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中机械循环的历史观
谶纬的历史观是机械循环的，这种循环史观的本质是尝试建立和历史事件之间的神秘联系，并以之作为推断当下王朝发展趋势的依据。历谱之学的发展对于这种循环史观的生成与传播起了关键性作用，其中“隆于神运”的一部分人宣扬五德终始学说，论述王朝德运，也促进了更始思想在当时社会的传播。循环史观为王朝的兴亡提供了依据，方便新兴王朝进行合法性论证，所以在新莽取代汉朝以及光武再受命中兴的过程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循环史观也为预测王朝更迭提供了依据，这其实也是基于谶纬的预测术能够应验的根本原因。
一、历谱学与循环史观
作为编订历法和谱牒方面的学问，历谱之学具有较为悠久的传统，也是古代史官必备的技能。历谱学后来发展出历人、数家和谱牒等派别，他们各有所长，然而基本内容都是古史与历法，而历法的主要依据是天文现象本身具有循环演变的特征，所以他们据此认为古史也是在循环之中发展和演变的。历谱学与循环史观的关系应当重视。
1.历谱学与历谱家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第488页。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
简而言之，历谱之学是编订历法和谱牒的学问，这两种文献有很大的相似性，《史记·三代世表》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史记索隐》云：“牒者，纪系谥之书也。下云‘稽诸历谍’，谓历代之谱。” 另外，《十二诸侯年表》也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这说明在司马迁的时代历谱之学相关的文献留存并不少，虽然内容庞杂，而且各家说法不一，但也给司马迁编订“表”提供了基础文献。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历谱之学本是史官所职掌。
相关的研究参见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2003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261-266页。
陶磊：《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日）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陈鹏：《终始传和历谱谍》，《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
历谱之学后来经过分化和融合，其原本形态已经难以考证，后来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大致有了一些眉目。 现在能够基本确定的是，“历”方面的学问主要是观测天文，制定历法和年历等等；而“谱”方面的学问主要是世表和谱牒等。有学者指出，这两种文献虽然有区别，但他们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例如李零就认为“谱”的特点就在于和年历、月历等相配合。 陶磊认为历谱本身并不是单纯地讲帝王世系的内容，他以《世经》为例，指出历纪的历谱化，不过是帝王世系与另外一种性质的历相结合，这种性质的历具有纲纪天下和推定灾异的功能。 日本学者高木智见则认为，“天象的记录和人间的记录是天历行使的足迹，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同一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谱之学涵盖了“历法的星历”和“人间的世系”。 陈鹏指出，“历谱牒”一旦受到数术家的影响，其内容很可能被有意地筛选和重新编连，从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这种新的含义应当就是以天道预测人事，排列圣王和王朝的德运谱系。
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2003年第4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增订版）》，第16页。
李零：《兰台万卷（修订版）·读〈汉书·艺文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李零：《与邓文宽先生讨论“历谱”概念书》，氏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279页。
薄树人：《中国古代天文文献的分类》，氏著：《薄树人文集》，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总共收录有历谱十八家，分别是《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日月宿历》十三卷，《夏殷周鲁历》十四卷，《天历大历》十八卷，《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传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历数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纪》三十卷，《太岁谋日晷》二十九卷，《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日晷书》三十四卷，《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邓文宽把这十八种文献分为“历术”和帝王世系家谱两类。 邓文宽“历”和“谱”两分的方法为学者们所肯定，刘乐贤则在邓文宽的基础上又划分出关于计数方法的书籍，例如最后两种算术书。 李零把历谱十八种分为五组，分别是历书七种、历术五种、谱牒三种、计时书一种、汉代数术书两种。 另外李零也提出，在《史记》的《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中也可以见到“历谱”合一的情况。 也有学者把历谱类文献分为历法推步总术、历法推步分术、行事、谱牒、算数等五种。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76页。
《汉书补注》引宋祁曰：“史官之下，旧本有术字。沈钦韩曰：史是史巫之史，官则太卜詹尹之官。《律历志》太史令张寿王，太史丞邓平。本志，太史令尹咸，皆是。非载笔执简之史也，故于数术家举之。”班固撰，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3221页。
在《汉书·艺文志》之中，历谱家与天文、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同属于数术略，班固认为：“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 在班固看来，数术家的职掌与史官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所擅长的技术也来源于史官的体系。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75页。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3页。
《史记》卷二六《历书》，第1260页。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88页。
《汉书·艺文志》提到擅长数术的史官：“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禆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 其说法来源于《史记·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 进入汉代以后有唐都，“庶得粗觕”。唐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史记·历书》说汉武帝“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认为“分其天部”的意思就是“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 《天官书》也说“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是说唐都等人擅长的“星”“气”“占岁”等都是“天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唐都的学生，《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史记索隐》说他就是《天官书》提到的唐都。 这说明唐都被招致京师以后，曾教授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从战国时代的梓慎、禆灶一直到汉代的唐都，都可以归入言“天数”者系统，司马迁父子显然受此学术体系直接影响。至于后来刘向、刘歆及班固，以及沈钦韩提到的太史令张寿王、太史丞邓平、太史令尹咸，应当也都可归入这一“天数”系统。
在“数术略”中，历谱和天文及五行关系极为密切。《汉书·艺文志》有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十卷，班固认为：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67页。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根据班固的说法，历谱之学的主要内容在“历数”方面，也就是制定历法。历法显然又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足日常社会生活的使用，同样还具有神圣的含义，即指导政治实践，论述历史王朝的演变规律，为王朝的合法性建构提供理论支持等等，这也就是所谓“圣王必正历数”的含义。所以数家在历谱之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详见下文的讨论。
李零：《待兔轩文存·说文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1页。
另外班固还提到，历谱之学之中也包含有测定时日吉凶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凶阨之患，吉隆之喜”，趋吉避凶也就是择日术的核心内容。择日术相关的内容更接近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具体的内容就是婚丧嫁娶过程中选择时日，到了汉代已经成为指导日常生活实践性质的文献。班固评价这种行为是“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而且相关的内容十分庞杂，不易掌握，所以说“道术破碎而难知”。或者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艺文志》没有收录相关的文献，例如现在出土文献中常见的“日书”文献就全然没有收录。李零认为，日书文献和“历”“谱”的关系都较为疏远，是数家的书，更看重吉凶宜忌等“神运”。 也可以认为，到了西汉晚期以及东汉时期，类似“日书”这样的文献在民间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流派纷繁，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刘向、刘歆和班固在进行学术以及文献的分类和总结的时候，对“日书”文献无从下手，所以干脆不予收录。
总的来说，历谱之学是对“时间”的理解和掌握，在这个基础上包含了历法和谱牒方面的内容，而这两种学问本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背后是人们对于时间的整体认知。后来谱牒之学逐渐发展，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基于天文观测的历法之学也逐渐发展，尤其是随着天文学的进步以及各类天文仪器的设计和制作，历法之学逐渐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前进。然而其中“隆于神运”数家一派，基于对天文现象循环往复的认识，宣扬五德终始说，论述王朝德运发展，在西汉中后期以后也引起了较多的重视。
2.历人与数家
根据前文的讨论，历谱之学主要是由历法方面的学问和谱牒方面的学问两部分构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言中司马迁说：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11页。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郭嵩焘：《史记札记》，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
吕思勉：《古史纪年考》，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
陈鹏：《终始传和历谱牒》，《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
程苏东：《史学、历学与〈易〉学——刘歆〈春秋〉学的知识体系与方法》，《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冬之卷。
吕思勉：《古史纪年考》，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
司马迁说明了西汉以后历谱之学的大致情形，郭嵩焘说“历人”即《春秋历谱牒》，其中有帝王嬗代终始，但其辞较略；而数家、谱牒即张苍历谱五德。 吕思勉认为，治“终始”者必言帝王嬗代，因亦考究其年数。 也有学者认为，“神运”指帝王或朝代的德运、期运，与五德终始或三统循环有关。 从司马迁的叙述来看，“历人”是测算历法的人，“谱牒”是记述家谱世系的人；前文也已经讨论过，历法和谱牒在《汉书·艺文志》中同属于数术略历谱类，并和数家相互影响。程苏东推测司马迁这则序言的核心内容在阐述《春秋》的历数价值，他认为在司马迁看来，“儒者断其义”指的是胡毋生和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主流，而“驰说者骋其辞”指的是根据《春秋》而骋言时政的一部分人，所以司马迁说他们“不务综其终始”。 所谓“历人取其日月”，说的是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历法的编订工作，例如汉武帝时代的唐都和落下闳等人，以及吕思勉所谓以历法考古史之年月，这些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传天数者”。 这部分人的工作和当时政治、社会的实际需要有关，例如汉武帝时代确实需要重新编订历法，后来刘歆等人也以历法考古史，但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受到五德终始说的影响。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第2681页。
后来文帝时代有张苍、尹咸等人，他们都精通历算之学，例如《史记》说张苍“好书律历”，并说：“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由这段记载可知，张苍的历术之学与司马迁所谓的“历人”一派接近，即推算历法与天文现象结合，使人们日常使用的历法合乎天象。这种学问其实接近现代意义上“科学”的天文学，而且相对比较容易验证，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民众生活的需要，所以一直为官方所掌握。张苍以后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为太史公，“星历”是他们职掌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10页。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第281页。
其实张苍也受五德终始说影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汉相张苍历谱五德”，《史记索隐》认为“张苍著《终始五德传》也”。 另外《史记》本传说张苍“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他的理由是“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史记索隐》引姚察云：“苍是秦人，犹用推五胜之法，以周赤乌为火，汉胜火以水也。” 张苍是阳武人，后来为荀子门人，他学问的核心内容是“历数之学”，也就是《史记》所谓的“好书律历”。从他与鲁人公孙臣的争论来看，张苍和数家传五德终始有所不同。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11页。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第51页。
葛志毅：《邹衍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影响》，氏著：《谭史斋论稿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李零：《与邓文宽先生讨论“历谱”概念书》，氏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279页。
至于“数家”，司马迁说他们“隆于神运”，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中夹杂许多神秘主义内容，《史记索隐》说他们是“阴阳术数之家”。 但“阴阳术数之家”并不等于“阴阳家”，而是历谱家中的一部分人在他们的学术中加入阴阳术数等相关的内容，并试图指导政治实践。蒙文通已指出司马迁所谓的“隆于神运”者是“阴阳家邹子之俦”， 葛志毅认为“隆于神运”主要应指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运，即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谱牒及历法方面的学问相结合，形成历史化的谱牒学。 李零认为，历人和数家也可以互相融合，例如历人的工作可以结合“神运”成为选择书，也可以结合“谱牒”成为历谱和年谱。
数家在秦和汉初开始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6页。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
《史记·封禅书》也说：“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顾颉刚注意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终始说而制定的制度。” 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显然受到了邹衍学说的影响。《史记索隐》引《汉书·郊祀志》说：“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邹衍学说原本在齐国滨海地域流传，秦灭齐，这些人来到秦始皇身边，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就是来自他们的建议。
《史记·封禅书》还说：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6页。
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
学者们对秦是否尚水德一直有争议，王子今和史党社对相关的学术研究进行梳理，认为秦尚水德的事实不能够轻易否定，参王子今、史党社《秦祭祀研究》，第113-115页。
司马迁并未提到“或曰”是谁说的，顾颉刚推断他是受邹衍影响的齐人，而正是这位齐人将秦文公以来的若干符瑞作为凭据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因而接受秦为水德。 同时也当注意，数家特别重视“符瑞”，通常以符瑞作为证据论断王朝的德运，显然这也影响了后来谶纬之学。然而司马迁关于秦为水德的叙述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怀疑，有学者质疑秦是否尚水德。
进入汉代以后，张苍确立的汉为水德制度，受到来自民间的公孙臣的挑战，《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第2681页。
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29页。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30页。
另外《文帝纪》也记载：“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后来黄龙出现于成纪，汉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并下诏书说：“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 由于预言“黄龙”会出现而当真应验，所以公孙臣的学说得到了汉文帝的支持。公孙臣是鲁人，从其提到土德以及黄龙来看，他显然应属于邹衍一派，是典型的数家。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3页。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
但汉文帝改正朔易服色的事情并没有真正推行，主要原因与后来新垣平事发有关，史料记载，新垣平案发以后汉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所以顾颉刚说公孙臣是受了新垣平的累。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与张苍等历人派相比，公孙臣对专业的历法技术并不擅长，这或者是他们无法推动改正朔易服色的内在原因。
《史记》卷二六《历书》，第1260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3页。
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
新垣平确实也提到了“正历”的问题，但新垣平本人显然并不属于历人。《史记·历书》说：“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后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另外新垣平曾向汉文帝言“臣候日再中”，结果“居顷之，日却复中”，《史记索隐》引晋灼云：“《淮南子》云‘鲁阳公与韩构，战酣日暮，援戈麾之，日为却三舍’。岂其然乎？” 陈槃引《易辨终端》云：“日再中，乌连嬉。仁圣出，持知时。”认为谶纬中有相关的内容，所以新垣平诈演之。 新垣平让汉文帝看到“日却复中”的神奇现象，但这并不是历法之术，而应当归之于巫术表演。这种表演具体情形已不可知，但能让汉文帝信服，其中必然有炫惑人心的手段。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30页。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13页。
相关的研究参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另参李零《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2期。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3页。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117页。
从相关的记载来看，新垣平的主要学术背景是望气和鬼神祭祀，前者是当时新兴的方术，后者则属于巫术范畴了。《史记·孝文本纪》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 《汉书·郊祀志》载其言论曰：“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 可见新垣平方术的核心内容是望气术。望气的方术具有悠久的历史， 史料常见的用途主要在军事领域。另外，新垣平也擅长一些迷惑人心智的“小术”，可能也正因此受到汉文帝信赖。《史记》提到他曾经“献玉杯”，《封禅书》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 有学者注意到新垣平所长多为预言类方术。 也就是说，新垣平或者受五德终始说影响，也曾经向汉文帝提议“改历”，但他并不属于历人，也并不擅长历法，所谓“颇言正历服色事”更多是为了迎合汉文帝的需要。
总的来说，历人和数家同属于历谱学范畴，其中历人主要擅长历法制作，而数家则侧重于在历法中加入阴阳术数等相关的内容，并试图指导政治实践。历人和数家虽然较为相似，但各有所长，历人掌握的技术容易验证且较为实用，数家的技术则有较多神秘主义相关的内容。数家在天体循环认知的基础上，参考历法推步之术，强调终始思想，对秦汉王朝的政治文化造成较大影响。
二、从终始到大终
——循环史观的特征
前文提到，司马迁说历谱学中的数家“隆于神运”，他们擅长的技术包含较多神秘方术，而其中基本内容就是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说。所谓“终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循环，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天体运行具有终而复始的特征，而依据天体运行制作的历法运行到一定程度走向终结，然后重新开始新的循环，这是循环史观的核心内容。
1.邹衍与终始思想
邹衍被称为“谈天衍”，可见其学术的本质来源于天学。邹衍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以历法方面的学问结合对古史的认知，尝试探索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终始循环的历史观念。
有关邹衍生平参孙开泰《邹衍事迹考辨》，《管子学刊》1989年第3期；《邹衍年谱》，《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另参孙开泰《邹衍与阴阳五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
由于邹衍著作均已亡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司马迁的评论和叙述是研究邹衍学术的主要参考依据：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5页。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33页。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9页。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5-2346页。
《史记》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2370页。
陈直：《史记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2页。
蒋伯潜：《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2页。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孙开泰：《邹衍与道家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
（日）武内义雄：《中国思想简史》，汪馥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62页。
“终始”“大圣”是《邹子》书中的两个篇名。 “终始”也名“邹子终始”“终始五德”，《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本注云：“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史记》列举的是邹衍著作的篇名，《汉书》列举的是书名。另外，邹衍的著作中还有《主运》篇，《史记·封禅书》说“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史记索隐》认为“《主运》是《邹子书》篇名也”。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史记索隐》云：“刘向《别录》云邹子书有《主运篇》。”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云：“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陈直怀疑这里的“至道”是“主运”之误。 蒋伯潜认为“作《主运》”应移于《终始》《大圣》之前，三者皆为篇名。 清代学者马国翰曾辑有《邹子》一卷。 另外有学者也指出，《邹衍重道延命方》和《邹生延命经》应属后人伪托， 而《春秋邹氏传》则出自邹衍一派，应属后学所为。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9页。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第488页。
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观堂集林（外二种）》。
班固撰，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3149页。
章宗源撰，王颂蔚批校：《隋经籍志考证》，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287页。
参张书豪《西汉“尧后火德”说的成立》，《汉学研究》第29期第3期，2011年。另参氏著《秦汉时期的终始论及其意义》，《汉学研究集刊》2007年第4期。
邹衍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五德终始，《史记·封禅书》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 《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史记索隐》云：“传，次也。谓五行之德始终相次也。《汉书·郊祀志》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 《史记·三代世表》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史记索隐》曰：“谓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传次相承，终而复始，故云终始五德之传也。” 王国维指出“终始五德传”为书名。 《汉书补注》引《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有学者认为这是《邹子终始》解题。 也有学者认为，“终始传”是阴阳家记述五德终始的一种文类，如《终始五德传》《黄帝终始传》等，其起源就在邹衍所著的“终始大圣”等篇。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33页。清人姚振宗认为班固原注当作“传黄帝《终始》书”，已有学者进行辨析，参刘贝嘉《〈公梼生终始〉“传黄帝〈终始〉书”说献疑》，《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21年第1期。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10页。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29页。
陈鹏：《终始传和历谱牒》，《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78页。
沈钦韩著，尹承整理：《汉书艺文志疏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邹衍之后，其学术继续传承，《邹子终始》之外，《汉书·艺文志》还收录有“《邹奭子》十二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本注云：“传邹奭《始终》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奭“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显然邹奭与公梼生皆邹衍学说的继承者。另外《汉书·艺文志》中还有《张苍》十六篇，本注云“丞相北平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汉相张苍历谱五德”，《史记索隐》云：“张苍著终始五德传也。” 可见张苍受邹衍一派学术影响，然根据前述张苍学术的核心内容是律历，应属历人。另外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也提及“终始传”，其学与张苍不同，《史记·孝文本纪》称：“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后来“黄龙见成纪”，汉文帝接受公孙臣关于土德的主张。是知战国时邹奭、公梼生，入汉以后公孙臣均为邹衍学术一脉。 另外，《汉书·律历志》提到“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杯育治终始”， 沈钦韩认为这些人都与终始有关。 至于前文提到的公孙卿以及甘忠可、夏贺良等人，也可以视为这一学派的分支。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第506-507页。
葛志毅：《邹衍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影响》，氏著：《谭史斋论稿六编》。
陈鹏：《终始传和历谱牒》，《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辛德勇也有相近的看法，参氏著《海昏侯刘贺》，第117页。
褚少孙曾引《黄帝终始传》，云：“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自）〔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 有学者指出，根据“黄帝终始传”这一名称可知褚少孙所引之书与邹衍有某种关系，然其内容则与谶纬有关。 也有学者认为《黄帝终始传》将五德终始说与谣言结合起来，把霍光纳入终始序列，是霍光集团为造势而制作的。 《法言·重黎》也提到“黄帝终始”：
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雠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
扬雄撰，汪荣宝注疏：《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7页。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缓斋杂记》，《顾颉刚全集》。
（日）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田人隆译，第90页。
许倬云：《先秦诸子对天的看法》，氏著：《求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陈鹏：《终始传和历谱牒》，《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1期。
李轨注云：“世有黄帝之书，论终始之运，当孝文之时三千五百岁，天地一周也。” 顾颉刚认为李轨注中所云应当就是《黄帝终始传》中之语。 有学者认为，“终始”的含义为“终而复始”，如果一个王朝为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前一个王朝为“终”，后一个王朝为“始”，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已。 王朝的更迭就像是四季的代换一样，朝代的改易成为五德的自然承袭。 也有学者指出，五德终始说的本质可以说是把历学的知识和古史的知识结合起来，用神秘主义视角看待帝王世系的传承和朝代的更迭。
这种“先验小物”的方式与前文方术士“验小方”也非常相似，详见前文的讨论。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31页。
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第488页。
从“终始”这样的名称来看，邹衍学派主要的理论是分析目前出现的现象，并与历史上的现象作比较，然后发现规律，即所谓“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后采用这样的规律指导人间政治。 邹衍所谓的规律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然后把历史经验运用于实践的指导之中，即“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另外以“符应”作为主要证据，判断王朝德运的信息。 而所谓“主运”其实也是根据五星运动描述朝代的更迭， 认为人间朝代的更换与天文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邹衍学派的学术基础仍然是史学，是对“黄帝”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只不过这种总结融合进了阴阳五行方面的学说，认为人间事物与天文现象是一致的，即都处于无限的往复和循环之中，这也就是所谓的“终始”的真实含义。邹衍学派由观测天文而用以指导人间事物，申发出“终始”循环的理论，也就使得其理论体系具有机械循环的特点。这也就是《史记索隐》所谓的“五行之德始终相次”，“谓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传次相承，终而复始，故云终始五德之传也”。
总体而言，所谓“终始”其实就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这种观念的基本特征是认为历史是循环演进的，而且这种循环是“无限”的。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念，就可以根据历史事件，分析现在局势，并对未来做出判断。这种观念同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用于解释朝代的更替，形成了五德终始的学说，其机械循环的历史观显然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重要的影响。
2.大终思想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92页。
大终思想是在终始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前文讨论再受命思想，提到齐人甘忠可曾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前文也提到，甘忠可属于方术中的天文历法一派，其实也可以归属于司马迁所谓的数家。后来甘忠可在被汉哀帝召见时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可见“天地大终”和“中衰”含义基本相同，指的是历法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改历”重新开始，这也就是所谓“再受命”的思想基础。大终思想确实与数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书·律历志》也提到“小终”“大终”和“元终”：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第1007页。
九章岁为百七十一岁，而九道小终。九终千五百三十九岁而大终。三终而与元终。进退于牵牛之前四度五分。九会。阳以九终，故日有九道。阴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阳名成功，故九会而终。四营而成易，故四岁中余一，四章而朔余一，为篇首，八十一章而终一统。
《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3页。
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谶）》，第58页。
萧洪恩：《易纬文化揭秘》，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第363页。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第316页。
另外，易经中也有相关的内容，例如《周易》坤卦《象辞》说：“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易纬乾凿度》说：“孔子曰，至德之数，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岁，五德备，凡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复初。” 《易纬》这段话的核心内容是五德终始， 所谓“大终复初”，其实就是进入新的历法循环，任蜜林解释这段话的意思说：“五行依次用事，终则反始，期至则变。” 简单来说，“大终”是历算之学计算历史时代的一种工具，认为历法会有一个结束的点，而结束之后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上》，第589页。
钱大昭撰，黄建中、李发舜点校：《广雅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85页。
可以发现，“大终”的思想与人们对月亮运行的观测有关，月亮阴晴圆缺的周期性变化，会让人们对“终始”这种现象有非常直观的印象。《新唐书·历志》将筮占术与历法推步结合，其中提到月亮运行与历数计算之间的关系：“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数约之，凡二十九日余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于朔，此六爻之纪也。以卦当岁，以爻当月，以策当日，凡三十二岁而小终，二百八十五小终而与卦运大终，二百八十五，则参伍二终之合也。数象既合，而遁行之变在乎其间矣。” 钱大昭《广雅疏义》“月行九道”条也说：“月与日交，而有交食，即昭二十一年《正义》所言是也。九道与宿度交，则为八节，即《汉志》所说是也。古节气有常度，月行有常率。大抵十九岁而九道小终，千五百二十岁而大终，与交食无预也。” 也就是说，“大终”的周期性变化呈现出的数字组合，和人们对月亮运行周期的测算有关。
总的来说，甘忠可等人所谓的“天地之大终”指的是历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重新进入循环，这其实也就是终始思想。而历法推步之术中有小终、大终、元终的说法，显示人们对大终的认识主要依据的是月亮的周期性运行。事实上，月亮的运行不仅是测算历法的主要依据，其圆缺更替变化也是终始思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3.“三五”与“三七”——数字循环与天命
以数字言说国运与天命具有悠久的传统，这种观念认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其实是基于对天体循环往复运行的认知推断人间政治的演变规律。可以发现，这种观念也受到历谱之学的影响，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古史与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