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巫术、方术的验与不验第一节 崇方术而抑巫鬼——秦始皇求仙的政治文化考察第二节 汉武帝的巫术和方术体验第三节 不验辄死：巫术和方术的终极难题第二章 谶纬的预测与应验第一节 秦谶考第二节 谶纬预言的应验逻辑第三节 谶纬中机械循环的历史观第三章 历史书写中巫术与方术的验证第一节 《史记》的“灵验”书写第二节 《汉书》中的灾异应验第三节 《三国志·方技传》与《后汉书·方术列传》的验证问题
结论
后记
序
陈鹏
秦汉时期，方术和谶纬是士大夫知识的重要组成，并对王朝政治实践和士民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方术为方技与数术之合称，而谶纬为谶与纬之合称。方术与谶纬，在性质上虽存在差异，但在内容上却不无交叉，并都呈现出神秘文化色彩。
在西汉晚期刘歆所撰《七略》中，当时图书被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而方技、数术各占其一，诸子略阴阳家和兵书略兵阴阳类亦与方术有关。可见，在秦汉时人的知识体系中，方术几占半壁江山，影响遍及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多方面。
一般认为，方术起源于巫术。上古时人敬畏自然，崇拜鬼神，或借助某种仪式沟通天地鬼神，或凭借某种方式占验吉凶，巫术由此诞生。虞夏时期，巫术即已诞生、流行；商周以来，巫术愈发盛行，殷墟甲骨、《周礼·春官》皆其明证。秦汉时期，巫风犹存，秦、晋、楚、越、燕、齐等文化区均存在巫者，受到统治者和士民崇信。较诸巫术，方术是巫术中巫医、卜祝、星历等技艺“体系化”乃至“学理化”的产物。王官中卜、史、医、祝和民间方术士皆参与了这一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即就，巫术与方术也难以判然两分。
战国晚期，燕齐方士代表人物邹衍，兼采儒学、道学和史学知识，推动方术进一步“学理化”，提出“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等重要学说，形成诸子中阴阳家。阴阳家学说论及天地、政治和社会演化之理，不仅为燕齐方士传习、鼓吹，更获得统治者接受，为现实政治服务。秦并天下，始皇帝采纳邹衍“五德终始说”以证秦朝正统。其后，“五德终始说”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正统的主要依据之一。阴阳家学说亦受到士大夫关注，董仲舒、司马迁和刘向、刘歆父子等皆曾采纳、借鉴或改进其说。相较而言，阴阳家学说侧重王朝历运，而一般方术讲究禁忌、吉凶，故被视作“小数”（《汉书·艺文志》）。但二者在秦汉时期政治实践和运作中均产生重要影响。
谶纬与方术存在渊源，但在内容和性质上差异不小。谶是可验证的隐语性政治预言，渊源颇早，可能源自周秦卜史、方士创作的政治预言。至汉代，此类隐语预言经方士、儒生之手，逐渐系统化，并与儒家学说尤其是今文经学相结合。纬是相对于经而言，是今文学儒生吸收阴阳五行说和方术，神化孔子、伪托圣人以解释儒经的产物。西汉成哀之际，谶与纬结合成文献体系，即河图洛书四十五篇、七经纬三十六篇和《论语谶》等文献。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但秦汉时期的儒生尤其是今文经家，采纳阴阳五行说和方术，鼓吹天命历圣相传和孔子为汉立法，令儒学呈现“神化”色彩。谶纬作为政治预言，与阴阳家学说、方术，共同构成汉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秦汉时期的方术和谶纬，长期受到学界关注。早在1935年，顾颉刚先生撰《汉代学术史略》，即论述了方术、谶纬及其对秦汉政治的影响。其后，学人或立足于学术史、文化史、科技史，考察方术、谶纬的文本、内容和内在机理等问题；或将方术和谶纬视作一种政治文化，探讨二者在秦汉政治实践和演进中的影响和意义。
然而，方术和谶纬研究，不得不面临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即如何认识二者的应验与不验。在史书记载中，方术占测运势吉凶或政治走向，固然存在不验情形，却也不乏“巧合”的应验案例。谶纬作为隐语性政治预言，经儒生、方士的鼓吹，深受时人崇信，以致不乏主动践行或曲解谶纬文辞以应验者，其预言同样不乏“巧合”的应验案例。基于理性和科学，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占卜和预言，纵非牵强附会，也不过是个概率学问题。但方术与谶纬的应验与不验，在秦汉王朝政治演进中却有着切实意义。时人在政治实践和运作中，究竟如何看待方术、谶纬的应验与不验呢？史家在历史记注和撰述之际，又如何书写和认识相关情况呢？
董涛兄大作《不验辄死——秦汉时期的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正是针对秦汉时期方术、谶纬应验与不验问题的考察。本书并非仅专注于方术和谶纬的技术和机理，而将二者作为政治文化展开探讨。政治文化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种路径：其一是将某种政治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该文化的内在逻辑和政治影响；其二是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某种历史现象、行为或制度等，探索其政治意义和影响。本书在研究取径上，可谓兼而有之。书稿第一章着重考察秦皇汉武对巫术、方术的态度和体验，提出可得验证是巫术、方术能够取信于统治者的重要前提，“不验辄死”的压力推动方术技艺不断进化；第二章围绕谶纬应验逻辑展开研究，揭示出谶纬“隐语预测+解读应验”的验证模式，论述了这种模式对汉代政治实践的影响；第三章转向探讨历史书写中巫术和方术的验证问题，批判性指出史书书写者会有意识地选择书写方术的应验与不验。本书揭示了方术和谶纬在政治实践和运作中的关键节点，无疑将推进秦汉时期政治文化研究的细化和深入。
董涛师兄于2010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与我相识相交，至今已十余年矣。读书期间，我对星历、德运、谶纬等政治文化问题也颇感兴趣，与他交流讨论颇多。后来，我的研究旨趣逐渐转向士族谱牒、边疆民族等问题，而董涛兄则长期在政治文化领域潜心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作即将出版之际，董涛兄嘱我作序。我深知自己并非作序的最佳人选，但十余年来共相论学，情义匪浅，不便推辞，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是为序。
2025年6月27日于长春阳光城怡景园
引言
鬼神信仰构成了秦汉政治生活软环境的核心内容，巫术、方术和谶纬都曾经对政治行为、政治的演进以及政治制度的变迁造成影响，神秘主义因素曾经深刻影响秦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形塑秦汉政治文化的核心特质。而方术和巫术之所以能够在秦汉政治中大行其道，根本原因是被认为能够验证，各类巫师和方术士努力让人们相信鬼神存在且能够被驱使，基于此的巫术和方术获得广泛的信赖，这种思想遍及秦汉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普通民众还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士人都很难摆脱鬼神观念的桎梏，是以政治文化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另外，谶纬能够预测未来，在汉代的政治实践中往往应验，例如汉宣帝即位意味着“公孙病已立”的预言被验证，光武中兴的政治实践验证了“再受命”的预言，甚至“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也验证在光武帝刘秀身上，这不能不让当时的人们相信谶纬预测未来的神秘能力，图谶也顺理成章被刘秀奉为宝典，成为东汉王朝主流意识形态。尽管人们很快发现多数谶纬属于“不占之书”，方术士们到底也没有找到不死的仙药，而且人们很快也会发现巫鬼方术的验证是偶发的或者无法持续的，但人们的思维往往被束缚其中，并进而形成依赖，鲜有人敢于对巫术、方术和谶纬的验证产生质疑。
迷信束缚的突破有赖于人们探索和认识世界实践的拓展，也有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秦始皇以前人们相信昆仑山上有不死之药，于是探索的足迹遍布西部的高山；而海外仙山的传说也促使徐福等人驾船出海。这些努力的出发点虽然都是求仙寻药，但人们对于世界的探索和认识也由此向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也最终验证高山和海外并没有神仙。汉代有识之士也在尝试突破鬼神迷雾，认知巫术、方术和谶纬的真相。如司马迁虽然无法确定鬼神是否存在，但他秉持谨慎求实的基本态度，对于巫者之术疑则存疑；他亲见汉武帝祭祀神君，客观描述神君所言与常人无异，而且他详细讲述扁鹊和仓公等医者的故事，告诉读者医疗技术能够治愈疾病才是真实而且能够持续验证的，这其实已经是接近“科学”的思维方式。班固继承司马迁对于神仙方术的基本态度，并且借谷永之口告诉人们秦皇汉武的求仙根本没有验证。张衡虽然没有解释谶纬如何预测未来，但他发现与当时的天文历法之术相比，谶纬属于“不占之书”，而张衡也致力于改进天文测量仪器。技术的进步对于摆脱迷信思想的束缚显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人们对世界的探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对较为缓慢，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士也属少数，秦汉时期整体社会为神秘主义氛围所笼罩，这也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政治运行，是以政治文化中非理性因素持续存在。秦汉以后虽然巫鬼方术难登大雅之堂，阴阳数术逐渐被儒学学术体系消解，但丹药服食一度盛行，巫蛊案件时有发生，而各类政治谶言也从未销声匿迹且往往能产生较大影响，更不用说鬼神祭祀从来是国家礼仪大典，吉凶占测、时日选择、风水堪舆等也是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神秘主义因素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5页。
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本书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本书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本书使用的是中华书局2006年本。
刘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本书从巫术、方术和谶纬着手考察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其中巫术主要是基于鬼神祭祀产生的，而所谓“方术”是秦汉文献中“方技”和“数术”的合称，主要指的是刘歆《七略》中“数术略”和“方技略”中总结的相关学术内容，“方术”就得名于此。但这些方术门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发展状况，在某些情况下“方术”也包括“兵书略”中的部分内容，其中“数术”《汉书》也写作“术数”，意思相通。 1993年，李零联合相关学者编辑出版了一套方术类丛书，名为《中国方术概观》。 这套书有10种14册，分为“房中卷”“导引行气卷”“服食卷”“杂术卷”“星命卷”“相术卷”“选择卷”“式法卷”“卜筮卷”“占星卷”。同年李零出版《中国方术考》一书，此书由上编“数术考”和下编“方技考”两部分组成，上编主要讨论的是占卜和择日，下编讨论了炼丹术、导引和房中等。 而在随后的《中国方术续考》中，李零着重讨论了“巫”、宗教、方士流派、太一及三一信仰、地理知识、占卜、房中流派等内容。 此后刘瑛对《左传》和《国语》中出现的“方术”问题进行细致梳理，尤其对时日禁忌的考察很有见地。 受限于材料，“方术”所能讨论的问题很难贯穿成一条完整的线索。
陈维辉：《中国数术学纲要》，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
俞晓群：《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另参氏著《数与数术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刘晶：《两汉数术原理导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
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陶磊：《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另参氏著《〈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
金身佳：《方术与中国古代政治》，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7年。
赵洪联：《中国方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黄一农：《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另参氏著《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另参氏著《文史星历：秦汉史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关于数术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学术积累，例如陈维辉以传统学术为基础，系统梳理数术源流，并对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数术原理进行讨论。 俞晓群以“数”为切入点，讨论中国古代的象数、天数、礼数、命数、历数等等，侧重于揭示数的原理。 赵益的研究以《汉志》《隋志》和两《唐志》为中心，对传世文献中的术数内容进行总结和归纳。 刘晶的研究对两汉的数术原理进行了梳理，可以帮助理解出土文献中的数术内容，也为了解汉人哲学思想提供参考。 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注意到从巫术到数术的转变问题， 陶磊在《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一书中也侧重论述巫术到数术的变迁历程，认为随着天文学的进步新的天道观开始出现，而这正是数术出现的重要原因。 同样注意到从巫术到数术的信仰转变的还有金身佳《方术与中国古代政治》。 另外赵洪联对“方技”的研究也应当引起重视。 黄一农研究社会天文学，新作改名为“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内容仍然以星占为主，包含择日术等内容。 陈侃理的研究关注灾异与政治文化，也讨论了天文与数术占验等问题。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此书增订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胡文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晏昌贵关于数术研究的论文另外还收入氏著《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00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出版了本书的修订本。
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也使得方术的研究逐渐向前拓展。学者们大多将《日书》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占星等内容称为“数术文献”或“方术文献”，例如刘乐贤对早期数术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着重讨论《日书》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数术问题。 而胡文辉的研究涉及《周易》《山海经》，以及《日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出土文献，讨论了占卜、时日选择等“方术”。 晏昌贵讨论楚地简牍中的方术问题，讨论的内容包括卜筮祭祷、神灵信仰、行为仪节、人员组织等。 姜守诚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早期道教，其中也涉及古代方术有关的内容。 此外，李零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也对方术类文献进行了梳理。
此书192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根据这一版本影印出版；另江绍原又有《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一书，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
这本书在198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改名为《巫术与语言：交感巫术》。另外，李安宅编译的巫术著作还有《巫术的分析》一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结合了中国的风俗来谈巫术问题，极具参考价值。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收入《郑振铎全集》第三卷《杂文、文学杂论》，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瞿兑之：《释巫》，《燕京学报》1929年第7期。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王恒余有《说祝》一文，对于先秦时期巫祝等问题的研究有独到见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1961年。
此书于1999年加入刘仲宇的导读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汉书·艺文志》中，与鬼神祭祀有关的内容被归于“数术略”中的“杂占”，与神仙相关的内容被归于“方技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巫术应归属于广义上的方术概念范畴；但学者们在使用“巫术”这个概念的时候通常与鬼神祭祀联系在一起，本书在行文过程中将巫术和方术分开讨论，但在整体框架中则将巫术纳入广义上的“方术”范畴内。学者们对巫术的研究开始较早，1928年江绍原发表《发须爪》一文，介绍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发、须、甲的礼仪、习俗、传说和迷信等。 1931年，李安宅将弗雷泽的《金枝》编译为《交感巫术的心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同时，闻一多也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先秦时期的神话与诗歌，著名的论文有《伏羲考》《神仙考》《端午考》等，后收入《神话与诗》一书。 另外，郑振铎有《汤祷篇》一文，也是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化的典范之作。 1929年，瞿兑之发表《释巫》一文，广泛征引史料，详述先秦秦汉时期巫者的活动。 1939年，同样在《燕京学报》上，陈梦家发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把巫的职事分为祝史、卜、医、占梦、舞雩等五种，其中的一些内容其实也属于方术。 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是研究道教史与地域文化至为重要的一篇文献，其中《黄巾米贼之起原》等章节与本书讨论的问题有关。出版于1934年的许地山《道教史》一书，在《秦汉底道家》一章中讨论了秦汉时期的巫、杂术以及神仙信仰等问题， 颇多新鲜见解。
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张紫晨：《中国巫术》，第37页。
宋兆麟重视性与巫术的研究特色较为鲜明，除了《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之外，他还有《中国生育·性·巫术》（台北：汉忠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民间性巫术》（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等书，可以参看。另外，宋兆麟关于巫术的著作还有《会说话的巫图：远古民间信仰调查》（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寻根之路：一张神秘巫图的发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等。
高国藩：《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中国民俗探微》，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高国藩另外还有《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一书。
臧振：《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吴成国：《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年。
（韩）赵容俊：《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收入氏著《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巫术的研究继续开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这本书对于巫术的起源及相关理论，以及“马那观”与中国巫术的基础论述尤详，是中国学者中较早深入研究巫术理论与中国巫术元素的。同样重要的专著还有张紫晨《中国巫术》， 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 张紫晨定义巫术为：“巫术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信仰或信奉基础上，出于控制事物的企图而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是人类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外界自然）与想象的鬼灵世界所使用的手段。” 詹鄞鑫将巫术与巫术文化称为“心智的误区”，可知作者也更倾向于从类似“心智”“思维”的角度考察巫术文化。另外，宋兆麟的《巫与巫术》《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巫与民间信仰》，对巫术的研究有较大推进。 同样比较重要的成果还有高国藩《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中国民俗探微》， 臧振《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等。 这些著作大多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巫术，探讨巫术的源流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对巫术的研究有较大推进。但宏观性的著作难免失于对细节的把握以及对不同时代特殊性的思考。此外，吴成国《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 赵容俊《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 等著作，对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巫术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一文讨论“巫史传统”的问题，认为巫术中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开始逐渐理性化，这是思考从巫术到方术转变的关键问题；巫术的主要问题在于宣称的效果无法得到持续有效的验证，所以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从巫术到方术的转变历程。
（日）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以〈楚辞〉为中心》，韩基国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
（日）藤野岩友：《禹步考》，收入氏著《中国の文学と礼俗》，东京：角川书店，1976年。
（日）森三树三郎：《秦汉に于はる民间祭祀の统一——主として社に就ぃて》，《东方学报》第11册第1分册，1940年；《支那の神神の官僚的性格》，《支那学》第11卷第1号，1943年。
（日）笠原清一：《上代支那の巫医に就ぃて》，《史苑》第11卷第3、4号，1938年。
（日）白川静：《诗经的世界》，杜正胜译，台北：东大图书，2009年。此书后于2019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黄铮翻译。
（日）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加地伸行、范月娇译，台北：文津出版社，1983年。
林巳奈夫的主要著作有《漢代の神神》，京都：临川书店，1989年；《中国古代の神ガみ》，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年；《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常耀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日）曾布川宽：《崑崙山への昇仙：古代中国人が描いた死後の世界》，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81年。（日）伊藤清司：《中国の神獣·悪鬼たち：山海経の世界》，东京：东方书店，1986年。此书有增补改订版，2013年由东京东方书店出版。
（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著：《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日本学者较早的对中国古代巫术、方术问题的研究，是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切入的。例如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一书从民族和民俗学的角度关注《楚辞》中的巫和巫术，同时讨论了楚国的“神政”，以及巫与祝、宗、史在身份上的关系，是书对巫舞、卜筮、招魂等神秘文化内容也都有独到的见解。 另外，藤野岩友还讨论过中国古代的“禹步”巫术， 森三树三郎也讨论了秦汉民间的祭祀问题以及神灵的“性格”， 笠原清一关注过“巫医”的问题。 与葛兰言类似，白川静也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中的巫术民俗， 而白川静学术研究的特点是通过文字学破译文化现象，例如他对“巫”“医”“祝”的关系的研究就是经由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鬼神的讨论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例如林巳奈夫依托文物讨论“神”的形象，以及器物纹样与鬼神的关系。 另外，曾布川宽和伊藤清司都讨论了《山海经》中的神兽和恶鬼以及升仙等问题。 日本学者曾经将相关主题的几篇论文结集，并取名为“中国的思维世界”， 其中收录了池田知久《中国思想史中“自然”的诞生》《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关论——董仲舒的情况》《中国科学与天文历数学》《术数学》等文章，沟口雄三在《〈中国的思维世界〉题解》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科学思维与自然伦理的问题，认为中国古代的思维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这样的观点极具启发性。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关于方术与谶纬的关系，顾颉刚早年的思考对后来的学者有较大的启发。根据顾氏自己的说法，他原本是想对汉代的学术进行总结，所以取名“汉代学术史略”，基本思路是阴阳家和方术士影响和造就了秦和西汉的若干制度，博士和儒生接受方术士的思想，成就汉代的经学，影响汉代的制度；西汉中后期以后经学转向谶纬，继续影响政治制度。然受限于当时的条件，顾颉刚未能够真正完成这样的工作，况且顾颉刚自己也认识到，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如何统筹汉代学术中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内容还是个难题，所以后来再次出版的时候将“汉代学术史略”改题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陈槃：《谶纬释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4年；《谶纬溯原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4年；《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古谶纬书录解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4本第2分册，1950年。
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
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日）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田人隆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陈槃对谶纬的研究被认为“奠定了纬书研究的基础”（安居香山语），20世纪40年代陈槃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先后刊发了系列研究谶纬的文章，认为谶纬来源于方术。这些文章主要有《谶纬释名》等， 另外陈槃有《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讨论战国秦汉时期方术士的活动和影响。 后来这些文章收入《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一书。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对于谶纬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吕宗力和栾保群在《纬书集成》序言里肯定“二位学者付出几乎是毕生的精力，对丰富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宝库，无疑是居功甚伟的”。 另外，安居香山在《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一书中对纬书相关的中国思想史问题进行了讨论，特意提到了中国的天文占，并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点在于和现实政治密切联系。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除了从文献角度考察经学和谶纬的关系之外，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新天道”和“天道圣统”的研究。他认为谶纬的核心内容是“《月令》图式”，这是战国秦汉之际知识阶层构建出来的、包含了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特殊宇宙图式，这个图式融合了祖先和政治合一的祭祀模式，为后来统一帝国的君主建立帝国神话提供了与天道沟通的方便法门。徐兴无提出的“天道圣统”和陶磊通过观察古代天文学认识到的天道观相似，这是术士建构的新的思想体系，在西汉时期整体融入谶纬之中，对后来的经学和汉代政治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2005年。
钟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周予同：《〈春秋〉与〈春秋〉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此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增订本。
吕凯：《郑玄之谶纬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姜望来：《谶谣与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前揭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已经提到，博士和儒生接受方士的思想，成就了汉代的经学，学者们也注意到今文经学吸收了谶纬的思想。例如清代徐养原就认为：“图谶乃术士之言，与经义初不相涉。至后人造作纬书，则因图谶而牵合于经义。其于经义，皆西京博士家言，为今文之学者也。” 前引安居香山认为《易纬》是京房后学所作，而《春秋纬》则是公羊派的后学所作；钟肇鹏也认为《易纬》为孟京《易》学一派，《公羊春秋》对谶纬的影响最大，谶纬中的很多内容都是董仲舒思想论著的继承和发展。 周予同认为谶纬可以说是公羊学的第二次扩大。 另外台湾学者吕凯《郑玄之谶纬学》，对郑玄以谶纬思想遍注群经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谶纬思想之脉络对后世的影响。 陈苏镇总结，谶纬的内容虽然十分庞杂，但主要思想属于西汉今文经学；另外陈苏镇的研究也揭示了谶纬形成的具体过程、谶纬的篇目结构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谶纬的主题思想和政治主张等，并对谶纬在西汉末年大量出现的原因做进一步说明。 此外，姜望来对北朝谶谣的研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5页。
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陈苏镇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互动关系。 考察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特征，可以发现鬼神方术以及谶纬是构成当时政治生活“软环境”的重要内容，“鬼神”是秦汉时代信仰的基础，其影响涵盖当时社会的普遍群体，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甚至是包括祖先神灵祭祀以及郊祀在内的国家祭祀体系的思想基础。
贯穿本书的中心线索是从巫术方术到谶纬的验证问题，本书重点探讨巫术和方术的不验难题，以及谶纬的应验逻辑等，另外机械循环的史观对于谶纬文献的建构及其验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写法上，本书以政治史为轴展开讨论，着重探讨秦始皇崇方术而抑巫鬼，汉武帝的巫术和方术体验等，对秦皇汉武的求仙心态进行梳理，这些是本书第一章的核心内容。谶纬与巫术、方术对未来的预测方式有较大不同，这种有言于前，验证于后的模式对西汉中后期以及东汉时期的政治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书第二章主要围绕谶纬的验证模式展开讨论。历史书写者对于预言及其验证模式的态度也具有重要意义，这决定了哪些内容可以被收录进史书中，而史书的作者也就此成为预言的重要环节，这是本书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