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17日，第27个世界电信日，邮电部正式宣布向社会开放计算机互联网接入服务，他们在北京西单的电贸大楼里，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入网受理点。普通人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填写一张用户资料表格，就可以成为互联网用户。在这一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初赛第四场的辩题是“信息高速公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不利”。支持者认为互联网给后发工业国带来了一个空前的现代化机遇，而反对者则认为，有害信息的无节制传播和很难保证的信息安全，会给治理能力本就不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起源时代的论战——理论准备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辩论赛上两种观点的碰撞，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5月17日正式开启商业化之前，《人民日报》就已经刊登过多篇关于互联网利弊取舍的讨论文章，刊登这些文章的栏目当时就叫作“探索与商榷”，大量专家和学者在此各抒己见。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何祚庥就认为：当时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93%，而中国尚不到3%；美国的家用电脑普及率已高达31%，而中国根本谈不上电脑普及率。以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能在15年至20年内使电话普及率达到70%～80%，并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低速光纤通信网络，就已经是极大的成就了。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不符合中国国情，更实际的是先在电脑普及率较高的教育和科研系统中，建设一条专用的电子邮路。
而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创始人乌家培则在《对信息高速公路要全面理解》一文中指出，国家要发展，作为基础设施的信息传输网络的建设，本就应该是适当超前的。我国的现实却是信息传输网络的建设严重滞后，甚至尚未摆脱封闭、割裂、分散的局面，已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宣传不应降温，而应升温。
这场始于民间的争论，却没有止于民间。中国政府在论战中很快意识到了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开始将对互联网的研究提到了国家层面，不再单纯地认为它只是一门新兴技术，而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衡量和论证其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1996年1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共有20多个部委参加，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担任组长。次年4月，由该小组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来自34个省区市和48个国家部、委、办的相关官员以及媒体记者共17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单是省部级官员就有48位。与会人员再次就是否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国家当时对互联网是有担心的。其一，互联网没有管制，在国家层面要担忧如何对爆炸性增长的信息进行治理，同时保证各个层面的信息安全；普通人则担忧海量垃圾信息带来的冲击之下，青少年教育应该如何应对。其二，互联网产业当时的盈利模式在全世界都很不明朗，在看不到明确获利渠道的情况下却要大举投入，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巨大风险，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实很难说清。
如果仔细回看当时的文献和史料，你会发现许多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思想线索，此后贯穿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每时每刻。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监管，尤其是互联网主权层面的谨慎与远见，可说早有伏笔。类似的担忧从互联网社会化至今，其实始终和这个产业相伴相生。一如后来人们也讨论过“互联网+”是不是骗钱的噱头，“5G”是不是又一个产业骗局，也如今天人们围绕“互联网主权”“人工智能”“元宇宙”而产生的激烈论战，人类社会一切技术的变革都很难单独成立，没有一项技术能够避开起步阶段激烈的思想碰撞和随之而来的路线抉择。幸运的是，中国的决策者们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最为关键的那个重点，那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终将进入信息时代。
既然终将如此，那就放手去做。
激烈论战之后，那场深圳的会议最终达成了一致，认为互联网从技术上会很有利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先发展了再说。在错过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之后，中国牢牢抓住了互联网的时代机遇，投身了这场盛大的信息革命。
当硅谷开始抄袭中国——世界互联网走向中美双寡头格局
同样是1995年，一个名叫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的分析师在华尔街横空出世。作为摩根士丹利精心包装的王牌分析师，她几乎主宰了当时美国科技股的发行和互联网公司股价的涨跌，被著名金融杂志《巴伦周刊》称为“互联网女皇”，米克尔每年所出的《互联网趋势报告》也被奉为泡沫时代的圣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米克尔一度销声匿迹，而到了2004年回归人们视线的时候，米克尔祭出的重量级复出之作，是一份多达217页的《中国互联网报告》(The Internet in China)。
这是美国主流金融界第一次大规模正视并看涨爆发前夜的中国互联网。在报告里，米克尔预测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市值会在5年之内超过日本，并且认为中国会迎来一轮美国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互联网增长机会。但她还是大大低估了中国互联网的增长速度，也误判了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商业模式上爆发出的巨大创新潜力。
2004年，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还远低于美国，但手机用户数已经成为世界之最，这给后来的很多事情埋下了伏笔。到了2008年，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2.53亿人，宽带网民人数达到2.14亿人，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发布会上宣布，中国CN域名以1218.8万个的注册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域名。从规模开始，中国初次呈现出了一个互联网大国的潜力，但当时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还只有19.1%，依然低于当时的全球平均水平21.1%。尚未彻底迎来爆发的电子商务全年总销售额还只有1280亿元，不到美国的零头。
但到了2013年，中国的活跃智能设备总量就从3.8亿台增至7亿台，有一半人口接入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增长到了50%，网民数量超过6亿人，是美国的2.5倍。巨大的网民规模带来的是巨大的互联网消费潜力。同年中国的电商成交额超过了2.6万亿元，占当年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约为10%，而美国电商成交额超1.9万亿元，只占其社会零售总额的6.6%。这意味着中国的电商产业不仅依赖庞大的人口，在规模上超越了美国电商产业，也在普及率和国民接受度上，开始明显领先于美国。
电商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伴随的是中国社会对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而移动支付急剧提高的渗透率，则又进一步给中国传统本地生活领域的互联网化变革，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加上在算力焦虑之下，阿里和一批中国创业者已经投身中国云计算的浪潮之中，中国从2004年就已经存在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优势，开始迎来了爆发。美团、饿了么、字节跳动、滴滴等一大批后来叱咤风云的互联网公司在2011年到2014年的3年间出现。2014年中国国内规模以上的116宗风险投资(VC)当中，互联网占了60%。互联网行业并购数目达715次，同比增加162%，并购交易总额1542亿元，同比增加236%（交易已完成的），其金额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的总和，并购项目数与交易额占比，均从10年前的占全行业10%左右，提升到了20%左右。中国网络游戏的市场规模也很快超越美国，同时还在保持惊人的增长率，以2014年为例，中国移动游戏用户规模的增速为46%，而美国只有0.04%。
而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发生的激烈竞争，也进一步将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中国互联网产业身上，从2011年到2016年，仅仅5年时间，中国就先后爆发了围绕团购的“千团大战”，围绕出行领域的“网约车补贴大战”和“共享单车大战”，以及上千个直播平台之间的直播大战，和手游产业爆发式增长后各大游戏公司的“天价买量竞赛”。资本助推之下极高强度的血腥竞争，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讨论。中国互联网在竞争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创新活力，这也使它对世界互联网的影响力急剧上升。
这种影响力反映在商业上，就是全球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学习和借鉴中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竞争策略；反映在资本上，就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开始跻身世界前列。
过去，中国乃至全球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模式都是从美国复制来的，这种模式被称为U2C（USA to China，从美国到中国）。但从2012年移动互联网的优势逐渐爆发开始，这种局面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移动互联网众多商业模式的发源地。在硅谷，无论是科技巨头还是初创企业，都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科技行业，并纷纷试图研究、转化已经成功的“中国模式”，这种方式被称为CFC（copy from China，从中国复制）。这种趋势在电商、短视频、本地服务、共享经济方面都非常明显，美国互联网巨头Facebook对中国的模仿更是全方位的。
在移动支付领域，Facebook从2019年开始学习微信经验，在旗下所有的社交矩阵App里都添加了内置的支付功能，并将中国的二维码支付模式引入了美国。沃尔玛也开始在店内推出扫码支付方式，根据其官方发布的数据，扫码支付上线后仅仅8个月，活跃度就超越了安卓系统内置的谷歌支付，在美国排名第三，仅次于依赖手机搭载的三星支付和苹果支付。
而在直播电商领域，Facebook则推出了“同五购物直播”(Live Shopping Fridays)活动，和丝芙兰、A&F等时尚、美容零售商合作通过直播销售产品；同时在旗下的Instagram（照片墙）上也推出了Live Rooms功能提供实时购物服务，在Pinterest上开启了数次直播购物测试。电商巨头亚马逊同样借鉴中国的直播模式，在自家App中加入了Amazon Live功能。谷歌也很快跟上，推出了短视频卖货的试验性项目Shoploop。沃尔玛则干脆和TikTok携手开启直播带货。硅谷也冒出了一批初创的直播卖货公司，其中Popshop Live筹集了2000万美元A轮融资，Whatnot筹集了5000万美元B轮融资，而为直播带货提供SaaS工具的Bambuser等软件服务公司也一并爆火。
而Facebook对中国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的模仿，更是不遗余力。2018年下半年，TikTok在美国爆发式增长，Facebook几乎是立刻就推出了一款照搬TikTok模式的应用Lasso。但Lasso发布后一年，全球仅安装了42.5万次，而TikTok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同期被安装了6.4亿次。Facebook最终决定在2020年7月10日关闭Lasso，转而在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地区）推出了嵌入在Instagram上的应用程序Reels，但同样宣告失败。Facebook之外，谷歌旗下的YouTube也在2020年9月推出短视频服务Shorts，主要功能几乎也是照搬TikTok，最后同样败下阵来。TikTok在遭受美国监管严厉打击和两大巨头“copy”的夹击之下，依然高歌猛进，成为2021年上半年全球下载量最大、收入最高的非游戏应用程序，更是创下了环比增长纪录：2021年第二季度相比第一季度消费者支出环比增长39%，从一季度的3.847亿美元攀升至5.346亿美元。
除此之外，2015年诞生于中国的共享单车和互联网外卖打法，也深刻影响了美国近些年一批初创公司的商业模式，激发了一系列领域的更新换代。
2017年，Lime Bike在硅谷成立，这家公司充分吸收了中国共享单车初创公司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一经推出就连续完成了两轮千万美元级别的融资。起家于网约车的巨头Uber在次年4月迅速跟进，收购了初创公司JUMP，入局共享单车；另一家网约车巨头Lyft则紧随其后，在11月收购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共享单车公司Motivate，一举吃掉了当时美国80%的市场份额。此后“微出行”(Micro-Mobility)的概念开始风靡美国，并衍生出了共享助力车和共享滑板车等一系列形态，其中佼佼者共享滑板车公司Bird，已经在2021年5月宣布将以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形式上市，并宣布业务在2021上半年实现大幅跃升，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77%。
美国外卖行业的革新，也起源于对中国互联网外卖商业模式的研究与模仿。在中国互联网外卖平台风起云涌的2015年，美国其实已经有了一家历史超过10年的在线外卖公司。但这家名为Grubhub的公司始终停留在外卖List（菜单）式的“原始时代”，只提供餐馆信息和外卖电话的搜索，并不提供其他服务。硅谷的创业者和互联网巨头们在研究了中国外卖平台企业自建配送网络+算法优化保证配送时效性的商业模式后，才终于诞生了以DoorDash、UberEats为代表的互联网外卖企业，并很快为美国外卖行业带入了爆发式的增长。
根据彭博社的研究数据，2018年，UberEats和DoorDash的市场占有率还远远落后于Grubhub。但经过不到3年的发展，美国的外卖渗透率和线上化率快速攀升，截至2021年6月，DoorDash以53%的外卖市场份额位居第一，UberEats以23%位居第二。疫情出现后，美国的外卖平台更是迎来了发展“黄金期”，入驻商家和消费者数量激增，DoorDash在于2021年完成了美股上市，IPO当天暴涨，成为2021年度最热门的股票之一。
资本用钱投票，中国互联网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体现在市值上。2014年阿里巴巴于纽交所上市的第一天，市值就超过了Facebook（2026亿美元）、亚马逊（1504亿美元）、eBay（648亿美元）等美国互联网企业，总排名仅次于苹果（6063亿美元）、谷歌（4041亿美元）、微软（3894亿美元），位于全球第四。
这一年，全球市值排名前20的互联网公司中有6家中国公司、9家美国公司，其他公司则分布在日本、韩国和欧洲。但到了2020年，全球互联网市值或估值最高的前20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占了9家，美国占了11家，日本、欧洲、韩国的公司已经完全消失在了这个榜单里。全球互联网产业明显开始呈现出中美双寡头的趋势。
14亿人的战争——中国互联网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
中国互联网能在进入商业化进程后立即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国家政策对互联网产业的保驾护航，二是庞大的人口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
2012年，已经是PC时代向移动时代交棒的一年，全球众多互联网公司都开始在策略上将资源向移动端倾斜，有些甚至提出了“移动优先”的口号。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众议院发布报告称，华为、中兴的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奥巴马总统随后签署开支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带有中国背景的信息技术产品。没过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曝出了震惊世界的棱镜门。一场关于信息安全和自主创新的大讨论，自海外至国内甚嚣尘上。在此之前，一心发展的中国普通民众，甚至是很多互联网的从业者，都很少有人意识到，虽然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化发展堪称狂飙突进，但其实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就没有国产公司的影子。
细究起来，这种落后其实和中国互联网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大。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化起于1995年，且从一开始就发展得极为迅猛，在启蒙时间上和欧洲、日本、韩国基本同步，甚至还要领先一些。而美国虽然是互联网的起源国家，但其大规模社会化和商业化，也是在1990年之后的事情了，顶多比中国早了3～5年。所以中国在一开始缺乏国产信息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根源，还在于我们在计算机单机时代，乃至更久远的大工业时代，都落下了太多的功课。
如果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后发工业国在试图突破先发国压制强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都要面临一个局面，就是由于设备、技术与领先者存在代差，后发国最终制成的工业产品很难在一开始就和领先者具有同等的竞争力，自然也很难在这个过程中攫取高额利润。一旦市场完全放开，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对内对外都很难获得销路，最终形成债台高筑的局面；如果再遇上经济周期的打击，造成汇率崩盘，整个国家的企业就都丧失了对外融资的能力。失去了继续支撑强行工业化的资金，最终就只能被迫结束工业化进程。这就是即便是以开放自由贸易为核心目标的WTO，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施行差别优惠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关税等多个方面对本国产业施行一定保护性措施的原因所在。
平等未必意味着公平，要获取公平的发展权，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开放过程中实施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几乎是必由之路。换在互联网产业上，道理也是相通的。对于在计算机技术领域落下了太多功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固然是一个空前的现代化机遇，但其伴随的危险和陷阱并不比传统工业领域少。甚至由于互联网天然自带“开放、自由、分享”的属性，要规范、治理和监管互联网产业，同时又不压抑其创新和发展，相比传统产业而言还要困难许多。中国的决策层在大方向上极具魄力地选择了“坚定大力发展互联网”，但在实际的监管落地中又展现出了相当的警惕与谨慎。这个过程中所建立的审查制度和市场准入机制，都经历了不少质疑，但从客观上讲，的确给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减轻了竞争压力，为本土企业争取到了构建竞争壁垒所需的时间。更难得的是，中国还在本土市场营造出了一个尽可能宽松和包容的产业环境，这种政策布局能够成立，还是因为中国拥有14亿人口及其所代表的庞大国内市场做后盾。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中国互联网崛起的公司和其所属的领域，主要可以分为3个领域：社交和文化娱乐、贸易，生活服务。除去Web1.0时代的搜索引擎巨头百度，以及搜狐、新浪、网易三大门户网站，过去30年诞生并还能存活至今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几乎跳不出上述3个领域。即便是百度，其盈利模式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旗下的社交或娱乐产品，甚至喊出过All in O2O（全押在O2O上）的口号；新浪则一早就以微博转型为社交平台，网易的主要盈利支柱则走向了游戏，搜狐一度重金押宝长视频。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前30年的发展，基本都是以消费者驱动的形态出现的，中国互联网实际上承接了中国制造业的人口红利。电商和社交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领域在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还只有20%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动辄拥有3亿以上的用户数量，任何一个单一市场都不可能拥有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体。
这给中国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直接好处有3个。一是高频，无论是交易的发生、App的使用，抑或是电商、外卖的配送网络和共享经济的“拼单成功率”，高频的使用就意味着边际成本的降低，同时也是产品快速迭代的基础。在互联网这种对产品的快速迭代复制需求极盛，且商业模式往往依赖边际成本降低的产业来说，“高频打低频”几乎是不变的真理。
二是庞大人口带来庞大的资金量，简而言之，单靠韩国人肯定养不出一个三星，但单靠中国人养出一个阿里巴巴，则绰绰有余。而进一步说，互联网的连接属性天然就会增加资本的流转速率，从而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货币乘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海量用户产生海量数据。以2015年来说，我们每天可以从互联网上爬取到的中文内容的吞吐量，大约是600万条/天（图文）；美国大约是200万条/天，全欧共计50万～60万条/天，印度共计50万～60万条/天。这意味着互联网上一天所产生的中文内容的数据量，比当天其他所有内容数据量的总和还要多。这又为下一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赢得了任何国家都很难获得的优势与基础。
2006年的《时代周刊》，在揭晓年度风云人物的那期杂志封面上，印上了一个白色的键盘和一个电脑显示器，显示器的中心，被写上了一个大大的Yo”，在Web2.0时代开启的节点上，《时代周刊》将年度风云人物颁给了全世界的网民。那一年，中国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第二的网民数量，但网络的普及率还不到10%。
2021年，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终于追上了15年前的美国。中国互联网的崛起之路背后的主角，并不是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企业，而是14亿人的战争，你我都在见证。
道阻且长——中国互联网对其他行业的启示
庞大的市场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但要种出果实，唯一的路途就是自主创新。很多人在评价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时候，经常会放大中国市场准入机制给海外企业带来的麻烦，而忽略了很多海外企业单纯是因水土不服而被本土企业所淘汰的事实。
以Facebook为例，其在被屏蔽之前的市占率就远远比不上中国本土诞生的人人网和QQ空间，语言隔阂对社交软件的推广相当致命，即使在互联网开放程度更高的日本和韩国，国内市占率第一的社交软件也是本土化的Line和Kakao。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独特的文化，对所有海外互联网产品都提出了全方位的高本土定制化需求。而习惯了西方语境的很多海外巨头，在这方面多少是有些傲慢的，很少能真正倾听并理解中国用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逻辑。亚马逊、eBay、MSN在中国的败北，几乎都是纯粹的商业竞争层面上的失败。中国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固然对海外先进经验有很多的借鉴，但能够成功的原因还是对本土市场需求的深入挖掘和在技术上的开放学习、自主创新。
海外固然可能在整体技术水平上领先于我们，但并不总是能满足我们的发展需求，甚至往往会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只有从本土实际出发，坚持自主创新，才是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的可靠路径，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经验。阿里云的诞生过程就是一个例子，庞大人口同时在线交易，不仅带来了其他国家难以获取的天量数据，也带来了任何国家都没见过的巨大算力需求，这才逼迫阿里巴巴投入以10亿元计的庞大资金来发展国产云计算和数据库技术。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另一个经验是对资本的运用。企业的融资方式，可以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前者是投资方以资金换取公司股份，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投资方的目的是分享企业良好发展所产生的利润，赚取企业价值增长后的估值差价；而后者则是借钱发展，双方存在债务关系，商业银行等资金提供者的目的是赚取贷款利息。这种获取利益的方式差异，决定了两种资金来源在标的公司的选取逻辑上，就有着本质的差异。股权融资中，投资方与企业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债权融资中，资金提供方的收益和企业方的发展并不直接挂钩。这种资金性质区别，意味着前者更愿意考察企业的发展前景，而后者则更注重自身的资金安全，形成了天然的风险偏好差异。
中国企业的传统融资渠道大部分是债务融资，由银行主导。为了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需要有足够的信用担保或资产抵押，或者至少有明确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时间表。但这些条件，初创期的互联网企业都很难具备。
在本土股权融资渠道并不足够通畅的条件下，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其实是在大量外资和美元基金的助推之下成长起来的。张朝阳创立爱特信时收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以及张朝阳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尼葛洛庞帝；王志东建立四通利方的时候也数次赴美游说美国风险资本，最终获得了华登集团领投，艾芬豪公司和硅谷银行家罗伯特·斯蒂芬跟投的共计650万美元资金，这才有了后来的新浪。
1999年7月12日，新华社旗下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最初的计划是发售420万新股，每股定价14～16美元，结果最终以每股20美元的定价发行，总融资额达到9600万美元，成为中国的第一支互联网概念股。那一年，三大门户之一的新浪先是在年初获得了来自高盛等10家投资机构的2500万美元融资，到了年底又完成了6000万美元的Pre-IPO融资，一时风头无两，将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的缩写“VC”带上了各大媒体的封面报道。
中国的学者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资本在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199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提案中说，当时中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研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了产品，建厂生产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中国企业融资的间接融资占比过高，是形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提案指出，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必须借鉴国外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推动科技进步。这一提案被视为中国风险投资进入实际探索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仅1998年下半年，我国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就达到43家，平均一个省1.3个。截至1999年8月，全国各个层次的政府创业基金达到了100多家。
中国的第一批互联网公司，几乎和中国的第一批风险资本同时起步。这种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当然也遇到了一些很具代表性的问题。比如外资对中国本土商业逻辑的理解有限，经常会在经营管理上凭借既有经验对本土创业者胡乱指挥；再比如许多中国公司为了赴美上市，必须讲述“美国式的故事”，对标美国既有商业模式才能为西方资本所理解，导致很多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无法获得资本的认可，融到符合心理预期的资金，或者获取符合公司价值的估值。在中美关系出现波动的今天，这种对企业价值评估的错位正在愈演愈烈。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和其背后国家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互联网产业崛起的历程，恰恰就是资本与科技相辅相成的最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