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校勘记曰：“此句姚本作‘时传闻赤伏符不见文章军中所’，《类聚》卷一二引同。”但文意仍然不通。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2页。
《宋书》卷二七《符瑞》，第770页。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21页。
《资治通鉴》卷四四《汉纪三六》，第1427页。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87页。
参黄开国《儒学与经学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10页。
李贤注云：“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东观汉记》云：“时传闻不见《赤伏符》文军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与在长安同舍诸生彊华自长安奉赤伏符诣鄗，与上会。” 《宋书·符瑞》作：“光武平定河北，还至中山，将军万脩得《赤伏符》，言光武当受命。群臣上尊号，光武辞。前至鄗县，诸生彊华又自长安诣鄗，上《赤伏符》，文与脩合。” 这则谶言在刘秀登基祭天的祝文中被写作“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李贤注云：“卯金，刘字也。《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 《赤伏符》明确提到刘秀的名讳，是为光武受命之符，所以《资治通鉴》说：“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 《廿二史札记》也说：“是谶记所说寔于光武有征，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 后来刘秀对《河图》进行审定，“宣布图谶于天下”，并上升到法典的地位。
吕思勉：《秦汉史》，第579页。
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4本第2分册，1950年。
黄复山：《东汉图谶〈赤伏符〉本事考》，氏著：《东汉谶纬学新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
吴从祥：《〈赤伏符〉考辨》，《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1期。另参刘力耘《汉〈赤伏符〉释义》，《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辑。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429页。陈苏镇还列举了谶语中与“刘季”相关的内容，可参看。
对于这则谶纬何时出现、为谁所作，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吕思勉曾言，刘秀当为天子之言，乃光武辈所造，而传之子骏。 顾颉刚也认为这则谶言是支持光武帝刘秀的势力所作，后来影响了刘歆集团。后来也有学者支持这样的意见，陈槃认为《赤伏符》制作于昆阳之战之后， 也有学者认为《赤伏符》是为刘秀称帝而制作的。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赤伏符》是“道士”西门君惠为刘歆所作，是为刘歆谋叛所作的准备。 陈苏镇指出，一方面，当时人们认为“刘秀”指的是刘歆而非光武，所以《赤伏符》不是为光武帝而作；另一方面，《赤伏符》显然也不是为刘歆所作，他没有事迹可以对应符文中的“四七之际”。陈苏镇认为《赤伏符》哀平之际就已经在流传了，但“刘秀”原本写作“刘季”，指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才改作“刘秀”。 这个说法应当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后汉书》，第3165页。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431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158页。
《后汉书》，第3165、3166页。
另外，《河图》之中也出现了“刘秀”名讳，《续汉书·祭祀志》引《河图合古篇》说：“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 “帝刘之秀”明确说刘秀的名讳，陈苏镇怀疑这条谶语可能是晚出的，也可能是由“刘季”改成的刘秀。 《合古篇》仅留有此一句。 再者，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刘秀名讳，根据内容也可以判断所指为刘秀的谶语还有《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 这些谶语都是为刘秀封禅所作的舆论准备，出现时间显然较晚。
也就是说，根据陈苏镇的判断，《赤伏符》早已开始流传，原文当作“刘季发兵捕不道”。后来其中的“刘季”讹误为“刘秀”，差不多同时刘歆改名刘秀，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仍需进一步讨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王莽政败、民心思汉的思想背景之下，有一部分人转而支持刘歆为天子，“道士”西门君惠等人支持刘歆谋叛就是其中代表。而支持刘歆为天子的势力，显然和“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造作有关。
2.刘歆改名疑案
读史者多有认为刘歆因图谶而改名刘秀。史料记载中刘歆确实有谋叛的举动，刘歆自己又擅长星历谶纬，身边也有诸如西门君惠之流的“道士”，这一切都让刘歆改名变成一桩疑案。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72页。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432页。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第798页。
根据史料记载，刘歆确实曾改名“刘秀”，《汉书·楚元王传》云：“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 陈苏镇引敦煌悬泉汉简所见平帝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后诏中有“羲和臣秀”一句，认为刘歆改名确实属实。 前引窦融时“智者”说：“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 窦融时期的“智者”以及应劭的判断应代表了东汉时期相当一部分人对刘歆改名的意见，但这种意见可能并不属实。
班固撰，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3426页。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第120页。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42页。
后世读书者也批评刘歆改名应图谶，例如《汉书补注》引何焯曰：“载其改名于哀帝之时，以见歆乐祸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 另外《容斋随笔》有“刘歆不孝”条对比刘向刘歆云：“向拳拳于国家，欲抑王氏以崇刘氏，而歆乃力赞王莽，唱其凶逆，至为之国师公，又改名秀以应图谶，竟亦不免为莽所诛，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惧乎。” 这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另外司马光《原道》也认为刘歆改名刘秀以应谶纬，并认为这种举动“无益于事”。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栾保群：《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谶语》，第50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192页。
也有学者注意到，刘歆改名是为了避讳，例如钱穆就指出：“哀帝名欣，讳欣曰喜，刘歆之改名，殆以讳嫌名耳。” 郭世谦也认为：“据《哀帝纪》‘孝哀皇帝’注：‘荀悦曰：讳欣之，字曰喜。’《诸侯王表》定陶恭王薨，‘阳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绥和元年为皇太子’。是哀帝名欣。欣、歆古通。然则刘歆改名的原因当是避哀帝之讳。” 关于刘歆改名应合谶语之说，栾保群认为这是光武帝时期文人编造的诬陷之辞。 但冯友兰认为刘歆改名是为了应和这个谶言。 也就是说，刘歆改名的动因是避汉哀帝刘欣讳，但他可能出于多种考量选择“秀”。虽然并不排除他见到过“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文，然亦无法证实这一点。
刘歆改名“刘秀”的本心虽然未必是为了应合图谶，但也不能排除别有用心者根据“刘秀”这个名字篡改了“刘季发兵捕不道”的谶文，并且特意宣扬“刘秀当为天子”，其目的应当是为怂恿刘歆谋叛制造舆论。刘歆谋叛事见于《汉书·王莽传》：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85页。
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
王涉是王根之子。颜师古注云：“王涉，骨肉也。刘歆，旧臣。”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1283页。
江晓原：《天学真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85页。
也就是说，王涉怂恿刘歆一同谋反，但刘歆狐疑犹豫，后因消息走漏，王涉和刘歆均自杀身死，主导这次叛乱的大司马董忠也被杀。刘歆和王涉被王莽认为是“骨肉旧臣”， 另外还有大司马董忠，是在王莽政权内部滋生的反对势力，所以王莽“恶其内溃”。《王莽传》载王涉的意图是：“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灭矣。”“保全宗族”是王涉和刘歆的共同目标，所以有劫持王莽投降“南阳天子”的策略。刘歆所谓的“东方必成”以及“当待太白星出”，其实也是心向南阳的更始政权。《汉书·天文志》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太白是“兵象”“主兵”， 太白星出意味着军事活动的发生。刘歆根据星占术结合当时天下形势判断不久之后有针对王莽的重要军事行动，到时候在内部发动叛乱与之配合，可以大大提升成功率。刘歆的星占预言和判断在当时具有权威性， 后来班固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时候还特意加上了这一年“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烛地如月光”， 以证明刘歆星占预言之准确。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第798页。
所以陈槃认为《赤伏符》是光武帝昆阳大捷之后制作，后来流传至长安，影响了西门君惠的判断。然这样的解释过于迂曲了。见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
事实上，宣扬“刘秀当为天子”预言的是“道士”西门君惠。《后汉书·窦融传》“智者”之言也补充了部分细节：“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 陈槃曾怀疑，既然西门君惠原本宣扬“刘秀当为天子”，后来又为何改口欲“东降南阳天子”，这着实令人费解。 事实上，想要“东降南阳天子”的是王涉与刘歆，他们二人自始至终的诉求都是“安宗族”“全宗族”，诛杀王莽取而代之并不符合他们的核心诉求。然而“道士”西门君惠则没有太多宗族方面的顾虑，所以他会怂恿王涉支持刘歆诛杀王莽称帝。正因此“刘秀当为天子”的说法一度让刘歆非常紧张，所以初时不应、不信王涉。另外，与刘歆关于太白星的预言不同，西门君惠“星孛扫宫室”也更侧重于王莽的覆灭。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道士”西门君惠和刘歆、王涉属于同一集团，但他们内部诉求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陈槃认为西门君惠为方士，其例与卢生奏《录图书》者同，见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
西门君惠好“天文谶记”，可以认为他和之前提到的公孙卿、甘忠可及夏贺良等人类似，也属于历谱之学中的数家一派。 刘向和刘歆对这一派方术士的活动原本就存有戒心，前文曾提到刘向、刘歆父子激烈反对甘忠可、夏贺良的学说，甘忠可也正因刘向的举报而下狱。另外从西门君惠宣扬“刘秀当为天子”预言来看，他也是《赤伏符》传播过程的重要环节。前引陈苏镇认为《赤伏符》“刘秀”原本当作“刘季”，其中“四七”对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事迹，而这则谶语到了王莽时代被改成“刘秀”并广为传播，西门君惠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推测，刘歆因避汉哀帝讳改名刘秀在前，西门君惠等改《赤伏符》中“刘季”为“刘秀”在后，其意在为支持刘歆取代王莽制造舆论。刘歆对这一情况是否知情不得而知，但从他对待王涉的态度来看，刘歆应当并不支持西门君惠的这一行为。当然这样的判断是建立在《汉书》叙述的基础上，班固是否回护刘歆不得而知。
总的来说，刘歆改名为刘秀确实属实，但其本意在避讳汉哀帝刘欣之名。王莽政治发展至后期民众失望情绪弥甚，“民心思汉”成为主流社会思想，“刘氏复兴”“再受命”成为广受欢迎的政治口号。在此情形之下，有一部分人将复兴汉室的希望寄托在国师公刘歆身上，故而将《赤伏符》中“刘季发兵捕不道”改为“刘秀”。至于刘歆本人，在新莽政权走向崩溃之际为了保全宗族曾考虑武力劫持王莽，投奔南阳政权，但所谓改名以应谶并不存在。
3.刘秀为天子预言的应验
前文提到，光武帝刘秀出生时，《赤伏符》已经流行。至王莽时别有用心者将《赤伏符》中的“刘季发兵捕不道”改为“刘秀”，此时光武帝刘秀尚不知名，谶语所指为刘歆，这是当时多数人能够认识到的情况。而后来刘秀的事业逐渐成功，“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也就逐渐应验在刘秀身上，对于这一点光武帝刘秀是乐于接受的。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6页。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第798页。
前文提到，“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是在《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基础上出现的。《后汉书·光武帝纪》载范晔论曰：“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前引窦融时“智者”说：“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 可见在当时人们看来，“刘秀当为天子”谶语所指确实是刘歆。《后汉书·邓晨传》载：
《后汉书》卷一五《李王邓来列传》，第582页。
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 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
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285页。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第95页。
《东观汉记》云：“光武微时与邓晨观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言‘国师公刘秀当之’。光武曰：‘安知非仆乎？’建武三年，上征邓晨还京师，数 见，说故旧平生为忻乐。晨从容谓帝曰：‘仆竟辨之。’帝大笑。” 有学者认为，光武当时有应谶之心理， 此说甚确。虽然“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所指确实为刘歆，但对刘秀及支持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后来随着刘秀事业逐渐走向成功，这种影响也逐渐加深，刘秀也采用各种方式将这则谶语和自己联系在一起。
《后汉书》卷二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774页。
《后汉书》，第3165页。
后来“赤伏符”被编入《河图》之中，这应该是经过光武帝刘秀审定的结果，之后“宣布图谶于天下”，《河图》等谶纬文献被上升到国家法典的地位，刘秀经常以之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依据。例如《赤伏符》中还有“王梁主卫作玄武”一句，《后汉书·王梁传》说：“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 另外，刘秀封禅泰山刻石文中，引用谶纬以论证封禅，其中《河图赤伏符》被置于首位。 也可见《赤伏符》在东汉王朝的重要作用。
钟肇鹏：《谶纬论略》，第26-27页。另参宋佩韦《东汉宗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3页；丁鼎、杨洪权《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页；张广保《纬书与汉代政治》，《原道》第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86页。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光武帝刘秀出生和刘歆改名都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刘秀的命名可能也是为了应《赤伏符》之谶。 然此说恐怕不实，《后汉书·光武帝纪》范晔论说刘秀出生当年“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这是刘秀命名的原因，与“刘秀发兵捕不道”谶语无关。
总的来说，“刘秀当为天子”谶言的应验，让刘秀以及当时人们更加坚信谶纬的真实可靠性，这也让谶纬之学在东汉受到格外青睐，并对东汉政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前引皮锡瑞认为刘秀本人并非“愚闇妄信”之人，实在是因为他确实亲身验证经术之有效。诚哉斯言！
五、代汉者当涂高谶言
从西汉中后期“代汉者当涂高”谶言就开始流行，对于这则谶言的真实含义，有不同的人进行解读，通过这些不同的解读方式，可以发现谶纬传播的基本规律，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谶言究竟是如何验证的。
1.代汉谶言的产生
“代汉者当涂高”谶言见于光武帝刘秀给公孙述的书信中，《后汉书·公孙述传》载：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538页。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第369页。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
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光武与述书曰：‘承赤者，黄也；姓当涂，其名高也。’”所谓“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以及“姓当涂，其名高也”，意思都在否认公孙述和“当涂高”之间的关系。 至于“代汉者当涂高”究竟是什么意思，刘秀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释，顾颉刚认为，刘秀以中兴之主的身份，说汉家将亡于蒙孙之手，得国的是丞相当涂高，这种预言自己灭亡的度量，不是前世和后世的君主所能拥有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刘秀给公孙述写这封信，主要目的是解构他一直强调的“公孙”谶言，也就是“公孙病已立”以及公孙述引用的《录运法》所谓的“废昌帝，立公孙”，所以对“代汉者当涂高”的预言没有深入解读。另外，在当时“代汉”并非思想之主流，所以“代汉”的谶言尽管存在，但并未广泛流行，也不是刘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谶）》，第587页。
黄复山：《汉代尚书谶纬学述》，台北：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第42页。另参王小明《〈春秋〉纬与汉代思想世界》，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81页。
关于“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春秋保乾图》说：“汉以魏徵，黄精接期，天下归高。”“当涂在世，名行四方。” 有论者以为，《后汉书·公孙述传》引用的图谶篇名是孤证，很可能是范晔在写作《后汉书》的时候将当时流传的纬书篇名直接引入。
东汉建立以后，“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就不见流行了，主要原因是刘秀曾经“宣布图谶于天下”，严厉打击涉及“造作图谶”的行为。一直到东汉中后期，人们再一次开始思考汉朝命运的时候，“代汉”的思想开始高涨，不同集团利用这则谶言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2.三国时期的代汉谶言
《后汉书》卷七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2440页。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二袁刘传》，第210页。
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另外东汉时期的儒家士大夫之中有一部分擅长谶纬的人在基层社会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巴蜀的杨厚家族，在当地社会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力。从相关的记载来看，河内的张氏家族和巴蜀的杨氏家族有相似之处。
沈刚：《东汉皇权与谶纬关系述略》，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袁术称帝试图证明“代汉者当涂高”预言应验在自己身上。《后汉书·袁术传》记载袁术僭号称帝：“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又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李贤注释认为：“当涂高者，魏也。然术自以‘术’及‘路’皆是‘涂’，故云应之。” 《三国志·魏书·袁术传》说：“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裴松之注引《典略》曰：“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仲氏。” 河内张炯的身份不详，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是“术士”，并指出河内张氏有“信道”的传统， 如果此说可信，东汉中后期活跃在社会中下层的术士阶层也开始使用谶纬和符命，在社会动乱之际试图寻找政治上的可能性。但袁术借用谶纬的效果不佳，这可能是东汉中后期以来谶纬式微的表现。
钟肇鹏：《谶纬论略》，第29页。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曹魏政权只是利用了这则谶言，而非制造者，参丁鼎《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另参杨富强《论“当涂高”之谶》，《珞珈史苑》2020年卷。
《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1020页。
而在当时也出现了对“代汉者当涂高”这则谶言新的解释，即认为这则谶言会应验在曹魏。有学者认为这则谶言原本就是曹魏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制造的。 《三国志·蜀书·周群传》有周群的父亲周舒的故事，“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 周舒是广汉杨厚的学生，与董扶、任安等人同时。
《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1022页。
栾保群：《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谶语》，第75页。
参杨富强《论“当涂高”之谶》，《珞珈史苑》2020年卷。
后来任安的学生杜琼也曾经对“当涂高”预言进行过解释，同样认为“当涂高”指的是“魏”。《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谯周问杜琼：“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此外，《三国志》中还留有两个人之间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杜琼问谯周说，你是不是有所奇怪，谯周说自己没有明白，然后杜琼解释说：“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曹”也就是“曹魏”，杜琼的这番言论显然有将谶言庸俗化的倾向，后来历史上的许多谶言也都是这样产生的。 任安是杨厚的学生，杨氏家族及其子弟在蜀中活跃，对于蜀地士大夫的思想影响较大，谯周显然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后来蜀汉政权的灭亡，也与以谯周为代表的蜀汉士大夫有密切关系。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释提到，曹魏的时候，太史许芝曾经“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其中提到与当涂高有关的内容：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63页。
《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
《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第2175页。
这里解释了“当涂高者，魏也”，并使用“观阙”解释“象魏”。《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魏”的含义说：“操破袁尚，得冀州，遂居于邺。邺，汉之魏郡治所。魏，大名也；遂封为魏公。又谶云：‘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文帝受汉禅，国遂号魏。” 胡三省认为“魏”的起源有两个，一个是魏郡，一个是“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这两个因素对于曹魏集团来说都比较重要。可以发现，不同政治集团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对之前流行的谶言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这也是谶言应验的基础。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65页。
裴松之注释里提到的太史许芝整理的谶言，是为曹丕篡汉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但相比王莽时代以及汉光武帝刘秀时代对谶纬的态度，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前文提到，刘秀在政治活动中对谶纬极为信赖，各种事项都采信谶纬的记载，但曹丕时代人们利用谶纬的方式，更像是“禅让”的必要程序。许芝上书之后，就有群臣“劝进”的上奏说：“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令书恳切，允执谦让，虽舜、禹、汤、文，义无以过……” 符瑞与天命被放在这则劝进表的最前端，是为了表示上天的意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其实只是个必要的程序，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谶纬所体现的天命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甚至都已经不再是必要的因素，经过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年的历史发展，对待谶纬的社会意识也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许芝提到的“白马令李云”是汉灵帝时代的人物，《后汉书》本传说他“性好学，善阴阳”，受阴阳之术影响，但也擅长谶纬，曾经“露布”上书汉灵帝，指出当时存在的皇后德不配位等问题，并且依据谶纬对汉朝的国运进行了预测，他说：“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姓陈、项、虞、田、许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李贤注释说：“黄精谓魏氏将兴也。陈、项、虞、田并舜之后。舜土德，亦尚黄，故忌也。”应当说，在汉灵帝的时代这位白马令李云断不会意识到“黄精谓魏氏将兴也”，他依据的其实是王莽时代就已经出现的谶纬，这一套关于“陈、项、虞、田并舜之后”的说法，其实是王莽为自己篡汉提供的依据。这套理论后来被曹魏集团巧妙套用，李云的言论也就成了后来曹丕君臣取代汉朝的证据。当然李云说出那句“帝欲不谛”的言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他也确实因为这件事情被汉灵帝杀死。
也就是说，“代汉者当涂高”谶言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如果不是后来袁绍以及曹魏政权刻意宣扬，这则谶言很难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正如本书一直认为的那样，谶纬的传播具有非常明确的结果导向，通常都是在结果出现之后对之前谶言再进行逆推，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合理化的解读。不同政治集团对这则谶言应验的论证过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说法。
六、余论：谶纬的验与不验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第1911-1912页。
根据前文的讨论，验与不验是秦汉时期考察各类技术最关键的问题，从巫术到方术，再到谶纬，能否得到有效验证至关重要。事实上，人们很快发现巫术和方术均难以提供持续有效的验证，而谶纬则往往有验，例如“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应在霍光废刘贺，眭孟的预言应在宣帝兴起，甘忠可的“再受命”预言应在光武帝刘秀，同时刘秀的即位也正验证了“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正是预言的应验使得谶纬获得广泛的接受和信赖。然而到了东汉以后，人们对谶纬的验证方式也逐渐了解，谶纬的不验问题逐渐突出，张衡已经说谶纬是“不占之书”。 谶纬的验与不验是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1.谶纬的验证方式
根据前文的讨论，谶纬能够“有验”是两汉之际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认识，两汉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的事实让人们相信谶纬确实“有验”。《廿二史札记》“光武信谶书”篇中，赵翼指出光武帝信谶是因为“有征”：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87页。
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贺良上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授命，故改号曰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后果篡于王莽，而光武中兴。又光武微时，与邓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学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耶？”光武戏曰：“安知非仆。”西门君惠曰：“刘氏当复兴，国师姓名是也。”李通素闻其父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故通与光武深相结。其后破王朗，降铜马，群臣方劝进，适有旧同学彊华者，自长安奉《赤伏符》来，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为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鄗南。是谶记所说寔与光武有征，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
所谓“谶记所说寔与光武有征”确实是实情，而东汉建立以后的刻意宣传也让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前文也提到，皮锡瑞认为汉代有不少儒生说灾异现象应验的例证，他认为汉光武帝深信谶纬符命之说，是因为其中的许多内容被验证，这与赵翼的观点基本相同。
可以发现，谶纬的验证方式与之前的巫术和方术有较大的不同。巫术和方术通常都会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例如巫术会承诺通过求神获得福佑或者加害别人，这其实很容易被证伪；方术许诺长生不死，也很容易被证伪，如果不死之药或者药方无法获得，那么方术就会很容易被拆穿，做出承诺的方术士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然而谶纬的验证方式则是先做出预测，然后静待事情的发展，最后对结果进行“合理化”的解读。其实大部分原本就模棱两可的谶言都可以有相对合理的解读，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之中谶言也就比较容易应验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许诺鬼神福佑以及承诺提供不死之药的巫师和方术士当时就会受益；而利用谶言进行未来预测的人，通常很难在当时就得到实际的好处，甚至会因为预测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而遭受严酷的对待。例如前文提到夏侯胜被刘贺下狱，眭孟因为“公孙病已立”的谶言要求汉昭帝禅让帝位，而被霍光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杀。
也不应当忽略，无法得到验证的谶纬占绝对多数，《廿二史札记》“光武信谶书”条指出，光武帝其实知晓许多谶纬文献是伪造的，而且自夏贺良谶言以来，谶言多不应验：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87页。
独是王莽、公孙述亦矫用符命。光武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则光武亦明知谶书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岂以莽、述之谶书多伪，而光武所得者独真耶。同时有新城蛮贼张满反，祭天地，自云当王，而为祭遵所擒，乃叹曰：“谶文误我！”遂斩之。又真定王刘扬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为耿纯所诛。是当时所谓图谶者，自夏贺良等实有占验外，其余类多穿凿附会，以惑世而长乱。
赵翼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从刘秀给公孙述的书信来看，他也知道谶纬是伪造的，而且从夏贺良以来，真正能够验证的谶纬其实并不很多，所以赵翼说这些内容都是“穿凿附会”以“惑世”。事实也是如此，西汉中后期以来制造了大量的谶纬，最终被认为有验的其实也就是“刘秀当为天子”等几条而已。之所以人们认为谶言有验，与历史书写有关，详见下文的讨论。
另外，赵翼指出的“穿凿附会”也是谶纬面临的主要问题，司马光《原道》云：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242页。
昔眭孟知有王者兴于微贱，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孙氏擅以天下。翼奉知汉有中衰厄会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为灾。西门君惠知刘秀当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谋立国师刘秀，秀亦更名以应之。刘灵助知三月当入定州，四月尔朱氏灭，而不知灭尔朱者为齐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于术可谓精矣，皆无益于事，而身为戮没，又况下此者哉？
根据司马光的说法，眭孟、翼奉、西门君惠原本的预测都是错误的，眭孟原本并不知虫食树叶文字“公孙病已立”的真正含义，这则预言之所以应验，是汉宣帝的刻意彰显；西门君惠显然也没有意识到光武帝刘秀的存在，因此他支持刘歆取王莽而代之，是刘秀特别重视《赤伏符》的效验，谶纬符命成为刘秀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外甘忠可和夏贺良支持汉成帝和汉哀帝“再受命”，成帝“不应天命”，哀帝改制失败，按照司马光的说法甘忠可和夏贺良也属于“无益于事”反而“身为戮没”。后来王莽公开表示“再受命”应在自己“大将居摄改元”，刘秀政权极力强调“光武中兴”与“再受命”，目的皆在证明预言应验在自身。可以注意到，各类预言的流行属社会现象，带有不同目的的政治集团针对预言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解读，用以证明本集团得到“天意”的认可，这是谶纬能够应验的根本逻辑。
洪迈《容斋随笔》中有“谶纬之学”篇，其中也讨论了谶纬验证的问题，与司马光的意见大致相同：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第216页。
图谶星纬之学，岂不或中，然要为误人，圣贤所不道也。眭孟睹“公孙病已”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实应之，孟以此诛。孔熙先知宋文帝祸起骨肉，江州当出天子，故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实应之，熙先以此诛。当涂高之谶，汉光武以诘公孙述，袁术、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应之，以取灭亡，而其兆为曹操之魏。
洪迈认为谶纬确实是会应验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应验。眭孟被杀，孔熙先也被杀，以及公孙述后来败亡，这并不能说明谶纬是无验的，他们只是没有能够预测到谶言真正“应”的所在。这其实涉及谶纬的解释方式问题，正如前文所述，谶纬采取的是结果导向的解释方式，也就是说谶纬是基于结果对以往的预测性言论进行解释，多数情况下如果进行妥善的解读，谶纬就会被认为是应验的。其实关注结果，同时反推谶言就是最为常用的手段，成功者会搜集以往的谶言，然后基于自身的需要进行解释。而从结果导向来看，失败者自然就是没有得到“天命”，没有理解谶言真正的“应”之所在。这种“先射箭后画靶”的解释方式当然容易成功，然而久而久之人们对谶纬的信赖也会逐渐降低，谶纬取得的宣传性效果就会越来越差。
总的来说，谶纬的“应验”和巫术以及方术的应验有较大的差异，谶纬的应验方式以结果为导向，当权者可以根据结果，针对之前出现的谶纬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解读，只是由于这种解读有泛化的倾向，谶纬的可信性也就会逐渐降低。而当政治平稳运行之后，谶纬带来的危害也日益凸显，所以禁绝图谶的意见逐渐受到重视。
2.禁绝图谶的意见
东汉建立以后，禁绝图谶的意见开始出现，其中主要理由是谶纬“非经”，即与经典文献的记载不合。然而正如前文所论，根本原因还是对谶纬预言的泛化性解读降低了谶纬的可信性，谶纬所能够起到的作用衰减，反而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光武帝刘秀以谶纬作为合法性宣传的重要手段，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也有许多谶纬相关的内容。对此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例如尹敏和张衡等人都对谶纬符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后汉书·尹敏传》记载：
《后汉书》卷七九上《尹敏传》，第2558页。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
光武帝虽然表面上没有怪罪尹敏，但对尹敏的这种行为也是非常不满，毕竟对于刘秀和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图谶”有着太过重要的意义。如果颠覆这样的认识基础，有可能会引起较大的思想混乱，甚至可能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只是尹敏用这样的“小聪明”质疑谶纬文献的真实性，刘秀自然也知其用意，所以并没有严厉处理尹敏。根据前引皮锡瑞的看法，刘秀并不是一位暗弱愚昧的君主，他并不是被谶纬迷惑，而是积极地利用谶纬，发挥谶纬在维系人心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
与尹敏不同的是，上书反对谶纬的桓谭却受到严苛的对待，《后汉书·桓谭传》记载了他给刘秀的上书，其中说道：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60-961页。
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焉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桓谭的这封上书措辞严厉而且不留颜面，直接指出谶纬文献是“巧慧小才伎数之人”所为，这些人不仅歪曲圣人的意思，而且“欺惑贪邪，诖误人主”，所以希望皇帝能够抑制谶纬。光武帝看到之后自然非常不高兴，随后《桓谭传》中也记载了两人之间更为激烈的当面冲突：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61页。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