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预言的应验逻辑
西汉中后期流行一系列预言，其中包括久阴不雨预言、公孙病已立预言、再受命预言以及刘秀当为天子预言等等，而这些预言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应验，这让人们相信，基于谶纬的预言具有神奇的应验能力。对于这种情况，皮锡瑞有一段简要概括：
皮锡瑞撰，吴仰湘编：《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109页。
汉儒言灾异，实有征验。如昌邑王时，夏侯胜以为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而应在霍光。昭帝时，眭孟以为有匹夫为天子者，而应在宣帝。成帝时，夏贺良以为汉有再受命之祥，而应在光武。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兴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光武非愚闇妄信者，实以身试有验之故。
皮锡瑞的这段论述证明经学在两汉取得重要地位，和经术士预测重大历史事件应验有密切之关联。夏侯胜预言正言中了霍光等人的阴谋，而眭孟提到的“公孙病已立”的预言，甘忠可及夏贺良“再受命”的预言也都在后来应验。至西汉末年谶纬“刘秀当为天子”甚至具体到未来皇帝的姓名，而且恰好应验在光武帝刘秀，后来刘秀即以赤伏符受命即天子位。皮锡瑞认为刘秀本人并非“愚闇妄信”之人，实在是因为他确实亲身验证经术预言之有效，所以才如此重用经学和谶纬之学。这确实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看法。这些谶纬预言究竟是如何应验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内容。
一、久阴不雨预言
久阴不雨预言是以天象判断人事的典型事例，夏侯胜久阴不雨臣谋主的预言正言中了霍光等人的阴谋，这一度让霍光十分紧张。后来霍光宽大处理夏侯胜，并称赞经术的可靠性，其实也是为了宣扬自身行为合乎天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天意上的合法性。事实上，这则预言之所以广为传播，显然离不开霍光等人的刻意宣扬。
1.夏侯胜的预言
汉昭帝死后，刘贺以诸侯王的身份继承皇位，在刘贺并不长的皇帝生涯中，发生了一件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事件，《汉书·五行志下》载：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59-1460页。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贺。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此事的神秘之处在于夏侯胜的预言是准确的，霍光与张安世等人当时确实在谋划废立之事，所以夏侯胜的言论一度让他们极为紧张，霍光甚至认为是张安世泄露了秘密。
同事在《汉书》夏侯胜的本传中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55页。
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祅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与谋废立，定策安宗庙，益千户。
廖伯源认为昌邑王此时的处置并无不妥，因为没有证据而诉说臣下谋反，确实应当下狱，见氏著《秦汉史论丛》，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43页。另参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廖伯源《秦汉史论丛》“昌邑王废黜考”；苏德昌《〈汉书·五行志〉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第416页。辛德勇最近的研究指出，这件事“一方面反映出霍光能够及时知晓昌邑王刘贺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外间对霍光废黜昌邑王的企图已有所察觉”。见氏著《海昏侯刘贺》，第139页。
夏侯胜的预言对刘贺并未造成太大影响，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防备，只认为夏侯胜是“祅言”，依照惯例把他交给有司处置。 夏侯胜师从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汉昭帝时被征为博士。夏侯胜和《洪范五行传》未必真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臣下有谋上者”的看法更可能来自敏锐的政治嗅觉。或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刘贺当时的表现很难说是称职的皇帝，大肆封赏王国故人的举动又不可避免地触动大权在握且实力雄厚的霍光等人的利益，在当时情况下预测霍光有所举动也是有可能的，特殊天象当然只是借口而已。当然也不能排除确实有人向夏侯胜泄露了霍光的阴谋。而夏侯胜之所以刻意引用《洪范五行传》说明特殊天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自身安全，一方面也是为了神化自己的政治意见。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4页。
顾凯：《谶纬神学与西汉中期政权更迭——以汉废帝废立事件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5期。
张兵：《〈洪范〉诠释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31页。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第2585页。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长春：吉林出版社，2017年，第98页。相关的研究也参看王江武《从汉景帝“汤武革命”之禁看两汉公羊学的演变》，《东方哲学》第10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后来这件事也成为刘贺“行淫乱”的证据之一，即所谓“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 然而此事对于夏侯胜本人，以及汉代经学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于夏侯胜本人而言，他得以列名参与废立之事，并因此而封侯，有学者认为夏侯胜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谋废昌邑王舆论的制作者。 此后夏侯氏的传人如孔霸、牟卿、李寻、郑宽中等人都以言五行灾异显于朝野。 于经学而言，因为灾异预测得到验证，所以“经术”以及“经术之士”受到格外重视，东汉时谢该总结道“夏侯胜辩常阴之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 后来康有为也说“以占验祸福动人主，汉时五经家皆然”。
2.久阴不雨预言的流传
《汉书》卷六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1-2892页。
夏侯胜之后，史料中也陆续出现“久阴不雨”的说法，例如《汉书·杨恽传》记录杨恽的言论：“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东矣。”颜师古注引张晏云：“后土祠在河东，天子岁祠之”。 “行必不至河东”暗示皇帝将不久于人世，其言颇为不敬，当时人就批评他“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而杨恽引用“夏侯君”所言，可知该预言为时人所知。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64页。
后来刘向总结：“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 刘向认为久阴不雨预示着昌邑不终，认可了这则预言的效力。只是刘向说久阴不雨持续的时间“二十余日”，不见他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刘向的表述是“昌邑不终”，用意在于突出久阴不雨应在昌邑王刘贺被废黜。然而夏侯胜认为“久阴不雨”是因为霍光等人有“谋上”的举措，刘向显然已转移了“久阴不雨”预言的重点。
《三国志》卷六一《吴书·陆凯传》，第1404页。裴松之注引《吴录》曰：“旧拜庙，选兼大将军领三千兵为卫，凯欲因此兵以图之，令选曹白用丁奉。晧偶不欲，曰：‘更选。’凯令执据，虽暂兼，然宜得其人。晧曰：‘用留平。’凯令其子祎以谋语平。平素与丁奉有隙，祎未及得宣凯旨，平语祎曰：‘闻野猪入丁奉营，此凶征也。’有喜色。祎乃不敢言，还，因具启凯，故辍止。”
《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第901页。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孙晧时期的太史郎陈苗报告说：“久阴不雨，风气回逆，将有阴谋，晧深警惧云。”与刘贺不同，孙晧听取了太史的建议，对臣下谋反的预言有所提防，所以后来能保平安。 另外此事也载于《晋书·五行志下》：“吴孙晧宝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阴不雨，将有阴谋。孙晧惊惧。时陆凯等谋因其谒庙废之。及出，留平领兵前驱，凯先语平，平不许，是以不果。晧既肆虐，群下多怀异图，终至降亡。” 其中也提到孙晧听取太史郎陈苗的意见，认为“久阴不雨”预示着臣下有阴谋，所以提前防备。
《晋书》卷一二《天文志》，第334页。
《隋书》卷二一《天文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89页。
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占星卷》，第995页。
《晋书·天文志》对久阴不雨灾异有了更详尽的描述：“凡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乱风四起，欲雨而无雨，名曰蒙，臣有谋。” 同样的内容也见于《隋书·天文志》，其中提道：“凡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乱风四起，欲雨而无雨，名曰蒙，臣谋君。故曰，久阴不雨臣谋主。” 其中“蒙”也就是“濛”，《开元占经》引《黄帝占》也说：“凡连阴十日，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乱风四起，欲雨而无雨，名曰濛；臣谋君，故曰久阴不雨，臣谋主。”郗萌曰：“濛雾者邪气也，阴来冲阳，奸臣谋君。在天为濛，在人为雾；日月不见为濛，前后人不相见为雾。” 此外，也有人将“蒙”解释为《蒙卦》，详下文。需要注意的是，《晋书·天文志》认为“连阴十日”是“久阴”，这与前述刘向“二十余日”的说法不同。
3.久阴不雨与蒙气、《蒙卦》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1355页。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58页。
《后汉书》，第3341、3342页。
久阴不雨臣谋主的原因被解释为阴阳不调，例如前引《汉书》记载夏侯胜引《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 《汉书·五行志》引《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续汉书·五行》刘昭注引郑玄云：“王，君也。不名体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则王极象天也。天变化为阴为阳，覆成五行。”郑玄还认为之所以会有“常阴”这样的灾异，是因为“王极象天，天阴养万物，阴气失，故常阴”，也就是说久阴的原因是作为在上者的天的势力没有伸张，所以导致阴气不协调，出现常阴的天气。而至于“下人伐上”的原因，郑玄解释为：“阴阳之神曰精气，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张无度，则是魂魄伤也，王极气失之病也。天于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以为病，将以开贤代之也。”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353页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393页。
《汉书》卷八六《何武王嘉师丹传》，第3498页。
在汉代人普遍的看法中，诸如后宫女性干政、大臣谋反等事件都可以算作是阴侵阳的表现，其灾异现象是雨、雪等极端天气的发生，久阴不雨也是其中一种。例如《汉书·五行志》说：“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是阳不闭阴，出涉危难而害万物。” 阴阳观念确实可以解释“久阴不雨”是由于阴气过盛，阴侵阳，显示在人事上就是臣下谋上。例如刘向解释文公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时说：“故不雨而生者，阴不出气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阴之罚，君弱也。” 认为“常阴之罚”代表着君主的权威开始降低，这与夏侯胜解释下人有伐上者的意思基本相同。甚至有人认为阴过盛的话，君主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例如《汉书·王嘉传》载王嘉上封事，指出汉哀帝身体不健康的原因就是给予了董贤太多的封赏，所谓“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60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6页。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第21页。
周立升：《两汉易学与道家思想》，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卢央：《易学与天文学》，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第8页。
迟铎集释：《小尔雅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页。
周祖谟校笺：《方言校笺（附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3页。
京房以“蒙气”说解释久阴不雨臣谋主，《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有蜺、蒙、雾。雾，上下合也。蒙如尘云。蜺，日旁气也。” 关于“蒙”，《说文解字》说“蒙，王女也。从艹，冡声”，段玉裁注：“今人冡冒皆用蒙字为之。” 《释名·释天》曰：“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 有学者将“蒙气”理解为“雾气”“乱气”“杂气”， 也有学者认为“日昼昏”“日无光”等现象都与京房所谓的“蒙气”有关。 另外“蒙”也有覆盖的意思，《小尔雅·广诂》曰“盖、戴、焘、蒙、冒，覆也”， 《方言》也说“蒙，覆也”， 或者正因此，“蒙”也就有了蒙蔽和欺骗的衍伸意思，如果以此“蒙”来解释久阴不雨臣谋主，应当是合适的。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60-1461页。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65页。
相关的研究参徐芹庭《两汉京氏陆氏易学研究》，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5页。
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行善不请于上，兹谓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谋，臣辟异道，兹谓不见，上蒙下雾，风三变而俱解。”另外还说：“下专刑兹谓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厌小臣兹谓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风发，赤云起而蔽日。” 可知京房所谓的“蒙气”和久阴不雨相似，根本还是由于阴气过盛，在下者侵夺了在上者的威权。此外《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至陕上封事云：“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在京房看来蒙气是雾气、乱气之类，是阴气过盛引起的气候反常，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分一日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为戊子之日日在已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党盛君不胜也。” 可见在京房看来，“蒙气复起”是群臣乱政、君主权威下降的表现。 这与久阴不雨臣谋主的思路基本相同。有学者指出蒙气是京房灾异说经常用到的概念，京房对蒙气的理解大体就是阴侵阳，并认为其灾异论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天气之变化，推测阴阳二气的消长，然后与当值卦气的正常状态比较，推说人事中阴阳二要素的盛衰转变，进而占测或评论人事。
前文提到也有人以《蒙卦》来解释久阴不雨，例如东汉时代的郎 就明确将久阴不雨灾异和《蒙卦》联系起来，《后汉书·郎 传》记载他上书云：
窃见正月以来，阴暗连日。《易内传》曰：“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又曰：“欲德不用，厥异常阴。”夫贤者化之本，云者雨之具也。得贤而不用，犹久阴而不雨也。[1]
卢央著，周易工作室点校：《京氏易传解读》，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郎 所谓“正月以来，阴暗连日”应当也属于久阴不雨的天象，他认为所谓“蒙”就是君臣上下相冒乱，采用了蒙字的本意。前文提到蒙的本字是“冡”，甲骨文中有覆盖、罩住的意思，所以用“冒”解释“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郎 以卦气解释久阴不雨，应当是受到京房的启发。李贤注引《易稽览图》曰：“日食之比，阴（得）〔覆〕阳也。《蒙》之《比》也，阴冒阳也。”认为蒙气和日食相似，都是阴的势力覆盖了阳的势力，也就是所谓的阴侵阳。李贤引郑玄注云：“蒙，气也。比非一也。邪臣谋覆冒其君，先雾从夜昏起，或从夜半或平旦。君不觉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复不觉悟，下为雾也。”[2]可见郑玄对蒙气的理解和京房相似，都是短时间内临时而起的乱气的意思，其实并没有直接涉及卦象。所以卢央指出郎 提到的蒙和比都不是卦名，而是大气昏暗的状况，出现这种天气，比之于人事即君臣上下相冒乱。
王文采：《周易经象义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年，第211-212页。另参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1页。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58页。
王文采从卦象上来解释，认为《蒙卦》是坎下艮上，中间为离，雾在山下以掩日，是君不觉悟而受蒙之象，故称蒙。 也有学者认为《蒙卦》有四阴爻，二阳爻，表示阴气盛，干扰阴阳消息，如果表现在人事上，就是臣下与君主争夺权力，也就是所谓的臣下谋上。 应当注意到，《汉书·五行志》解释“皇之不极，是谓不建”说：“王者自下承天理物。云起于山，而弥于天。天气乱，故其罚常阴也。一曰，上失中，则下强盛而蔽君明也。” 所谓“云起于山，而弥于天”，说的应当就是《蒙卦》山上水下的卦象，是以郎 以《蒙卦》解释久阴不雨，在京房蒙气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明，但其基本思路则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久阴不雨，也就是长时间昼夜不见日月又没有下雨，被认为是阴盛阳衰、阴侵阳的表现，汉代人用这样的理论解释久阴不雨现象和人事之间的关联，逻辑简明而且容易接受。至于夏贺良预言的应验及相关预言的传播，显然和霍光集团的默许及支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正是霍光本人亲自证明了夏贺良预言应验，也是在霍光的支持下，夏贺良得以参与废立之事而且被封侯，霍光的主要意图应当是为废黜刘贺寻求上天意志的支持。久阴不雨预言背后的政治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二、眭孟的预言
眭弘字孟，《汉书》说他曾经“从嬴公受《春秋》”，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汉昭帝时期，眭孟曾经根据泰山石自立以及虫食树叶成文字的现象，判断可能会有匹夫成为天子，所以建议汉昭帝禅让。眭孟的预言被认为应在汉宣帝，眭孟之子被汉宣帝征召为郎，眭孟学派也受到汉宣帝特别的扶持。眭孟预言的应验显然离不开汉宣帝刻意宣扬。
1.眭孟预言的出现
汉昭帝时期出现了泰山石自立和虫食树叶成“公孙病已立”的文字现象，眭孟对其进行了解读，《汉书·五行志》载：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400页。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乌数千集其旁。眭孟以为石阴类，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当有庶人为天子者。
《汉书·眭弘传》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53页。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 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参张文智《孟、焦、京易学新探》，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26页。
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第1416页。
马勇：《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眭孟上书的核心观点是圣人受命和天命转移，他判断天命已经转移，汉家应当禅让。 关于大石自立，眭孟根据《春秋》经义，认为泰山是王者异姓告代之处，这里发生灾异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至于“公孙病已立”的含义，眭孟引用董仲舒的意见，认为皇帝应当将帝位禅让给贤能的人。应当注意的是，眭孟判断灾异现象时“推《春秋》之意”，实际上就是为预测术添加经学的依据，这种做法与夏侯胜如出一辙。是时汉昭帝年幼，霍光秉政，禅让帝位的说法触碰到了当时的政治底线，眭孟被下狱，以“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诛。 眭孟的言论确实“迂阔”，本质上是对董仲舒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极为信赖，以义理附会现实， 而对于政治的禁忌并未过多留意，因而下场悲惨。
栾保群：《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谶语》，第41页。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1412页。
《汉书》卷七四《魏相丙吉传》，第3143页。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8页。
然而后来汉宣帝起自民间，眭孟的预言被认为应验在了汉宣帝身上。 汉宣帝小名“病已”，这正对应了预言中的“公孙病已立”，《汉书·五行志》说：“后昭帝崩，无子，征昌邑王贺嗣位，狂乱失道，光废之，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 《汉书·丙吉传》载丙吉给霍光要求立宣帝的奏记中写道：“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丙吉提示霍光，刘病已之名，以及他为汉武帝遗诏所养的身份，正合“公孙病已立”的谶言。后来霍光与群臣请立宣帝的奏书中也明确说“孝武皇帝曾孙病已”， 特意提示曾孙“病已”以及孝武皇孙的身份，显然也受“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影响。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第1400页。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1412页。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64页。
《宋书》卷二七《符瑞》，第770页。
《资治通鉴》卷二三《汉纪一五》，第767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点校：《日知录集释》，第1775页。
京房也曾对泰山石立和“公孙病已立”进行解释，《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复，崩来无咎。’自上下者为崩，厥应泰山之石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于泽，小人。” 关于“公孙病已立”，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后来刘向也将汉宣帝之立与柳树复起联系在一起，《汉书·刘向传》载他的上书中提道：“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又曰“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 《宋书·符瑞》也说：“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废，光立宣帝，武帝曾孙，本名病已，在民间白衣三世，如孟言焉。” 《资治通鉴》载：“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胡三省注云：“此为宣帝兴于民间之符。” 顾炎武《日知录》“谶兆”条也说：“汉孝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及昌邑王废，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
姚舜钦：《秦汉哲学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另参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8页。
汉宣帝即位之后征孟子为郎，是从官方的角度对眭孟预言的肯定，而此事于经学的意义当和夏侯胜的预言类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特使一般据经以预测未将的儒者增添不少信心，并且给汉代《春秋》先师董子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话加一重保证。” 人们由此更加信赖经术的预测能力。
2.眭孟预言的应验方式
孙家洲：《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
由眭孟上书来看，他当时并不知道“公孙病已”指的就是刘病已，那么这则预言的应验方式就更值得深思。正如孙家洲所言，柳叶谶文应当并不是后来人的妄行编造，而是在某种偶然性巧合的基础上，以曲解和附会的方式，凑成了它的“应验”。 事实上，以曲解和附会的方式建立结果和预言之间的关系，也是多数预言应验的基本逻辑。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第22页。
文献中往往以“应”来解释有些预言应验的方式，例如《容斋随笔》“占术致祸”条说：“汉昭帝时，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虫食叶曰‘公孙病已立’。眭孟上书，言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索贤人而 位，孟坐祅言诛，而其应乃在孝宣，正名病已。” 这其实是误解，所谓的“应”本质就是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对预言进行的解释。另外洪迈还认为：“吉凶祸福之事，盖未尝不先见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杀身亡族之害者。”意思是说如果误解了“应”的所在，反而会遭致祸事，例如后文要提到的公孙述。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53页。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6页。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6页。
《汉书·眭孟传》载：“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这其实是从官方层面确定了眭孟预言指的就是汉宣帝刘病已，宣帝很愿意让人们相信眭孟预言就是“应”在了自己身上。不仅如此，汉宣帝还支持眭孟的学生严彭祖和颜安乐的学术活动，《汉书·儒林传》曰：“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 严彭祖由博士而至太守、太子太傅，虽然由于“廉直不事权贵”最终没有成为宰相，但他的仕途如此平顺，显然有汉宣帝的刻意支持。后来严彭祖和颜安乐的学生也有知名者，《汉书·儒林传》载：“（严彭祖）授琅邪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云坐为江贼拜辱命，下狱诛。” 汉宣帝征眭孟子为郎，以及扶持眭孟学派的举动，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眭孟预言的认可。
孙家洲：《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21页。
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但也有学者对徐兴无的意见进行了批评，认为其所引文不足以证明汉宣帝宣称过自己是“汉家尧后”，见陈泳超《〈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文史哲编辑部：《“疑古”与“走出疑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相关的研究另参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陈泳超《〈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文史哲编辑部：《“疑古”与“走出疑古”》。
如果要将眭孟的预言解读为应在汉宣帝刘病已，如何处理其中关于禅让的问题也应当注意。孙家洲指出，当时人们都认为虫食柳叶文字应验在了汉宣帝身上，但人们有意无意忽略了眭孟意见中关于“禅让”部分的内容。 陈苏镇也认为这则预言只要去掉汉家退位的内容，就成了汉家中兴的神学预言。 徐兴无认为，汉宣帝其实宣称过自己就是“汉家尧后”， 也有学者指出，禅让并不一定非要异姓，同姓也不无不可。 其实汉家尧后以及禅让的说法正是眭孟上书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内容，然而从汉宣帝即位时代开始，人们就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一部分内容，反而是刻意强调“公孙病已立”和汉宣帝名“病已”之间的联系。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537页。
眭孟说“故废之家公孙氏”本意说的是姓公孙者，在汉宣帝时代人们的解读中，“公孙”的“公”指的是戾太子刘据，所以“公孙”就是宣帝刘病已了。然而到了西汉末年，公孙述援引谶纬作为称帝的依据，认为这则谶语中有“公孙”二字，应该应在自己身上。《后汉书·公孙述》载：“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这让刘秀非常紧张，于是在给公孙述的书中明确说：“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 刘秀明确宣称“公孙”应在汉宣帝身上，阻止公孙述借助这则预言制造舆论。
刘秀的意见显然也影响了班固的态度。事实上，班固也正是在光武帝刘秀态度的基础上对眭孟的预言以及后来的应验进行书写。可以说，班固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影响了他对史料的选择，正是因为眭孟预言受到从汉宣帝到光武帝的支持，班固才对眭孟预言以及后来的应验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与此同时，班固还详细梳理了眭孟学派的传承，其意也在肯定眭孟预言。可以说，今人之所以对眭孟预言应验在汉宣帝身上有如此明确的印象，和班固的书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3.眭孟预言与昭帝政局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12页。另参华友根《西汉礼学新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吕宗力：《东汉碑刻与谶纬神学》，赵国华主编：《东汉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
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眭孟的预言与汉昭帝时代的政治局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汉昭帝时代灾异事件广泛流传，背后反映的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意见，对此顾颉刚指出：“人民经了一番大痛苦，疮痍未复，他们长在希望异姓受命，有一个新天子出来救济他们一下，既有这等事情发生（前述泰山石自立等现象），正好为异姓受命之说张目。” 陈苏镇也认为，霍光坚持“汉家制度”和武帝路线，招致儒生的不满。尤其是盐铁会议之后，汉昭帝和霍光无视贤良文学的主张，继续推行原有的政策，这引起了儒生们的强烈抗议，于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汉家尧后”的说法。 民间流传的所谓大石自立，枯柳复起之类的传闻，也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的。另外，吕宗力也认为这些谶言是西汉中后期以后方士巫祝制造出来的，以迎合社会舆论，掀动政治风浪，从中谋取私利。
张小锋：《“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12页。
张小锋认为，汉昭帝时代戾太子刘据的势力仍然对政治局势有所影响， 陈苏镇也认为，孝宣帝取名在前，“有虫食树叶成文字”在后，所以“公孙病已立”的谶言很可能就是同情太子的人们编造出来的“征怪”。 而汉昭帝时代有“成方遂事件”，证明当时确实存在思慕戾太子刘据的社会思潮，《汉书·隽不疑传》记载：
《汉书》卷七一《隽疏于薛平彭传》，第3037页。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由吏民和群臣的反应来看，同情卫太子的情绪是存在的，而同情卫太子势力的活动也是昭帝政局的重要内容。“公孙病已立”明确包含当时在民间的刘病已的名字，显然是有人刻意而为的，虫食树叶成文字可能确实是某些支持戾太子刘据的势力制造出来的“征怪”。
叶德辉认为“退封百里如二王后，亦公羊家新周故宋之说”，班固撰，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4686页。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12页。
然而眭孟本人显然并不清楚泰山石自立以及虫食树叶成文字和后来汉宣帝之间的关系，班固判断“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应是事实。“故废之家公孙氏”的说法显示眭孟将“公孙”理解为了姓氏，而且建议皇帝求索贤人禅让帝位；而皇帝自己“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的建议，也显示眭孟并不知晓这则预言的真实意图。 陈苏镇认为，眭弘并不是太子一党，也没有留意到皇曾孙的存在，所以对于这个谶言的真谛并不知晓， 这样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另参田兆元《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1页。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0-152页。
吕思勉：《秦汉史》，第120页。
李培健：《西汉德运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史》，第115页。
姚舜钦：《秦汉哲学史》，第200页。
至于眭孟本人的政治意见，显然以改制为核心内容。顾颉刚认为眭孟是“民众革命思潮中的牺牲者”， 钱穆认为眭孟属于改革派， 吕思勉则分析：“推《春秋》之意，以为当有匹夫为天子者……以后世眼光观之，甚似教霍光以篡夺者。” 李培健认为眭孟不过是墨守董仲舒阴阳灾异之学，没有不轨之心，而且他提出的禅让也并不一定是要给异姓。 姚舜钦指出：“据经以说灾异，不仅是预测‘将来’；应考天心，而实行改革。” 是以本质上眭孟其实就是对现实政治中的某些问题不满，根据灾异现象上书要求进行变革。
根据前文的讨论可以认为，泰山石自立以及虫食文字“公孙病已立”是某些别有用心人士刻意制造的“征怪”。眭孟并不是唯一针对这些“征怪”进行解读的人，但他据此上书要求汉帝禅让，因此被诛，其政治意见也因此广为人知。后来汉宣帝即位支持眭孟及其学派，眭孟的预言就被用于配合汉宣帝时代的政治局势，这是眭孟预言应验的政治背景。另外光武帝刘秀出于反对公孙述的政治目的支持眭孟预言应在宣帝，所以这则预言被班固刻意强调并书写在《汉书》之中。可以说汉宣帝、汉光武帝的支持以及班固的记录共同完成了眭孟预言的应验。
三、再受命预言
“再受命”预言出现于西汉中后期，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再受命”思想的出现与齐人甘忠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后来甘忠可下狱不久死去，他的弟子继续活动，并对汉哀帝时期的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事实上，甘忠可所谓的“再受命”只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方面的改革，以求得重新获取天命，即便是后来夏贺良等人怂恿汉哀帝改制，其实质性的措施也并不很多。可以说西汉中后期以来的“再受命”运动纯粹是理念上的努力，并没有触及政治体制层面。然而由于改制牵涉到汉朝政治斗争，所以仓促之中走向失败。但这种“再受命”的思想也对后来政治的演变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王莽篡位恰好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再受命”。
1.甘忠可与再受命预言的出现
有关甘忠可活动的记载主要见于《汉书·李寻传》：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92页。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这段记载说甘忠可活跃的时间是汉成帝时，然而具体时间不详。《资治通鉴》置于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夏贺良等人提议改制时，是对夏贺良师承的追述，也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的时间。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刘向任中垒校尉的时间是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那么甘忠可活动的时间应当就在此后了，钱穆认为：“观忠可之行伪以杀身，可见当时尊信阴阳律历终始五德之盛，亦见其时正有汉家历数当终之说。否则忠可虽愚妄，亦何从凭空造为此等之见耶？其事未知在何年，向既为中垒校尉，断当在此后。”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92页。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另参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