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的灾异应验
《汉书》与《史记》一样，也很少正面呈现巫者等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人物或者事件，而且《汉书》中也没有类似《日者》和《龟策》这样的列传，以及后世史书中常见的方术传、方技传之类的类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班固忽略了这类人的活动，班固给董仲舒单独列传，并且作《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另外在《楚元王传》中详细记载刘向的活动及言论，在《王莽传》中记载刘歆的活动，其中多涉及阴阳灾异方面的内容。班固肯定阴阳灾异理论在政治讽谏等实践活动层面的作用，但对其中过分神秘的内容则持保留态度。班固也注意到王莽时期的巫鬼之术以及求仙等方术活动，《王莽传》对王莽求仙总体持嘲讽的态度，批评王莽信任“时日小数”，并以之作为否定新莽政治的重要根据。
一、灾异的应验方式
前文提到，谶纬的预测方式是先有谶言在前，然后根据形势发展对谶言进行解读；事实上，灾异预测未来的基本方式也是根据各种灾异现象对未来进行预测，然后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进行解读，这种预言显然是能够应验的。班固整体上对这样的预言及应验的方式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种预言属于所言既多，偶有所中，是以《汉书》在书写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以及眭孟、夏侯胜、李寻等人传记的时候强调灾异可能带来的危害，提醒应当以更为谨慎的态度言说灾异。
1.董仲舒与灾异的应验
阴阳灾异之术肇始于董仲舒，后来经刘向和刘歆等人发展，对于汉代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阴阳灾异本身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班固虽然尊重董仲舒“为儒者宗”的地位，但对阴阳灾异之术其实并不认可，认为对借助阴阳灾异理论言说应当有更为审慎的态度。
班固为董仲舒单独作传，主要推崇董仲舒的学术。他引用刘向之言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汉书·董仲舒传》班固赞曰：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刘歆也肯定董仲舒的成就，但他认为刘向的评价过高了：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6页。
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第1317页。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55页。
另外，《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班固整体上肯定董仲舒作为“儒者宗”的地位。另外班固在《叙传》中还说：“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 给予董仲舒较高的评价。
然而班固也认为董仲舒因言灾异而下吏，应为学者之大戒，此事见于董仲舒本传：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4页。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有论者指出，尽管董仲舒因此事不再谈灾异事，但以《春秋》说灾异的手段还是流行开来，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运用。 此事也见于《史记·儒林列传》，但司马迁未及见后来之事。另外《汉书》记载夏侯胜、眭孟、李寻等人事例，班固显然深晓阴阳灾异弊端，是以认为对待阴阳灾异应当慎重。
董仲舒的上书载于《汉书·五行志》，董仲舒建议汉武帝：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第1332页。
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
《汉书·五行志》载后来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五行志》将淮南王之狱与《灾异对》相接叙述，也可见班固之态度。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第305页。
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5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第832页。
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第1774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册，第278页。
董仲舒的这封上书后世称为“灾异对”，因其中有建议汉武帝诛杀诸侯王的内容，后世读书者多有因此不直董仲舒者。《容斋随笔》引《汉书》记载说：“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洪迈感慨：“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它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剌，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书启之也。然则下吏几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何焯《义门读书记》也认为“此即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者。董子亦几得祸。以故言不可不慎也”。 马端临也认为：“夫谋反，不过数人，而坐死者若是其众，岂非仲舒前言有以发帝之忍心与？” 沈家本认为这可能和汉儒对待西汉初年诸侯王问题的基本态度有关：“按汉儒如贾谊、董仲舒最为醇正，然至其论诸侯王，则皆主于诛杀。” 徐复观也认为董仲舒此论源自强干弱枝思想。
《汉书·董仲舒传》的主要内容除著名的“天人三策”之外还包括求雨等事，这其实是属于巫术或者方术的内容。《汉书·董仲舒传》说：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4页。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汉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来自《史记·儒林列传》。和司马迁一样，班固也认可董仲舒以阴阳灾异求雨和止雨的做法，所以说董仲舒的做法“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很显然，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董仲舒的求雨和止雨的方法是能够验证的，或者是因为“求雨”“止雨”对于国计民生都是有益之事，是以司马迁和班固对于类似的巫术格外宽容。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174-175页。
徐芹庭：《周秦两汉五十三家易义》，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110页。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念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4页。
后来之学者也大多认可董仲舒求雨，李慈铭认为：“《求雨》《止雨》两篇，盖三代相传古法，非同术数，后儒昧于阴阳，遂轻议之，岂知圣人之言天道，多以事之近者求之，如《周礼·月令》所称，皆有至义，固不可为少见多怪者道也。” 其实不难发现，董仲舒利用阴阳学说，对传统的求雨和止雨巫术进行了“非神化”的改造。金春峰就认为：“对求雨、驱旱等类似方士迷信的活动，董仲舒给予了非神论的解释，这对造神活动是不利的。董仲舒据以作出这种解释的理论根据，正是以气为中介、以道德为基础的机械感应这种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思想。” 徐芹庭认为据此可知董仲舒高明之处强于元帝时京房百倍，并推测后儒只能得董仲舒表面之学理，遗失儒家二帝三王之大道。 杨念群曾经论及“方士化”的儒生问题，认为董仲舒其实是尝试重新拾起“巫祝”的身份，以便更有利地介入和参与汉家“正统性”建构的过程。
另外，文献记载提到董仲舒曾经以“经术”克制祝诅巫术，据《风俗通义》：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386页。
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
郑振铎曾留意收集经书效用方面的神话故事，参郑振铎《经书的效用》，《郑振铎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也有学者解释董仲舒的“神”和巫觋杂神不一样，是高档次的神，可备一说，参方尔加《儒家思想讲演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这是以经术克制巫术的神秘主义事件，属于传统的祝诅巫术，其实也是对“南面诵经”的神化。 这则故事应当是在西汉中后期开始流行，反映的是儒者对于巫术整体不信赖的社会背景，但其真实性应当存疑。这则传说本身包含有神秘化“经论”的倾向，班固如果见到相关记载而没有采信，应当是因为他对于儒学的神秘化持反对态度。
2.刘向、刘歆父子与灾异论
刘向事见《汉书·楚元王传》，刘歆事主要见《王莽传》。班固对于刘向、刘歆父子总体有较高的评价，尤其认可刘向具有预见汉代外戚问题的先见之明。但班固对于刘歆的态度则较为复杂，《王莽传》重点书写刘歆与王莽集团的“内溃”问题，强调刘歆为保全刘氏宗族而与王莽集团决裂的历程。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1929页。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47页。
刘向早年的活动就与方术有关。据《楚元王传》，刘向年幼时曾读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书》，对神仙使鬼物为黄金之术有特别的兴趣，并且献书宣帝，号称能够制作黄金，于是汉宣帝“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 刘向作为尚方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尝试铸造黄金不利；如果不是刘向之兄阳城侯安民入国户半为刘向赎罪，刘向留在历史中的形象怕是要和文成、五利之流一样了。后来刘向折节自省，“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班固评价说“子政博学，三世成名”， 这一说法同时肯定了刘德、刘向和刘歆三代人的学术成就。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50页。
陈侃理：《灾异》，陈侃理编：《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冯友兰还评价刘向的《五行传论》是一种灾异大全，是汉朝“天人感应”思想的百科全书，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218页。
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198页。
徐建委：《两汉知识世界中数术的角色变化》，《文献考古》，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5页。
《楚元王传》记载刘向上书所言大多是“推灾异以救今事”，并“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 陈侃理指出，刘向的《五行传论》“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灾异理论、记事、解说的集成，可以视作灾异论儒学传统形成的标志”。 其实刘向的所谓“救今事”有着明确的所指，即汉成帝时代的外戚问题。冯友兰指出，刘向的根本目的就是警戒汉成帝不要过分信任王凤以及王氏外戚。 陈其泰也认为刘向是有意识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削弱王氏外戚的权力。 徐建委也认为天变和灾异是刘向谈论政治问题的便捷途径，而非目的本身。 需要注意的是，刘向讨论灾异问题的基本方式是“著其占验”，其实可以理解为根据已有的事实，对历史上发生的重要现象进行解释，这与前文讨论司马迁以人世政治变化联系天象进行解释的思路基本相同。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1966页。
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31页。而刘向灾异论的首要内容就是反对外戚势力，相关的研究参汪高鑫《汉代神意史观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册，第59页。另参沈焱《刘向的政治生涯与政治思想略述》，《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72-1973页。
班固说汉成帝经常召见刘向，也有意要用刘向为九卿，但刘向作为宗室反对外戚，“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所以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 张峰屹以为刘向命运不济与以阴阳灾异批评当朝政治有关。 徐复观认为刘向“居列大夫官”以卒身乃汉成帝刻意保全。 班固最后说刘向“卒后十三年王氏代汉”，证明刘向有先见之明，认可了刘向所提出的外戚专权问题。《汉书·楚元王传》班固“赞曰”：“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 可以发现，班固写刘向充满“理解之同情”，称赞其学术成就，肯定其提出的外戚等问题，对刘向“著天人之应”“推灾异以救今事”总体上是肯定态度。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45-4046页。
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另参田兆元《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第354页。
相关研究参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61页。
刘歆是新朝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班固说他在王莽新朝主要负责“典文章”，《汉书·王莽传》说：“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 可见刘歆是王莽的“笔杆子”，具体表现是创作《世经》等为王莽上台制造神学舆论。 另外刘歆还潜心研究《周礼》，和王莽共认《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 始建国元年新朝建立，刘歆为国师、嘉新公，与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将哀章为“四辅”，居上公之位。不仅如此，《汉书》还说刘歆和甄丰、王舜是王莽的“腹心”，刘歆之女嫁与王莽之子，两人关系之密切也可见一斑。
陈侃理：《灾异》，陈侃理编：《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
在刘向的基础上，刘歆对《洪范五行传》进行修订，“在理论层面将灾异论与各大儒学经典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班固认为刘歆关于五行传的说法与刘向已经有所不同，《汉书·五行志》说：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第1317页。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 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梁启超：《墨子学案》，《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梁启超还指出：“《五行志》所载，大抵即刘向洪范五行传之言也。吾侪试一籀读，当审其内容为何如；而后此所谓正史者，大率皆列此一篇，千余年莫之易。呜呼！禨祥灾祲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智日以昏而志日以偷，谁之咎也。”另外也有学者注意到，刘向是穀梁学方面的专家，他的学说与董仲舒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基本路径判然有别。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第99页。
是说刘向、刘歆思想的核心内容与董仲舒一脉相承，但在解释方式上又有所不同。学者们据此认为汉儒的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 而《汉书》的《五行志》正是继承了刘向和刘歆《洪范五行传》，并且融合眭孟、夏侯胜等人的学说，确立了灾异在历史编纂和政治文化中的基本形态。
3.班固的态度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结尾有一段很长的“赞曰”，班固对西汉一代言说谶纬灾异者进行了综合性评价。这段评价对于了解班固的基本态度有重要的意义：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95页。另外据《汉书·翟方进传》，田终术与刘歆同学于翟方进，以星历见长，王莽时代为长安令，是王莽的重要羽翼。
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张峰屹：《谶纬思潮与汉代文学思想》，第104页。
《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28页。
眭孟、夏侯胜以及李寻等人的预言以及应验逻辑已见前文的讨论。班固所谓“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也揭示预测未来以及对预言进行解释的人本身要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前文提到，这与巫者和方术士通过承诺未来福佑以获取现实利益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班固在本传中提到的这些人之外，张峰屹指出，在汉武帝之前的伏生、韩婴等也是以谶解经的代表人物。 其实对于所谓“推阴阳言灾异者”，班固总体上肯定他们“纳说时君著明”，即认为他们通过上书进谏的方式能够对时事政治有所补益，是以《汉书》特意保留眭孟、京房等人以阴阳灾异之术劝说时君的言论。然而班固对这些人总的评价是：“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颜师古认为班固的意思是“仲舒等亿度，所言既多，故时有中者耳，非必道术皆通明也”。所谓“亿则屡中”原本是《论语》中孔子批评子贡的言论，《论语·先进》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这里的“屡中”可以理解为偶有所中。可以发现，班固对于阴阳灾异之说的真实性是怀疑的，他认为这些内容都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而之所以有时候能够得到验证，是因为所言既多，偶尔会有应验者。“亿则屡中”可以说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学者对于神秘预测术验证原因的基本认识。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61页。
《汉书·叙传》说本传的主旨是：“占往知来，幽赞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众迕世，浅为尤悔，深作敦害。述《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颜师古注释“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言人能弘道，非其人则不能传。”所谓“疑殆匪阙”是说对于有疑问的内容应当存疑，而不能有所缺失，颜师古注云：“《论语》称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殆，危也。谓有疑则阙之也。此叙言术士不阙疑殆，故遭祸难也。” 显然，班固的这种疑则存疑的态度与司马迁是一致的，班、马对不可确知的事物存而不论的相似态度应当引起特别的注意。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65页。
《汉书》卷八五《谷永杜邺传》，第3479页。
相关的研究参李申《中国哲学史文献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
此外，《汉书》有《谷永杜邺传》，其中载有谷永和杜邺的事迹，尤侧重二人的上书。《汉书·叙传》说：“统微政缺，灾眚屡发。永陈厥咎，戒在三七。邺指丁、傅，略窥占术。” 谷永和杜邺两人都曾因阴阳灾异现象上书劝诫，他们也都预测灾异现象可能会对最高统治者不利，希望统治者改变治理天下的方式，与《楚元王传》中记载的刘向上书所言大体相同，也是所谓“纳说时君著明者”。班固赞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及钦欲挹损凤权，而邺附会音、商。永陈三七之戒，斯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凤，隙平阿于车骑，指金火以求合，可谓谅不足而谈有余者。” 可以看出，班固认可谷永杜邺等人的广见博识，但否定了他们的人品，班固曾经批评“小人而欲强知天道”，谷永等人或者也可以归入此列。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95页。
相关的研究参梁宗华《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第158页。
所以班固最后总结说：“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颜师古说“不密以失身”出自《易·上系辞》：“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其本意在劝诫学者对于言灾异要慎之又慎，也可见班固对以阴阳灾异比附政事的基本态度。
而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对于“杂占”类图书有一段评论，其中也可见班固对预测术的态度：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73页。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春秋》之说 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 由人兴也。人失常则 兴，人无衅焉， 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鸲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 之见，是以《诗》刺“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
相关的研究参白寿彝主编，许殿才著《中国史学史》第二卷《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由此可见，班固肯定杂占能够提供吉凶预兆的有效功能，尤其像是梦占之类，在《周易》《诗经》以及《春秋》等文献中都曾出现关于预兆的案例；正是因为有古典文献记载的支撑，所以梦占大体上是可以信赖的。而且和司马迁的意见相似，班固也认为禳除灾难最好的办法是“修德”，而且进一步认为，如果不谨慎使用，会造成“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的后果。
总的来说，《汉书》记载董仲舒、刘向、刘歆以及京房、翼奉、谷永、杜邺等人关于阴阳灾异的言论，认可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但对于其中阴阳灾异方面的内容持保留意见。《汉书》记载从董仲舒到刘向等人，大都因为以阴阳灾异言说政治而命运不济，显示班固本人对阴阳灾异之学的态度。他其实并不反对刘向及京房、翼奉等人将灾异现象作为进谏的依据，但他也提醒应当慎之又慎，至少应避免危及自身。
二、符命与灾异的不验难题
王莽统治时期在符命和灾异方面接连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符命泛滥逐渐失控，且王莽屡次强行对灾异现象进行解释，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而这种思想的混乱也直接影响了新朝内部的统一，最终造成“内溃”的恶果。细思新莽时期符命和灾异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由于随意使用而造成了符命和灾异的可验证性被颠覆，人们因而不再相信符命和灾异的真实性。
1.符命失控
王莽在篡位过程中大规模使用符命，然而一旦新朝建立，管理和规范符命理应成为重要工作。始建国元年（9）王莽就颁布符命于天下，后来又使用法律手段严控乱造符命，然而收效甚微。符命的泛滥逐渐失去控制，民众纷纷进献符命以图富贵，而在新朝政权内部大臣也借符命图谋不轨。
始建国元年，王莽颁布符命于天下，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对新朝符命进行整合，《汉书·王莽传》载：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2页。
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相关的研究参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第158页。
陈槃认为：“谶纬之产生，与符应之说，故有不可分离之性。盖此类符应说之结集，实为谶纬之基本材料。”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第26页。也有研究者指出，四十二篇符命可能有相互交叉者，并不是严谨的定本，见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第345页。另外也有人认为这次征集谶纬文献的主题是论证王莽废汉，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显然并没有包含当时全部的谶纬文献，见张广保《纬书的构成及其思想渊源研究》，《道学研究》2008年第2期。有学者注意到“五威中城将军崔发”可能是编集此书的核心人物，参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44页。
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
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
王莽认为符命代表着天命，所以特别重视。 而王莽颁布的符命是构成后来谶纬文献最基本的材料， 所以学者们认为王莽这次整合符命也是谶纬类文献的第一次结集。 根据《汉书》所引王莽诏书的说法，王莽颁布于天下的《符命》包括“德祥”“符命”“福应”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德祥”是祥瑞现象，王莽说“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汉文帝和汉宣帝时代出现的黄龙见成纪被当成是新朝的祥瑞。陈槃指出这一类主要是伪托祖宗德泽，明其受命之有自。 “符命”与五德终始有关，颜师古注说是“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二十五篇符命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既然说“协成五命”，推测是对当时流传的与五德终始有关的文本进行的整理。
至于“福应”，在《汉书》中也写作“符应”，指的是能够证明“德祥”“符命”的各种神秘物品，王莽总结出“十二符应”，据《汉书·王莽传》：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12页。
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寖以显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515页。
可见在王莽看来这些符应都是土德取代火德的标志，可以证明新朝的合法性。王莽在篡位过程之中使用符命虽然被认为是“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 但对于王莽的支持者来说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其“欺惑众庶”的效果还算是较为明显的。而且至少在始建国之前，王莽使用符命还相对较为克制，然而新朝建立之后王莽以非理性的方式使用符命，逐渐导致了符命的泛滥。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01页。后来王盛随王莽死于渐台，见《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91页。
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90页。
符命的滥用其实就始自于王莽本人，而其中尤突出者是王兴和王盛得列“十一公”，此事对于新莽王朝上下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两个名字本是梓潼人哀章所取的“令名”，其寓意是“王氏兴盛”；王莽后来封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汉书·王莽传》说：“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 这种荒谬的举动不仅会引起人们争先效仿，也会在王莽集团内部滋生不满情绪，事实上后来甄丰和甄寻的谋乱就和此事密切相关。
任蜜林：《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第368页。
王莽在完成篡位之前鼓励人们献符命，这是导致符命泛滥的主要原因。据说当时所献符命已经达到了七百多种，足见符命之盛。 《汉书·王莽传》载：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2页。
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
有论者以为，王莽虽然对经学中的各派兼收并蓄，但其实还是试图建立一门统一的经学以便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见余敦康《两汉时期的经学和白虎观会议》，氏著：《中国哲学论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
在王莽篡位的过程之中，进献符命可以封侯，那么一定会有投机者趁机制造符命，以博取富贵，这会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司命陈崇所谓“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是冷静而理性的判断。王莽规定符命以五威将帅所班为准，在此范围之外再造作符命就要遭受惩罚，命尚书大夫“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其实是以法律手段加强对符命的管理。 另外，班固记载“独无天帝除书”的戏言，显然是对新莽政权的嘲讽。
黄开国：《儒学与经学探微》，第7页。
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后汉书·彭宠传》朱浮云：“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入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也可见甄丰与王莽关系非同一般。杨树达：《汉书窥管》，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32页。
然而符命已成泛滥之势，即便是法律手段也依然没有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前文提到卜者王况制作谶文，说明在王莽颁布的四十二篇《符命》之外，新的符命内容层出不穷，有论者认为，王莽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将谶纬法定统一。 而不久之后甄寻事件爆发，新莽政权的“内溃”已成定局，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甄丰、刘歆、王舜等人是王莽的腹心； 后来甄丰逐渐不满，主要原因是不愿与卖饼儿王盛等并列“十一公”，于是甄丰子甄寻伪造符命，《汉书·王莽传》载：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3页。
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当述职西出，未行，寻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寻亡，丰自杀。
后来甄寻被捕，传说其手中有“天子”纹理，王莽亲自查看之后说：“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于是“乃流棻于幽州，放寻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驿车载其尸传致云”。这个案件牵连甚广，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有数百人被诛杀，连刘歆的儿子也受到了牵连，而这又为后来刘歆的谋叛埋下伏笔。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也有学者认为刘歆和王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参刘凯《论刘歆与王莽“相互利用”之关系》，《史志学刊》2015年第1期。
吕思勉：《秦汉史》，第148页。
孟祥才：《新朝旧政·新帝·王莽》第八章《新朝新贵众生相》，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其实对于甄丰和甄寻最初所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的诉求，王莽并没有拒绝，这毕竟是“周公故事”，王莽自然要遵从。然而甄寻所谓“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的想法着实触碰到了王莽的底线，所以王莽不惜兴起大狱。甄丰案是新莽时期的一桩大案，此案表明王莽政权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裂，此后刘歆谋叛，王莽政权彻底走向崩溃。钱穆以为刘歆和王莽的关系也与甄邯与王莽关系类似，“此乃新朝君臣始终实录”。 关于此案中涉及的符命问题，吕思勉指出王莽“以符命登大位，己又欲绝之，致兴大狱，心腹骈诛”。 孟祥才也指出，王莽以符命作为武器取代汉家天下，也给臣子们利用符命树立了一个榜样。 可以认为，王莽以符命谋夺汉家江山，内部滋生出如甄寻等以符命作为依据想要篡位的力量也并不奇怪，而王莽管理控制符命的努力显然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
总的来看，王莽新朝建立以后骤然以行政手段控制符命的传播，也着实难以起到良好的效果，再加上王莽本人在处理类似案件的过程中有太多非理性行为，符命的失控几乎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也可以注意到，王莽处理问题的非理性特点在解释灾异现象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就导致了灾异解释体系的混乱。
2.灾异解释体系混乱
在王莽统治时期多次发生灾异现象，王莽采用各种办法消除灾异的影响，其中主要的方式就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灾异进行解读。然而王莽的解释与董仲舒以来阴阳灾异理论背道而驰，更多是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强行进行解释，这就使得灾异解释体系出现混乱的局面，灾异理论的信服力进一步降低。
面对灾异现象，王莽习惯性地塞责，《汉书·王莽传》记载地皇元年（20）二月壬申“日正黑”，王莽将导致这种灾异现象的责任归咎于大将军王匡，诏书中说：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57页。
乃者日中见昧，阴薄阳，黑气为变，百姓莫不惊怪。兆域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适见于天，以正于理，塞大异焉。
有学者认为“日中见昧”指的是太阳黑子，参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第285页。另参徐振韬《〈周易·丰卦〉中的黑子记载》，《科技史文集（六）·天文学史专辑（2）》，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页。
“日中见昧”这种天象的出现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王莽认为大将军王匡遣吏考问上变事者，这种行为是想要遮蔽君主和人民之间的沟通，反映在天文现象上就是黑气为变，所以应该谴责王匡，让王匡来承担这次灾异的责任。汉儒大多将天变归因于君主，王莽则归咎于大臣，这样的处理是为了免除了自己的责任。
《汉书·王莽传》载：“四月，遣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东，祖都门外。”《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75页。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1311页。
《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第3424页。
黄一农：《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氏著：《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故太尉张温时为卫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变，欲以塞咎，使人言温与袁术交关，遂笞杀之。”其中提到董卓和张温交恶，借口天变诛杀之。《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第176页。
至于如何处罚王匡，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兆域大将军”王匡是王舜之子，史料记载地皇三年（22），也就是这次事件两年后，王匡与更始将军廉丹帅兵十万镇压青徐地区的农民起义， 由此可知王匡其实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显然王莽的这次塞责行为也只是出于表面上的需要。作为对比，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曾经连续发生山崩、水灾以及日蚀等灾异现象，汉成帝令丞相翟方进自杀，以三公之死来代替皇帝承担上天的惩罚，《汉书·天文志》记载：“二年春，荧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 《汉书·翟方进传》说翟方进收到成帝册书之后即日自杀，颜师古注如淳曰：“《汉仪注》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 黄一农指出此事的实质是天象被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类似的例子是董卓诛杀张温，也是借口让张温塞灾异。 然而到了王莽时代，如果王匡也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处罚，那么天变灾异和人间吉凶之间的联系就会被认为不存在了，所以说王莽的这种行为会造成与灾异有关的信仰体系公信力的崩塌。
除了找人塞责之外，王莽还对灾异现象强行进行解释。同样在地皇元年，未央宫的王路堂被大风毁掉，王路堂也就是未央宫的前殿。这次灾异事件让王莽非常担心，他显然需要一个合适的解释来安抚自己，也安抚民众。《汉书·王莽传》记载：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59-4169页。
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餔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为新迁王，临国雒阳，为统义阳王。是时予在摄假，谦不敢当，而以为公。其后金匮文至，议者皆曰：‘临国雒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挈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临且去本就舍，妃妾在东永巷。壬午，列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坏，发屋拔木，予甚惊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忧之。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至于刑罚不中，民无错手足。’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正营，无所错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几以保全二子，子孙千亿，外攘四夷，内安中国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