔克的决定，又批评他在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法国后，不愿同法军协作对德军进行反击。
戈特毕业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军事学院，1940年6月25日被任命为国王乔治六世的副官，后又担任直布罗陀总督和马耳他总督。此间，在马耳他这个地中海小岛被轴心国军队围攻时，他展示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这也使他在1943年晋升为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担任巴勒斯坦和约旦河两岸事务高级专员。戈特于1946年去世，卒年59岁。
事实上，从敦刻尔克撤离的盟军几乎丢弃了全部个人装备，重型装备则遗弃在海滩和市内。毕竟，拯救士兵是首要任务。争取时间攸关生死，因为在敦刻尔克周边负责防御的英勇战士们到底能坚持多久谁都不敢断言。
估计有400艘小船响应了5月27日发出的支援撤离行动的号召。
船只在源源不断地驶来，不仅有皇家海军舰艇，还有各种各样的船，甚至包括帆船和小艇。其中许多水手都是平民，他们离开安全的英国，跨海向敦刻尔克发起挑战。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叫亚瑟·D.迪万（Arthur D. Divine）的人，他后来回忆道：“那是一支非常怪异、难以名状的船队，舵手是形形色色的英国人，每条小船上通常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超过两个人的。”
他接着说：“等我们驶离英国海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风浪不大，但有碎浪足以把人打湿。当驱逐舰全速经过时，会对我们这些小家伙造成很大冲击。我们只能抱定希望，转动舵轮，保持航向，迎着海浪前进。”
由于伯特伦·拉姆齐上将的卓越指挥和精心组织、坦南特上校的敏捷思维和快速反应，以及许多士兵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发电机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1940年5月28日的黄昏降临了，但人们却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救援行动的效果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然而，面对强敌，人们尚不能高枕无忧。
英国皇家阿尔斯特来福枪团（Royal Ulster Rifles）的士兵划小船驶向在远处等待把他们运回多佛尔的驱逐舰
1944年的拉姆齐。同年，丘吉尔和乔治国王就谁乘坐皇家海军“贝尔法斯特号”观摩诺曼底登陆一事争执不休。拉姆齐出面调停，他指出，两位都不能去，因为太过危险。于是，丘吉尔和乔治国王都没有登船
关键人物
伯特伦·拉姆齐
经丘吉尔劝说，本已退役的拉姆齐重返战场，
在敦刻尔克撤退中担任关键角色，
成为英国最成功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多佛尔城堡守卫英吉利海峡已有800多年。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与德国的战争日益临近，英国皇家海军再度认为，位于这座中世纪城堡遗址上的多佛尔指挥中心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因此，1939年8月24日，驻多佛尔海军新任指挥官伯特伦·霍姆·拉姆齐中将的旗帜在旗杆上高高升起。他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多佛尔海峡上的英国航运往来；当然，他要做的远不只这些。
1940年5月27日
“发电机行动开始”是海军部发出的撤离指令。拉姆齐派出大批商船参与行动，它们主要是海峡渡轮和铁路集装箱船。
1883年1月20日，拉姆齐生于伦敦一个有着悠久苏格兰家世的家庭。他很早就展示出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步父亲和兄弟们的后尘参加陆军，而是选择加入了海军。1899年，他成为一名海军学员，随后在皇家海军“新月号”驱逐舰上谋得一职，后来又到革命性的新战舰“无畏号”上服役。
尽管拉姆齐身材瘦小，但他的才智、自信和活力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益现代化、技术化的皇家海军中茁壮成长。经过海军信号学校的历练后，1913年，拉姆齐就读于朴茨茅斯皇家海军战争学院，一年后以少校身份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重返“无畏号”。
拉姆齐选择留在军中，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亲自指挥军舰，他谢绝了大舰队巡洋舰指挥官副官一职。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倘若拉姆齐接受这一职务，他就会在皇家海军“防御号”上服役，而该舰在日德兰海战中爆炸，近900人丧生。此后，他先后指挥过多佛尔巡逻队的M25浅水重炮舰和“布洛克号”驱逐舰，该驱逐舰参加了第二次奥斯坦德突袭，拉姆齐受到通电嘉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姆齐在海岸防御和现役舰艇之间轮换任职，步步高升。1935年，身为海军少将的他被任命为本土舰队司令罗杰·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爵士的参谋长。两人是老相识，但在如何实际管理舰队的问题上却各执一词，巴克豪斯执意集中管理，而拉姆齐却认为授权能让指挥官在海上更有效地指挥。坚持己见的拉姆齐甚至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赋闲、半薪数年后，他被列入退役人员名单。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就他的未来做出了一个决定。
1944年，拉姆齐（后排左二）在伦敦出席盟军空军远征军会议
1940年5月31日
拉姆齐派遣包括“莫纳岛号”在内的大量商船参与撤军行动。经过改装的装甲交通艇“莫纳岛号”是记载中第一艘完成多佛尔—敦刻尔克—多佛尔往返撤军任务的船只，它运载了1420名士兵。
正是温斯顿·丘吉尔成功的游说，才使这位拥有丰富海峡作战经验的退役海军少将重新得到重用。1939年9月，丘吉尔出任英国海军大臣，此时的拉姆齐已经在多佛尔指挥中心就位，晋升海军中将一事已列入议事日程。
1803年，为了防范拿破仑入侵，多佛尔城堡下面的白垩石上挖出了迷宫般的地道，但并未真正派上用场。新上任的拉姆齐立即着手利用它们建立一个现代化、多用途的海军基地。主作战室巨大的桌面上安装有三维地图，可以对舰只动向进行追踪，其他作战辅助设施和无线电机房则位于有走廊连接的地道内。这些休眠已久的地道，很快就昼夜不停地活跃起来。拉姆齐如此迅捷的行动表明，这位57岁的指挥官仍然精力充沛，善于创新。
拉姆齐的地下办公室墙壁雪白，他自己称之为“冰屋”。1940年5月19日，他从那里被召回伦敦，参加陆军部的紧急会议。会上，陆军对在法国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英国远征军的窘境进行了充分说明，并第一次认真讨论了撤离的必要性。拉姆齐中将得知，所有可用船只——无论是海军还是其他船只——都将交由他调遣。一旦撤军，他就是这一行动的牵头组织者。
丘吉尔任命拉姆齐主管多佛尔指挥中心。二人都明白该中心在保卫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战略重要性
“无论哪条航线，如果英国皇家空军不能让德国空军待在地面，那么所有船只都容易受到空袭。难怪在‘发电机行动’开始时，人们没指望撤出的部队能超过4.5万人。”
陆军部会议结束后次日，拉姆齐开始在为多佛尔城堡供应电力的房间即发电机室里着手准备撤军，因此这场大撤退也就叫作“发电机行动”。最初计划从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港三点登船，然而，截至5月23日，前两个港口均遭到德军猛烈攻击。虽说一些部队可以经由布洛涅从海路撤离，但法英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没能阻止两港在5月26日前落入德军之手。拉姆齐只好孤注一掷，把宝全都押在敦刻尔克上。
当前的问题非常严重。内港在遭受猛烈轰炸后已无法使用，只剩下外港混凝土防波堤和海滩可以作为登船点。然而，敦刻尔克港附近的浅水区使得拉姆齐的大型运兵舰难以接近上述两个地点。他有驱逐舰、客轮和班轮，但匮乏的是能把部队从海滩摆渡到海上锚泊的大船上的小船。
不幸的是，拉姆齐没能活到他为之奋斗的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1940年6月2日
午夜前，随着最后一批英军起航回国，“英国远征军已撤离”的消息不胫而走。此时，仍有许多法军士兵被困在敦刻尔克。拉姆齐向国内发出最后的请求：“我们不能丢下盟友不管……”
诺曼底登陆前夕，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上将（左）与两栖部队指挥官、美国海军少将约翰·L.霍尔（右）在美国两栖登陆艇上
通往敦刻尔克的航线也充满了艰难险阻。从西走Z航线，距离只有39海里，但救援船只必须靠泊德军占领的法国海岸，极易遭到德军炮火的轰炸；自东走Y航线，虽说比较安全，但距离较远，足有87海里，因此也更加耗时，而且当德军向敦刻尔克东部防线推进时，这条航线也有遭受炮火袭击的危险。最终，通过在雷区中开辟出一条水路，拉姆齐创建了X航线，该线距离55海里。然而，无论哪条航线，如果英国皇家空军不能让德国空军待在地面，那么所有船只都容易受到空袭。难怪在5月27日“发电机行动”开始时，人们没指望撤出的部队能超过4.5万人。
敦刻尔克登船指挥官威廉·乔治·坦南特上校指挥一艘轮船渡过英吉利海峡，靠泊东防波堤（西防波堤因大火无法靠近），展示了1935年拉姆齐曾主张的放权指挥系统带来的灵活性。尽管这处防波堤绝对不是为靠泊或装载而设计的，但一心想要加快撤离速度的坦南特的这个想法还是奏效了。有了好的开端，坦南特迅速如法炮制，为皇家海军驱逐舰建立了撤军流程。快速、灵活的军舰停靠东防波堤，搭载部队，然后迅速驶往多佛尔，如此这般往复循环。
随着撤离行动的继续，5月29日，英国政府向英国公众发布消息，号召私人船只的船主自愿协助救援。一支数量惊人的“小船舰队”启程前往敦刻尔克。他们在撤离行动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者海滩摆渡，或者横贯海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电机行动”一直持续到6月4日。此时，已有33.8万多盟军士兵获救。授权下级并力挺下属是拉姆齐海军指挥思想的精髓，这使他能够与时俱进，驾驭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掌控规模接近千只的舰队，并不为困难所吓倒。由此，他被授予骑士爵位。
然而，拉姆齐的战争远未结束。他在多佛尔又驻守了两年，以确保一方平安，不受德军入侵。后来，拉姆齐成为盟军登陆北非行动的海军副总指挥，1943年在登陆西西里岛行动期间指挥东部特遣部队。是年晚些时候，拉姆齐被任命为“海王行动”的海军总指挥，指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在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登陆行动中，拉姆齐的船只在一个月内向该地区运送了100万名盟军。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1945年1月，拉姆齐上将计划飞往布鲁塞尔开会。飞机在起飞时坠毁，使战功赫赫的他失去了亲眼看到战争结束的机会。
许多人都把“发电机行动”称为“敦刻尔克奇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
标志性时刻
一艘小船试图从东防波堤上搭救部队。图片背景中一处储油设施正在燃烧，冒出的滚滚浓烟弥漫在敦刻尔克的上空。
全速开赴敦刻尔克
“发电机行动”自始至终充满了危险。尽管损失惨重，德军极力阻挠，但海上撤离仍在继续。
“发电机行动”最初计划营救4.5万人，但最终挽救了34万人的生命
英国皇家海军“榴弹号”英勇参战
在敦刻尔克损失的“榴弹号”是参战的英国现代化驱逐舰的代表
G级驱逐舰“榴弹号”及其姊妹舰于1935年11月12日下水，4个月后服役，是二战期间皇家海军中造型优美的战舰。“榴弹号”于1940年5月29日在敦刻尔克被德军炸弹击中并沉没。在极其短暂的军旅生涯中，“榴弹号”及舰上水兵作战神勇，表现出色。
在敦刻尔克，“榴弹号”执行的是运送获救士兵的非比寻常的任务，但依然展现出了它卓尔不群的本色。全副武装的驱逐舰以速度取胜，极其适合快速行动。在海上，它们能为主力舰护航，监视敌方潜艇和飞机，搭救沉船上的幸存者或被击落溺水的飞行员是其强项。
“榴弹号”排水量1350吨，吃水3.8米，长98.5米，宽10.1米。3台海军汽包锅炉和帕森斯汽轮机可产生34000轴马力，最高航速可达36节。该驱逐舰装备4门4.7英寸火炮、8门12.7毫米机枪、8根533毫米鱼雷管和一系列深水炸弹。战时配员为146名官兵。在敦刻尔克沉没之前，“榴弹号”曾在地中海和挪威海战中服役。
敦刻尔克救援行动一触即发。为撤军船只精心设计的三条航线都各有各的危险。
选定的X、Y和Z航线都曾在战役中的不同时间节点使用过，渡海的人需要内心极为强大，具备钢铁般的意志，有时还得利用浮标和轻型船只作为参照点。X航线于5月29日开通，全长102公里，先是向北，然后自敦刻尔克转向西北，再急转西南方向朝多佛尔进发。一旦海岸线清除干净，X航线一般不会受到敌舰或飞机的攻击，但雷区和浅滩使其不适合夜航。
“小船舰队”中的每艘小船都满载从敦刻尔克撤离的士兵
大约20万名士兵在东防波堤被船只接走，几乎是从海滩撤离人数的两倍。
全长161公里的Y航线是三条航线中最长的，从敦刻尔克向东北蜿蜒而行，然后向西急转弯，再向南转向多佛尔。Y航线与德国潜艇和巡逻机的航线交叉，到多佛尔的航行时间比最直接的航线、72公里长的Z航线多出4个小时。Z航线从敦刻尔克西行，然后逐渐转向西北到达多佛尔，其中很长一段航程都处在德军在法国海岸线上炮火的射程之内。
英国皇家海军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仅5月29日，就有“格拉夫顿号”（Grafton）、“榴弹号”（Grenade）和“清醒号”（Wakeful）3艘驱逐舰被击沉，另有6艘受损，参与行动的6艘商船在港区沉没。当天上午，“清醒号”被德军S-30级鱼雷艇发射的两颗鱼雷命中，舰上640名盟军士兵中只有一人幸免于难，110名船员中只有25人死里逃生。“格拉夫顿号”试图救援“清醒号”时，被德军U-62潜艇发射的一颗鱼雷击中船尾，造成包括舰长在内的15人死亡，“格拉夫顿号”被猛烈的二次爆炸炸得支离破碎。另一艘驱逐舰“艾凡赫号”（Ivanhoe）被炮火击沉。
5月28日至29日晚间，皇家海军“榴弹号”渡过英吉利海峡驶抵敦刻尔克。破晓时分，该驱逐舰遭到德军Ju-87型俯冲轰炸机袭击。在防空炮火的弹雨中，它们呼啸着几乎垂直地俯冲投弹。3枚炸弹炸得驱逐舰大火熊熊，14名水兵当场阵亡，另有4人身负重伤。由于担心驱逐舰可能会在东防波堤沉没，阻碍其他船只的通道，“榴弹号”奉命解缆。
“榴弹号”旁边的“美洲豹号”驱逐舰也被炸弹击中，造成13人死亡，19人受伤。载有600名全副武装士兵的“威弗利号”（Waverley）扫雷艇遭到炸弹袭击后迅速沉没，大约350人丧生。混乱之中，设标船“舒适号”（Comfort）遭到友军舰只的炮击，随后被扫雷艇“利德号”（Lydd）撞击，造成4人死亡。
随波逐流的“榴弹号”漂进港区航道，被拖网渔船“约翰·卡特林号”拖走，闲置在敦刻尔克外港边缘海域，后弹药库发生爆炸，于夜间沉入海中。
尽管预料到海军会蒙受重大牺牲，但损失如此巨大令人震惊，也会让行动难以为继。第二天，海军部下令，最新驱逐舰全部撤离敦刻尔克，只留下18艘一战或更早时期的驱逐舰继续战斗。
1940年5月31日，英军士兵在多佛尔从一艘驱逐舰下船。右侧士兵拿着一把剑，可能是这场战役的战利品
5月29日，致命的海空对决仍在进行，这一天有47310名盟军士兵安全返抵英国。
压力和毅力
随着敦刻尔克防区不断缩小，英国远征军指挥官戈特勋爵开始担心德军炮火可能会迫使撤离行动中止，但尽管德国空军持续狂轰滥炸，行动还得继续。
在授权船只使用X航线之前，人在肯特的皇家海军行动总指挥伯特伦·拉姆齐上将命令扫雷艇进入该地区，尽可能地排除危险，同时，派出3艘皇家海军驱逐舰试探德军炮火射程，确定其威胁范围，因为它们必然会攻击撤军船只。德国空军俯冲轰炸机攻击了驱逐舰，但没有击中，岸上炮火也微不足道。有鉴于此，5月29日下午， X航线开通。
法国驱逐舰和荷兰船只也参与了撤军行动，从而加快了撤离速度；东防波堤和海滩双管齐下，全都投入使用。英吉利海峡对岸，多佛尔港里一片忙碌。当天，有25艘皇家海军驱逐舰、16艘机动游艇、12艘荷兰平底船、4艘医疗船以及20多艘其他船只搭载着英军有生力量驶进港口。
“发电机行动”期间，许多志愿者水手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救援，亚瑟·D.迪万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天还没黑，我们就已经能感受到敦刻尔克大火的光亮，”他写道，“飞机开始发射降落伞照明弹，在我们头顶的夜空中高悬着，看上去蛮像初升的月亮。枪炮声一直伴随着我们，随着我们离得越来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响……在火光映照下，海滩上黑压压的全都是人，简直就是完美的打击目标，但毫无疑问，浓烟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这个场景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迪万接着写道，“人们疲惫不堪、摇摇晃晃地走过沙丘，穿越海滩，步上浅滩，一头栽进小船里。在炸弹和炮弹激起的水柱中不少人纷纷落水……随着前面的队伍狼狈登舟，后续部队开始涉水前进，海水没过脚踝、膝盖、腰部，直到双肩浸到水里时，才轮到他们上船……负责在海滩和深水中等候的大船之间摆渡的小船，装满了人后活像一个东倒西歪的醉汉……可一队队士兵还在源源不断地沿着沙丘和海滩走过来。”
撤退的煎熬、不断的轰炸，乃至最终的获救，都令英国远征军士兵们苦不堪言。第42东兰开夏步兵师列兵山姆·克肖（Sam Kershaw）回忆道：“我们在法国北部作战时，一支德军装甲纵队追上我们，火力全开。我们躲进战壕，武器装备都弄丢了。当最终摆脱德军时，上司说我们必须去敦刻尔克，在那里等着撤离。”
“随着前面的队伍狼狈登舟，后续部队开始涉水前进，海水逐渐没过脚踝、膝盖和腰部。”
一路上耗去两天两夜，大部分时间都在步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瘫倒在沙滩上，又累又饿，然后就睡了过去。”克肖说：“第二天，我们在附近的沙丘上等了一整天，夜幕降临时，划艇把我们运到皇家海军扫雷艇‘翡翠鸟号’（Halcyon）上。我在甲板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我看见多佛尔的白崖就在眼前。”
海上决策
登船行动在海滩和东防波堤两处循环往复地不断进行着，效率极高。生于加拿大的指挥官詹姆斯·坎贝尔·“杰克”·克劳斯顿（James Campbell ‘Jack’ Clouston）在东防波堤担任码头主管。他执纪严明，有时甚至都用上了左轮手枪。在克劳斯顿的严厉指挥下，600人登船只需20分钟时间。
曾经指挥驱逐舰“艾西斯号”的克劳斯顿临时随同威廉·坦南特上校的海岸防御部队前往敦刻尔克，他的驱逐舰正在修理之中。抵达后不久，坦南特手下的军官们通过洗牌抽签来确定各自在撤离过程中的任务。克劳斯顿抽中了东防波堤，随后便是一连五天五夜镇定自若地履职，几乎没有休息。
伯特伦·拉姆齐上将
负责“发电机行动”计划制订与实施的拉姆齐上将表现出色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上将伯特伦·霍姆·拉姆齐爵士退役；然而，他后来重返岗位，负责指挥“发电机行动”，组织敦刻尔克大撤退，又担任地中海地区高级指挥官，从而名垂青史。1944年6月6日，他在登陆西欧的“霸王行动”中担任盟军海军总指挥。
拉姆齐在策划“发电机行动”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他和下属制订撤离计划的时间很短。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拉姆齐在解读战区自相矛盾的情报中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后来，他直接就这次冒险行动向国王乔治六世做了汇报。由于他在敦刻尔克危机期间的表现，拉姆齐被封为高级巴斯爵士。1945年1月2日，他在法国的一次空难中不幸罹难。
6月1日，克劳斯顿返回多佛尔，向拉姆齐上将递送报告。第二天，克劳斯顿和另外30名士兵登上英国皇家空军的两艘交通艇返回敦刻尔克。接近法国海岸时，他们遭到了8架斯图卡飞机的袭击。当他乘坐的交通艇下沉时，克劳斯顿命令另一艘继续前进。由于无人营救，这位东防波堤上的英雄死于体温过低。他的艇上只有一人幸存，后来被人从英吉利海峡中救了出来。
尽管坦南特的出色表现毋庸置疑，并继续担任敦刻尔克岸上海军高级指挥官，不过，海军部决定派遣海军少将威廉·弗雷德里克·威克-沃克（William Frederic Wake-Walker）指挥调度法国-比利时海岸线以外的所有船只。5月30日，威克-沃克乘坐“赫柏号”扫雷艇抵达敦刻尔克近海，很快成为“发电机行动”的有力后援。
威克-沃克发现，由于前一天损失惨重，皇家海军的现代化驱逐舰悉数撤回，只剩下15艘老旧驱逐舰归他调遣。于是，他直接向拉姆齐上将提出让新驱逐舰重返敦刻尔克的请求。拉姆齐直接去找海军部，他的意见占了上风。很快，7艘新驱逐舰再度投入战斗。
现代化驱逐舰虽然捉襟见肘，但5月30日证明是迄今为止“发电机行动”收效最大的一天。是日共有53823名英国远征军和法军士兵撤离，其余盟军部队继续向海岸缓慢前进。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吞噬了海滩和东防波堤，使得德军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发动不了空袭，7艘老旧驱逐舰趁机每艘搭载1000名士兵，顺利驶向英国。包括两艘旧驱逐舰在内的6艘英国船只遭到德军轰炸，法国驱逐舰“狂风号”（Bourrasque）触上水雷，随后被德军炮火击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空中较量
一直以来，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都在争夺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双方为此都付出了高昂代价。英国救援舰队损失惨重，但在一周激烈的战斗中，德国空军也有数十架飞机被击落。在敦刻尔克空战中，估计德军丧失了132架飞机；然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数字大大低于实际损失。在空战关键时期，英国皇家空军损失的飞机达到令人震惊的177架。
英军沿着码头向敦刻尔克救援船行进
“梅德韦女王号”单螺旋桨轮船往返敦刻尔克7次，救出7000名士兵。
在敦刻尔克获救的许多英军士兵都抱怨英国皇家空军的缺位。他们认为，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狂轰滥炸，由此承受的痛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们对皇家空军在“发电机行动”中扮演角色的看法多少有些偏颇。
皇家海军、陆军和平民在敦刻尔克全力救援的同时，皇家空军的任务也同样异常艰巨。法国战役大大削弱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空中实力。事实上，由于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意识到霍克飓风式战斗机和超级马林喷火式战斗机严重短缺，法国要求增派英国战机的请求被立即驳回。如果德国空军对英国发动全面空袭，抑或出于防范德军入侵英伦三岛的目的，也有必要保有一定数量的战斗机，尤其是现代化的喷火战斗机。
在“发电机行动”中，战斗机司令部确实投入了大量飞机参加敦刻尔克空战。它们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巡逻，以防德国空军突袭满载兵员的船只，并与德国梅塞施密特Me-109和Me-110型战斗机进行缠斗，阻止它们向暴露在海滩上面的部队扫射。皇家空军战斗机还在途中拦截了进攻敦刻尔克的德军轰炸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最好把敌机引开，尽可能远离海滩和港口，以防斯图卡和海因克尔He-111型飞机投弹。这样的战斗经常发生在高空，超出了饱受煎熬的英国远征军士兵的视听范围。在整个“发电机行动”中，皇家空军共出动飞机4822架次，因此不能视为缺位、无为。
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和奥利弗·利斯将军在地中海战区和意大利战役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皇家空军众多的“发电机行动”英雄中，有一位名叫布莱恩·“桑迪”·莱恩（Brian‘Sandy’ Lane）的中队长。他是一名勇敢的喷火战斗机飞行员， 1936年因工厂倒闭失业的他，进入皇家空军服役。莱恩在19中队前指挥官被击落后继任指挥，他具有出色的指挥能力。一位队友回忆说：“在任何危机情况下，他都镇定自若，语调平静，令人放心，发出的每一个命令似乎都是那么准确。”
1940年5月30日，威廉·弗雷德里克·威克-沃克上将负责指挥法国-比利时海岸以外的所有盟军船只
莱恩在“发电机行动”中荣获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他的上司把他的飞行技术等级定为“优秀”。可惜的是，他没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1942年12月，在荷兰制空作战时，他遭到德军数架Me-109型战斗机的围攻，从此杳无音讯，这位空中勇士时年25岁。
换防
到5月31日，营救行动已取得巨大进展。和大约5天前高峰时期的人数相比，敦刻尔克周围的英军已减到很少的一部分。随着敦刻尔克防区越缩越小，其抵御德军攻击的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英国首相丘吉尔和陆军大臣艾登清醒地认识到，绝不能让戈特勋爵这样的高级军官落入德军魔掌。
5月31日，戈特勋爵、艾伦·布鲁克将军（其对英军地面部队的卓越指挥为“发电机行动”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和英国远征军副参谋长奥利弗·利斯（Oliver Leese）将军撤离。剩下的在法英军由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将军指挥。
大风吹散了敦刻尔克附近的硝烟和雾霾，德军飞机和大炮又发现了新的攻击目标。海滩暂时对小船关闭。德军地面部队迫使英国守军放弃了位于敦刻尔克海滩最东端的拉帕内（La Panne），防线纵深缩小到只有5公里。尽管危险尚存，但在5月31日，日撤退人数达到了最多的68014人，其中，22942人从海滩撤离， 45072人从东防波堤撤走。在5天时间里，有194620人安全返回英国。
这样的成就付出的代价是，5月31日，皇家海军“快车号”（Express）、“伊卡洛斯号”（Icarus）、“基思号”（Keith）和“温切尔西号”（Winchelsea）驱逐舰被德军炸伤，但仍在坚持执行任务。1934年服役的布雷驱逐舰“快车号”甲板上挤满了获救的士兵，在敦刻尔克和多佛尔之间穿梭往来。6月4日“发电机行动”结束时，“快车号”和“猎人号”（Shikari）驱逐舰是最后两艘离开敦刻尔克港的皇家海军舰艇。法国“旋风号”（Cyclone）和“热风号”（Scirocco）驱逐舰遭到德军快速鱼雷艇的鱼雷打击，随后被德军轰炸机击沉，600名士兵和59名水手阵亡。
英国广播公司的伯纳德·斯图姆斯（Bernard Stums）见证了“发电机行动”获救部队在英国登陆的场景。“今天黎明时分，我站在南部海岸一个港口的码头上……只见几艘船迎面驶来，每一艘船上都挤满了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饱受战火洗礼的英国军人。拂晓后不久，出现了两艘军舰，其中一艘甲板上挤满了人，沉重地驶向港口。”
“几分钟后，精疲力竭的指挥官指挥军舰靠泊，舷梯从甲板放到码头上，”斯图姆斯接着讲，“获救人员一边登岸，运输官一边清点人数，完全不去管部队、番号甚至国籍问题，因为在佛兰德战役中，法国和比利时士兵曾与英军并肩作战。”
士兵们会涉水入海，等待依次被拖到船上运回多佛尔
标志性时刻
1940年5月31日，受伤的英军士兵从靠泊多佛尔的驱逐舰上下来。英国海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撤回大量军舰保家卫国。这张照片拍摄于两天之后。
逃离敦刻尔克
老兵加思·莱特道出了被困在海滩上的感觉，
透露自己如何死里逃生，并继续参战。
1939年夏，加思·莱特（Garth Wright）和4个好友一起参军，成为英国皇家炮兵第51轻型防空团153炮兵连的战士。他接受了最基础的军训：有时只拿一把枪进行训练，有人会躲进灌木丛，时不时地举起一个目标，中士会给受训者指点方向。这实际上是加思在1940年被派上战场之前所接受的全部军事训练。1939年至1946年5月期间，他担任炮手和通信员。如今，加思住在普利茅斯，作为英国皇家军团的成员，他积极参与为退伍军人举办的罂粟花募捐（Poppy Appeal），并定期出席敦刻尔克大撤退纪念活动。
加思·莱特
生于1919年8月13日，1939年8月至1946年5月在英军服役。已经有了曾孙子的他现在鳏居在普利茅斯。
宣战时，您在哪里？过了多久您才被派往法国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正在塔维斯托克市政厅和当地的救世军乐队举行礼拜。11点的时候，他们说要播报一个重要的通告。我记得是老（内维尔）张伯伦。他通过无线电（我们那时候都这么说）讲，已经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不撤出波兰，就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他说，希特勒没有做出什么保证，因此我们其实已经与德国开战了。那是9月3日11点。一些人欢呼起来，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欢呼，因为当时我就知道这件事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恐怕要打持久战，事实果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