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9页。龙马负图出河的传说在西汉中期以前极少见到，怀疑它可能是随谶纬之说而起的。
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页。
另外，所谓“龙马负图”中的“龙马”，指的也应当是马。据《尚书》孔安国传“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 龙马出河，很显然也是受到水中出天马传说的影响。再者，《列仙传》提到有“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后有龙下向之垂耳张口。皇曰：此龙有病，知我能治”。 马医能治龙疾，可知魏晋之后龙马关系更加被神化了。
6.小结
可以发现，活跃于汉武帝时代的方术士，诸如李少君、少翁、栾大以及公孙卿等人，他们的“术”的底色仍然是驱神弄鬼的巫鬼之术，但其中也杂糅了包括“不死升仙”等更具吸引力的内容，这些都是为了给汉武帝营造良好的巫术体验。事实上，巫鬼之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反倒是“不死药”和“不死方”，当时的方术士对于相关的知识知之甚少。所以他们能够表演请神降鬼之类的方术，但若真要他们求取“不死药”和“不死方”的时候却无能为力。汉武帝虽然对升仙有着较为强烈的愿望，但实际上在升仙方术中并没有太过理想的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真实”的含义应当辩证地去看待，假如方术士们能够持续为皇帝提供真实的体验，让皇帝相信鬼和神的存在，那么他们也会持续得到支持，至少不会因为巫术和方术不验而被诛杀。然而巫术和方术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难以持续有效验证，而无法验证的根源在于巫术和方术在根本思想上的谬误，即鬼神不存在，不死升仙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即便方术士能够让人们一时看到“神迹”，但终究无法避免“不验辄死”的结局。
三、余论：秦皇汉武的态度
梳理秦皇汉武的鬼神观念和求仙过程，可以发现汉武帝有着强烈的个人体验色彩，也就是追寻的更多是一己之福，而秦始皇关注的更多是帝国的长治久安，这也导致了两人对待巫术和方术有不同的态度，并因此在巫术和方术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个人体验。
田余庆：《论轮台诏》，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汉武帝到中年以后志得意满，田余庆先生认为，“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包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意识形态改革，设中朝、行察举、建太学、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改革，以及统一货币、管盐铁、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经济制度改革等等，所以他要封禅，告成功。而这和秦始皇中年以后面临的局面完全不同，秦始皇虽然在二十八年也封禅泰山，但这一年更像是秦始皇事业的分水岭，如果说在这一年之前他觉得自己的事业比三皇和五帝还要成功，那之后尤其是他统治后期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带给他更多的是危险的信号，迫使他继续采取各种措施维持帝国的统一，其中就包括继续巡视各地、发布刻石，继续支持方术士们的求仙，以论证皇帝不死，以期能够继续维系帝国的统治。后来的史实也证明秦始皇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死后继承人难以应对复杂的局面，帝国迅速走向崩塌。反观汉武帝由于制度完备且“顾托得人”，死后国家依然有序运行。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最终悔过，也是之前学者深入讨论过的内容，此不赘述。
再者秦始皇虽然羡慕真人，但并没有材料显示他想到真人的世界里生活，他想要的只是不死之药，希望能够长生不老，长久地统治帝国使之继续运转，根本出发点还是维系自己的功业。而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中年以后对世俗世界颇多倦怠与厌弃的情绪，他希望能够像黄帝那样升仙，到另外一个世界——也就是天上的世界生活，他对黄帝乘龙升仙极为羡慕，甚至说“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也就是说，两位皇帝虽然都曾求仙，但目的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0、1391页。
还需要注意的是，秦始皇始终以“秦法”约束和管控方术士们的活动。某种程度上讲，秦法的威慑性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方术士在面临方术可能不验的情况下选择逃亡，例如侯生和卢生的逃亡，以及传说中徐福的逃亡等等。相比之下汉代的方术士则是敢于铤而走险欺瞒皇帝，例如汉文帝时代的新垣平，以及汉武帝时代的少翁、栾大等人，都有实际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方术上作假。另外汉武帝时代的方术士在和皇帝沟通的时候也会讲“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之类的话。巫鸿认为，方术士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们刻意塑造了比人更高贵的神仙，即便是天子在神仙面前也是卑下的。神仙与人有距离，而方术士们掌握着和神仙沟通的方式，所以他们可以向皇帝施压以获得权势和富贵。所以栾大会说：“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这也就导致武帝册封栾大为将军时荒诞的一幕出现：“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 此举甚至已经超脱了帝国政治运行的正常秩序，秦始皇时代的方术士显然没有这样的地位。
相关研究参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7页。
再者，没有材料显示秦代方术士曾进入秦代官僚体制中，方士和儒士类似，他们大多来自东方六国，被秦人视作“客”，被秦始皇和李斯称为“诸生”，这一点和战国时代活跃于秦国的游士并无本质不同。如同李斯、叔孙通与张苍那样，诸生中的优异者也有可能进入秦的官僚系统，并获取高位，但史料记载中并没有提到方术士曾经获得高位。而汉武帝时代的方术士中少翁和栾大都被封为“将军”，尤其是栾大得四将军印，且被封为二千户、乐通侯，位上将军。另外其他“自言有禁方能神仙”者也有可能像公孙卿那样进入郎官系统，并且逐渐获得升迁的机会。除此之外武帝时代建立了各种祭祀场所，例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床）”等，这些由太祝管辖，那么在其中主持祭祀的方术士也应当属于国家官僚系统人员。另外还有“八神、诸明年、凡山”等地方祭祀场所，也应当属于官方。 其他的一些方术士如果自言有神迹，也可以设立祭祀场所，《封禅书》说“方士言神祠者弥众”，即就此而言。例如公孙卿以及候神于执期的“明年”之类，武帝时代这些祭祀场所不归祠官管理，但其所需经费显然要官方支付。所以就其属性而言，在其中主持祭祀活动的方术士至少也应当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最后是被武帝差遣入海求仙之人，《封禅书》说武帝曾“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这些人的身份是“间使”，有些能使用官方的驿传系统，也可见其身份具有官方性质。总的来说，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时代求仙具有明显的官方特征，是以国家行政系统来为皇帝求取仙药。
最后，由于统计的困难，现在无法确知秦汉时期方术士们在求仙花费方面的具体差异，秦始皇时代的方术士求仙成本多者如徐福等“费以巨万计”，很明显这些花费超出了秦始皇的预计，但这个数字过于模糊，而且这笔钱于当时秦政府而言究竟超支多少，是无法确切知晓的。然而可以知道的是，仅仅是栾大迎娶当利公主的嫁妆武帝就花费了黄金万斤，而且除了史料中明确记载的文成五利、公孙卿之流的方术士，其他“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以及数千获得传车和间使身份的方术士，也会有大量的花费。另外诸如国家、地方以及方术士们自己主持的祭祀场所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以至于到了汉成帝时期由于政府财政困难不得不进行裁撤工作。总而言之，与汉武帝相比，秦始皇对方术士求仙的资金投入要少很多，而且管理制约也更加的严格有序。
总的来说，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较大力度支持方术士们求仙，但两人对于求仙的态度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秦始皇求仙更多着眼于国家政治的运行，更倾向于维护政治局势的稳定，对方术士的控制也更为严格有序；相比之下汉武帝更关注在巫术和方术中的个人体验，更关注个人长生不死与升仙，“追寻一己之福”目的更加明显。
[1]孙 ：《神女传三则》，王云五主编，吴曾祺编：《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