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灵验”书写
《史记》记载了星占术、择日术、占卜术和相人术等，另外还提到了望气之术。在司马迁的书写中，这些方术是可以验证的，而且他总体上认可这些方术对社会生活的有益之处。经由对《史记》“灵验”书写的梳理，可以对巫术和方术的验证方式有新的认识。另外，司马迁对于巫者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汉代社会巫风浓郁，司马迁本人不能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司马迁对巫者之术并不认可，对其中玄怪的内容多有怀疑，但囿于崇信巫术的整体社会风气，司马迁对巫者和巫术持“存疑”态度。
一、《史记》中的星占及应验
《史记》中多有星占及应验的记载，尤其《天官书》的基本内容都与星占有关。依据天文进行占测原本属于史官的职事，司马迁在继承春秋战国以来星占术的基础上，摈弃《左传》《国语》中岁星纪年占测等内容，更多强调“过度乃占”的原则。而司马迁以历史事实证明星占是有效验的，这对于后世天文灾异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星占的传统
先秦文献中有较多星占相关的内容，例如利簋铭文显示武王伐纣曾经依据岁星所在的方位进行占卜，而《左传》和《国语》中有史墨、卜偃、苌弘以及董因等人依据岁星进行预测的记载。《史记》虽然记载有史墨、卜偃和苌弘等人的活动，但不载岁星纪年占星术相关的内容，司马迁对于岁星纪年占星的态度值得进一步思考。
利簋铭文中提到“右史利”为武王伐纣军事活动占卜是否顺利，因预测得到验证而获得武王的奖励，这是史官进行时日占测的较早记载。利簋铭文总共32个字，学者们多倾向于按照下面的方式读断：
释文参考了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上海：书海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珷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其中“珷”指的是周武王，此时周武王健在，是对武王的生称。“商”指的是殷商或者商纣王，“甲子”指的是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那一天。与星占有关的是“岁鼎，克闻，夙又（有）商”一句。
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第8期。
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
徐中舒等：《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另参徐中舒《西周利簋铭文笺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黄盛璋：《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赵诚：《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学者们注意到利簋铭文提到“利”的身份是“右史”。唐兰考证右史利就是《左传》记载的檀伯达。 关于利簋“岁鼎克闻（昏）”的铭文，张政烺读为“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并且认为“岁鼎”的意思是岁星正当其位， 也就是说岁星所在对于武王克商是吉利的。武王对岁星的认识显然来自右史利，徐中舒也认为“岁”是岁星，“岁则克”是占星家的预言，武王伐纣以甲子朝至于商郊牧野，有可能是采纳了占星师的建议。是以徐中舒认为“利”是占星师，其职属于右史。 黄盛璋认为“利”掌管祭祀和占卜，正是因为占卜灵验了，才得到了武王的赏赐。 赵诚认为利簋的铭文可以理解为：“岁祭时贞问上帝，由右史利负责进行，得到了吉卜，从而使克商成了现实……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所以，甲子（五日）那天克商，只过七日，到辛未（十二日）这一天，武王就赐给右史利以金（黄铜），作为奖赏。”
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第8期。
陆勇飞：《西周金文历法断代与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
刘钊：《利簋铭文新解》，刘钊等主编《厦大史学》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事实上，史料中确实有武王伐纣“逆太岁”的记载，这是认为武王伐纣反天道却能成功的缘由，例如《荀子·儒效》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氾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杨倞注说：“武王发兵，以兵家所忌之日。迎，谓逆太岁”，另外引《尸子》曰：“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34-135页。
然而关于右史利预测之事，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唐兰认为“岁鼎克，闻夙有商”一句，“岁”应当释读为“钺”，也就是“越”，“越鼎”也就是“夺鼎”的意思，指的是夺取政权。 陆勇飞以为右史职位较低，恐没有资格承担为伐纣战争占卜的任务。 刘钊认为“利簋”记载的是对武王伐纣不利的天象，武王能够不顾“兵忌”，反天道而行却取得成功，很可能是因为作为史官的“利”的谋划。
通过学者们的讨论，基本可以确认利簋铭文所载的内容是：右史利根据岁星所在预测战争胜利，而后得到验证，并因此受到武王的奖赏。由此可见，史官根据岁星所在进行占测具有悠久的传承。
后来《左传》《国语》等文献中也记载史官占测时日吉凶的故事，只是司马迁在把这些故事收录进《史记》的时候进行了裁剪。例如《左传》记载史墨关于战争胜负的预言，《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
《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19-4720页。
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相关的研究参王胜利《星岁纪年管见》，氏著：《楚国天文学探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日）浅野裕一《古代中国的宇宙论》，吴昊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1页。然而吴越其实属于同一分野，史墨星占的方式给后人认识基于分野的星占术带来不小的麻烦，相关的研究参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中国古代历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5页。
劳榦：《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大陆杂志》第14卷第3期，1956年。
参孙功进、陈绍燕《新论老庄》，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9页。
徐复观认为筮占属于史官职责，可备一说，参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三册，第205页。许地山认为史官仰占俯视以佐时政，凡祸福之源、成败之势，都能预知，参氏著《道教史》，刘仲宇导读，第131页。
李炳海：《墨子与史墨的亲缘关系及墨姓的由来》，《诸子学刊》2022年第2期。
其中所谓“越得岁”指的是木星位于十二分野中对应越国所在的位置，传统的星占术认为岁星所在国不可以讨伐。史墨就是以此为依据，认为吴国讨伐越国会“受其凶”。同时史墨还根据岁星的运行规律，预测吴国为越国所灭的具体时间。 史料记载“史墨”也作“蔡墨”，是晋国的史官，曾经为赵简子等人占卜。冯友兰认为史墨等人其实是以“天道”影响人事，后来的五行家就是由此推衍而来。 劳榦也认为太史职掌占星术，和祭祀、卜官属于同类的职务。 也有论者以为史墨讨论的“天道”来源于天文方面的学问，这显然也是史官之职。 另外徐复观认为，史官和卜官其实属于不同的职官系统。 李炳海认为史墨与墨子在史巫系统的理念、知识结构方面存在共通之处，都关注祭祀、保留龟卜的历史记忆以及以干支配五行进行推演。
另外《左传》还记载史墨为赵简子占梦，昭公三十一年载：
《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18页。其中涉及的五行生克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有论者以为这显示人们开始由信赖鬼神之说转而理智地运用阴阳五行，更多考虑“德”的因素，倾向于依靠人自己的力量，参宗超《先秦儒家知识论研究：以性道之学为中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史墨的这两次占卜后来都应验，但在《史记》中只有史墨与赵简子讨论“为君慎器与名”，《史记·鲁周公世家》载：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第1543页。
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鄪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21页。有研究者注意到司马迁对于《易》占的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的，参陈桐生《〈史记〉与〈周易〉六论》，《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左传》中史墨与赵简子的对话很长，除了《史记》中引用的内容之外，史墨还论证“天生季氏，以贰鲁侯”，并且引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 可以发现，司马迁对《左传》中史墨的话进行了删减，仅截取了其中关于国君与民众关系等与现实政治有关的内容，尽可能保留史墨预言中符合理性的部分，而对其中星占等神秘内容进行删减。
相关的研究参马平安《先秦法家与中国政治》，北京：团结出版社，2021年，第92页。
相关研究参阎盛国《出土简牍与社会治理研究——以〈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为中心》，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
卜偃也名“郭偃”，是晋国的史官，被认为和法家学派有关， 出土银雀山汉简《君臣问答》中有“晋文公与郭偃”的“问对”。 卜偃曾根据星象预测战争胜负，《左传》僖公五年提到：
《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97页。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98页。
研究天文史的学者认为这是根据旦中星所在的位置确定太阳所在的位置，参武家璧《陶寺观象台与文明起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7页。《礼记·月令》中有关于“日躔”的记载，相关的研究参冯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年，第216页。也有论者以为这是在用周历解释经典，参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中国古代历法》，第282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郝振楠：《〈日书〉所见秦人鬼神观念述论》，葛志毅主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3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也有学者根据卜偃的预言推测出了晋文公借道伐虢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655年夏历七月二十九日丙子，参蒋南华《晋国借道伐虢的具体时间考释》，氏著：《中华古帝与文明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这证明卜偃的预测是准确的。卜偃预测提到晋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间是“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孔颖达疏云：“以《三统历》推之，此夜是月小余尽，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从乙夜半至平旦，日行四分度之一，月行三度有余，故丙子旦日在尾星，月在天策，鹑火之次正中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七星则鹑火次之星也。” 葛兆光认为这是观察星辰来占测吉凶，本质上是“天事恒象”，也就是天道以象征的方式把人间的吉凶告诉人们。 郝振楠指出，卜偃预测的时间十月丙子日，日月合朔于尾宿，但是月行较快，所以丙子旦日仍在尾，而月在天策，鹑火出现于南方。
但是《史记》中没有收录卜偃利用星占进行预言等内容，只记载了卜偃预测“毕万之后必大”，《史记·魏世家》说：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35页。
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
参沈毅骅《〈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陶新民主编：《古籍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的研究另参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86页。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第32页
金景芳：《甲子钩沉》，氏著：《知止老人论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衡眉：《〈周易〉占卜灵验辨说》，氏著：《先秦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
陈久金：《天上人间：中国古代星座体系》，第52页。
卜偃用毕万名字的字意进行占卜，这与后世的测字术有相似之处。 顾颉刚注意到《左传》的这则预言明显在褒扬魏国先祖，他甚至认为《左传》是魏人所作。 金景芳指出古人以“十”“万”为盈数，认为盈数是吉利的，是良数。 李衡眉认为，卜偃等人是具有丰富的“实际知识”的人，他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他们往往以占卜的方式讲自己的预言。 陈久金认为，这个预言也与星占有关，原因是“毕”也就是星宿毕。
另外，《左传》中多次出现苌弘占星，而且苌弘在《左传》中是较为正面的形象，但《史记》中苌弘的形象则明显偏负面。《左传》昭公十一年有苌弘与周景王关于诸侯吉凶的对话，苌弘根据星象变化对楚国和蔡国的政治发展进行了预测：
《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73页。
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
苌弘的预测逻辑比较简单，即以“岁在豕韦”的时间作为判断依据，因为“岁在豕韦”的时候蔡国曾经发生不吉利的事件，所以岁星再次运行到豕韦的时候，蔡国就会再次遭遇凶恶之事。可以发现，苌弘与史墨、卜偃的占测方式几乎一致。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3页。
《史记·天官书》说苌弘是“传天数者”， 肯定他在天文星占方面的地位，但没有记载星占相关的内容。《封禅书》载苌弘“明鬼神事”：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4页。由于司马迁“方怪”的说法，学者们大多认为苌弘属于“方士”体系。例如熊铁基就认为，依据《封禅书》可知“方怪”已经开始代替“巫风”，而且与后来秦汉时期的“方士”有较深渊源，可备一说，参氏著《黄老道及起源于齐地初考》，《熊铁基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60页。
袁珂：《中国神话通论》，第3页。美国学者普鸣的看法则正相反，他认为周是因为过分信赖鬼神而衰落的，参氏著《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张常煊、李健芸译，第304页。
孙致中：《巫术文化的南兴北衰与〈山海经〉的修订》，《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司马迁说苌弘“依物怪欲以致诸侯”，结果诸侯不从，苌弘因而被杀，《史记正义》认为，苌弘所行的巫术就是秦始皇所谓的“假威鬼神”。司马迁对苌弘行为的嘲讽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后来谷永上书说“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 这种说法很明显是受到了《史记》的影响。袁珂认为“依物怪欲以致诸侯”是衰微时期的周王朝企图用装神弄鬼的方法挽回颓势所造成的悲剧，而苌弘则是这场悲剧的牺牲者。 孙致中认为在苌弘的时代，巫术已经让位于政治权术，苌弘在这种情况下行使巫术属于不识时务。 这些观点与《史记》基本一致，也是受司马迁影响。
与《左传》类似，《国语》中也有较多利用岁星进行占卜的记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董因为重耳占卜前途是否顺利。《国语·晋语四》记载，公元前637年九月，晋惠公卒，晋怀公继位。同年十一月，公子重耳在秦襄公的帮助下返回晋国，在黄河边遇到了前来迎接的史官董因，二人之间有了这样的一番对话：
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3-345页。
董因逆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授，实沈之星也。实沈之虚，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而天之大纪也。济且秉成，必伯诸侯。子孙赖之，君无惧矣。”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第1019页。
清华简中有《晋文公入于晋》篇，其中提到晋文公修政，说晋文公“一战而霸”：“元年克原，五年启东道，克曹、五鹿，败楚师于城濮，建卫，成宋，围许，反郑之陴，九年大得河东之诸侯。”参马楠《〈晋文公入于晋〉述略》，《文物》2017年第3期。
后来班固作《汉书·律历志》采刘歆《世经》说法对董因的预言如何应验进行了总结，其中提道：“是岁，岁在大火……重耳奔狄。董因曰：‘君之行，岁在大火。’后十二年，釐之十六岁，岁在寿星。故《传》曰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凷而与之。子犯曰：‘天赐也，后十二年，必获此土。岁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后八岁，釐之二十四年也，岁在实沈，秦伯纳之。故《传》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参入，必获诸侯’。” 从《国语》和《世经》的记载可见，董因回答了重耳“吾其济乎”的提问，根据星占术预言重耳前途一切顺利，并且将来会有极好的前景。董因的预言后来应验，重耳平安返回晋国，顺利继位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后来晋文公重耳勤王周室、平王子带之乱，伐曹、伐卫，并在城濮之战中败楚，主持践土之盟，董因“必伯诸侯”的预言也最终应验。
《史记》没有晋国史官董因活动的相关记载，对于晋文公时期其他有关星占的内容也进行了删减，例如《国语·晋语》“文公在狄十二年”曰：
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322-323页。
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
《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1658页。
子犯的预测方法与前文提到的史墨和卜偃一致，都是利用岁星的运动对未来吉凶进行预测。然而《史记》删去了岁星纪年占卜的内容，《晋世家》只作：“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另外，《国语》还提到重耳到齐国之后“齐侯妻之”，后来齐姜劝告重耳离开齐国，《国语》载齐姜之言曰：
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325页。
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飨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乱不长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若何怀安？
《国语》中齐姜这段话很长，限于篇幅本书没有完全引用，其中关于岁星纪年占测的内容与前述相同。
《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1658页。
《史记》对齐姜之言也进行了删减，《晋世家》云：“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 很显然司马迁写重耳故事有《国语》文本的支持，但其中关于“岁在大火”以及《瞽史之纪》等内容都被删除，由此可知司马迁对于星象与人事之间的神秘联系曾进行过认真思考，在选用《左传》和《国语》故事的时候更倾向于强调人的行为对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
从前文的讨论来看，《左传》和《国语》等文献记载中常见的岁星纪年占星术在《史记》中基本上都没有被保留，原因可能与司马迁对星占的认识有关。其实不难发现，依靠岁星运行的预测术在技术层面相对较为原始和简单，其验证方式依靠的是后来的历史书写，即能够验证的内容被记载下来，大量预测因为无验而没有被记载。而且岁星的周期运行属于天文星象中的“适度”问题，人们很快发现星象的“过度”运行对于占测才有意义。
陈瑑撰：《国语翼解》卷四，清光绪广雅书局刻本。
梁履绳撰：《左通补释》，清道光九年刻光绪补修本。
刘坦著，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辑：《论星岁纪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7页。
崔适著：《史记探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7-8页。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第32页。
赵光贤：《春秋与左传》，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当然也不能否认星占相关的内容有后世增添的可能性，如果《左传》和《国语》中有关星占的内容为西汉中后期窜入，那司马迁当然不及见相关内容，《史记》自然也不会采用。现在能够看到的《左传》《国语》等文献，在西汉晚期经过整理，而其中岁星纪年的真伪问题也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例如陈瑑在《国语翼解》卷四中提道：“以四分以后诸术上溯推鲁僖公五年丙寅岁在娵訾，十六年丁丑岁在元（玄）枵，而此经下文董因曰：君之行岁在大火，后十二年岁复在寿星，必获诸侯。经有明文，据以为解者，三统超辰之法也。” 陈瑑实际推算的结果是《国语》中提到的重耳离开晋国的星次符合刘歆《三统历》。《汉书补注》引钱大昕使用《三统历》进行推算的过程，可参看。梁履绳《左通补释》引盛百二《左传岁星超辰辨》说：“岁星自有超辰，而《春秋传》所言岁星，未尝超辰也。” 刘坦也提出了超辰的问题，他认为《左传》《国语》中的岁星纪年与刘歆《三统历》“一息相通”，刘歆篡改经典的嫌疑很大。 崔适《史记探源》“十二分野”也对分野说之中刘歆窜入提出了质疑。 顾颉刚讨论《左传》中的预言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不少伪作。 另外，江晓原对《左传》《国语》中出现的岁星纪年进行系统检索，使用“目前国际天文学界最权威的星历表软件DE404进行回推计算，结果发现竟无一吻合”。[1]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赵光贤就认为刘歆的纪年法与《左传》不同，这是刘歆不伪造《左传》的铁证。 本书不拟讨论刘歆是否造伪的问题，但司马迁所见《左传》《国语》等文献也确实存在与今本差异较大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史记》不采岁星纪年占星术相关内容的原因。
2.《天官书》与星占的应验
《史记·天官书》的主要内容都与星占有关，然而相对《左传》和《国语》，《天官书》的星占术有着较大的不同。司马迁基本没有采用《左传》和《国语》中利用岁星纪年进行占卜的内容，而是将星象变化分成“适度”与“过度”两种不同的情况，并且选择天文星象的“过度”现象作为占测的依据，这样星占术就更具有实用性。
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刘朝阳著，李鉴澄、陈久金编：《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同书中还有“《史记·天官书》大部分为司马迁原作之考证”一文，可作参考。
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1995年。
陈久金：《中国星占术的特点》，氏著：《陈久金天文学史自选集》，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另外同书中还收录有《〈史记·天官书〉注译》一文，对于理解《天官书》中的天文史问题以及星占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赵继宁：《〈史记·天官书〉研究》。
对于《天官书》的星占特征，前贤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积累。宋纹 《〈史记·天官书〉论略》，[2]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 涉及《天官书》科学与非科学两个方面，认为其中非科学的方面主要是星占等内容。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曾讨论《天官书》中的星占问题， 陈久金认为《天官书》“长久以来一直是被人们看作中国星占书中有确切年代可考最早的文献之一”。 徐日辉认为《天官书》是借天象人事探求变革， 赵继宁《〈史记·天官书〉研究》对《天官书》的星占原则进行总结， 其中的一些观点较为新颖。
前文提到，《左传》和《国语》等文献中都有使用岁星纪年进行吉凶预测的记载，其基本预测逻辑是岁星运行至某一星宿发生的吉凶，会在十二年或十二倍数年份之后重复出现。对于天文运行来说，这属于“适度”，显然司马迁并不认可这样的预测方式，《史记》中也基本没有出现类似的预测术。但岁星在星占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天官书》中与岁星运行有关的预测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史记·天官书》介绍岁星运行的方式：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13页。
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杜升云指出，司马迁曾经注意到行星“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并认为这是一个很细心的观测结果，反映了司马迁能比较熟练地用行星与周围恒星比较亮度，参杜升云《司马迁的天文学成就及思想》，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
吴守贤：《司马迁与中国天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3-134页。
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说，“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可见司马迁对岁星运行的认识是建立在战国秦汉以来天文学的发展以及自身实际观测的基础上。 而现代天文学者对《史记》中关于岁星运行公转周期的测算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现代天文学家测算出岁星11.86年环轨道运行一次，《天官书》中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已经是比较准确的了。
实际上，《史记·天官书》是根据岁星赢缩进行吉凶预测，而“赢”和“缩”都属于“过度”，《天官书》云：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12页。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术，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席泽宗：《“五星错行”与夏商分界》，《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公元前722年—公元前22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4页。
关于“赢缩”的含义，索隐引《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为赢，赢为客；晚出为缩，缩为主人。五星赢缩，必有天应见杓也。”席泽宗指出，观测位置早于计算位置曰“赢”，晚于计算位置曰“缩”，“赢缩”其实也是后来计算历法的重要内容。 由于人们观测技术的限制，天体“赢缩”出现频率较高，便于进行吉凶占测。而且很明显《史记·天官书》区分“岁阴”和“岁星”，其中“岁星”指的是实际的天体，存在“赢缩”以及“失次”的问题，可以用于吉凶占测；而“岁阴”则是用于纪年而创造出来的想象的行星，并不存在“赢缩”以及“失次”问题。
有学者指出，古人依据岁星和太岁占卜农业是否丰收，可能和对太阳黑子的观测有关，见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报》1962年第6期。相关的研究参陈久金《帝王的星占：中国星占揭秘》，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2页。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25页。
饶宗颐：《再谈荆门太岁戈》，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论文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
《史记·天官书》说岁星所在之国“有福”，所谓“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史记正义》解释说：“言晷影岁星行不失次，则无灾异，五谷逢其昌盛；若晷影岁星行而失舍有所冲，则岁乃有殃祸灾变也。” 《开元占经》有“岁星行度”篇，其中引“甘氏说”：“岁星所在，不可伐。假令岁星在寅，则其岁不可东北征。利西南，西南无年，有乱民，是为岁星之冲，常受其凶也。十二岁皆放此。” 饶宗颐据此认为：“是凡对冲即不吉，避岁即在避冲，相反则可取胜。”并认为这就是《汉志》所谓“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总体来看，岁星所在的方位不可伐，但是可以朝着“相对”或者说是“相冲”的方向进攻，这是自先秦已经出现的观念，到了秦汉时期仍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正义》补充了《天官占》中的相关说法，所谓：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12页。
岁星者，东方术之精，苍帝之象也。其色明而内黄，天下安宁。夫岁星欲春不动，动则农废。岁星盈缩，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失次，则民多病；见，则喜。其所居国，人主有福，不可以摇动。人主怒，无光，仁道失。岁星顺行，仁德加也。岁星农官，主五谷。
《汉书·天文志》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1280页。
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其将死，国倾败。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国昌；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安静中度，吉。出入不当其次，必有天祅见其舍也。
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马王堆帛书中也有以岁星赢缩占测吉凶的内容。刘乐贤注意到，关于岁星赢缩失行及其后果，《史记》《汉书》以及《开元占经》等诸书所载的内容与马王堆帛书中的记载一致。 这样的看法是应当重视的。
李申：《中国儒教史》，第85页。
谢松陵：《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
赵继宁：《〈史记·天官书〉研究》，第198页。
很明显，在《史记·天官书》中“赢缩”是判断吉凶的重要方式，《汉书·天文志》对于“赢缩”的解释是：“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而根据《正义》的说法，“舍”指的是“所止宿”，即岁星运行所抵达的星宿。也就是说，古天文学家们注意到天象有“适度”和“过度”两种情况，前者指的是天文星象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指的是“赢缩”“失次”“逆行”等星象的非常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天官书》的书写中，“适度”的天象只是上天正常意志的体现，这种正常意志已见于人事的各种正常规则之中，用不着去占卜；而异常的天象是上天异常意志的体现，人们要对突发的现象进行理解，就需要进行占卜。 所以说《天官书》中反常的星象是用来占测吉凶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赵继宁也指出所谓“过度”指的是天体运行超出常规，或者出现异常天象。 其实也可以说，《左传》和《国语》中的星占并没有体现“过度乃占”的原则，并不是以天体超常规运行或者天象异变作为占测的依据，《史记·天官书》中的占星术比《左传》和《国语》显然要更向前一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天官书》中的“太史公曰”是对本篇基本思想的总结，其核心内容是梳理“初生民以来”一直到“汉之兴”的天文占测相关内容，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天文星象的变化与人间政治形势的发展是存在必然联系的，也就是所谓的“有验”。《史记·天官书》云：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4页。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彊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显然司马迁认为《春秋》中日蚀、彗星以及“星陨如雨”等天象与“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等人间政治形势之间有神秘的联系，这也可以说是天象变化应验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当然根据前文的讨论，司马迁讨论的《春秋》以来的天象都属于“过度”，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引发了较为剧烈的政治变革，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对天象的观测和预警就有现实的必要。
另外，《天官书》还将汉代以来政治的发展与天文星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到：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8-1349页。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其中所载汉代历史更为时人所熟知，司马迁所要讨论的天象变化与人世政治之间的神秘联系也更容易为人们所认可。可以发现“五星聚于东井”以及“月晕参、毕七重”等天象的变化属于前文讨论的“过度”，而这些天象都与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所关联。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所谓“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的说法，实质上刻意建构了天象变化和人间政治形势之间并不真实存在的联系，只是这样的逻辑因为有实践的验证而深入人心。正如《天官书》所言，汉兴以来包括平城之围、诸吕之乱、吴楚七国之乱以及汉武帝时代的重要军事活动，星象都曾预警，其间的联系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汉兴以来的史官也非常注意记录天象变化，并与现实政治进行联系。
《史记·天官书》最后强调：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51页。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第38页。
也就是说，司马迁承认天象与人事的神秘联系，认为应该根据天象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这可以说是星占术在现实政治中的实践意义。诚如徐日辉所言，《天官书》是借助天象变化讨论政治变革吉凶，其核心内容是要符合民众的意愿，根据天象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否则就会引起真正的灾难。 而司马迁也针对政策调整提出不同档次的修正方案，包括“修德”“修政”“修救”以及“禳灾”和“无之”——所谓“无之”就是不闻不问，不采取任何措施。这种借助天象来言说政治观点是《史记》“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也就是通过对天象的认知和探索，以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在春秋战国以来天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史记·天官书》选择天文星象的“过度”，即“赢缩”“失次”等现象作为吉凶占测的依据，这与《左传》《国语》中的星占明显不同。司马迁认为天文星象与史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尝试依据天象观测，对人事吉凶作出预测和预警，这是《史记》“究天人之际”思想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天象变化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已经建构起来的，而司马迁对于汉兴以来政治与天文关系的书写，确认天象与人间政治之间的神秘联系，进一步论证占星术是能够“有验”的。
3.占星术的应验模式：以五星聚于东井为例
前文提到，《史记》采用“过度”作为占测吉凶的依据，即选择非常规的天文现象，然后用以预测政治发展趋势。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地区前后，史料记载中有“五星聚于东井”的独特天象，司马迁将这种天文现象与“汉兴”联系起来。然而在《汉书》的书写中，“五星聚于东井”的具体时间被改写，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文化内涵。探讨五星聚于东井星占预言的应验对于认识占星术的应验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