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谶考
《史记》中提到有所谓“秦谶”。“谶”的本质是应验了的预言，尽管预言并不一定都能应验，但史官会特意选择那些神秘应验的预言，并书写在史书之中，《秦记》之中显然就保留有类似已经应验了的预言，其中的一些内容也为后来《史记》书写秦史采用。与此同时应当注意到，“秦谶”之外也有所谓“赵谶”以及“齐谶”或者“楚谶”，流行于不同地域的应验预言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秦谶及谶之起源
《史记》中常见应验的政治预言，司马迁对这种涉及政治发展并最终应验的预言比较重视，并且把秦穆公得到的预言称为“秦谶”。而除了秦穆公谶言之外，周太史儋预言以及“亡秦者胡”等都可以归入“秦谶”。谶言对秦政治文化的影响应当注意。
1.“谶”与政治预言
从文献记载来看，“谶”的本意指的就是被验证的预言；从性质上来看，“谶”属于政治预言。“谶纬”虽然往往并称，但“谶”显然早于“纬”，在相当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页。
姚圣良：《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第192页。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第1912页。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90页。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3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04页。张广保也注意到《左传》中预言的句式与谶言较为相似，认为谶言与占卜的卜辞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参张广保《纬书的构成及其思想渊源研究》，《道学研究》2008年第2期。
俞正燮撰，于石等点校：《癸巳存稿》，《俞正燮全集（贰）》，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470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页。
文献记载中“谶”表示的是被验证的预言，其特点在于“诡为隐语，预决吉凶”，陆贾《新语·明诫》云：“御占图历之变，下衰风化之失，以匡盛衰，纪物定世。” 有论者以为，其中“图历之变”就是预言天道变化的“谶”。 《后汉书·张衡列传》载张衡之言曰：“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 根据张衡的说法，“谶”在预言与应验方面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许慎《说文解字》曰：“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雒所出书曰谶。” 强调“谶”的可验证性。《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 同样强调“谶”的“征验”特征。宋代胡寅认为谶具有预言功能，可能与《周易》有关，他说：“谶书原于《易》之推往以知来。” 俞正燮《癸巳存稿》引《释名》《说文》，认为“谶”指的是“已验之事”。 也就是说，“谶”所记载的就是各种能够得到验证的预言，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云：“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 “隐语”与“预决吉凶”的说法揭示了“谶”之本意。
钟肇鹏：《谶纬论略》，第8页。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40-741页。
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边家珍：《汉代经学发展史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
王云：《中国古代思想史稿》，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第148页。
张峰屹：《谶纬思潮与汉代文学思想》，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45、46页。但是李申注意到《墨子·非攻》中说“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属于谶言，但《墨子》确实也没有明确提到“谶”。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3页。
熊铁基：《从数术到谶纬——中国神秘学的形成》，《熊铁基文集》第4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葛志毅：《河洛谶纬与刘歆》，氏著：《谭史斋论稿四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曾亦、黄铭：《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
郑先兴：《汉代思想史专题论稿》，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
李申：《中国儒教史》，第373页。
李培健：《西汉德运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6页。
学者们大多认识到“谶”与“纬”本不相同， 吕思勉的概括较为精准，他指出：“谶纬相附，始于西京之末。若徒论谶，则其所由来者旧矣。《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竹部》：‘籤，验也。’二字音义皆同，即今所谓豫言也……今俗所谓求籤，实即求谶，乃古之遗言也。特世莫知籤谶同字，遂昧其本义尔。” 学者们大都认可“谶”作为能够验证预言的性质，冷德熙认为谶作为预言隐语，已起于先秦。 边家珍认为：“用语言形式表达称为谶语、谶言、谶谣或省称为谶；用符号、图画的形式来表达的叫图谶。” 王云也强调谶“在当时主要是神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或隐言”。 张峰屹注意到，“谶”这个字不见于现存的先秦古籍，在汉代文献中其含义是鲜明而且一致的，即均为“朕兆预言”。 熊铁基指出，“谶”预言是被事实证明的，也就是验证过的。 葛志毅认为“谶”具有占验性预言的本质，其出现时间必定很早，因为人们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关怀尤其需要预知未来。 曾亦、黄铭认为：“谶与纬不同，盖纬与经附，而谶在征验。” 郑先兴认为：“谶的本义是指已被证实了的预言。” 李申也注意到“谶”的预言性质，但特意指出“谶”指的是上帝对人的预言。 李培健也认为“谶本为神秘性的预言，昭示人间吉凶祸福”。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3页。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88页。
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
余嘉锡：《王西庄先生窥园图记卷子跋》，《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
另外学者们也注意到，谶语的重要特性是有多种解释方式且易于附会。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以为谶是“预言吉凶的隐语”， 金春峰也认为“典型的谶语是政治‘隐语’，即政治谜语”。 顾颉刚认为这类预言的作者是史官。 陈槃指出谶的造作者为方士， 余嘉锡也认为图谶之书不出于儒者，与燕齐海上之方士有重要关系。
2.秦穆公之谶
《史记》的《赵世家》和《扁鹊仓公列传》都记载了赵简子故事，其中明确提到了所谓“秦谶”。《赵世家》说赵简子昏迷五日，苏醒之后告诉众人他去了“帝所”：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87页。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在此之前，司马迁还记载了扁鹊视赵简子之疾后的言论：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87页。
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
《史记·封禅书》也载有秦穆公之病：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0页。
其后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点校：《日知录集释》，第1520页。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照明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18页。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吕思勉：《秦汉史》，第577页。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00页。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7页。
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21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7页。
司马迁说记载晋国将要大乱的言论为“秦谶”，这引起了研究谶纬学者的注意。顾炎武认为：“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认为图谶之名始于“秦谶”，“乃术士之言，与经义初不相涉”。 朱希祖也认可此说。 吕思勉认为：“此梦前知晋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正所谓豫言也。” 翦伯赞指出：“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始于秦穆公一梦。” 杨宽认为这则谶言应当是三家分晋后赵国伪造，是借助谶符以篡夺。 许道勋也认为这里的“秦谶”是最早的谶言， 任蜜林认为这则谶言产生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可以视为最早的谶语。 前引《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 此说显然没有被学者广泛接受。
蒋晓光：《〈西京赋〉中秦穆公故事源流考》，《求索》2017年第5期。
张衡：《西京赋》，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61页。
相关的研究参赵金平《星象观念与汉赋“体国经野”的秩序认知》，《华中学术》第35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也有论者指出，这则谶言的出现与秦国的强大过程有关，“是秦人解释自己逐步强大、扩张并奠定统一基础的政治神话”。 到了汉代以后，这一神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张衡《西京赋》说：“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鹑首。是时也，并为强国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岂不诡哉。” 其中“帝有醉焉”的说法否定了秦人得到天命的合法性，否定秦人应有天下。 也有研究者认为，《史记》提到的谶言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显示司马迁对于“天命”的认可。
顾颉刚注意到《左传》中多魏国祖先事迹，甚至怀疑《左传》是魏国人所作，见氏著《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32页。有论者以为这些故事是赵氏出于政治目的编造的，以示上天对赵国的眷顾以及赵国与上天之间的神秘联系，可备一说，参梁晓云《〈史记〉撰述宗旨研究——兼与〈左传〉文献对比》，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05页。也有学者注意到《史记》的《赵世家》和《晋世家》多载鬼神故事，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认识，参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其实赵简子记载的这些内容也应当归属于“赵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秦穆公所谓的晋国“五世不安”，还是赵简子转述“帝”关于晋国“七世而亡”的预言，后来都应验。这则故事并不见于《左传》等文献，其内核是赵国兴盛的神话故事，其中也包含有晋国的衰亡，推测应当是赵国的上层贵族制造，为赵的合法性服务。 其中与扁鹊相关的内容应是附会，这部分内容应当是司马迁在赵地采访所得。
3.周太史儋谶言
《史记》在《周本纪》《秦本纪》以及《封禅书》和《老子韩非列传》中四次提及秦与周之间的“分合”，这也可以被视为政治预言。这些内容应当出于《秦记》的记载，应当也属于“秦谶”。
《史记·周本纪》云：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59页。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秦本纪》云：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1页。
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
《封禅书》载周太史儋之言曰：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4-1365页。
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老子韩非列传》载周太史儋之言曰：
《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2页。
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大致相同的内容也见于《汉书·郊祀志》：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199页。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周始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当复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儋见后七年，栎阳雨金，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686页。
晁福林：《周太史儋谶语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金德建也有同样的观点，参金德建《〈秦记〉考证》，氏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5-423页。相关的研究另参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有关《秦记》的研究另参王子今《〈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显然《汉书·郊祀志》中的内容基本上来自《史记·封禅书》，而《史记》中的相关内容则可能来自《秦记》。关于《秦记》，《史记·六国年表》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秦记》的内容较为简略，但谶语应当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晁福林根据“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判断其中“史记”指的就是《秦记》。
李零：《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读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氏著：《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相关的研究另参祝中熹《早期秦史》，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何泽恒：《先秦儒道旧义新知录（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403页。
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史记》以上四处文字虽略有不同，但文意并无区别。这则谶语中有历史也有预言，其中历史的部分是“秦与周合”以及“合而离”；至于预言的部分，一是“五百岁复合”，二是“合十七年而霸王出”。可以发现，这则谶语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李零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趋势， 而正如何泽恒所言，这样的预言之所以能够得到验证，虽然不能排除偶中的可能，但更多应当是后人的附会。 陈槃曾经怀疑这部分内容是秦始皇时期方士伪造的，“盖始皇时方士由此导谀始皇者”，陈槃另外还说“史公未考，遂不免为其所欺”。 根据前文的讨论，周太史儋谶语是司马迁参考自《秦记》的相关记载，陈槃的判断应当有误。至于司马迁四次引用这则谶言但其中略有差异的原因，卢云指出：“这种多歧义、易附会的预言，也是谶纬神学的渊源之一。”
《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2页。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199页。
丁四新：《郭店楚简竹书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98页。相关的研究另参李水海《老子新考论》第二章第四节《老子不是太史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5页。陈成吒：《先秦老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72页。
晁福林：《周太史儋谶语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
也有学者认为老子与周太史儋是同一人，相关的研究参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0页。
关于周太史儋的身份，司马迁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颜师古注引孟康的意见认为太史儋也就是老聃，但是颜师古认为：“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献公时。” 丁四新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周太史儋和秦献公同时，与老子相去甚远，老子并不是周太史儋。 晁福林认为太史儋的真实身份是作为周王朝的使臣出使秦国， 这样的判断应当是可信的，而太史儋的言论对于沟通秦和周之间的关系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于周太史儋谶言的含义，《史记正义》解释较为清楚：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5页。
秦周俱黄帝之后，至非子末别封，是合也。合而离者，谓非子末年，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是离也。五百岁当复合者，谓从非子邑秦后二十九君，至秦孝公二年五百岁，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复与之亲，是复合也。十七年霸王出焉者，谓从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显王致伯于秦孝公，是霸出也；至惠王称王，王者出焉。然五百岁者，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后十四年，则五百岁矣。诸家解皆非也。
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第223页。
晁福林：《周太史儋谶语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郭嵩焘认为“霸王”指的是刘邦、项羽，可备一说，参郭嵩焘《史记札记》，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曰：“秦祖事周，未别封，是始合也。襄公始列为诸侯，是别也。及西周献地，是复合也。霸王指始皇一人。若年数少差，固所不论，是谶文之常也。” 晁福林指出：“谶语预言从秦与周之别下延五百载，秦与周将复合，意即秦将再次纳入周的麾下。复合后十七年，秦将称霸，秦国之称王者也将在这个时候出现。太史儋的谶语若以史实验之，大体上是符合的。”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
《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71页。有论者指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也可以说是谶言，参庄春波《星象与天命——〈河图〉、〈洛书〉考》，氏著：《古史钩沉》，天津：历史教学社，1995年。
葛志毅：《河洛谶纬与刘歆》，氏著：《谭史斋论稿四编》。
李则纲：《周秦两汉学术思想中的“史观”》，《中原月刊》第6卷第3期，1942年。
（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需要注意的是，周太史儋谶言中“五百载”“五百岁”的说法，“五百”是《史记》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数字。《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关于五百年而圣人受命的思想显然有着悠久的传承，《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圣王与太平也可以说是春秋战国谶言的重要主题。 对于“五百”这个天数的认识，显然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有论者认为司马迁本人受三统说的影响，认为五百年是一个世运转移的周期。 美国学者班大为指出，关于“五百”年天数的认识，在周代初年就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说，周太史儋关于周秦之间分合的谶言最终是应验了的，这则谶语以秦人的视角看待历史的发展，显然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秦谶”。而制作这则谶言的政治目的是为秦的崛起服务，以周秦之间的渊源作为秦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4.其他秦谶
《史记·秦本纪》载秦人的先祖，其中有“嗣将大出”的说法，应当属于早期的“秦谶”：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3页。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司马迁此处记载可能来自《秦记》，对于认识秦人早期发展的历史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其中“尔后嗣将大出”属于预言，其实也可理解为“谶”，这可能是所谓“秦谶”的早期形式。柏翳也就是“伯益”，他在帮助大禹治水中立有功劳，所以得到舜的封赐。伯益被赐为嬴氏，由此为嬴秦之祖，此后嬴氏逐渐壮大，所以“嗣将大出”的谶言其实都是应验了的。
（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杨振红、单印飞译，第123页。
熊铁基：《从数术到谶纬——中国神秘学的形成》，《熊铁基文集》第4卷。
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070页。
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580页。
相关的研究参张峰屹《谶纬思潮与汉代文学思想》，第72页。任蜜林也认为卢生所奏的《录图书》就是《吕氏春秋》中提到的《绿图》，并认为《绿图》是圣人预测吉凶的东西，而《绿图》显然在《吕氏春秋》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参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第23页。
（日）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田人隆译，第110-111页。
栾保群还认为，从结果上看，“亡秦者胡”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但后世之人却将“胡”解释成“胡亥”，认为这则谶言应验在了秦二世胡亥，其实是不合理的。参栾保群《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谶语》，第21页。
另外“亡秦者胡”也是早期的“谶言”之一。鹤间和幸认为这则谶言来自李斯的授意，是为了给出击匈奴寻求合适的借口。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这则谶言可以被认为是“秦谶”。另外熊铁基也认为“亡秦者胡”是“秦谶”。 只是这则谶语显然并非秦人制作，是否可以归于“秦谶”还可以继续讨论。《论衡·实知》说：“亡秦者胡，《河图》之文。” 《吕氏春秋》云：“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 张峰屹认为《吕氏春秋》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中的《绿图》指的都是《河图》，可备一说。 安居香山指出，录图书是类似纬书“史事谶”的秦代预言书。 前文提到，这则谶言出自燕国方士卢生献给秦始皇的《录图书》，栾保群认为：“卢生是燕人，邻近北边，熟知匈奴人的强盛对北疆的威胁，所以他编的‘预言’其实并不完全是骗人，而是代表了北方百姓的一种忧虑。”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9页。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
也有研究者推测，这则谶言是秦的御府官员等人集体创作的，理由是沉江所用的玉璧并非极端稀罕之物，秦的御府库中应当保存有类似的玉璧，御府官员见到使者所持玉璧，表示这件玉璧和二十八年所沉之玉璧类似，而这句话经过传播就变成了确实是二十八年所沉玉璧。但这种说法有太多推测的成分，恐未足信。参（美）梁少熊《探解秦皇秦俑之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4页。
鹤间和幸根据新出土的《赵正书》，怀疑司马迁关于秦始皇去世的相关记载可能存在问题，“今年祖龙死”的预言可能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七年。见（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杨振红、单印飞译，第170页。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70-271页。《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原文作：“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阴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将卖之，则为石。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06页。田天指出这一故事的象征意味是只有真正的君主才能够祭祀名山大川，篡逆者则不被山川神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秦始皇时期“今年祖龙死”也是一则谶言，它借助“山鬼”之言预测“祖龙”的死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服虔曰：“龙，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应劭曰：“祖，人之先。龙，君之象。” 顾颉刚也注意到，这个预言是以“祖龙”暗射“始皇”，祖等于始，龙等于皇，这里以龙作为君主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秦始皇对于其中包含的意思也十分清楚，所以这则谶言让他“默然良久”。这块玉璧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在楚地湘江附近渡江所沉，可以推测这则谶言的背后与楚地各种势力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将这则谶言归为“楚谶”，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司马迁记载这则谶言出现的时间是秦始皇三十六年，但秦始皇是到次年也就是三十七年才去世的，若按此说，则这则谶言其实并没有完全应验。 另外，田天注意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的故事，与“今年祖龙死”的故事如出一辙，其中包含的深意耐人寻味。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谶言有些可能是在秦地民间流行，与秦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一致。
总的来说，秦穆公之谶以及周太史儋的谶言，还有后来的“亡秦者胡”“今年祖龙死”等等，都可以归于“秦谶”，但其间也有明显的差异。秦穆公之谶和周太史儋的谶言应当是记载于《秦记》之中，为秦政权服务的；其他几则谶言则在民间流行，被司马迁收入《史记》之中。另外，《秦记》现在虽然已经无法看到，但谶言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秦记”作为参考，也采信了其中的谶言，为描述历史发展的趋势服务。
二、赵谶、齐谶与楚谶
司马迁明确提到了“秦谶”，前文对于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梳理，然而谶言既然有较为悠久的传统，则必然不会只有“秦谶”，只是列国史书毁于秦火，为各国政治服务的谶言也大多未能保留。梳理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史料中至少有“赵谶”“齐谶”以及“楚谶”等相关内容。
1.赵谶
顾颉刚已有此说，参氏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88页。张广保也指出虽然没有点明其为“赵谶”，但“帝告我”等内容与秦谶基本相同，可以认为是具有相似性质的文献，参张广保《纬书的构成及其思想渊源研究》，《道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193页。
前文提到赵简子书写的谶语可以被认为是“赵谶”， 赵国可能早有谶言流行。其实从前引《史记》的相关论述看，“赵谶”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于秦，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秦谶”是在春秋时盛行于晋地，后来传至秦。
《史记·赵世家》还提到赵襄子时期的一则神秘预言：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95页。
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恤。”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 ，大膺大胸，脩下而冯，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论衡·纪妖篇》作‘余霍太山阳侯天子’，与此同讹，当依《风俗通》卷一作‘余霍太山阳侯大吏’。”梁玉绳撰，贺次君点校：《史记志疑》，第1056页。另参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第430页。
丁进：《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01页。
吕锡琛：《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 道家道教政治理论阐幽》，第291页。《旧唐书·高祖本纪》原文曰：“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高祖曰：‘此神不欺赵无恤，岂负我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页。
《论衡》以及《风俗通义》都载有此事，文辞略有不同。 其中“朱书”上书写的所谓“三神之令”就是谶言，吕思勉注意到《史记》的记载以及《墨子·明鬼下》《管子·轻重丁》中都有“为天使者”，这是人受命于天的表现。 这则神话的历史背景是晋国的赵氏与智伯之间的斗争，这则谶言出现的时间正是智、韩、魏三家围赵，晋阳危在旦夕之际，天神的谶言应验，赵氏后来转危为安，赵氏与韩、魏合兵灭智氏。所以有学者认为，原过与赵襄子应当就是这则谶言的制造者。 另外“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的说法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杨宽认为这一神话显然与赵地的霍太山之祀有关，并认为这一传说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出现的。 霍太山祭祀在历史后期仍然存在，吕锡琛注意到《旧唐书》中有“霍山神使”协助李渊的记载，可参看。
相关研究参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第146页。
赵国的史官确实较为活跃， 他们应当就是所谓“赵谶”的记录或者制造者，例如《史记》载赵简子苏醒后告知众人谶言，司马迁说“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意思是董安于将谶言认真记录保存。董安于是史官董因的后人，这一家族在晋国一直是史官。从《史记》中的记载来看，赵国谶言大多集中于灭智伯以及三家分晋时期，陈桐生指出：“纵观《赵世家》，在简、襄和武灵王之世，凡在赵国命运攸关的重大转折关头，都是由天神指点而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其实赵国史官书写类似谶言还有更早的历史，例如《史记·晋世家》载有申生鬼魂之事：
《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1651页。
秋，狐突之下国，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于韩。”
这里申生的鬼魂发挥了上帝“使者”的作用，负责向狐突传递信息。申生鬼魂所谓的“帝许罚有罪矣”的谶言后来得到验证，秦国与晋国在韩原附近发生大战，晋国战败，晋惠公被秦人俘虏。这件事更早的源头是晋惠公从秦国归国的时候曾经对秦人有承诺，而且在秦人遭遇饥荒的时候拒绝支援。在晋国史官的记载中，晋惠公的被俘是因为“天帝”的惩罚。这则谶言和前述关于晋国“五世不安”“七世而亡”相似，推测也是后来赵国史官对于晋国灭亡的预言书写。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783页。
另外，《赵世家》载赵国史援为赵盾占梦，预言赵盾家族将要衰落，其中提道：“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 后来屠岸贾果然屠灭赵氏。与前文提到的类似，这条谶言也是赵国上层为政治目的而制造并宣传的。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32页。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页。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1229页。
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杨振红、单印飞译，第80页。
《史记·赵世家》提道：“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所谓“讹言”可以认为是谣言，也可以理解为谶言。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认为：“此盖谓赵受天灾，颗粒不收，而秦人幸灾乐祸也。下二句谓，如谓言之不信，试看地上之出产如何也。” 杨宽指出：“盖秦可乘赵大饥而灭赵，次年赵即为秦灭。” 这也是被验证了的谶言。王子今指出，这条民谣说明了灾异对政治过程的影响。 鹤间和幸则将这句话理解为：“赵国被灭后，赵人进入的就是这样一块土地。他们怀着对秦的满腔怨恨，发誓顽强抵抗到最后。” 若此说可从，那么这句谶言就和“亡秦者胡”以及“亡秦必楚”具有相似性。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35页。
陈久金：《天上人间：中国古代星座体系》，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52页。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35页。
徐中舒认为，《左传》的作者注意到魏国强大，但没有看到魏国衰落，可以证明《左传》成书于魏国强盛的时期。参氏著《〈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三、十四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伯峻也有相似的意见，他认为根据卜偃的预测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魏斯称侯以后，参氏著《浅谈〈左传〉》，氏著：《杨伯峻治学论稿》，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除了赵国史官之外，魏国的史官也倾向于书写应验的预言，司马迁也见到了这些记载，《史记》的《晋世家》和《魏世家》都记载了卜偃为毕万占卜的故事，晋献公十六年，以魏封毕万，卜偃认为：“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 有论者指出，卜偃其实是利用星占进行的预测。 另外，《史记》还记载了辛廖的筮占，所谓：“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 显然魏国后来的强大验证了这则预言。 这则关于魏国兴盛的谶言，也可以称为“魏谶”。
路玄编：《章太炎讲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5页。
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191页。
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第119页。
另外，由于“秦谶”和“赵谶”分别来自秦穆公和赵简子的梦境，他们都是在梦境得到上天的预言，所以多有学者认为“谶”与“梦占”直接相关。例如章太炎就以为：“自周末已有秦谶。秦谶者，梦书之伦，本不傅六经。今之谶纬，即与秦谶异，实不可引援。” 所谓“梦书”是说秦谶与梦占直接相关。王子今注意到，《史记》中记梦凡19例，属于秦人历史记录的多达4例，秦人历史记载中保留有关占梦的内容颇多，也反映了秦文化的神秘主义特质。 卢云认为：“所谓‘秦谶’，是源自古代巫觋史卜文化的梦兆占验迷信，春秋时盛行于晋地，并传至秦地。” 张强也认为“谶语实际上是一种梦占，它属于占卜”。 实际上，“谶”有多种表现形式，梦境应该只是其中一种。
赵国以及魏国的史官其实都来自晋国，他们记载了较多谶言，以证明赵国和魏国兴盛的神学意义，前文提到的“秦谶”显然也受其影响。应当注意到，这种对历史发展趋势预言以及应验的记载，正是史官的基本职事，是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多载有类似的谶言。
2.齐谶
余嘉锡：《王西庄先生窥园图记卷子跋》，《余嘉锡文史论集》。
前引余嘉锡注意到图谶之书不出于儒者，与燕齐海上之方士有重要关系， 燕齐地域显然也是谶言的重要发源地，这里流行的谶语可称为“齐谶”。可以发现，“齐谶”与三晋和秦的谶言明显不同，主要的表现是“齐谶”与“隐语”联系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