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497页。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33页。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33页。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9页。
秦始皇时期命博士所作《仙真人诗》的内容已不可知，但先秦秦汉典籍中保存有当时人们的歌词，例如《孺子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听到的《接舆之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垓下之围项羽慷慨悲歌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高祖归故乡自作《大风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可以推测，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歌词应当与前引歌词类似，大多为韵文。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廖季平论离骚》，氏著：《神话与诗》。
朱光潜：《〈楚辞〉和游仙诗》，《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93页。
魏晋时期有“游仙诗”，鲁迅认为《仙真人诗》是“后世游仙诗之祖”， 闻一多也说“仙真人诗”就是“游仙诗不祧之祖”。 事实上，《仙真人诗》以及《楚辞》都被认为是广义上的游仙诗，对于后来乐府诗以及魏晋时期的“游仙诗”都有重要的影响。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廖季平论离骚》，氏著：《神话与诗》。
郭纪金：《楚辞可歌刍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闻一多：《离骚解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另参马达《〈离骚〉与“仙真人诗”——兼评闻一多论〈离骚〉》，《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闻一多也指出，《仙真人诗》和《楚辞》都是歌，而且都有对非现实世界的描写，所以认为《离骚》和《仙真人诗》有关。 这样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学者们大都认可《楚辞》就是楚人的歌词，和《诗经》、汉乐府一样，具有可以歌唱的特质。 另外，民国时期学者廖平认为《离骚》就是秦始皇时代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主要证据是《离骚》开头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秦的祖先是高阳氏，而秦始皇名政，所以廖平认为这几句说的就是秦始皇自己。廖平否定《离骚》为屈原所作并认为《离骚》就是秦博士《仙真人诗》的判断，明显过于武断了。闻一多就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廖平的观点，他认为《离骚》是秦博士所作属于无稽之谈。但闻一多并没有全然否定廖平的看法，他认为《离骚》虽然不是秦博士所作，但在性质上确实可以归类于“仙真人诗”，也就是说《离骚》是屈原所作的“仙真人诗”。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闻一多在《离骚》中读到了很多与神仙及神仙世界描写有关的内容。例如在《离骚解诂》中闻一多对《离骚》的诠释，就以神仙及游仙为主题进行的。 闻一多实际上是把“仙真人诗”当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而这种文学形式就是后世游仙诗的滥觞。可以认为，《仙真人诗》在形式上和《离骚》以及后世的游仙诗有相似之处，归于同一文学类别并无不可。
相关研究参见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乐府编钟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周天游《秦乐府新议》，《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陈四海《从秦乐府钟秦封泥的出土谈秦始皇建立乐府的音乐思想》，《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陈瑞泉《秦“乐府”小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5年第4期。
陈炲焮：《论诗杂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4页。另参张宏《曹操曹植游仙诗的艺术成就》，《殷都学刊》1996年第1期。
林久贵、周玉容编著：《曹植全集》，武汉：崇文书局，2020年，第77页。
再者，由于秦乐府编钟和乐府封泥的发现，学者们大都相信秦已经设置了乐府机构，也有学者认为秦的乐府机构主要负责在宗庙和陵寝祭祀中使用音乐。 虽然《仙真人诗》歌词的作者是博士，但是招募歌者以及弦乐人员，编队训练应当都是乐府的职责，史料中虽未明言，但秦乐府与《仙真人诗》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至于《仙真人诗》对后世乐府的影响，有两例可证：其一，魏武帝《秋胡行四解》有“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之句，据陈贻焮考证，此诗创作于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之时； 其二，现存《乐府诗集》中有曹植“仙人篇”，郭茂倩《乐府广题》曰：“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有论者指出：“今存的乐府诗中，以《仙人篇》名题者，仅有此篇。”
总的来说，《仙真人诗》背后有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它是秦政府用音乐和歌咏形式进行的宣传，歌颂和赞美的仙人和真人就是秦始皇帝本人。这样做其实是在向民众宣示皇帝已经成为仙人，获得了长生不死的能力，以此影响民众思想，打击那些期望“始皇死而地分”的各地分裂势力。可以说《仙真人诗》是带有维护统一目的的作品，也是秦始皇统治晚期面对日渐严重的政治危局不得已采用的应对措施。但这样带有欺瞒意味的宣传会随着秦始皇的离世而彻底失去效验，也会极大降低秦政府统治的公信力。
四、小结
应当认为，秦始皇求仙虽然也着眼于为自己求福佑，但他更为直接的诉求还应从政治角度进行考察。秦统一之后分裂思想和分裂势力遍布于山东各地乃至秦政权中央，他们慑于秦始皇的权威暂时还不敢有所作为，但秦始皇一旦去世，局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秦二世统治时期秦帝国的迅速崩溃即证实了这一点。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局，秦始皇一方面强力钳制思想言论，大力镇压不利统一的“异端”思想和学说；另一方面大力支持求仙，给予方术士们极大的支持。秦始皇召集文学和方术士以“兴太平”，是因为相对于留存各地的传统巫祝势力，方术士不仅有一整套“先进”的神仙和不死之药理论，在政治倾向上也更认同统一的秦帝国，所以秦始皇刻意提高方术士的地位，借以压制各地传统巫祝势力。其实不难理解，如果当真能获得仙药最好，即便仙药一时不可得，求仙也是对期盼皇帝去世的分裂势力的有力回击。在以上种种原因共同影响下，秦始皇的求仙活动一直持续到他去世还未结束。
秦始皇死后不久帝国重新陷入分裂，“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预言最终被证实。不能说秦始皇没有意识到分裂思想和分裂势力的普遍存在，然而在消除其对民众思想影响的过程中，秦始皇的很多努力后来被证明无效。例如资助方术士求仙却终究还是一场空，《仙真人诗》的弦歌表演也没起到预想的效果。但也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秦始皇的努力，秦汉政治文化中“假威鬼神”不再被接受和认可，这与秦始皇的努力显然是有关联的。
[1]参商承祚《殷契佚存》，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第96页；范毓周《甲骨文中的 与 帝》，《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