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2日，一个名叫“中国云计算大会”的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虽然无论从论坛的名字还是举办的地点来看，这场论坛的“中国”烙印都很深，但如果看一看参会的企业嘉宾，会发现几乎都是微软、IBM、Salesforce、EMC、英特尔这些海外企业。
到了2021年，根据权威机构Gartner发布的2021年全球云计算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份额数据，全球云计算市场占有率前六的厂商中，来自中国的已占三席。阿里云全球市场份额第三，市场份额达到9.55%，华为云、腾讯云位居第五、第六位。而在国内市场，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数据，2021年上半年中国IaaS合并PaaS（平台即服务）市场中，阿里云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占比37.9%，腾讯云第二，市场份额占比11.2%，华为云紧随其后，市场份额占比10.9%。近年来才开始发力的华为云，已逼近腾讯云，而根据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开源平台OpenStack公布的信息，其平台上的核心代码贡献TOP10中，也有3家中国企业上榜。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云计算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企业在云计算领域，已经打破了多年来亚马逊、微软、甲骨文等美国企业霸榜的格局，进入全球技术的第一方阵。
12年之间，沸反盈天的消费互联网之外，另有一场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沉默较量正在暗潮涌动。目前全球市值前10的公司里除了沙特阿美和伯克希尔，另外8家都是科技公司，除了做硬件出身的苹果和特斯拉，以及Facebook，其余所有公司都有云业务，其中亚马逊和微软的云计算业务占比已经开始压过自身的传统业务。而它们未来最重要的对手则大多来自中国。
互联网走完波澜壮阔的20年，所有彼此熟悉或并不熟悉的大型科技公司，不管是做通信的、做电商的、做操作系统的，还是做搜索引擎，又或者做游戏和社交网络的，最后都开始走向云计算战场，这绝对不是偶然。
“算力”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是从蒸汽机开始的，而蒸汽机的动力来源就是靠“烧开水”——制造蒸汽，然后把高压蒸汽转化成动能，从而带动机器。而后的核反应堆，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烧水炉子。可以说，“烧开水”就是制造业的“原型机”，而信息产业的“原型机”，则是“解方程”。
你看的高清电影，玩的4K画质的游戏，你每天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那些金钱，还有工厂里的生产线、机器手——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背后都是数据的计算。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算力”概念，衡量的就是解方程的速度，即计算的能力。
1961年，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在麻省理工学院100周年的纪念庆典上说：“如果我设想的那种计算机能够成真，那么计算或许某天会像电话一样被组织成公共服务……utility computing（公共计算服务）将是一种全新的重要工业的基础。”在他的构想里，计算资源应该如同电力一样，可以由供电公司提供，而不是谁要用电，还得先在家门口建一个发电厂。
当云计算在波澜壮阔的互联网历史中横空出世时，他的构想就正在一步步成真。今天，只是与芯片、互联网相关的科技进步，八成都能在某种意义上和算力扯上关系。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算力已经逐渐和电力一样，成为一种基本的公共资源。而在全球算力排行榜上，领跑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美国。
根据浪潮信息和IDC联合发布的《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满分100的条件下，美国算力综合得分75，中国综合得分66，其余的国家，有一个算一个连及格线60分都没摸到。英法德日处于四五十分梯队，巴西和俄罗斯则只有30多分。算力，已经成了未来经济的新引擎——算力指数每提高1分，GDP就会相应增长约0.18%。
同样是这份报告，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从2015年到2019年，在这份报告的样本国家里，AI计算市场的支出增长，有50%靠的是中国；目前中国AI算力占总算力的比重高达14%，美国只有10%。这说明，目前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AI计算市场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企业乃至普通的消费者，都更愿意为算力的增加而付费。
这和中国堪称天量的庞大互联网用户人群关系密切。中国是一个对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电商等需求极度旺盛的国家，庞大的用户人群给产业的升级迭代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全国人民在“双11”买买买而爆发出的惊人交易并发量，上亿用户一起在互联网观看比赛或晚会直播给通信设备和处理能力提出的挑战，让中国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乃至最普通的中国消费者们，都更早地意识到了人类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而正是这种独特的环境，将中国云计算产业推上一条自主创新的逆袭之路。
高昂成本与本土需求，促使中国企业走向自主云计算
1997年，一个叫冯星君的香港人接到上司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电话，让他替自己取消和我国一位重要领导人的见面，而理由仅仅是：他在长城玩得太开心了，不想现在回去。冯星君接到电话差点发疯，最终以辞职为要挟，才打消了Larry Ellison这个傲慢而又荒诞的念头。
那是中国互联网崛起的前夜，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网易、搜狐、腾讯、新浪四大门户网站就会相继成立。而随着IT技术开始在这片大陆上成熟并流行起来，大量银行、医院、学校，以及企业，都希望将自己原来冗杂、繁复，需要人工处理的数据和海量的纸质材料电子化，把资料库房转换成机房，把数据和资料向服务器上转移。
那是中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数字化转型。但在那个年代，中国在计算机科技领域仍然是个标准的“三无”国家：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没有自己的芯片，也同样没有自己的数据存储和处理系统——从硬件到软件都没有。
无论是政企还是各类大型金融机构，乃至当时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的中国各大IT业巨头们，在数据存储和处理方面，都严重依赖着3家美国公司，也就是著名的IOE架构：IBM的小型机（服务器）、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设备。Oracle的中文名就是“甲骨文”，那个因为逛长城逛高兴了就想放我国重要领导人鸽子的Larry Ellison，就是甲骨文的老板。
在此后十几年间，IOE垄断了中国几乎所有政企、大型金融机构以及IT业龙头企业的相关业务。而与垄断地位相应的，当然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当时一台IBM小型机的台面价在300万～500万元，每两台小型机就要配一台300万元的EMC存储设备，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大商业数据库软件费用基本都在几千万元的级别，这还不包括每年高昂的运维费用。这也就意味着那一轮的数字化转型，事实上只有大型企业或机构在搞。因为只有它们才有能力构建自己的数据中心。
但即便是对于大型机构来说，这也绝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成本数字。阿里巴巴可能就是最早感知到“算力需求”和“天价费用”巨大冲突的公司。2006年，业务爆发的淘宝在需求逼迫下，一度开启了对IOE的疯狂采购，小型机先是一台一台买，到后来干脆一排一排买，但很快就发现即便是如此高昂的成本也无法完全覆盖业务增长的需求。2008年王坚离开微软研究院到阿里巴巴，上来就给马云算了一笔账，阿里对于算力的需求以指数级增长，而其业务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如果IOE架构不改，光是买机器和软件就足以让阿里破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IT基础设施堪称高昂的成本，成为那个年代互联网创业者最大的拦路虎。那时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阻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行业竞争，也不是政策变化，而是我们没有自己的IT基础设施。在国外，对IOE架构率先发起挑战的，是亚马逊的AWS，而在国内掀起了“去IOE”浪潮的，则是阿里巴巴。二者都来自电子商务领域这并不是巧合，只是因为电商行业的特性，让它们率先感受到了成本冲突之下的“算力焦虑”。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则让这种成本冲突和“算力焦虑”的爆发，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剧烈。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很快就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已经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了。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面临这样的技术难题。2008—2009年，阿里巴巴每年都有10～20倍的业务增长，同期无论是IOE还是亚马逊，实际上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高并发的技术考验。不靠自己的研发，是无法用现成的技术满足这种爆发式的需求的。
同样的问题，也在中国自主创新的各个产业领域中显现。拿中国的高铁来说，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气候相差过大，既有东北的极寒天气，又有南方的持续潮湿，还有西北的大量风沙。海外具有高铁技术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处理如此复杂的气候条件，所以我们国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的路线，这才有了今天的中国高铁。而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这些宏大工程的背后，那些领先世界的自主创新技术，有很多都来自我们自身的本土化需求推动。有时候海外既有技术，并不总是能满足我们的发展，反而会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自主创新，才能突破发展的天花板。
纵观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有两个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一是政策的扶持，二是需求的推动。
2012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开支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带有中国背景的信息技术产品。之后不久，棱镜门事件爆发，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对于自身信息安全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到云计算领域，可以浓缩为两个原则：一是所有中国的数据，都必须留在中国；二是所有相关的技术服务，都希望能够由中国提供。
2015年12月28日，工信部发布《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通告，调整后的目录中，云计算服务被纳入电信增值服务，在中国提供云服务必须按规定申请电信增值服务许可证。但截至2020年底，IDC和云计算业务仍然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没有一家外国公司独立获得在中国运营的IDC牌照。微软Azure选择对国内厂商进行技术授权，由本土企业负责运营和销售，但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亚马逊AWS也因牌照问题在国内进展缓慢。这从客观上为中国本土云服务厂商的起步和成长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也构建了一个相对友好的竞争环境。
而在需求侧，中国社会高速信息化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直接催生了中国云计算厂商的蓬勃发展。而这全球独一无二的数据体量，则给中国云计算厂商提出了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技术难题，使得中国厂商甚至没有买技术这条路可以走——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才能解决本土问题。这是中国云计算在很短时间内就走上全球技术第一梯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中国的云计算市场中，本土厂商加起来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大约80%，即使微软、亚马逊等海外云计算龙头全面掐断对中国的云服务，也不会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冲击。
但从客观上讲，作为互联网规模排名全球第一的国家，我国云市场的总体规模却还不到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这和中国企业的整体IT化程度尚未达到峰值有很大关系。而云计算支出在中国企业的IT支出中的占比，也依然较低。中国云计算的发展还处于相当早期的阶段，未来有巨大的发展进步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