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中所引《周易》“日新”之句，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易》道生诸当生者也。”颜师古说“《下系》之辞。体化合变，故曰日新”，王莽以变法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依靠改革西汉中后期以来顽疾的承诺获取广泛的支持，所以强调“更新”是新莽王朝的主要政治主张，也是王莽获得儒家士大夫阶层支持的重要原因。然而王莽当政以后许多政策变化令普通百姓更加难以措手足，所以当时人们对于改制与“更新”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77页。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2页。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85页。
不仅如此，新朝的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比汉朝更为严苛，而这种“更新”显然是普通百姓所难以承受的。根据《汉书·王莽传》，王莽曾经“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 后来王莽以强力推行王田私属政策，规定违反政策的要流放，最后导致“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的局面。 而王莽对百姓的反对行为采取政治威慑的办法，地皇元年王莽下令“方出军行师，敢有趋欢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尽岁止”，颜师古解释“趋欢”为“趋走而欢哗”，并且解释“趋欢并和”为“众群行欢而自相和也”。 是说在当时发生了聚众集会或者是冲击军事目标的行为，所以王莽下令以严厉的方式处罚这种行为。也就是说，王莽改制在长安以及附近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混乱，王莽以高压政策制止这种混乱，所以不久之后又延长了所谓“壹切之法”的时间，据《汉书·王莽传》：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63页。
惟设此壹切之法以来，常安六乡巨邑之都，枹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复壹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349页。
《汉书·平帝纪》颜师古解释“一切”为：“一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犹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齐，不顾长短纵横，故言一切。” 王莽把解决秩序混乱而施行的特殊法律解释为“立权”，并且说明目前长安及附近地区的安宁就在于之前“立权”产生的效果。所以为了全天下的安宁，之前施行的“壹切之法”要再推行一年，而且可能要推行到全国其他地区。这种高压政策虽然有暂时的效果，但会给社会带来更为恶劣的影响，最终会伤害到原本对新莽政权存有期待的支持者。所以人们纷纷起义反对王莽的统治，所谓“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王莽的新朝终于走上了秦朝的老路，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
也就是说，人们原本对于王莽的改制充满期待，因此而支持王莽代汉立新，但新莽政权经过一系列的改制行为，人们的生活更加痛苦，这显然有悖于初衷。而这也就会让人们从期待“更始”“更新”到彻底失望，“更始”思想失去其号召力，王莽政权的合法性也就会被逐渐解构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汉儒自西汉中后期以来就热心于改革制度，并且设想了许多改革方案，为此他们支持王莽篡夺皇位，并且认真施行这些改革措施，这是当时社会“更新”或者“更始”产生的思想背景。然而这些改制方案在王莽统治时期施行以后，效果均不理想，反而给民众带来更为深重的苦难，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国家的统治面临更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儒生开始反思，原先追求的所谓“更新”和“更始”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汉家制度。前文已经讨论过，这种对汉朝的怀念成为后来刘秀“中兴”的民意基础。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页。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77页。
桓谭对新莽改制有一段评价，他说：“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至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陈苏镇认为，在当时“不知大体”的并非王莽一人，而是西汉后期的整个儒学士大夫阶层，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和时代。 正如本书所讨论的那样，“更新”和“更始”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普遍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人们对于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先圣的学说充满崇拜的情绪，对汉朝施行的政策心存不满，所以热心改革和改制。
总的来说，自汉武帝以后，“更始”“更新”的思想逐渐获得更多的支持。所谓“更始”和“更新”的思想，就是期待一切重新开始，回复到事物最开始的状态。人们相信，如果王朝政治也能够实现“更新”和“更始”，那么一切的社会积弊就会荡然无存，社会面临的矛盾也会得到解决。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汉中后期人们会热衷讨论“天地之大终”，因为人们期待的是“大终”之后新的开始，即所谓的“更新”和“更始”，所以劝说汉朝统治者要意识到终结的来临，同时做好重新迎接天命的准备。
4.迁都与更始
王莽一度要迁都洛阳，明面上的说法是迁都以对应“天下之中”的理念，但对洛阳新都进行重新规划，以满足儒家礼制的要求，才是他内心最为迫切的期待。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王莽的迁都也受到“更始”思想的影响，期待以更换都城的形式实现“更新”。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58页。
汉高祖定都长安，娄敬的意见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所以刘邦封娄敬为“奉春君”，而这个名号被认为与“更始”思想有关。《汉书·高帝纪》曰：“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春，岁之始也，今娄敬发事之始，故号曰奉春君。” 与定都长安相配合的举动是“大赦天下”，西汉建立之时新都的确立与“更始”的关系值得重视。
然而汉儒对汉朝定都长安有不同的看法，迁都洛阳的意见自西汉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翼奉就期待汉元帝能够迁都以“更始”，他在上书中对迁都洛阳进行了细致的论证：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3177-3178页。
臣闻昔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亡穷也。今汉道未终，陛下本而始之，于以永世延祚，不亦优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阴以东行，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余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
有学者认为翼奉建议迁都来源于谶纬，然从相关记载来看，翼奉关注的是宗庙和郊祀等礼仪制度的改革等问题，相关的研究参吴从祥《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罗建新《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5-126页。
汉元帝认真思考了翼奉的方案，他关心如果迁都，应该如何处理汉朝陵墓和宗庙的问题：“今园庙有七，云东徙，状何如？”翼奉回答说：“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不改其本，难以末正。”故而建议元帝通过迁都来解决以上种种问题。 也就是说，翼奉认为汉朝定都长安以来，在宗庙、陵寝以及郊祀等礼制建筑的设计上存在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小范围的修补解决，只能通过迁都以实现“更始”。但迁都毕竟牵涉太广，汉元帝虽然认真思考了翼奉的方案，但并未施行。
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沈刚：《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期。
到了王莽时期，汉朝定都长安已近两百年，京畿地区人口密度大大增加， 再加上豪强的侵夺，人地矛盾日益紧张。沈刚认为，基于这样的形势，王莽打算把都城迁往洛阳，有对都城重新进行规划的想法。 王莽和翼奉的意见相同，西汉建立之初并未对礼仪性建筑进行妥善的规划，后来汉元帝和汉成帝的礼制改革又连带产生诸多问题。所以王莽认为最佳的选择是迁都洛阳，然后基于儒家礼仪制度对宗庙和郊祀进行重新规划。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8页。
新朝建立之初，王莽就声称要模拟周制，设立两都。根据他自己在始建国四年（12）二月的说法：“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 也就是说，王莽试图推行两都制，将长安和洛阳分别作为新朝的西都和东都。但正如前引沈刚的观点，王莽真正的意图是以洛阳作为帝国唯一的首都。之所以先搬出两都之说，应是为了试探民意。这年年底，王莽志气方盛，开始打算巡狩，下诏说：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31页。
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阸既度，百六之会已过。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观晋掌岁，龟策告从，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
虽然诏书只说要模仿舜巡狩四方，但从后文可以看出，巡狩的真正目的是迁都。随后，王莽下诏明确表示迁都洛阳，并将时间定在始建国八年（16）：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32页。
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
玄龙石是王莽即真的十二“符应”之一。在诏书中，王莽根据符命说明迁都的合理性，既然玄龙石上明确说了新朝的首都应该是洛阳，迁都就是再无疑义的事了。应该留意，此说是为了说服民众迁都，稳定民心，不一定是王莽自己决定迁都的原因。
始建国其实只有五年，后来王莽改元天凤。天凤元年（14）正月，王莽有意无意忽略了推迟到始建国八年（也就是改元后的天凤三年）再迁都的打算，突然下诏，宣布一个月后就要开始巡狩迁都的计划：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33页。
予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太官赍糒干肉，内者行张坐卧，所过毋得有所给。予之东巡，必躬载耒，每县则耕，以劝东作。予之南巡，必躬载耨，每县则薅，以劝南伪。予之西巡，必躬载铚，每县则获，以劝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载拂，每县则粟，以劝盖藏。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焉。敢有趋欢犯法，辄以军法从事。
从诏书中可见王莽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明确说巡狩之后就要定都洛阳。但如此仓促的举动受到了大臣们的普遍反对，王莽无奈只好再次把迁都的日期推迟到天凤七年（20）：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34页。
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
此时王莽迁都的决心依然十分强烈，发布诏书之后立即派遣太傅平晏和大司空王邑到洛阳为迁都做准备，要他们“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由此可见，重新设计宗庙、社稷以及郊祀系统，改变汉朝以来礼仪建筑不合礼法的局面，也是王莽决定更换都城的重要原因。然而，天凤元年恰是新朝统治的分水岭。自此以后，新朝的外患内忧接踵而至，史料中已无迁都的记载。天凤六年（19），王莽决定改元地皇以厌胜天下盗贼，所以天凤七年也是不存在的。
地皇元年（20），王莽在长安营建九庙，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考虑迁都的问题。《汉书·王莽传》载：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61页。
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凡五庙不堕云；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戚祢昭庙，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
华友根：《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5年第2期。另参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译，第208页。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页。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宗庙刍议》，《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王莽在长安城南营造九庙，并将祖先按照严格的昭穆制度排列，还规定除了前五庙永世不堕之外，其他宗庙要有迭毁的制度。这些都是西汉中后期以来儒生想要做但没有完成的工作。汉朝建立后不久，叔孙通为汉朝设计礼仪。高祖去世之后，汉朝的祖先宗庙礼仪也大都出自叔孙通之手。 然而，到了西汉中后期，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被认为不合礼制。汉朝不仅有城内的宗庙，诸陵还有陵庙。 而郊祀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复杂的祭祀系统，汉代儒生士大夫曾经试图整合，但仍然呈现纷繁错乱的局面。长安城附近，各类与礼制不合的祭祀场所混杂分布。翼奉已经认识到细枝末节的改革无法解决长安城及附近宗庙和郊祀混乱的局面，所以建议元帝迁都洛阳，按照儒家礼制重新对都城进行规划。王莽显然也受这种思想影响，打算迁都洛阳，重新规划都城。但天凤元年以后迁都其实已经不可能实现，王莽只好妥协在长安修建九庙，而通过迁都以实现“更始”的愿望也就无从谈起了。
可以发现，“除旧布新”的“更始”思想，其实也来源于人们对天体周期性回归的认识。自汉武帝开始以诸瑞名年，而且赋予了“改元”特殊的含义，“更始”的思想在政治文化领域内也具有了重要意义。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儒家化的士大夫阶层对“更始”和“更新”一直有着强烈的愿望，他们意识到汉朝要实现“更始”，不能小修小补，应当从根本上做出改变，这尤其体现在儒生对不合礼制的宗庙和郊祀建筑混乱状态的不满。王莽也深受此思想的影响，王莽政权以“新”为名，进行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正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更始”思潮。王莽即位之后一度想要迁都洛阳，按照儒家礼制对都城进行重新规划。然而迁都在实际上缺乏可行性，王莽最终在长安修建九庙，西汉中后期以来迁都以“更始”的思想逐渐消泯。
四、小结
本节讨论历谱学与机械循环的史观，可以注意到，人们对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周期性回归的认识是机械循环史观出现的基础。历史早期人们根据天体的运行测量时间和制定历法，这可以说是理性的一面；但天体的周期性回归也影响了人们对人事和历史发展的认识，即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在进行周期性循环，这其实是较为感性的一面。然而正是这感性的一面，对秦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西汉中后期开始，认为汉家王朝发展已经走向“大终”，要求“更新”的思想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人们尝试在对天体循环往复运行认知的基础上推断人间政治的演变规律，认为年号更改甚或是国号更改能起到“更新”并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汉哀帝“再受命”改制以及王莽新朝的建立都曾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