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的国产替代，是过去20年整个中国所有产业中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值得本书重点探讨一番。
我们从几个指标上就可以看出液晶面板产业在中国的成功。首先是从终端产品定价上，10年前，一台屏幕从日本或韩国进口的液晶电视动辄要卖到上万元，而现在降到了1000元以下，这还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其中国产屏幕的大规模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从产品品质上来说，中国公司京东方生产的液晶屏幕已经成功搭载在苹果的iPhone手机上面，而苹果被认为是对零部件要求最苛刻的厂商，这足以证明国产液晶屏幕的品质。此外，中国厂商在液晶显示屏的多个细分市场上，市场占有率位居世界前列。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屏少芯”被认为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的两大痛点，液晶显示屏幕和芯片这两个产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重资产、高投入、高度垄断型产业，其生产工艺也很类似，都需要大规模的无尘车间进行精细化生产。时至今日中国的芯片产业仍然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但是以京东方为代表的中国液晶面板厂商，则是实打实地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国、韩国、日本3个国家仍然有资格留在液晶显示工业的牌桌上，甚至连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出局了，更不用说其他小国家。这个产业的国产替代案例，充满了精彩的故事。
面板产业的独特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陆续从日本、欧洲等地引进了数百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生产那个年代主流的CRT电视，由此，中国出现了一批如长虹、康佳、海尔、创维、TCL等电视机生产大厂。但中国在显像管等关键零部件上依然需要进口，当年的大尺寸彩色电视机价格居高不下。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液晶面板工艺开始逐步成熟，日本和韩国厂商开始不断上马高世代的液晶面板工厂，例如生产5代线、6代线、7代线等的工厂，这一产业呈现出高度寡头垄断、重资产投资等特性。
虽然几乎所有的液晶显示技术，早期都来自美国公司的研发，但是真正将液晶显示大规模投入工业生产的，是日本厂商。日本的精工、夏普等厂商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地量产小尺寸的液晶面板产线，日本厂商的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4%。这一阶段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大背景是笔记本电脑开始在全世界普及，90年代初期全世界一共兴建了25条液晶生产线，其中21条在日本。
日本厂商在液晶显示工业初期的垄断地位，甚至引起了美国军方的警觉。因为美国军方认为，未来士兵随身携带的单兵作战装具，上面很可能会需要有小型的液晶显示屏幕。这种显示屏幕具有轻薄、体积小、能耗低等优点，因此在战斗机、坦克装甲车辆、武装直升机、战舰等军事载具上，将来也会大量采用以淘汰老旧笨重的CRT显示器。美国军方试图引导在美国建立自主可控的液晶显示工厂以实现这一产业的美国国产替代，但是出于耗资巨大等原因最终作罢。
以三星和LG为代表的韩国厂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力液晶面板产业，初期每年巨亏，一直到末期，情况才开始发生逆转。由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厂商在耗资巨大的液晶面板工厂投资上开始捉襟见肘，而韩国厂商在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采用包括大力引进外资等方式，开始接过日本厂商的接力棒，并且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和专家资源，成为全世界液晶面板产业的新龙头。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一些厂商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不过与日本、韩国厂商相比仍然有差距。
中国大陆在液晶显示工业的浪潮当中，起步不算晚。清华大学、中科院长春物理所等大学和科研院所在20世纪70年代就展开了相关技术的研究，并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原电子工业部774厂（也就是后来的京东方的前身）、770厂（湖南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中科院713厂（位于河南新乡）、上海电子管厂、深圳中航天马公司等先后建成4英寸基板玻璃的TN-LCD试验生产线，以生产电子表、计算器和一些仪表的显示屏。
这个时期的中国自主液晶产线，大都是小规模试验产线，和日本厂商推出的大规模量产产线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不过中国厂商的自主创新，为后来中国的液晶显示工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早期的技术积累。可以说，没有自主研发的技术积累，技术引进也很难有基础。
1984年，深圳中航天马公司建成第一条4英寸规格的TN-LCD生产线，770厂建成第一条7英寸规格设备较先进的LCD规模生产线（主要设备通过中国香港从日本引入）。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直到此时，国内生产企业无论是自主拼装设备还是从美国引入的设备，都是作坊式的小规模试验线，没有形成批量的生产规模，但这些实验室和试验线却奠定了中国液晶产业的基础。曾经在这些试验线上工作过的一批人，在后来中国LCD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里需要重点一提的是原电子工业部774厂，也就是北京电子管厂，其原厂区位于北京市酒仙桥一带，是苏联当年援助中国的一批工业大项目之一。但是因为设备长期老化，且存在国企固有的一些管理弊端，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厂的经营效益不佳。
比774厂更先迎来命运分岔口的其实是时任总会计师的王东升。1988年，时年31岁的王东升被提拔为副总会计师，成为工厂副总师以上级别领导中最年轻的成员。上任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想出一个改革方案，按照领导的安排给副总师以上的干部讲课，讲了不到5分钟，下面已是鼾声一片。1991年底，774厂账面累计亏损3000万元，年轻员工跑到商场当起了售货员，老员工不愿离开，生活窘迫到只能到菜市场捡些白菜帮子回来吃。
此时，另一家企业答应帮王东升解决两套房，只要他能来担任常务副总裁一职。一边是垂死的老企业，一边是能帮助解决住房问题的新企业，王东升很快办好了离职手续，准备开启人生新的篇章。可偏偏在这时，1992年9月，王东升被突击任命为774厂的厂长。关于去还是留的问题，王东升整整纠结了一个月，以至于任命后一个月他都没有去接这个担子。或许是王东升身上还带着老一辈对工厂的执着，同事一句“为了我们师傅不再去捡白菜帮子”，王东升下定决心留在774厂，改造这个老态龙钟的国有企业。
北京电子管厂本来归国家电子部管，是副省级单位，后被下放到北京市。而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王东升也和市里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市政府全力支持企业改造，走市场化道路；二是从自己上任开始，取消官本位与国企等级制度，自己则以职业经理人身份出任电子管厂经理；三是只有数据与厂长归政府管理，其他人事权下放到企业。当时774厂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一大亏损企业，而且市政府也无法承受让1万多人的企业破产的社会后果，在这种压力下，政府也选择相信王东升，让其放手一搏。
股份制改革需要股东，但774厂连年亏损早已名声在外，谁听到774都立马摇头。银行这边也已经欠了一账本的旧账，资产负债率达到了98%。王东升很快想到了债转股，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大幅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当资产负债率下降到一定比例之后就可以重新向银行提请贷款。但银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想要进行债转股就必须找到新的投资。可谁又愿意把钱扔进这样一个无底洞，来救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企业呢？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曾经和774厂一起奋斗过的老员工们了。
王东升很坦白地在员工大会上说道：“各位员工们，企业正在改造，一部分人面临下岗，但交钱入股不意味着你的职位能得到保留，而且交钱入股，企业成功的把握是50%，这笔钱也有可能收不回来。”即便如此，老厂的2600人还是凑出了650万元资金，成功帮助京东方完成债转股。国家在1998年才提出“债转股”，而京东方在1992年就已经完成了债转股。1993年4月，由银行债转股，员工出资入股，再加上一些零散的小股东，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混合所有制的身份正式转型，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京东方。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生存，京东方曾经大力发展合资公司，例如，与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合资、与日本端子株式会社合资、与日伸株式会社合资等。1997年，京东方与台湾冠捷科技合资，成立北京东方冠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占股52%），1999年投产后成功盈利，把台式电脑CRT显示器做到了世界第一，这时候京东方的日子才慢慢开始好过起来，有了一定的积累。
此时，投身CRT电脑显示器产业的京东方敏锐地发现，液晶屏幕正开始慢慢取代传统的CRT显示屏。与笨重的CRT屏幕相比，液晶显示屏具有轻薄的特点，且显示效果也随着技术的迭代越来越好，非常明显，未来是液晶显示的时代，传统的CRT显示技术将被淘汰，而此时液晶显示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日本韩国厂商手上。
1998年决定进入TFT-LCD市场的京东方却一直到了2003年才开始有所动作。而在京东方犹豫的这段时间里，早有企业开启了中外合资，从事TFT-LCD生产工作，上广电直接砸了100亿元，从日本NEC引进了中国第一条5代生产线。
有着较丰富合资经验的京东方，对于合资的体验可谓喜忧参半。首先，合资能够迅速带来外方的技术和资金，还有品牌，使得中方企业能够迅速获得较好的现金流，在改革开放初期，合资不失为一条快速起步的捷径。但是京东方在多年的合资当中发现，合资带来不了真正的技术积累。首先合资企业缺少真正的研发平台，大部分的研发积累都在外方的公司进行，大部分时候，合资企业从事的只是生产制造环节，拿着外方提供的成熟技术和图纸生产。由于缺少研发平台，合资企业也就难以真正积累研发技术人员，难以有效积累宝贵的技术专利。同时，由于中外方理念和利益的巨大差异，合资企业也常常陷入中外方的股权争斗，类似案例比比皆是。
用王东升的话说，“合资合不来技术，更合不来中国的工业化”。京东方在1987年与松下合资办彩色显像管工厂，但20年过去了，松下都退出历史舞台了京东方还是没能掌握显像管的核心技术。真正要走出产业化之路，除了自研还是自研。
液晶面板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具有显著的周期性，每当行业下行时，总会有新势力进入液晶面板行业，随着新鲜血液的注入，行业上行，然后又发生产能过剩的问题，引发行业下行。
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现代集团一直深受其累，特别是在1999年大宇集团解体之后，韩国现代的资金周转发生严重困难，韩国政府一方面支持多家主要债权银行对现代集团提供紧急贷款，另一方面则要求现代集团断臂求生，缩窄业务。
此时京东方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1998年，韩国金大中总统上台，他开始推行对朝鲜缓和的外交政策，这是几十年来朝韩关系最好的时期，但是这段蜜月期也险些将韩国最大的财阀之一现代集团的前途搭进去。
在1998年，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最为宠爱的五儿子郑梦宪在其父亲授意下，首次打破了韩朝禁令：他亲自赶着500头耕牛，越过板门店来到了朝鲜。金正日当然知道这位赶牛人的分量，他会见了郑梦宪，并安排人陪同郑梦宪到朝鲜各地考察。此后，现代集团开始在朝鲜下巨大的赌注，包括投资9.42亿美元修建朝鲜金刚山旅游项目，投资4亿美元新建开城工业园区项目。此后父子俩一同飞往朝鲜面见金正日，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朝韩之间传话人的角色。
2000年6月13日，金大中与金正日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朝韩峰会。后来，双方体育代表团甚至一同出现在了奥运会开幕式中，并携手走进会场，当时全球舆论都在猜测，朝韩是否真的会如愿实现统一。金大中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个人政治声望达到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此后朝韩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的蜜月期，现代集团牵头的金刚山和开城工业园区项目都受到波及，巨额的投资并没有换来期待的现金流，反而成了现代集团巨大的包袱。此后，现代集团陷入了与金大中总统的政治丑闻当中，受到敌对政客和媒体的猛烈攻击。2003年8月4日，负责朝鲜项目的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在留下遗书后跳楼自杀，现代集团的现金流危机正式暴露。
此前，现代集团也曾投入巨资发展液晶显示业务，它的液晶显示业务当时在全球位列第九，虽然在韩国国内规模不如三星和LG，但是相比起中国同行，现代的显示业务已经是相当领先了。此后现代集团决定出售旗下HYDIS（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的股权。此时的国际市场，现代可以选择的收购方并不多，首先韩国国内的三星和LG都已经有非常先进且大规模的液晶显示工厂，不再需要现代的这条产线，而日本厂商也深陷资金危机难以出巨资收购，卖给中国公司，几乎是那个时候现代显示业务的唯一选择了。
此时的京东方认准这是个获得液晶面板行业“最低技术资源”的机会，咬牙豪掷3.8亿美元拿下了韩国现代HYDIS的产线、人员和技术。京东方也因此正式拿到了液晶显示领域的入场券。
收购完成后的当年9月，京东方迅速在北京建设了一条5代线，先学习和吸收买来的韩国技术，有数百名经验丰富的韩国工程师来到北京工厂上班。此时，通过并购的京东方直接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它利用韩国的经验和技术在国内建设了首条中国人自主的5代线，这就相当于中国企业第一次获得了一个高起点的液晶显示技术平台，用于不断培养人才、积累经验、累积专利技术。
从业多年的王东升深知技术更迭对于行业的影响力。“标准显示屏每36个月价格会下降50%，若价格保持不变，显示产品性能需要提升1倍以上。”王东升也将这一规律叫作“王氏定律”。在王东升的眼中，技术跟得上不一定会赢，但技术跟不上就一定会输。
技术在不断地革新，京东方想要维持产量、质量、资金三方的平衡，就必须不断扩产。但好景不长，在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之后，2004年下半年液晶面板行业又陷入了下行周期，15英寸的显示屏价格下跌到145美元一片，而就在2003年初，同类显示屏的价格为230美元。雪上加霜的是，当时京东方的北京5代线刚刚开始量产，主打17英寸显示屏，其市场价格在动工建线时为300美元，等到产线量产时却跌到了150美元，加上产品初期良率不高，2005年京东方全年亏损达到近16亿元，也是自1993年扭亏以后的第一次年度亏损。
因为这起收购案，王东升当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尽管王东升曾经带领774厂走出捡白菜帮子的至暗时刻，但又带领京东方参与了TFT-LCD产业而导致了亏损，集团内部不免出现不少质疑的声音。直到2007年4月，液晶面板行业又出现好转，并出现快速增长趋势，京东方在困难中的拓展决策得到了回报，从当时来看，时间还是站在了京东方的这一边。
但好景不长，2008年，受金融海啸影响，欧美电子市场对于液晶面板的需求出现大幅下滑，而其供货商日韩以及中国台湾等液晶面板企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库存猛增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生产成本暴涨，各大液晶面板企业都面临亏损。而中国台湾作为日韩企业液晶面板的主要供货商，自2008年8月开始陷入了深度停摆。大陆此时找准机会，工信部牵头成立了“海峡两岸平板显示产业促进工作组”，与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地方政府与京东方
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陆的液晶工业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正式公布，“新型显示器”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政策支持的范围。政策推动的背后，是大陆更希望台湾面板企业能够到大陆投资建厂，或者开放大陆企业投资台湾液晶面板企业。
与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台湾当局的冰冷态度，2009年6月30日公布的大陆投资政策直接断绝了大陆企业投资台湾液晶面板企业的可能性，而对于台湾液晶面板到大陆建厂一事也仅开放了产业链后段的模组厂，关键的面板制造仍在禁止名单之中。同时，日韩企业也纷纷顺应当地政府要求不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建厂，2009年5月，三星电子全球副总裁还强调“暂时没有向中国大陆转移液晶面板生产线的计划”。
所谓时势造英雄，随着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大陆面板行业的封锁步调趋于一致，国内的京东方向高世代产线扩张的消息传遍全国。京东方先后建设了成都4.5代线、合肥6代线、北京8.5代线、鄂尔多斯5.5代AMOLED线、合肥8.52代氧化物TFT-LCD线和重庆8.5代新型半导体线。这6条产线累计投资额超1300亿元，这也就意味着京东方需要不断寻找愿意投资给自己的人，来维持自己在技术赶超过程中的“烧钱”项目。
自京东方1997年在股票市场上市，至2020年底，募集资金就达到了730亿元，是一艘真正的吞金战舰。熟悉液晶面板行业的人都知道，韩国三星在进入液晶面板行业之后12年才开始盈利，中国台湾的厂商入行也都交了10年左右的“学费”。京东方也难逃连年亏损的命运，由于盈利效果不佳，以及对投资者回报十分“吝啬”，京东方也成为股票市场中饱受争议的一只股票。
普通人心里都希望国产液晶面板能一飞冲天，但老百姓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辛苦钱拿来打水漂，政府投资就在此时扛起了大旗。
京东方虽然本身盈利能力不强，但液晶面板产业对于电子产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京东方在地方建立产线，除了为地方提供基础的就业岗位和税收，还能够吸引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落地，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2003年北京市政府就通过北京工投提供了28亿元贷款，尽管在随后几年京东方连续亏损10多亿元，但随着电子产业的飞速发展，北京市政府最终还是吃到了京东方带来的红利，仅项目本身投资就达到了上百亿元，更别说还带来了上百亿元的配套投资，以及每年几十亿元的相关配套税收，最终形成了产值超千亿元、税收40多亿元的液晶产业链。哪怕股票不赚钱，地方政府的税收、就业、GDP上都写满了对京东方的满意。
京东方带给北京市的收益显而易见，然而京东方扩产线的脚步远不能止于此，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邀请京东方到本地建厂，拉动产业发展。手里有了筹码的京东方也硬气了起来，各地地方政府为了引来这只“京凤凰”分别给出了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成都政府甚至以参与定向增发的形式，投资22.5亿元，以吸引京东方的4.5代线的落户。随着成都项目的成功，地方政府投资的可行性得以验证，京东方正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低风险快速融资VIP通道。
“创投之城”合肥也不甘落后，迅速与京东方谈起了项目落地的相关事宜。合肥有年产数百万台彩电的家电工业园，一旦京东方落地合肥，将当地的上下游产业打通，对于促进地方产业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帮助。为了建设价值175亿元的6代线，合肥市为京东方保底提供90亿元的股权资金，并且成立了国有控股的融资集团，来为京东方落地进行资本运作，实打实为京东方来了一份“海底捞”式服务。而当时合肥市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00亿元。
2008年对合肥的人来说一定有记忆，当时地铁建设得特别慢、特别久，那正是因为合肥市政府为了支持京东方落地，暂停了修到一半的地铁项目一段时间。项目落地之后，三井、佳能、美国应用材料、LG、日本东丽、日立等公司迅速带着数十个配套产业项目来到合肥投资，每年又为合肥增添了近千亿元的产值，吸纳上万人就业。2009年之前，合肥连续几年GDP增长都在300亿元上下，而到了2010年，GDP增长直接达到了800亿元上下，比之前两年的增长总量之和还多。
简单来说，液晶面板产业是一个极其烧钱的产业，正因为如此，其天然具备寡头垄断的特性，也就是那些可以承受得起长周期投资烧钱活下来的国家和地区，最终能够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具备类似产业特性的还有半导体等产业）。
液晶面板产业和京东方的出现，和急需转型的一些城市带来了机遇。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扮演了联合出资人的角色，和京东方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由于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大为丰富，因此它们可以支撑液晶面板这样巨额投入的项目，这让中国在与国外巨头就液晶面板产业的竞争中笑到了最后。
液晶面板产业国产替代的成功秘诀
京东方和液晶面板的案例给其他产业的国产替代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案例。
首先京东方巧妙抓住了韩国现代财政危机的窗口，投入巨资从韩国买回了现代的显示业务，这使得京东方一下子获得了一个高水准的技术研发平台，这一动作，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沈飞从俄罗斯引进苏-27战斗机生产线有相似之处。在买入韩国现代的显示业务后，京东方就利用这项业务建立自主研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迭代7代线、8代线、10代线，形成自己完全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体系。可以说，京东方的案例是在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两者关系方面处理得比较好的一个案例，在其他很多案例当中，单纯依靠技术引进容易受制于人，而完全闭门造车自主研发又太慢且容易与国际脱轨。
而上广电等其他走合资路线的厂商，则结局惨淡，这充分说明，合资带来不了真正的技术研发平台，合资很难积累起真正的技术。
在2000年前后的合资热中，吉林彩晶与上广电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与外商合资办厂。吉林彩晶在当时从日本DTI引进了一条第一代TFT-TCL产线，但项目建成后良率低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且产品16.1英寸和10.4英寸在行业内需求较低无法打开市场，导致项目失败。上广电与日本NEC合资的上广电·NEC在上海挂牌成立之后，技术却始终受日方控制，既无法自主开发适应市场的产业，也阻碍了公司自主扩张的脚步，最终企业因亏损而解体。
1992年后，北京电子管厂更换了领导班子，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经历了老业务的关停并转和大规模员工下岗。到了90年代后期，京东方通过分散合资与上市逐渐度过了生存危机，但也变成了一个没有主营业务的边缘企业。如果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京东方本可以借着2000年之后的房地产东风成为一家房地产企业，什么来钱快、什么利润高就去做什么。但事实是，曾经聚集了10多家中国电子企业的酒仙桥中只出了一个京东方。
京东方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面板行业的崛起，也证明了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的确十分契合一些高门槛、高资金投入的尖端企业。屏显、光伏、芯片、新能源汽车……中国之所以能够培养出如此多的明星行业、明星企业，其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和重度投资。
我们之前介绍的韩国的案例显示，与韩国政府深度捆绑的三星、LG、现代等大财团特别适合发展液晶显示、半导体等技术升级路线高度可预测、重资产、周期性强、高投入的产业，我们在中国许多地方也看到了类似的规律：也就是这种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的产业，呈现出了与韩国模式类似的规律；相反，政府深度参与的产业，非常不适合诸如互联网这种创新频率高、产业迭代变化快、市场高度不可预测的产业，类似的教训比比皆是。
从韩国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在扶持企业的时候非常注重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就是通过国际市场来筛选企业和产业——那些能够在更公平的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力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韩国政府的支持，因为它们多半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些拿了巨量扶持资源只会在本地“窝里斗”的企业，则要格外引起人们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