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看朱元璋如何驾驭团队、建立政权
对于大多数的王朝开创者来说，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攻城略地，就是在朝堂争斗，那他们是从何处学会治国的呢？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政治家不过是思想家的奴隶，政治家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将其所信奉的思想家的理念在现实中进行实验。
那么朱元璋是哪些思想家的“奴隶”？又是哪个学派的文人帮助他将一个流寇组织发展成一个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做对了什么，而他的对手张士诚、陈友谅们又做错了什么？答案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揭晓。
一、浙东那群山里人
如同三国时期的曹魏集团背后有一个贡献了众多文士的颍川派（荀彧、钟繇、郭嘉等名士都出自这一派），朱元璋的集团中也有一个文士集团，即浙东派。浙东是“两浙东路”的简称，辖越、婺、衢（qú）、明、台、处、温七府，涵盖了今天的绍兴、台州、温州、金华、丽水、衢州、宁波等地区，这里自宋朝起就是文人辈出之地。
当时，浙东有三大学派，分别是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和永嘉学派。这三个学派的主要发展地都在浙东的婺州、丽水、台州一带，都提倡“事功”，讲求理论指导实践。但是，在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浙东三派并非学界主流。直到遍地烽火的元末，注重实践的浙东学派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大批读书人或是直接师承，或深受浙东学派影响，成长为经世之才。所以，对于各个集团来说，谁先取得浙东，谁就拥有了这个人才库。
至正十三年初，在除掉郭子兴的次子郭天叙和巢湖水寇之首李普胜后，朱元璋成为这支渡江红巾军唯一的领袖。三月初一，朱元璋亲率主力，带领红巾军第三次攻金陵。在陈兆先的帮助下，朱元璋顺利取得了金陵，终于有了一块落脚地。进城第二天，朱元璋将金陵定名为应天府，表示他的起兵是上应天命。此时朱元璋的地盘很小，无论是跟雄踞江浙的张士诚，还是跟横跨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的徐寿辉相比，都可谓隅隙之地，而且朱元璋还被夹在两者之间。
进入应天府后，朱元璋开始着手发展一个稳定的政权。此时军中不缺武将，缺的是文人，因此朱元璋入金陵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纳文人。进城当天，他就召集众人，宣布若有贤人君子能和他一起建功立业，他必将厚礼相待。此处原是元朝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所在地，人才济济，很快朱元璋就招录到孙炎、夏煜、杨宪等十几个儒生。其中，孙炎与夏煜都以善辩能谈、才思敏捷远近闻名。
孙炎长得不高，面黑如铁，一足偏跛，是明朝版的“凤雏先生”（原指刘备帐下的谋士庞统）。他喜欢出游四方结交豪杰，却不喜欢只会读书的书生。他和一群儒生谈天时曾说：“我孙炎怎么沦落到跟你们这些龌龊不能成事家伙在一起？”
而夏煜是孙炎的众多豪杰朋友中的一个。他天生就适合做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具备了长相英俊、反应灵敏和文采出众三大特点，日后帮朱元璋成功游说了方国珍。夏煜还善谋略，朱元璋和陈友谅决战时的两个贴身参谋就是夏煜和刘伯温；他后来成为一方大员，将地方治理的有声有色。孙炎和夏煜虽然都是金陵本地人，但同游于浙东台州著名诗人丁复的门下，知道浙东学派中哪些是真正的人才，为朱元璋之后拉拢人才发挥了很大作用。
杨宪日后也前途无量，未来他将总管情报工作，之后又升为副相，被朱元璋用来制约李善长和胡惟庸的淮西派。而在进金陵前就被朱元璋收纳的汪广洋则更厉害了，后来他成为明朝仅有的三个丞相之一（另外两个是李善长和胡惟庸），他以谋略见长，被朱元璋比作张良、孔明。更难能可贵的是汪广洋有骨气，日后即使朱元璋百般授意，他也不肯诬陷胡惟庸，不愿让胡惟庸案牵连过多。如此谙熟政治的人当然知道拒绝朱元璋意味着什么，很快他就被逼自杀了。
在这些儒生的帮助下，朱元璋开始着手完善组织。他仿照元朝制度，置江南行中书省，设置官员，组建了行政、军事、司法等机构，让组织体系逐渐完备起来。朱元璋也慢慢被地主豪强们接受，转变为他们的代言人。进城后，朱元璋厚葬了战死的守城元将福寿，旌表其为元朝尽节，并让他在庙里享受祭祀。这一举动表明，朱元璋将沿用此前正统王朝的儒家话语体系，逐渐脱离明教红巾军体系，寻求与地主知识分子合作组建政权。
朱元璋还在延续元朝的保甲制度基础上建立了里甲制度，即以百户设里长，十户设甲首，里长和甲首由地方上具有名望的老叟、宗族族长、读书人担任，让他们参与管理和巩固乡村社会秩序。通过该制度，朱元璋肯定了地主阶层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资源，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
与之对比，此时徐寿辉、陈友谅集团的政治口号还是“摧富益贫”，还在四处查抄地主豪强的家。这样一来，地主豪强们自然知道该选谁。不久后，朱元璋的军中缺粮，应天府周边的地主们不再藏着掖着，积极将粮食借给朱元璋，很快就补足了缺额。同时，应天府周边的元军也看到了朱元璋的做法，在失去了补给后加入了朱元璋麾下，大大增强了他的军力，尤其是水军的力量。
二、一封“国书”引起的血案
朱元璋做事的特点就是快。占领金陵的当月，他容不得部下享乐，立即出兵扩张地盘。前文说过，如今朱元璋集团分三大派系，分别是朱元璋的直属派系、原巢湖水寇派系、原郭子兴嫡系，三大派系分别被安排了不同目标。朱元璋直属派系由徐达、耿君用（耿炳文的父亲）带领，向东攻略，目标是江苏东部地区；巢湖水寇派系由廖永安兄弟、俞廷玉父子带领，大部顺长江东下，协助徐达、耿君用；原郭子兴嫡系由比朱元璋资历还老的邵荣和赵继祖两人带领，向西、向南两个方向进攻，向西的目标是追杀叛逃到池州的原巢湖水寇头领赵普胜，向南的目标是打通前往浙江的路线。
朱元璋很清楚，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时，张士诚稳稳占据平江路（治所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市），兵锋向西，已经攻破了常州，很快就将与朱元璋军相接。徐寿辉、陈友谅集团兵势正盛，正全力围攻被元军占据的孤城安庆（此地是金陵的咽喉），而且，这支队伍在赵普胜投奔后士气更旺。
最初，朱元璋的东征部队进展得十分顺利，占领了宜兴、镇江、丹阳。之后，朱元璋的军队和张士诚的军队终于相遇了，但两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毕竟还有许多效忠元朝的地区等着他们征服。张士诚主动遣使前往金陵以示友好，朱元璋也报之以礼，派杨宪回访，还带了一封表达睦邻友好之意的信。
结果，这封信坏了事。信里写道：“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朱元璋在这句话里将自己跟张士诚摆在同等地位，张士诚尚可接受。但朱元璋接着就把张士诚比作东汉初期的隗（wěi）嚣，写道：“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但隗嚣的结局并不好，他最开始是光武帝的盟友，后来他割据自立，其势力被光武帝攻灭。张士诚不懂这句话的隐晦之意，但苏州也是文人辈出的地方，文人们给他一讲解，他顿时勃然大怒，扣住杨宪后，出兵攻讨朱元璋。
外交信件不是个人的率性表达，而是一个集团的集体对外发声，必须经过多次审核，为什么朱元璋会送出这封明显有问题的信？朱元璋的本意肯定不是要挑衅张士诚，毕竟后者风头正盛。笔者认为此事反映出朱元璋新招揽的文人和渡江前的淮西派旧将之间已经出现嫌隙，不然不会坐视这封信被送出。只有这封信惹出事端，才会让朱元璋更加重视文人。
02 张士诚与朱元璋的激烈交战
至正十六年（1356年），刚渡江一年的朱元璋军队在常州遭遇如日中天的张士诚军队。张士诚刚刚打赢高邮保卫战，拖垮了元朝的百万主力。之后，他麾下经过铁血考验的军队短时间就席卷了江南，占据了苏州、松江、常州等膏腴之地，兵多将广，睥睨天下。此时的朱元璋，刚刚占据金陵没多久，羽翼未丰，在天下群雄中毫不起眼。而张士诚不仅实力强，而且更狡猾，他仗着钱财丰厚，喜欢用“钞能力”！朱元璋将如何应对？
一、张士诚的“钞能力”
当张士诚与朱元璋因一封信关系恶化时，两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朱元璋新占领的镇江。镇江，即镇守长江之意。镇江古称京口，自古“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是产美酒和精兵之地，宋武帝刘裕就是靠镇江的北府兵崛起的。镇江还是金陵的咽喉之地，与瓜洲渡隔江相望，不仅有“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诗意，更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肃杀。朱元璋此时立足未稳，镇江如果被夺，金陵将再无宁日。朱元璋赶紧派最信任的将领徐达防守镇江。
徐达刚升为大将不久，受到提拔的原因是朱元璋看中了他稳重寡言、考虑问题周到和服从性强。用朱元璋《御制中山王神道碑》的原话是，徐达“平昔言简虑精，当提兵之时，令出不二”。但徐达这一年才二十四岁，刚参军三年，突然要统率千军万马，经验不足，也没有威望协调好军队中的安徽老部队和新投诚的江南部队之间的关系。
针对这一点，张士诚对镇江出招了。张士诚财大气粗，直接就使出了“钞能力”，诱降了徐达的手下陈保二。陈保二是朱元璋过江后才投奔到军中的，不是核心班底淮西人，他听到张士诚要拉自己入伍，乐不可支地就带着本部军马投奔了。陈保二不仅自己叛投，还交了投名状，胁迫另外两个将领一起叛逃。在得到熟悉镇江防务的陈保二后，当年七月，张士诚命手下头号大将、最早随他起事的“十八条扁担”之一、盐城人吕珍率军前去围攻镇江。朱元璋见敌军来势汹汹，徐达又闹出了手下叛逃的丑剧，忐忑之下只得亲自率军驰援镇江。
朱元璋来到镇江城下，见吕珍军势浩大、营垒森严，便不敢主动挑战。奇怪的是，吕珍作为攻方，也连着几天也不出战，两军就在镇江城外对峙。又过了几天，朱元璋突然收到紧急军情，宜兴失陷了！原来，吕珍见朱元璋亲来，没有硬拼，而是在营垒里使出“空城计”，带着主力从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溜走，偷袭了宜兴。该城的守将是耿炳文的父亲耿君用，在突袭之下来不及防备，力战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