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时许多反对谶纬的士大夫态度类似，桓谭也认为谶纬“非经”。只是桓谭又是上书又是在“会议”上公开反对皇帝的意见，彻底激怒了光武帝。刘秀盛怒之下要诛杀桓谭，这也让桓谭非常紧张害怕，不久之后就郁郁而终了。桓谭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以及王莽，一直到汉光武帝即位，去世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当时士大夫之中有较高的影响力，他关于禁绝图谶的意见在当时显然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后来汉明帝路过桓谭故乡的时候还特别对桓谭的陵墓表示了敬意，也代表了汉朝官方对桓谭表达谅解和歉意。
郑兴也曾经对谶纬发表不同意见。东汉建立初年，刘秀在规划祭祀制度的时候，也想要在郊祀的礼仪中加入谶纬相关的内容，据《后汉书·郑兴传》记载：
《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第1223页。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与桓谭相比，郑兴的态度总体上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承认自己“于书有所未学”，是自己才疏学浅没有理解谶纬，而没有否定谶纬的意思。郑兴态度恭敬，而且以一种看待未知的态度对待谶纬，所以能够获得皇帝的谅解。但即便如此，他也因为不善谶在光武帝朝没有得到任用。
在尹敏和桓谭看来，谶纬文献的主要问题是“非经”，而郑兴认为自己“于书有所未学”，其实隐含的意思也是谶纬与儒家传统经典不合。郑兴也好“古学”，对于《左传》尤为擅长，所谓“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可见郑兴的学术和思想对于东汉时期的士大夫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反对谶纬的学者多有“古学”方面的背景，郑兴就是其中的代表。古文经学方面的学者，对经典原本的内容较为重视，也更重视圣人之言的真正内容，所以他们提出谶纬文献“鄙俗”的意见，或者谶纬文献之中的记载与圣人之意不合，当然如果从这个思路出发，确实很容易发现谶纬文献的问题。
3.张衡的意见
张衡对谶纬文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谶纬中的许多内容存在虚妄不实之处，并提出了禁绝图谶的意见。《后汉书·张衡列传》提道：“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 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为此，张衡写了一封很长的上疏，详细论述了谶纬存在的问题，其中提到：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第1911-1912页。
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埶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421页。
张衡在这篇上疏中提出了“图谶成于哀平之际”的基本结论，这一结论也为多数学者所认可。陈苏镇认为：“张衡是东汉顺帝时人，所见八十一篇，不仅完整无缺，而且尚未掺入后人继续编造的内容，他对待谶纬的态度也比较公允客观。考虑到这些因素，对他的看法，整体上应给予充分信任。”
张衡对待谶纬的态度公允客观是比较正确的评价。张衡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东汉中期，高层决策者对于使用谶纬来论证合法性，已经没有光武帝和明帝、章帝时代那样迫切的需求，张衡讨论谶纬问题也不会再遭遇尹敏、桓谭那样的麻烦了，所以张衡能够平静而客观地在基于学术讨论的基础上指出图谶存在的问题，并请求朝廷“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当时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但也没有因此而责罚他，张衡的仕途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后来张衡“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张衡肯定了在汉代社会较为流行的数术内容，包括律历、卜筮、九宫，以及星象（天文）、龟策，甚至是巫术等等，承认这些数术具有一定的价值。张衡自己对数术有深入的研究，《后汉书》本传说他“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汉安帝就因为常听人说张衡在数术方面的造诣，就命他去做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琁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至于张衡承认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有价值的原因，是这些内容“数有征效”，图谶则属于“不占之书”，这显然是张衡自己经过数术方面的实践所得出的认知。根据前文的讨论，无法得到有效的验证是制约各种方术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张衡提到的“律历、卦候、九宫、风角”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也很难得到验证，这些数术后来也陆续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东汉时期，这些数术刚出现不久，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也就是说，张衡反对谶纬的首要原因是“不占”，也就是无法验证，这与当时桓谭郑兴等人对于谶纬“非经”的看法有明显不同。
总的来说，因为预言往往有验，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人们格外重视谶纬。梳理预言的验证方式可以发现，这些预言具有明显的结果导向，即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上，向前追溯寻找有利的预言，这样的预言当然就能够验证了。只是这种“先射箭后画靶”的验证方式在多次使用之后，也就逐渐失去说服力，其所能够起到的效用也就会逐渐衰减，而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逐渐明显。所以到了东汉中期张衡反对谶纬的主要原因就是谶纬无法持续有效验证。然而在对谶纬的应验方式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其中包含有机械循环的历史观，对于相关问题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1]《后汉书》卷三〇下《郎 传》，第1055页。
[2]《后汉书》卷三〇下《郎 传》，第1055页。有学者解释“阴得阳”，认为发生日食之时，月亮迫近太阳，接受太阳之光，所以叫作阴得阳。又大雾弥漫，遮天蔽日，也就是阴气笼罩着阳气。参萧洪恩《易纬今注今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