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109亿元“蒸发”，需要多久？
答案是15分钟。
这是2020年心脏支架集采开标会议所用的时间。会议是在天津陈塘商务区服务中心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的，参会的一共是11家企业、26个产品。每个产品的报价都被写在一张单独的申报单上，现场无法更改，报价最低的10个产品将会中标。就是在这场会议上，心脏支架的价格从1.3万元直线跳水，降到了700元左右，其中山东吉威Excrossal心跃支架报价469元，这是在会议开始前连医保局都没有料到的“底价”。
平均93%的降幅，加上共计107.5万架的采购量，意味着每年在支付端省下109亿元的巨额开支。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以国产支架为主要参与者的巨幅降价，击穿了行业原先的定价体系，会不会影响之后心脏支架产品的整体质量？产业内的参与者未来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竞争格局？这些变化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医疗体系？
作为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的一个典型案例，心脏支架产业在这次集采前后出现的问题极具代表性，是正在逐步进行国产替代探索的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或早或晚都要面对的问题。
而比产业影响更深远的是，国产替代或许将在更长远的日子里，成为撬动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支点。饱受诟病的“以药养医、以械养医”模式，或许总有一天会成为历史。在医生们的收入变得更加阳光、合理之时，医患关系的冲突与紧张关系或许也将得到改善。
心脏支架的4次技术革命
人体由心脏泵血到全身，为心脏心肌供血的唯一血管，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发生狭窄或堵塞，就是冠心病。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就是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心脏支架迄今为止一共经历过4次变革：1977—1986年，中继球囊扩张(PTCA)时代；1986—2001年，裸金属支架(BMS)时代；2001—2011年，药物洗脱支架(DES)时代；2011年以后，雅培创造了生物可降解支架(BRS)，但目前仍然不是市场主流。见表2-9-1。
表2-9-1 心脏支架历史沿革表
1984年中国就已经做了第一例心脏支架介入手术，但那时候无论是器材，还是做手术的医生，都来自其他国家，进口器械的市占率是100%。1998—1999年，国产支架两大巨头厂商微创医疗和乐普医疗相继成立，正式宣告国产心脏支架的起步，但从1999年到2004年的5年时间里，国产支架的市占率却始终没能突破5%。
景昱医疗董事长宁益华回忆，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经过近20年的蛰伏和积累，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之下，中国的医疗器械产业终于培育出了大量成熟的人才，很多掌握着新技术的海外人才也选择归国创业，宁益华和赛诺微医疗的创始人张金迪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样具有海外医疗器械企业背景的，还有微创医疗的创始人常兆华和乐普医疗的创始人蒲忠杰，他们是中国最早看到医疗器械国产替代机会的人。
机遇是在技术的更新换代中出现的。2003年，医疗器械领域的三大巨头——强生、美敦力、波士顿科学，分别上市了它们自己的第一款药物洗脱支架。2005年，微创、乐普先后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分别上市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洗脱支架产品：微创Firebird，乐普Partner。中国第一款裸金属支架的诞生比国外第一次研发出这一品类晚了13年；中国的第一款药物洗脱支架上市，却仅仅比海外巨头们晚了不到两年。厚积薄发的中国人追了上来，国产支架的市场份额也随之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中国的心脏支架的“农村包围城市”
2005年是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浪潮中的一个巅峰时刻，也是国产心脏支架腾飞的起点。以乐普医疗为例，从2005年到2008年的短短4年里，心脏支架的市占率就从3%提高到了25.8%，除了技术突破极大地拉近了国产与进口之间的性能差距，推动中国心脏支架国产化率提升的还有两个重要的市场因素。一是国产支架的性价比卓越。2008年进口药物支架的单价在1.59万～1.93万元之间，而同等规格的国产支架单价则在1.08万～1.10万元之间，国产比进口要节省三分之一左右的器械费用。二是中国企业采取了差异化竞争策略。医疗器械的销售和市场占有率，十分依赖做“地推”的销售团队去一家一家地跑医院，外资公司的精力有限，重点都放在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大医院，无暇顾及普通地级市或县级的基层医院，而国产支架则从二、三线城市切入市场，找到了惊人的市场增量，迅速提高了产品的销量和市占率。
用互联网的话术来说，这叫“下沉市场扩张”；用军事战略来作比较，这就叫“农村包围城市”。乐普医疗不仅是中国冠脉支架厂商的一个缩影，甚至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就是从这些被巨头们所忽视的，或认为性价比不高的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华为最初前往海外通信市场时，也是从巨头们“不要”的偏远地区起家；传音抛下竞争已经白热化的中国和东南亚市场，远赴非洲，才成为世界出货量第四的手机厂商，一度仅次于三星、苹果、华为。
心脏支架的市场规模2009—2019年间高速扩张，手术量从2009年的22.8万台增长到2019年的100万台，平均复合增速达到16.7%。心脏支架植入数量也从2009年的33.06万支提升至2019年的150万支左右。有赖于增长红利，国产厂商经历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利用价格优势和差异化的竞争策略，迅速咬下了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国产支架的市占率从2004年的5%起步，到2017年已经增长到了70%，到了2020年则超过了75%。
但在一个远未饱和的增量市场中野蛮生长，意味着市场虽然有竞争，竞争却往往是不充分的。这就像切蛋糕，只要这个蛋糕足够大，长得足够快，那么谁都犯不上为了抢同一块蛋糕而争得头破血流。心脏支架的定价能够始终保持在如此高的价位，和企业之间的“价格默契”有很大关系。大家各有各的目标市场，相安无事、相敬如宾地吃着一桌菜，每个人也都能吃得很舒服。
而集中采购政策的推行，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颠覆了过往的竞争格局，简单粗暴地将所有玩家拉入了一场刺刀见红的面对面竞争之中。
集中采购制度和话语权
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心脏支架集采开标会议报量高达107.5万个，约占全市场支架总需求量的80%。这相当于医保局直接把蛋糕的80%都切走了，然后把所有人叫到面前来，告诉他们：你们打一架，最后10个胜者，就把我手里的蛋糕全分了吧。以往的药物集采定价，方式是专家先对产品核定一个底价，若药物定价与底价相差在15%以内，再进行下一轮谈判，这才有了威名远扬的“灵魂谈判”。但“灵魂谈判”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医疗产业的成本构成是比较复杂的，以心脏支架举例，我们把其成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容易直观量化的显性成本，另一类是不好简单量化的隐性成本。
同时，一个产品的定价策略，要参考的不仅仅是成本，还有其所隐含的价值和市场的接受度。尤其是在目前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大环境之下，医生的工资和人工费称得上相当“低廉”，于是，一部分对医生技术价值的认可也被转嫁到了对医疗器械的定价上，以提成的方式回馈给了医务人员。因此心脏支架的高定价至少是由三方面促成的：可变成本+隐形成本+对医生的隐性补贴。医保局的专家即使再专业，也始终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定价的尺度其实很难掌握。定高了，没有达到给患者实惠、给医保减负的目的；定低了，过度压缩企业利润，不利于企业健康可持续地运转下去，伤害的是整个产业。
于是，医保局干脆让厂商自己定价。在集采政策之下，一旦出局，就等于直接丢掉了80%的市场。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市场份额压力，于是相当自觉自动地就将利润空间压缩到了极限。最终，10款中标产品平均降价93%；国产支架共7款，平均降价92%；进口支架共3款，平均降价95%。15分钟的会议干掉了109亿元的市场规模，市场经济之下，决定价格走向的重担，还是落在了那两个字上：竞争。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同为高值耗材的超声刀也曾在福建进行过一次集采招标，但最后却没有淘汰任何一个厂商，价格降幅也十分有限，达成的结果与这次心脏支架集采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是超声刀的国产市占率还不到20%，技术实力与强生这样的外资企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反观心脏支架，在过去的20年里拿下了75%的市占率，这才能实现93%的价格降幅。但是这之后，国产心脏支架和进口心脏支架就从“打价格战”转变为面对面“拼质量”了，国产心脏支架拼得过吗？
国产心脏支架的未来竞争格局
可以肯定的是，国产支架的制造和研发已经和国际接轨，哪怕以后要靠打架抢蛋糕，国产支架也绝对用不着怂。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产支架和进口支架已经没有差距了，差距主要在两方面。
一是心脏支架并不能孤立使用，手术中还需要使用配套的球囊、导管、导丝等支架输送系统，才能将支架送入正确的位置。而中国企业在支架输送系统领域的技术水平和进口厂商相比，依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国产化率显著落后于心脏支架本身。进口输送系统相比国产，适应证范围更广，在处理复杂病变的过程中，给医生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不过，复杂病变只占到所有相关病例的30%，相对常规的病变则占到了70%。在普通病变中，进口与国产在临床上的实际效果已经不存在大的区别。进口支架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但却不会因此占据太大的竞争优势。
二是进口支架的可靠性经历了更完备的临床试验和跟踪随访数据证实。医疗器械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常规的技术产业，通常以硬性的技术指标作为衡量标准，比如芯片的制程、计算速度、单位功耗等，强弱一目了然。但医疗器械则首先要保证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二者都不是可以简单量化的指标。尤其是患者情况各异，使得临床试验，以及使用后的跟踪随访数据，成为重要的参考指标。海外医疗器械产业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国，构建出了一套十分全面的评价、跟踪、验证体系，以不断地证明一个产品是好产品。国际大厂的品牌信誉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有个做器械的朋友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底蕴”。国产支架虽然技术层面上已经逐渐追上了外资企业，但针对产品的评价和验证体系却还在构建的过程中，这是需要各方协作的系统性工程，很难一蹴而就。
过去国产心脏支架发展的两大利器，一是性价比，二是差异化竞争。在集采政策之下，这二者都面临着“失灵”的风险。
先来看性价比。此次中标产品的最高价是798元，最低价是469元。对于患者来说，在同等规格之下，2万元到800元是一回事；800元和400元的比，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可承受范围内，贵一点的甚至还更让人安心一些，国产支架传统的价格优势很难凸显。
再来看差异化竞争。以往的差异化竞争主要通过两个方式实现：一个是价格差异化，然而中标产品相差最多的也还不到400元；另一个是地域差异化，但进入医保刚好会最大限度地削弱地域之间的差异，业内风传有些销售团队在集采过后直接原地解散。心脏支架毕竟关乎生死，老百姓一定会希望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用最好的产品。但从集采后公众的反应，乃至是媒体解读时的方式来看，患者和国民对于国产支架的信心和认可度，暂时还比不上进口支架。
就今天这个时点上中国的心脏支架产业来说，我们与国际巨头的技术实力和研发水准几乎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只是输送系统的适应证范围与细节依然存在差距。在获取信任、建设品牌，以及加深底蕴上，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技术实力的比拼之外，还有一个全行业共同的坎等在路上。竞争是残酷的，改革则永远伴随问题产生。集采能给患者带来实惠，也能给企业带来死亡。此前心脏支架厂商的产品毛利率基本集中在60%～80%的区间，此次降价后预计净利率水平将会下降至0%～10%，按照均价700元的中标价计算，单个支架的净利润将被压缩至0～70元。换句话说：拟中标的这些产品利润空间已经很小，有些产品可能不赚钱，甚至是赔钱在卖。2020年11月6日，集采结果公布的第二天，A股的医疗器械板块蒸发了700亿元的市值，随之传来的是各大厂商的裁员消息。企业在想尽一切办法削减成本，提高生产运营效率，来保证不要被骤降的利润率拖垮。
700元的心脏支架能不能用？当然能用。首先，此次中标的产品大多问世超过10年，10款中有7款是此前市占率排行前十的产品，质量已经经历过市场的验证，同时前期研发成本已经收回，降价空间本就很大。而且，国家在质量上有严格的监管制度，也已经出台政策加强监控、溯源。偷工减料被发现之后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哪怕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聪明的企业也不会干这种性价比极低的事。相比对质量的担忧，更切中要害一些的担忧其实是：700元的心脏支架还能不能买得到？
价格过低影响供货量是有先例的，在此前的药物集采中，一些击穿底价进入医保的药物，比如治疗乙肝的一线药物恩替卡韦，治疗淋巴瘤的替尼泊苷，甚至是替尼泊苷的替代药物甲氨蝶呤，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断货。有人指责药厂在无法维持利润后停产相关药物的行为很不人道，但如果企业一直在做亏本的生意，亏到最后就是倒闭，结果一样是药物停产，到时候和尚跑了，连庙都塌了。
为了避免陷入“有价无市”的境地，国家这次做出了一些努力。首先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国家把定价权交给了企业，你自己定的价，肯定综合考虑过自己的承受能力。其次，此次集采涉及的市场份额大约是全市场的80%，还有20%的空间留给企业做缓冲。许多更先进的新型产品，由于成本还处于高位，要么报价太高落选，要么就根本没有参加投标。它们的战场是医保之外的那20%市场。集采前一台心脏支架介入手术总共的花费在2万～3.5万元不等，但手术的操作费也不过3000元左右，人工费的最低占比还不到10%，分到一线医生手里的就更少，很多一线医生一台手术只能拿到几十元的放射补贴。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模式。这种模式并不健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定程度上给医生带来了与工作性质更加匹配的报酬。如今心脏支架的利润水分被挤干，如何平衡医生的收入成了另一个问题。国家想到的解决方式是：推行医保DRGs。
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中文翻译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简单来说，就是未来医保将不会按照病人在院的实际支出付账，而是先给病人分组。分组会考虑患者的病情、病种、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等条件，每一个组别，对应一个支付总额，你属于哪个诊断组，医保就固定支付给医院多少钱。比如A和B分在同一个诊断组，不管他们用1.3万元的支架，还是700元的支架，医保支付给医院的钱都是一样的。
为在全国推行DRGs，官方专门制定了相关措施。已实行DRGs的地区：不下调支付标准，结余部分医疗机构可以留用；未实行DRGs的地区：医保参照DRGs地区数据，拿出结余资金的50%激励医院。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采司司长钟东波在后续的回应中说，“这些结余资金可以通过资金变成对医生的奖励，也给咱们这些心脏科的大夫添些绩效鼓励”。
这样一来，在器械上挤出的水分，一部分就将被转化为对医生的奖励或补贴，将原本的灰色收入，转换为了更加阳光的收入。长远来看可以重新构建医疗体系的底层逻辑，缓解医患关系的紧张。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最早起步的时候，全国仅有几十家制造厂，从业人员还不足1200人，有的还是随部队一起行动的“马背工厂”。国内所需的医疗器械，甚至是体温计、注射器、听诊器都要依赖进口，更不要提心脏支架。技术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时候就算我们愿意拿钱买，都还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卖。这就是为什么别人能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
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价格会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调配市场的资源。挤出器械价格中的水分让利于民，砍掉灰色收入，构建更加阳光、合理的医务人员薪酬机制，都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完全竞争的前提，是你首先要在产品上有一战之力。
在天津陈塘商务区服务中心三楼的那间会议室里，从企业代表进入会议室，到会议结束，只花了15分钟。但为了能有这15分钟，为了让中国人对自己的“心脏”有话语权、有定价权，中国企业最少努力了20年之久。
回溯心脏支架的国产化历程，经验和教训主要有两个。一是立足本土，进行差异化竞争。相比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次一级的二、三线城市作为中国市场的基本盘，以庞大的规模撑起了国产心脏支架的起步和发展。本土企业立足本土需求，进行本土化的商业扩张，才有了今天国产支架75%的市占率。
二是应该加大对上游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同时还要在下游更加注重以产业链逻辑进行产品布局。
假设今天心脏支架突然被完全中断了进口渠道，对相关手术的影响也并不大，但如果支架配套的输送系统完全中断进口渠道，就会在处理复杂病变的过程中带来一些明显的麻烦。拿导丝来说，如果某些病变部位比较硬，进口的导丝可以一直去凿病变，头部一直锐利，但国产导丝可能三五分钟后头部就毛了，需要进行更换。这背后是中国基础材料工艺领域的发展水平依然落后于海外的现状。企业在进行核心产品的研发时，也应该更注重对上下游配套产品的技术研发和突破。
除此之外，国内逐渐健全的资本市场，对这一批崛起的中国心血管介入器械厂商的输血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医疗器械企业的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巨大，以乐普医疗生产的NeoVas完全可降解支架为例，其官方数据显示，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10年，临床研究入组1400多例，历经4年临床随访，投入资金超5亿元。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通畅的融资渠道，对于医疗器械的国产化进程将是最好的助力。乐普、微创、蓝帆、吉威等心脏支架的相关上市公司的研发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资本市场融资。
今天，中国心脏支架的国产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放在整个医疗器械产业来看，这只是其中极为细分的一个领域。仅心脑血管介入器械就包括了心血管介入、脑血管介入、外周血管介入、电生理介入四大类。而心脏支架只是心血管介入类下面的一种。我们在各类导管、导丝、球囊等配套系统领域，以及外周血管（比如骼股动脉支架）和电生理介入（比如人工心脏起搏器）等领域，国产化率依然很低。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努力争夺医疗自主权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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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可能是最近几年受舆论和大众关注最多的产业。笔者在探究的过程之中，深感当今电子科技的飞速进步，折服于中外无数科学家前仆后继的卓绝努力。
对普通读者而言，半导体产业漫长的产业链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深入了解这个产业的难度，更遑论那些普通人闻所未闻的专业术语和技术词语。对有志于了解半导体产业的读者朋友来说，谢志峰、陈大明编写的《芯事：一本书读懂芯片产业》是一本不错的科普读物。能够快速使人明确芯片的定义，认识全球芯片产业的发展脉络，建立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些基本认知。
另一本值得阅读、关于芯片的书则是由陈芳和董瑞丰所著的《“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这本书从大国博弈的角度讨论了芯片背后的“血雨腥风”——从全球和历史的格局上入手，详细剖析了中国芯片产业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介绍了中国芯片产业几十年来走过的艰难旅程。这本书有助于读者从全球格局上来看待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并从战略高度来了解发达的芯片产业对中国发展的意义。
还有一本《芯片陷阱》也颇具参考价值，该书的作者是法国的马克·拉叙斯(Marc Lassus)，作者本人是当年全球著名的芯片卡（即IC卡，集成电路卡）制造商“金普斯”的创始人。本书讲述了金普斯公司被美国人残酷肢解的血泪故事——美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投资集团合作，通过搜集个人隐私、黑客入侵等手段攻击他本人，并最终导致他被逐出企业管理层进而导致金普斯最终被美国所控制。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从第三方的视角揭示了大国科技竞争的残酷，极其发人深省。
新能源汽车也是本章节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笔者在此推荐国务院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作为官方权威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这份文件从全局角度阐释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并指明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份文件中，中国明确地提出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时间表，立志在15年后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进入世界强国行列。
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第二本书则是吴兴敏、高元伟、金艳秋主编的《新能源汽车》（第一版）。书如其名，这本书完完全全围绕着新能源汽车展开。在第一版中，作者不仅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的各种技术路线，还介绍了不同路线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以及其工作原理、性能，堪称新能源汽车的一本百科全书。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这本书的学术性质太强，读起来略显生涩。
如果你想了解关于液晶面板产业和京东方的产业故事，笔者认为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写的《光变》这本书更有参考意义。这本书通过扎实的访谈记录，以及专业的学术分析，对于液晶面板产业实现国产替代的案例进行了很深度的剖析，有细节故事也有理论深度，是近年来中国产业案例图书当中难得的佳作。此外，路风教授的《新火》和《走向自主创新之路》也非常值得一读，这两本书里面有很多国产替代的产业案例。
笔者永远也忘不了几年前的一个下午，笔者和朋友一起来到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中央空军博物馆。笔者一行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里。那是12月份的俄罗斯，大雪覆盖着几百架在室外展览的飞机。偌大的一个空军博物馆，加上我们，一共不超过20名游客。如今，知道这个地方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作为航空迷的笔者很快从这堆“破铜烂铁”当中找出很多好东西：米格-29K的原型机、雅克-38、雅克-141垂直起降战斗机、图-144喷气式客机、图-95战略轰炸机、米-12重型直升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直升机）……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那架涂有“10”编号的天蓝色苏-27战斗机原型机，这架采用双垂尾、双发动机设计的重型战斗机原型机，被称为“T-10-1”，它的座舱呈气泡形高高隆起，机身流线优美，拥有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毫不夸张地说，这架飞机是那个时代苏联航空工业的集大成者，也是一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能与美国最强战斗机掰手腕的优秀产品。
1977年5月20日，在苏霍伊设计局首席试飞员、苏联英雄瓦拉米尔·伊留申的驾驶下，笔者眼前这架苏-27原型机(T-10-1)首次冲向了蓝天，比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的首飞（1998年3月），足足早了21年。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架飞机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苏联解体后，中国历经艰辛的谈判从俄罗斯分几批引入了苏-27战斗机，并在1996年前后于沈飞实现苏-27战斗机的国产化生产，可以说，90年代的中国航空工业是幸运的，直接通过技术引进站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军工形成了对外部技术和产品的依赖，恰恰相反，中国军工正是从长期技术引进受制于人的深刻教训上，牢牢坚定了自主创新为主的思路。也就是说任何技术引进，都是为了最终形成彻底的自主创新。
中国军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同时打压，起步晚，底子薄。但是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中国军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如今已经可以实现航空母舰、大型导弹驱逐舰、两栖登陆舰、洲际导弹、超高音速导弹、无人机、隐形战斗机、大型军用运输机、武装直升机等先进产品的完全国产化，同时，中国的军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可以说，中国军工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其他产业研究借鉴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技术封锁会比军工产业更加严密，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中国军工产业是如何突破的？
在这一章里面，笔者详细分析了几个军工产业及航空航天产业国产替代的案例，分别是沈飞从俄罗斯引入苏-27战斗机生产线，大连造船厂从乌克兰引入废旧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平台，还有大飞机、航天产业的案例。这里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案例。
我们将在这一个章节中着重探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案例能像中国的军工产业这样展现得如此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