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阁图”是王莽时代流行的一种谶纬图书， 不久之后王莽又一次在诏书中引用了《紫阁图》中的记载：“伏念《紫阁图》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后世褒主当登终南山。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 其中所谓“紫阁”应当就是传说中太一、黄帝在天上的宫阙，《紫阁图》以“紫阁”命名，显示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太一和黄帝的。顾颉刚认为这里黄帝升仙与公孙卿所述黄帝故事相近，其中所谓的“太一”也是上古的帝王。
沈海波：《〈山海经〉考》，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谶）》，第257页。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19页。
需要注意的是，《紫阁图》中有“张乐秦终南山之上”的说法，考察谶纬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具有特殊的含义。在先秦时期文献的记载中，和“黄帝”有关的主要地区是昆仑山，也就是所谓的“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 然而昆仑山毕竟是太过遥远的所在，所以从汉武帝时代开始，黄帝故事的发生地就逐渐接近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即长安附近。例如《史记·封禅书》记载公孙卿讲述的黄帝故事中，黄帝铸九鼎的地区在湖县，这就已经离汉朝皇帝们生活的长安城很近了。而到了谶纬文献之中，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和华山也成为神仙生活的所在，而且长安附近的华山逐渐具有神异特征，例如《诗·含神雾》说：“太华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浆，得上服之而成仙。道险僻不通。” 这“太华之山”显然也和长安附近的华山有渊源，《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云：“华山上有明星玉女手持玉浆，得服之，则仙矣。”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68页。
王莽模仿黄帝升仙，对各种与黄帝有关的说法几乎是来者不拒，例如《汉书·王莽传》提道：“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 这种说法应当是阳成修的杜撰，但王莽对这种说法也较为信赖，班固说不久之后王莽再婚，并且“考验方术”，就是为了模仿“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
另外，王莽也对自己模仿黄帝升仙进行刻意的宣传，据说他曾经制作了一辆九重华盖的车辆，在出行的时候展示这辆车并让人围观，以起到宣传的效果，《汉书·王莽传》记载：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70页。
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輭车，非仙物也”。
有论者以为这种华盖以实用器具的车盖作为蓝本并加以美化，见张同标《中国早期华盖图像的初步梳理》，氏著：《中印佛教造像探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马王堆汉墓帛画中有华盖的形象，相关的研究参陈建明主编《马王堆汉墓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539页。另参（日）曾布川宽《向往昆仑山的升仙——古代中国人描绘的死后世界》，《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宋艳萍：《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
文献记载说黄帝“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是知“华盖”是当时人们对黄帝认知的重要符号， 研究汉画像石的学者也注意到画像石中有与王莽建华盖升仙相似的场景。 而从班固的记载来看，王莽的华盖车造型十分奇特，出行的时候以这样奇形怪状的车辆在前，是为了让民众以为皇帝已经升仙了，或者将要升仙。班固记载了当时围观的百官的言论，说这是“輭车，非仙物也”，颜师古注释说“輭车”也就是丧车，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王莽模仿黄帝升仙的举动不以为意，王莽的宣传并没有起到什么直接的效果。
前文提到秦始皇时代曾有“仙真人诗”的弦歌表演活动，秦始皇出行的时候有非常庞大的仪仗队，他们且歌且舞，所到之处表演“仙真人诗”。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世人宣告皇帝已经升仙，或者即将升仙，期待能够起到安抚人心的效果。然王莽升仙行为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上的意义，他自己是否升仙与新朝的政治局势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当初人们热情支持王莽，主要是期待他能够进行改制，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类矛盾；王莽不仅远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混乱，给民众生活带来更大的不便和痛苦，王莽是否成仙和这个现实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况且正如谷永所言，从周代的苌弘到秦皇汉武时代，几乎所有方术士的努力都证明求仙并没有任何效验，这也是西汉中后期以来儒家化的士大夫阶层的共识。他们强烈地反对宣帝、成帝的求仙行为，自然也不会支持王莽求仙。所以王莽升仙的表演毫无意义可言，而班固《汉书·王莽传》中的记载可以理解为“丑词”，是对新莽政治的否定。
四、小结
接续前文关于《史记》灵验书写的讨论，本节主要讨论《汉书》符命和灾异的验证以及班固对鬼神巫术和方术的态度。灾异与谶纬的应验方式有相似之处，都是事先进行预测，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就预测进行解读；和巫术方术不同的是，灾异的预测并不能给预测者直接带来现实利益，反而会因言论干涉政治运行带来一定的祸患，班固提到董仲舒以及眭孟等人都因依托灾异进行预言遭遇不幸。而班固也认识到，灾异类预言能够应验的基本原因是“所言既多，时有所中”，其实并不认可灾异与现实政治事件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对以阴阳灾异比附政事的方式并不完全赞同，所以班固劝诫学者对于言灾异谶纬要慎之又慎。班固认可的是依据灾异现象对于君王进行劝谏，维护皇权与知识阶层基于对灾异解释形成的默契。而王莽随意解释灾异，造成了灾异解释体系的混乱，灾异与政治运行之间的联系荡然无存，灾异论实际上也就无法被验证。
班固同样没有为巫者列传，与司马迁一样对鬼神巫术的基本态度是存而不论，并且接续《史记·封禅书》对方术士的书写，同时记载谷永等人的言论，揭露方术士的欺骗性特征，以事实论证秦汉以来的求仙活动根本没有效验。而且班固在《汉书》中以浓重的笔墨书写王莽的“时日小数”以及求仙等事。王莽改制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混乱，给民众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和痛苦，到了王莽统治后期在实际的努力皆告失败的情况下，王莽只有求助于升仙以及神秘力量的帮助。然而班固的书写直接揭露王莽的“时日小数”根本没有效验，王莽能够升仙与否对政治形势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