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59-160页。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
司马迁非常重视数字“三五”，其中“三”指的是三十年，是一世；而“五”是五百年，是说每五百年要发生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化。《史记·周本纪》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言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司马迁在《史记》中前后四次提到太史儋的这个预言，显见得他对“五百”这个数字之重视。另外《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也就是说从周公到孔子经历五百年时间，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从孔子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又过了五百年，也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司马迁父子认为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必然会有重大变化。另外，古人认为从上一代到下一代要经过三十年，即一世，所以《史记》这句话中还包含着从司马谈到司马迁的“一世”。
司马迁关于“五百年”历史循环的认识与孟子相似，《孟子》也反复提到“五百”这个数字，例如《孟子·公孙丑》说：
《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71页。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朱熹集注云：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0页。
自尧舜至汤，自汤至文武，皆五百余年而圣人出。名世，谓其人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者，为之辅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属。
《孟子·尽心》说：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6页。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
《史记索隐》指出：“太史公略取于孟子，而杨雄、孙盛深所不然，所谓多见不知量也。以为淳气育才，岂有常数，五百之期，何异瞬息。是以上皇相次，或有万龄为间，而唐尧、舜、禹比肩并列。降及周室，圣贤盈朝；孔子之没，千载莫嗣，安在于千年五百乎？具述作者，盖记注之志耳，岂圣人之伦哉。”
另外，司马迁认为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每五百年都会发生一次较为巨大的变化，每三十年会发生一次小的变化，所以为国者必须重视“三五”，《史记·天官书》说：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4页。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51页。
《史记索隐》说：“三五谓三十岁一小变，五百岁一大变。”另外《天官书》还说：“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史记索隐》认为这里的“三五”指的是三辰和五星， 是说未必准确，“三五”还是应该理解为三十岁一小变和五百岁一大变。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32页。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第303页。
赵继宁：《〈史记·天官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7页。
另外，文献中还有“三五”指的是三皇和武帝。例如《史记·孔子世家》说：“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 其中“三五”指的就是三皇五帝。另外《尚书大传》说：“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盖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 其中“三五之运”也指三皇五帝。有论者以为，“三五”在天指天命循环的周期，在地则指三皇五帝以来的天命循环更替， 可备一说。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85页。参陶磊《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第80页。
陶磊注意到，还有一种“三五”指的是三统和五行，例如《汉书·律历志》说：“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又说：“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 是说可参。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562-563页。
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廖梅、姜鹏整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37页。
张大可：《史记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李约瑟认为司马迁所谓的“三五”与五星公转及会合的周期有关，当然这也与人们对历法的认识和使用有关，即木星、土星和火星每隔516.33年会合一次，也就是历周之初（上元）五星毕聚和历周之末（下元）五星毕聚相隔的时间。 朱维铮进一步指出，所谓五百载大变，指的是约举一会即513年的成数；三大变一纪是约举1539年为一统的成数；三纪而大备是约举各种周期在其中会和而时间最短的大周期三统或一元或一首即4617年的成数；而所谓为国者必贵三五，也就是必须重视三个五百年的大周期。 另外前文也提到，所谓三十年一小变，指的是父子更代周期即“一世”的时间，《史记·孝文本纪》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正如学者所言，司马迁借用循环论的成说来说“变”， 而“三”和“五”是循环论中非常重要的数字。
《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第2372页。
《汉书》卷八五《谷永传》，第3468页。
另外，汉代政治文化中又有所谓“三七之厄”，应当也与历法推步有关。例如《汉书·路温舒传》说：“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上封事以豫戒。”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三七二百一十岁也。自汉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 路温舒活跃于宣帝年间，其祖父大概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关于汉代会遭遇“三七之厄”的说法可能从武帝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路温舒之后，到了汉成帝年间谷永再次提出了“三七之厄”，他在给成帝的奏疏中写道：“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今已涉向其节纪。”
栾保群：《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谶语》，第38页。
根据颜师古注引张晏和孟康的看法，从高祖到平帝崩恰好是二百一十年，也就是说三七之厄是应验了的，然而这一结果显然与王莽的刻意宣传有关。 事实上，三七之厄的说法虽然出现时间较早，但将其广为宣扬的其实就是王莽君臣。《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上奏太后曰：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94页。
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08-4109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5728页。
后来王莽又下诏说：“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阸，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述）〔术〕，靡所不用。” 王莽认为自己曾经尽力辅佐汉朝，试图延长汉家王朝的寿命，但由于汉家遭遇“三七之厄”，他的这些努力最终归于无效。显而易见，王莽认为“三七之厄”是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与此同时，王莽宣扬汉朝的“三七之厄”也正对应着新朝的兴旺，所谓：“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二百一十岁，九天子也。”《汉书补注》引何焯曰：“孝惠孝文为一世，哀平为一世。苏注谓九天子，非也。”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865页。
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谶）》，第401页。
谶纬文献中也有“三七之厄”相关的内容，《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引《春秋元命包》曰：“阳成于三，列于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国也。” 赵在瀚辑《春秋元命包》说：“阳气数成于三，故时别三月。阳数极于九，故三月一时，九十日。”“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鸟。”“阳立于三，故人脊三寸而结。阴极于八，故人旁八干，长八寸。”《春秋考异邮》说：“阳立于五，极于九，五九四十五日，一变风以阴合阳。”“三九二十七，七者阳气成，故虎七月而生。阳立于七，故虎首尾长七尺。”“七九六十三，阳气通，故斗运。”《易纬乾凿度》说：“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第169页。
王小明：《〈春秋〉纬与汉代思想世界》，第359页。
孙少华：《“三七之厄”与两汉之际经学思想之关系——以路温舒、谷永、王莽为中心》，《岭南学报》2018年第1期。
可见在谶纬文献中，数字一、三、五、七、九皆具有神秘特征，任蜜林引用《易传》中的说法，认为一、三、五、七、九是天数，即阳数，这些数字规定着自然和社会中各种现象的数量、长短和尺寸。 王小明指出，正是因为阳气数成于三，所以一年按三个月划分，成为四时；因为阳数极于九，所以每一季度为九十日。 孙少华认为，历数、天文上的三七之厄，大致可以与时节、星宿运行有关系；节令与星宿之失次，会导致国家灾难和政权的更迭。 另外，谶纬文献中“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说法显然也是在三七之厄基础上出现的，数字三、七在谶纬中的神秘性特征应当引起注意。
后来东汉也被认为有三七之厄，干宝《搜神记》“赤厄三七”条云：
干宝著，李剑国辑校：《搜神记辑校》，第190页。
三七者，经二百一十载，当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盗短祚，极于三六，当有龙飞之秀，兴复祖宗。又历三七，当复有黄首之妖，天下大乱矣……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乱，汉祚废绝，实应三七之运。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21页。
栾保群：《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谶语》，第38页。另参王守亮《谶纬与汉魏六朝小说》，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146页。
干宝认为从光武中兴到黄巾之起差不多二百一十年，也应了三七之运。另外，文献记载中还提到“六七之厄”：“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 有学者认为，六七之厄其实就是两个三七之厄，两者之间有着较深的渊源。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第262页。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64页。
梁章钜撰，杨耀坤校订：《三国志旁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需要注意的是，东汉之后曹魏虽然也宣扬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但并未再提起三七之厄或者是六七之厄。阎步克认为，东汉末通行的说法是以七百二十年为准，在八百至四百年之间浮动， 例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太史丞许芝的言论曰：“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征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 是说东汉统治两百多年，两汉统治已达四百年，已经到达了五行更代的关口。而所谓“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其实是在历法推步之术基础上出现的。《三国志旁证》引潘眉曰：“轨者，世轨也。世轨有二：一为唐尧世轨，以七百六十岁为一轨；一为文王世轨，以七百二十岁为一轨。其推算之法同。《乾凿度》云：以七百六十为世轨者，尧以甲子受天元为推术。《洛书灵准听》云八九七十二录图起。郑康成注：八九相乘七十二岁。而七百二十岁复于冬至甲子生象，其数以为轨焉，故曰录图起之。”
总的来看，“三五”与“三七”都是以神秘的数字言说天命，认为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就会有重要事件发生，其本质仍然是基于对天体循环往复运行的认知推断人间政治的演变规律。与此同时应当注意的是，三、五、七被认为是阳数、天数，和数字一、九一样，这些具有神秘特征的数字与历法推步之术相结合，被历谱之学中的数家一派用于解释王朝更迭的命运，对当时的社会观念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更始”思想
前文提到，汉武帝以后知识阶层对朝政的运行不满，出现了反对汉王朝继续统治的思想。武帝以后的社会矛盾也愈演愈烈，知识阶层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其中一种方案认为汉王朝已经走向末路，应当开始新的统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始”“更新”的思想在当时社会逐渐获得更多支持。所谓“更始”和“更新”的思想，就是期待一切重新开始，回复到事物最开始的状态，人们相信，如果王朝政治也能够实现“更新”和“更始”，那么一切社会积弊就会荡然无存，社会面临的矛盾也会得到解决。
1.更始溯源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610页。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997页。
“更始”在历史早期文献记载之中较为常见，其最初的含义指的是历法上天文现象的周期性回归。《礼记·三年问》说：“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郑玄注认为：“法此变易可以期也。”《正义》曰：“言天地之中，动植之物无不于前事之终，更为今事之始，圣人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 所谓“前事之终，更为今事之始”，是说“更始”思想来自人们对“天地”和“四时”变化的认识。另外，《礼记·月令》“季冬之月”提道：“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季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古人认为到了这个月新的一年也就是新的一个时间轮回就要开始了，所以说“岁且更始”。这与现在人们对“除夕”和“新年”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503页。
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85页。
另外，《礼记集解》引郑氏曰：“言日月星辰运行，于此月皆周匝于故处也。”另引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于玄枵，至此月复次玄枵，故曰‘日穷于次’。去年季冬，日月会于玄枵，至此复会于玄枵，故曰‘月穷于纪’。二十八宿随天而行，每日虽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复其故处，故曰‘星回于天’。几，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满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终，唯近于终，故云‘数将几终’。” 另外，《礼记训纂》引高诱注《吕氏春秋》曰：“次，宿也。是月，日周于牵牛，故曰‘日穷于次’。月遇日相合为纪。月终纪，光尽而复生曰朔，故曰‘月穷于纪’。日有常行，行于中道，五星随之，故曰‘星回于天’也。一说：十二次穷于牵牛，故曰‘穷于次’也。纪，道也。月穷于故宿，故曰‘穷于纪’。星回于天，谓二十八宿更见于南方，是月回于牵牛，故曰‘星回于天’也。夏以十三月为正。夏数得天，言天时者皆从夏，正也，故于是月十二月之数近终，岁将更始于正月也。” 其中反复提到的“穷”，也就是“尽”的意思，其实是说历法到了终点，即将重新开始计算，这就是“更始”最初的含义。
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第261页。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第1480页。
“更始”原本就包含有“重新开始”的含义，通常用在新王朝开始的时期。例如《庄子·盗跖》说：“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 所谓“与天下更始”，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所以有“罢兵休卒”等一系列举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伐纣以后“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 其中“更始”的含义显然也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即周取代了殷，新的秩序也就开始了，所以叫“与天下更始”。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20页。
《汉书》卷三九《萧何曹参传》，第2021-2022页。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2页。
张玉春著：《〈史记〉日本古注疏证》，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第702页。
汉朝建立以后，人们形容新时代也常使用“更始”这个词。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说：“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班固赞也说：“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 汉文帝在给匈奴的诏书中说：“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 汉文帝说的“日新”，与汉代史料中常见的“自新”意思相同。《史记日本古注疏证》认为：“圣人者日新，言不思旧恶也。”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85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5页。
后来，班固记载东汉建立以后的情况也使用了“更始”，《汉书·食货志》说：“后二年，世祖受命，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 《汉书·礼乐志》也说：“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颜师古注云：“今谓班氏撰书时也。” 可见在文献之中“更始”都是用在新王朝开始之后，有表示新的时代开始的意思。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9页。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4页。
《汉书》卷四六《万石卫直周张传》，第2198页。
而具体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更始”通常还具有“既往不咎”的意思。其中蕴含的基本逻辑是，既然新的时代开始了，对于之前的种种不法和犯罪行为就不再予以追究，所以在“更始”之后通常会有“赦天下”之类的命令。例如《汉书·武帝纪》载武帝立卫子夫为皇后时下诏说：“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 这里“与民更始”与“赦天下”连用，让犯了罪的民众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后来，皇太子出生时，汉武帝再次下诏说：“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 汉武帝在给石庆的回复中也说：“往年觐明堂，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
《汉书》卷二八《封禅书》，第1398页。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5页。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348页。
《史记》卷四六《吴王濞列传》，第3823页。
在汉代史料中，除了“与民更始”之外，还有“与士大夫更始”的说法。例如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说：“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 汉宣帝的诏书中也说：“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颜师古注引李斐曰：“今吏已修身奉法矣，但不能称上意耳，故赦之。”颜师古不同意李斐的说法，认为：“言文王作罚，有犯之者，皆刑无赦，今我意有所闵，闵吏修身奉法矣，而未称其任，故特赦之，与更始耳。” 其实，所谓“与士大夫更始”和“与民更始”的含义大致相同，都有“既往不咎”的意思。《汉书·平帝纪》载王莽当政时期的诏书也说：“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己，全其性命也。” 由此可以理解当时“赦令”与“更始”之间的联系。另外，《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有人劝汉文帝赦免吴王的罪过，说道：“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 颜师古注《汉书·吴王濞传》认为“与更始”的含义是“赦其已往之事”，即不再追究吴王的罪过，给吴王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后来汉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汉朝与吴国的关系果然有所改善。
经由以上讨论可以对“更始”有更深刻的理解。“更始”是在对过往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新的认识，在主观上结束过往坏的，或者说是不符合当前利益的内容——当然这种“结束”是一种相对和平的结束，有“既往不咎”的意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启新的篇章。其实这种“除旧布新”的理念在民俗之中并不鲜见，而自汉武帝以来，年号的更改被认为会带来“更始”的效果，这也就使得“更始”的理念广泛出现于政治文化各领域之内。
2.“更始”与“改元”
西汉中后期以后，儒生阶层对于“更新政治”有着强烈的追求。他们期待改变日益严重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更新政治”之中，“改元”或“改元易号”被寄予了较高的期待。人们相信，年号的更改会带来全新的政治局面。“改元”与“更始”之间的关系应当引起特别的重视。
相关的研究参杨联陞《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1937年；严耕望《武帝创制年号辨》，《责善》第2卷第17期，1947年；陶栋《历代建元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中）》，《文献》1983年第4期。另参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来新夏《汉唐改元释例》，焦静宜等编：《来新夏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新近的研究参郭永秉《更始与一尊——西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中国中古史研究》第8卷，上海：中西书局，2021年。
《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66页。
董仲舒著，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第67-68页。
《汉书》卷二七《律历志下》，第1012页。
“改元”通常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古人认为每隔一段时间改换纪年称号，也能够起到“重新开始”的效果。 事实上，在汉代以来关于“更始”思想的论述之中，“元”具有重要的意义，《春秋公羊传》开篇就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休注云“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另外何休也说：“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 《春秋繁露·玉英》曰“谓一元者，大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苏舆注引《文选·东都赋》注引《元命包》云：“元年者何？元宜为一。谓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苏舆另外还引用王应麟的说法，对历史上的改元事件进行了梳理，其中提道：“《舜典》纪元日，商训称元祀，《春秋》书元年，人君之元，即乾坤之元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众非元后何戴？后体元则仁覆天下也。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累数虽久而不易。战国而下，此义不明。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汲冢竹书》，魏惠王有后元，始变谓一为元之制。汉文十有六年，惑方士说，改后元年，景帝因之，壬辰改中元，戊戌改后元，犹未以号纪年也。武帝则因事建号，历代袭沿，《春秋》之义不明久矣。” 刘歆也曾经论释《春秋》“元年”之义：“《传》曰：‘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又曰：‘元，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另外刘歆也释“于春三月每月书王”为“元之三统也。三统合于一元”。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9页。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60-461页。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21页。《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刘攽曰：“然元鼎四年方得宝鼎，又无缘先三年称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实年号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则始有诏书也。”《资治通鉴》卷一七《汉纪九》，第469页。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2册。
汉武帝时“因事建号”，或者说“以诸瑞名年”，初始几个年号多与天文现象有关，《史记·封禅书》说：“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史记·孝武帝纪》集解引苏林曰：“得黄龙凤皇诸瑞，以名年。”正义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数年至其终。武帝即位，初有年号，改元以建元为始。” 《汉书·郊祀志》载：“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钱大昕就注意到：“言建元、元光而不言元朔者，‘建’以斗建为名，‘光’以长星为名，皆取天象。”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7页。
例如李寻给汉哀帝的上书中也说：“朔晦正终始，弦为绳墨，望成君德。”可见月亮的朔晦变化被认为是人间政治调整的重要依据。见《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85页。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6、167页。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5页。
此外，汉武帝还有年号曰“元朔”，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朔，苏也。孟轲曰‘后来其苏’。苏，息也，言万民品物大繁息也。”师古曰：“朔犹始也，言更为初始也。” 钱大昕虽然说应劭的解释“不主天瑞”，即和天文现象无关，但“朔”仍然具有“初始”的含义，而且与月亮的运行也有密切关系。 汉武帝在诏书中也说：“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颜师古解释“本仁祖义”为“以仁义为本始”。可见，“元朔”这个年号本身就有“更始”的含义。 后来汉武帝有“太始”的年号，颜师古注引应劭云：“言荡涤天下，与民更始，故以冠元。” 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改元和“与民更始”连用的最早记载。而这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关系，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此前一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不利，再加上当时国内政治局势不稳，汉朝统治面临较大困难，故应劭谓之“荡涤天下”。所以汉武帝决定改元“太始”，显然包含“重新开始”之意，期待通过改变纪年来开启新的时代。这也可以说是汉武帝调整统治政策的先声，此后至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轮台诏》。
范学辉：《结构与道路：秦至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20页。
汪文学：《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4页。
后来昭帝即位，改元“始元”；宣帝即位，改元“本始”；元帝即位，改元“初元”；成帝即位，改元“建始”，后又改“阳朔”；平帝即位，改元“元始”。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年号其实都有“更始”的含义。有学者注意到，汉武帝开创了一个传统，即以“改元”来“顺天应人”，而这种思路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所继承。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改元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新民耳目、与民更始的手段，也是论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92页。
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另参姜守诚《〈太平经〉成书的中间环节——“洞极之经”年代考论》，谢路军主编：《太平道研究论丛（二）·平乡论道》。
李养正：《〈太平经〉与阴阳五行说、道家及谶纬之关系》，《中国道教》1984年第15期。相关的研究参汪高鑫著《汉代的历史变易思想》，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
到了汉哀帝时期，通过改年号以实现“更始”的活动达到高潮。前文曾经讨论“再受命”预言，已经提到哀帝受夏贺良等人的影响，一度下诏宣布“改元易号”，《汉书·李寻传》载夏贺良之言曰：“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 这番话里提到汉成帝不应天命导致没有后嗣，而汉哀帝身体状况不好，也与没有“改元易号”有关。前文提到，夏贺良的思想来自甘忠可，《汉书》记载甘忠可的主要著作是《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由这两部著作的名称可以推断，甘忠可擅长天文和历法，属于方士中明天文历法的一派。 他与前述邹衍“终始”思想应当也有渊源，有学者认为甘忠可学说之中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和“赤精子”的说法都来自邹衍之说。
汉哀帝很快接受了夏贺良的思想，宣布改元。《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二年（前5）六月甲子，“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于是汉哀帝下诏：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40页。
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40页。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89页。
徐兴无：《刘向评传》，第353页。
吴成国：《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第149页。
哀帝宣布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而且明确说这次改元要“与天下自新”。颜师古解释“基事之元命”，说：“基，始也。元，大也。始为大事之命，谓改制度也。又曰更受天之大命。” 这里的“元”含有时间起点的意思，与“太初元将”这个年号一样具有“更始”的含义。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政治观念中，“太初元将”这个代表时间起点的年号意味着全新的开始，即新时代和新世界的到来。另外“太初元将”这个年号显然和汉武帝时期的“太初”年号有关。对于所谓“陈圣刘太平皇帝”的名号，陈直认为“陈圣似指陈胡公为舜后之意，盖王莽引以自况，显示有代汉之企图”， 也有学者指出，其意是刘为尧后（火），而陈为舜后（土），其实就是有自禅之意。 如果此说无误，也可以解释后来王莽称假皇帝时引夏贺良谶书的原因。另外也有人认为汉哀帝此举意在厌胜。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第341页。
然而汉哀帝的改制措施发布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汉哀帝或者是在冷静思考之后，也意识到通过更改年号实现“更始”的诉求是无稽之谈。同年八月，汉哀帝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皆伏辜。”《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还之。”臣瓒曰：“改元易号，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书，诸非赦罪事皆除之。谓改制易号，令皆复故也。”师古曰：“如释非也，瓒说是矣。非赦令也，犹言自非赦令耳。也，语终辞也。而读者不晓，辄改也为他字，失本文也。”
可以发现，人们对于天体周期性回归的认识也影响了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期待通过对天象变化的观测发现人间政治变化的端倪。是以在西汉中后期期待政治更新的整体思想背景之下，人们对于通过“改元”实现“更始”有较为强烈的热情。
3.新朝与“更始”
王莽政权的名字为“新”，其实也是“更新”和“更始”思想的一种表现。当时的人们对王莽充满期待，王莽也在着力迎合人们的这种期待，甚至将“新”作为王朝的名号。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94页。
《资治通鉴》作“始初”，《考异》曰：“《莽传》作‘初始’。荀《纪》及韦庄《美嘉号录》、宋庠《纪年通谱》皆作‘始初’。今从之。”《资治通鉴》卷三六《汉纪二八》，第1166页。后来居延汉简中有“初始元年”字样，确定《汉书》所载是正确的，相关的研究参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2页。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3页。
前文提到，哀帝改制的努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王莽还是对“改元易号”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居摄三年（8）十一月，王莽收到齐郡新井、巴郡石牛等祥瑞，在给太后的上奏中说：“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 可见，王莽仍然信服甘忠可和夏贺良的谶书所言，故而宣布改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 “初始”这个年号与汉哀帝的“太初元将”异曲同工。后来王莽解释改元“初始”的原因说：“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
张小锋认为，“初始”年号开始使用于王莽居摄三年（8）十一月廿一日，九天后，就被新莽“始建国”年号取代，参张小锋《“初始”年号始用时间辨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2期，2006年。
然而“初始”这个年号使用的时间很短， 不久王莽获得哀章的金匮，随即宣布“即真天子位”，《汉书·王莽传》载王莽诏书云：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95-4096页。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099页。
《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33页。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第1024页。
（日）渡边信一郎著：《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页。
王莽不仅改年号，也改“天下之号”为“新”，也称为“新室”。例如《汉书·王莽传》载策命孺子曰：“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 《汉书·元后传》载王莽诏书曰：“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汉书·律历志》说：“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 有学者指出，王朝之名被定义为“领有天下之号”始于王莽，并成为此后历代王朝国号观念的基础。
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141页。注释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曰：“新野是南阳郡属县，而都乡则新野之乡也，故名新都侯。”
《资治通鉴》卷三六《汉纪二八》，第1168页。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670页。
胡阿祥：《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3页。
有人认为“新”来源于王莽的封地“新都”，例如王充就说：“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说“因新都国以定号也”， 赵翼也认为：“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 然而也有学者注意到，王莽刻意求新，想要以新德代替旧德， 所以“新”的本意其实也就是新旧之新。可以认为，王莽定国号为“新”，确实呼应了当时社会要求“更新”政治的诉求。而王莽对这次更改天下之号和年号非常满意，在始建国元年秋下诏说：“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 这是把改元定号当成与天下“更始”的标志性事件。
到了王莽统治后期，政治局势逐渐恶化，王莽曾经命令太史推历，尝试对新朝的未来进行论证。《汉书·王莽传》载：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54页。
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王莽的意图十分明显，即通过修改和公布历法以及更改将军名号，以期再一次达到“更新”或者“更始”的目的。为此，他在诏书中特意引用了《周易》中“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说法，其中求新之意图非常明显。此前王莽多次使用类似的办法，实际上效果甚微，人们对他也就逐渐失去了信心。班固说“众皆笑之”，或许出自推测，但这种推测应当基本符合当时人们对王莽这种所谓“改制”求新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