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的顶层政治设计
在完成国内统一后，朱元璋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内政，“家天下”成为朱元璋在设计政治框架时首要考虑的目标。明史专家陈梧桐先生在《朱元璋大传》中如此评价：“朱元璋的一切政策，都是以巩固封建统治特别是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明朝的顶层设计达到了两千年来专制制度发展的巅峰，在大明王朝存续两百余年中，朱家人一直牢牢掌控着这个国家。
一、朱元璋的文化构建和人才选拔
建立明朝后，朱元璋的首要之事就是构建符合明朝统治集团利益的文化。他是一位构建文化的高手，构建了符合“家天下”目标的新一代儒家文化。
先谈谈传统儒家。当年汉武帝为何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因为儒家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极为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统治术。所谓百家思想，实际上都是关于如何组建国家的参考答案，以供先秦诸国选择，并在各国争霸的过程中相互竞争。而儒家的核心是将家庭中的规则放大到整个社会，君主如同父亲，臣民则是儿子，君王统治臣民用的是父对子的仁爱，臣民对君主则需尽到子对父的忠孝。
运用这套话术，君主天然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君主的地位就如同所有人的父亲，即便做错了，父亲依旧是父亲，更何况，儿子哪里敢指责父亲的错误？朱元璋登基后，认为儒学的这套理论适合维持封建统治，便在全国各地兴建学校，延揽教师，令各地官员为崇儒尊孔拨给专门的经费。
其实，儒家学说中也有许多反对专制的内容。比如，孟子就提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和“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随着儒学的发展，儒学中的理学一派一直高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背后其实是地主们在争夺“评价权”，否则地主知识分子凭什么能为天地立心呢？当拥有评价权的士大夫们依据“为生民立命”的标准，评价某一君主为昏君时，“诛一夫”便具有了合法性。
为了消除这些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的观点，朱元璋登基后开始对儒学进行改造。例如，他曾试图将孟子排除在文庙之外，但因反对声过大而作罢。他转而对《孟子》进行删节，删去了三分之一不符合专制要求的内容，编成了《孟子节文》一书，并让全国的学校舍弃《孟子》原书而学习《孟子节文》。
朱元璋开设大量的学校，在全国推广他改造过的程朱理学，让学子们学习。他还以科举做官为诱饵，让广大学子成为其封建专制的工具。虽然中国很早就施行了科举制度，但初期的科举还重视选拔人才的功能，不至于过度禁锢思想。比如，在唐朝，写诗也能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名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就是唐代诗人祖咏在科举考试中写出来的。而朱元璋要求学生只能学习他改造后的那套学说，禁止学习其他学说，明令“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朱子理学）不讲”。
此外，朱元璋在各地的学校里都立了一块碑，写明“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而考试也一概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程朱注疏为答题范围。从此，“百无一用是书生”成为很多读书人能力的真实写照。
二、废除宰相，大权独揽
通过在封建文化建设上进行铺垫，朱元璋将自己抬升到了极高的地位，从而为后续的机构调整和清洗功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明朝之前，君权一直受到相权的制约。宰相会带领文官群体，限制皇帝，让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例如，在唐朝，即便皇帝想让关系亲近的人担任一个小官，也需要经过中书省、门下省等部门的审议。否则，即便此人被勉强任用，也只会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斜封官”(1)，在官场上寸步难行。宋朝实行的封驳制度更是要求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大臣们的审查，否则无效。这些制度的设立，部分是出于皇帝的无奈，更多是出于开国皇帝主动退让的政治智慧，以防后世有不肖子孙登基，文官群体能对其有所制约。
然而，到了朱元璋时期，可能由于小时候太多次被元朝官府坑害，朱元璋不仅不信任官僚，还十分反感以宰相为首的群臣集体制约自己。于是，在夺得天下后的第十三年，朱元璋以胡惟庸案为契机，对明朝的组织架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他首先就废掉了在中国历史上运转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还废除了实行宰相制度的重要机构中书省。
随后，朱元璋将原本隶属于宰相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主官提升一级，从正三品升至正二品，使其在级别上跟原来的宰相平级，让他们直接向自己汇报。如此一来，朱元璋的权力更难受到掣肘了。偌大一个朝廷却没有人或部门居中协调，每个部门都各自为政，直接向皇帝汇报，朱元璋美其名曰各部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皇明祖训》）。记住“彼此颉颃”这四个字，就是让各个机构之间地位平等，互相制约，不敢相互压制，最终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在明朝，从地方到朝堂，从官府到军队，遵循的都是这个原则。大家相互防范和争斗，皇帝则在一旁看热闹。
这种制度安排以牺牲行政效率为直接代价，削弱了文官集团与皇帝抗衡的力量。不仅如此，随之而来的是朱元璋本人的政务负担急剧加重。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这八天为例，朱元璋一共收到了一千一百多份奏章，涉及约三千三百项事务。即使他每天只睡四小时，他每小时也需要处理十份奏折，四十项事务。
终于，朱元璋吃不消了，但他又不放心让大臣参与最终的决策，竟然从民间找了四个有德行的儒士来辅佐，美其名曰“四辅官”。但这四人并不擅长处理政务，不久他们或退休或被朱元璋杀掉。之后，朱元璋只得选出几个年轻的儒生，任命他们为学士，让他们作为自己的助手随侍左右，这才勉强撑起中枢的框架。朱元璋的这种做法在他统治的时期可行，但他的后代们没有这样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后面的明朝皇帝就把目光转向了太监，魏忠贤、王振这些权宦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治军：让军队自己养活自己
在军队构建上，朱元璋推行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彼此颉颃”；第二个原则是节俭，朱元璋充分发挥了自己出身农家养成的节俭意识，他只让军队干活，不给军队拨粮，自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在第一个原则“彼此颉颃”下，朱元璋设了兵部和大都督府两个部门来管理军队，并在职责的设置上让两部门彼此牵制。都督府负责日常的军队建设，兵部则承担颁发军令和选拔军官的责任，如此便将军队的管理与调度分开了，实现了兵将分离。更关键的是，两个部门都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当战事爆发时，只能由朱元璋决定战与不战，并由他任命军事统帅。即便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认为大都督府的权力过大，之后又将拆分为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各自分管一部分军队。
具体到军队建设，朱元璋创立了明朝的“军户制度”，也就是将多用于乱世的养兵方式制度化，朱元璋期望部队能自己养活自己。具体的做法是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两百多个卫所，每个卫所有五千到一万人，官府给他们分配土地，让他们自耕自食，打仗时就从中征调士兵。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只要当了兵，就会被纳入军户。平时，士兵在卫所种地，收获的粮食要至少上交一半给官府，这个比例要比民户高得多。而且，到战时军户还要出征，若士兵战死，他的家族还要接着出人顶上。卫所的职位都是世袭的，只要你是普通军户，你的子子孙孙也是普通军户，而军官的儿子生来就是军官。卫所中的武官群体才是朱元璋稳固的支持力量，即大明王朝的“八旗子弟”。比如，明朝中期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他们的祖辈都是跟随朱元璋征伐天下的凤阳同乡，他们家族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军官。
不过，建立军户制度的初衷是好的，这个制度在明朝初期发挥了明显的优势，体现在军队所需的给养少，军队能快速实现对征服区域的占领，能有效地管理边远地区。但在卫所这种人为隔绝的环境里，一切都是军官说了算。当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士兵们对军官的价值就只剩下种地了。之后，卫所的士兵更是沦为达官显贵的“农奴”，田地被侵吞，自己被奴役。按照《明实录》记载，明朝建国还不到百年，卫所里就出现了“军士妻子，衣食不给，皆剜蕨根度日”的现象。后来，军户的惨状连大太监刘瑾都看不下去，他试图进行改革。但利益阶层的蛋糕岂是那么容易动的，刘瑾的改革直接引发了九边兵变，最终让他命丧黄泉。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在朱元璋时期，卫所的士兵就开始大量逃亡。到了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在嘉靖朝，尽管明朝国力看似强盛，但几十个倭寇就能在大明的钱粮重地南京附近肆意横行。到了崇祯朝，北京号称有十几万兵力，但当李自成的军队逼近北京时，明朝朝廷不得不雇用乞丐来守城，最终让李自成兵不血刃地进了北京。
四、治民：防范再出另一个朱元璋
很多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贫民，了解民间疾苦，所以在他的统治下平民的生活应该会更舒适。然而，正因为朱元璋曾是贫民，所以他更在意如何防范贫民中再出现下一个“朱元璋”。在元朝，朱元璋遭遇灾荒后还能去外地乞讨求生，可在明朝，路引制度导致受灾的百姓只能痛苦地等待饿死。
明朝实行的路引制度把人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百里之内。民众若无特殊许可的路引，随意迁徙将被视为违法，会被判处私渡关津罪。此外，朱元璋还推行了里甲制度，以十户为一甲，百户为一里。居民间相互监督，不仅百姓自己有违法犯罪行为会受到惩处，甚至连邻居无所事事，都可能牵连整个里甲的居民被发配到边疆。
下面这个例子能更形象地说明朱元璋构建的社会。有一种动物叫裸鼹鼠，在自然界，它们以大约三百只为一个族群，形成一个类似社会单位的团体来生存，每只裸鼹鼠都各司其职，维持着这个小社会的正常运转。其中，每个族群都只有一只鼠后，负责繁殖下一代。鼠后的周边长期有三只雄鼠，只负责与鼠后交配，其他裸鼹鼠没有繁殖的权利。族群中还有负责挖洞和寻找食物的工鼠、负责打仗的兵鼠、负责警卫的警卫鼠、负责清扫其他鼹鼠排泄物的清洁鼠等。在裸鼹鼠的社会中，个体一出生就被确定了身份和职业，一生不变。
这大概就是朱元璋心中的理想社会。他将民众大体划分为民户、军户和匠户三大类别。民户中除了有每年要定期服役的普通民户，还包括儒户、医户、阴阳户等；而匠户则涵盖了厨子、裁缝等各类工匠。每个人一出生就被决定了未来，不许改变。对于渴望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人来说，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途径，但科举三年才举行一次，每次全国只有几百个名额。
有人可能会想，如果实在生活不下去，可以选择像朱元璋早年一样出家为僧。然而，如果朱元璋在他自己建立的明朝当一个普通人，他一定没有资格成为和尚。因为在明朝初期，民众生活艰难，许多人都争着想出家。根据《剑桥中国明代史》，明朝建立后不久，有一年竟有五万七千人出家，第二年竟增至近十万人出家。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来控制僧侣的数量，以确保国家的税收。他规定，想出家的人必须通过考试，同时对各地的僧侣数量进行严格控制：每个县二十人，每个州三十人，每个府四十人。
朱元璋所做的这一切，就是防止下一个朱元璋出现。他为稳固“家天下”统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每个人都像鼹鼠一样活着，何谈发展呢？
五、以刘邦为榜样
刘邦，汉朝的开国皇帝，与朱元璋一样都是出身平民，而且他们的故乡相距不远。刘邦的成功和治国策略对朱元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朱元璋一直以来的榜样。
朱元璋对刘邦实行的分封制颇为欣赏，认为这是一种巩固家族权力的有效手段。在朱元璋看来，外人不可信赖，要么有夺权的野心，要么只为领取俸禄而不尽职尽责。因此，朱元璋决定效仿刘邦，将朱家的子弟分封为各地的藩王，以此确保朱家的天下能长久传承。他先后分封了二十多个儿子，尤其在北方的长城沿线，他分封了宁王、燕王、晋王、代王、秦王等掌握着强大军事力量的藩王，其中，仅宁王就拥有八万精兵。
这些藩王在日后成为朱元璋清洗十几万功臣的底气。在利用淮西帮的力量夺取政权后，朱元璋就开始分批处决这些功臣，并将军事指挥权转移到儿子们的手中。不过，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们有很清晰的认识，知道他们的军事能力有限，所以主要将难啃的敌人交给外姓将领解决。于是，明朝的军事布局呈现出一个特点：在进攻时，明朝依赖有才能的将领，而在防守时，明朝主要依靠地方的藩王们。
除了在军事上发挥作用，朱元璋的儿子们在政治清洗中充当了帮手。例如，在处理曾在兰州防守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会宁侯张温时，朱元璋便指派他的儿子晋王协助执行。他在传给晋王的书信中说：“将会宁侯及其子嗣处以凌迟之刑，其成年家属废为庶民，妇女则分配给晋王府的军队。”
不仅如此，藩王们还主动鼓动朱元璋发动清洗，以便浑水摸鱼，谋取私利。例如，太子朱标死后，四皇子燕王朱棣来到京城，对朱元璋煽风点火。《明通鉴》记载：“（燕王）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之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蓝）玉祸作。”于是，在朱棣的推动下，朱元璋掀起蓝玉案，导致一公、十三侯、二伯被族诛，牵连一万五千多人被杀，“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第二年，燕王起兵。
(1) 斜封官，相对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而言，其任命方式是从侧门交付中书省且墨书斜封，故名。
02 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底层逻辑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待功臣最冷酷的皇帝，丝毫不在意他们为建立大明王朝立下的功勋。明朝初期封赏的三十四位公侯中，只有徐达的家族幸免于难，并将爵位传承下去，其他功臣的家族大多在持续十年以上的“胡蓝党案”中遭到清洗。朱元璋杀掉这些功臣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在维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他究竟是如何进行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清洗的？
一、不相信任何人
除了自己，朱元璋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反复强调：“虽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犹当警备于心。”
朱元璋的童年生活极为悲惨，这或许导致他形成了多疑的性格。在大疫大灾之年，朱元璋在饿殍遍地的河南和安徽乞讨了三年，活了下来，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观念与普通人截然不同。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教导子孙要时刻保持警惕，“凡警备常用器械衣甲，不离左右；更选良马数匹，调教能行速走者，常于宫门喂养。及四城门令内使带鞍辔各置一匹。”这种性格在朱元璋三十年的施政生涯时常发挥影响。在朝堂上，他废除了宰相制度，让原本隶属于宰相的各个部门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并让他们相互制衡；在民间，他设立里甲制度，通过连坐的方式迫使民间的百姓相互监视。
最让朱元璋头疼的是，如何处理那些与他一同征伐天下的功臣们。这些功臣主要集中在军队中，他们是国家的基石，守护着大明王朝。而且，功臣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乱世枭雄，他们的势力在军队中枝蔓相连，一呼百应。他们清楚朱元璋为了发迹所用的卑劣手段，比如害死岳父郭子兴的儿子们、将明教教主韩林儿抛入江中，他们也见识过朱元璋历次兵败后的狼狈模样，不会像百姓那样将朱元璋奉若神明。
而且，这些功臣大多来自安徽凤阳周边的一两个县，他们的子女彼此通婚，家族间同声相应。功臣们认为自己与朱家共同治理天下，在他们的眼中，百姓甚至官吏都不算什么，想杀就杀。例如，朱元璋曾斥责永城侯薛显擅自杀害胥吏、兽医、火者、马军以及千户吴富之罪，但最后也只能将他贬到海南。
那么，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朱元璋该如何清洗这些功臣呢？
二、政策转向
洪武五年是明朝政策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徐达、李文忠、冯胜分三路讨伐北元，却大败而归，损失数万将士。这次失败让朱元璋意识到北元的势力不可能轻易被消灭。因此，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将精力投入国家建设中，大明的主要任务也从对北元作战转变为发展。在此阶段，为了防备北元的攻击，安心发展经济，朱元璋并没有大肆屠杀功臣，在洪武十三年前，被杀的公侯仅有水军领袖、巢湖水寇派的领袖廖永忠。
围绕着发展实力这一目标，在后面的八年里，朱元璋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调集近九万工匠、几十万军士和民夫，花费六年建设家乡凤阳；第二，向人口稀疏的北方移民，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第三，在各地调整组织架构，改变了行政权、监督权和军权集于地方长官一身的状况，将三权分给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人互不隶属，相互制衡。
通过以上三条措施，朱元璋把经济建设得有声有色。洪武前十三年，全国增垦土地一百八十万顷，实现了官民田翻番。然而，此时期积累的财富有相当大部分被浪费在凤阳皇宫的建设中。当凤阳皇宫即将建成时，朱元璋或是不想让淮西帮进一步壮大，便放弃了迁都的计划。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实现集权于皇帝一人，发起了持续十余年之久的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淮西人，为人干练，颇有吏才。他从宁国主簿这种小官做起，在县、府和省三级官府任职多年。在此期间，他在民间不遗余力地为朱元璋的一次次军事行动敛财，被百姓称为“胡扒皮”，成为与苏州知府“陈烙铁”陈宁并列的酷吏。
在朱元璋消灭张士诚的同年，胡惟庸得到淮西派领袖李善长的赏识，被提拔到太常寺担任少卿一职。《明史纪事本末》称，胡惟庸为了这次提拔，向李善长赠送了两百两黄金。有了李善长的帮衬后，胡惟庸获得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他本就颇具才干，很快便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开始对他青睐有加。
洪武四年，李善长在与朱元璋多年共事之后，感到高处不胜寒，他深知朱元璋的为人，便想功成身退，回到凤阳隐居。胡惟庸迅速填补了李善长留下的空缺，成为中书省的最高官员，据《明史》本传记载，他当时的权力足以“独专省事”。
胡惟庸的能力极强，在随后的洪武六年、洪武七年间，明朝的耕地数量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顷，是前五年新开垦数量的十倍。在之后的七年里，胡惟庸一直是明朝最高官位的文官，主导了国内的建设工作，政绩显著。如果没有胡惟庸的努力，明朝不可能这么快就恢复元气，也不会很快就有能力对北元发起新一轮的军事行动。日后，明朝才子王世贞在《弇州别集》中也不得不承认胡惟庸“雄爽有大略”。
然而，在朱元璋的规划中，他不能容忍一个团结在宰相身边的文官群体。这最终导致了胡惟庸的悲剧结局，因为他的存在和影响力威胁到了朱元璋对权力的绝对控制。
三、朱元璋的集权措施
封建社会的皇帝大多会受到文人的极力吹捧，朱元璋也不例外。
在文人的吹捧中，朱元璋有些飘飘然了，认为自己天赋异禀，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是一把好手，在建设上也有才干。在政治理念上，朱元璋认为皇帝不能独揽大权是历朝衰败的根源。他在《皇明祖训》中写道：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朱元璋要集权。他要不受制约的权力，要将封建帝王的专制推向顶峰。于是，在地方上完成组织架构调整后，朱元璋下一步就是重新调整权力中枢，如此，中书省左丞胡惟庸的命运已然注定。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命令李善长复出为官，让他与尚在地方的李文忠一起“空降”到胡惟庸之上，使二人的职务高于胡惟庸。之后，他又将胡惟庸的佐理官员全部调走。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即命各部及地方上书朝廷时，无需再将内容告知中书省，从而切断了中书省与六部以及地方诸司的联系。
洪武十二年（1379年），朱元璋将李文忠从陕西调回金陵，利用他加强自己对京城的控制。
同年，朱元璋又给一批新兴军事贵族封侯，包括蓝玉、王弼、仇成、谢成、张龙、吴复、金朝兴、曹兴、叶升、曹振、张温、周武等将领。同时，朱元璋陆续将此前已经被封侯的淮西勋臣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调出，他们此前与淮西同乡胡惟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元璋准备动手了。正好在此时，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在街上疾驰时出了车祸，不治身亡，胡惟庸一怒之下让警卫杀了车夫。朱元璋听闻后，决定追究到底。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车夫的家人，但未被朱元璋许可。
明朝有史料称，胡惟庸准备反叛，诈称在府中的院子里掘出喷泉，邀请朱元璋来参观，却暗中埋伏好刀斧手，随后此事被宫内的小太监获知，拦住了朱元璋。这个为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增加合法性的说辞可信吗？真实的情况是：胡惟庸当时已经被彻底孤立。此前为了能成为宰相，他拼命地执行朱元璋决定的各项搜刮钱财的政策，在民间声名狼藉，毫无人望，谁会与他一起共谋呢？更何况，在对胡惟庸动手前，朱元璋极力笼络新兴军事贵族，并剥夺了一批淮西勋臣的军权，确保之后的杀戮可以万无一失。
如今，胡惟庸只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所有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完了。洪武十二年底，胡惟庸的下属、御史中丞涂节上奏称刘伯温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当代史学家杨讷考证过刘伯温之死，他认为刘伯温不可能是被胡惟庸害死），并指出胡惟庸的副手汪广洋知悉此事。汪广洋是名儒余阙的学生，他知道自己大限已至，但抵死不肯诬陷胡惟庸，最终被朱元璋诛杀。
虽然汪广洋不肯攀诬，胡惟庸的罪行也很好找。他能做到文官之首，怎么会没有污点？最终，朱元璋给胡惟庸安的罪名是擅权植党、指控他利用手中权力干预司法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罪名中尚无谋反罪。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下令处死胡惟庸。随后，胡惟庸被带到金陵玄津桥附近斩首。《纪事录》记载，其尸体被“肢解于市，纵犬食之”，家人也不能幸免于难，“妻子分军士，子弟悉斩之”。
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最初的打击对象是文官系统，随后借此案几乎杀光了三大朝政机构——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的所有高层，仅右御史大夫一人被饶了性命。每个被杀的政坛巨擘背后都有一众追随他的官员，所以随后有数千人也被诛杀。
借此案之机，朱元璋还调整了明朝的监察制度。他将御史台改组为都察院，将人员编制扩充了一倍。改组之后的都察院下设十三道，对应明朝此时的十三个行省，意味着监察御史们能够监控、弹劾各地区的各级官员，这是之前的历朝历代所没有的。
不过，朱元璋即便要调整，原来的官员能用就用，不能用撤职便罢，何必把他们全杀了呢？答案大约是，稻田里的麦子熟了，割了才好种下一茬。把这些臣子全杀了，不仅能消除他们带来的消极影响，还能为朱元璋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
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写道：“明初连年用兵，承元疲敝之后，益以兵荒天灾，国库奇绌。一面又因天下未定，不能不继续用兵。明太祖及其部属大抵都出身卑贱，自来就不满于一般专事尅削的地主巨商，因此除不断用徙富民的政策以夺其田产以益军实外，又不断地寻出事来择肥而噬，屡兴大狱的目的只是措财筹款。”
中枢被杀的高官背后是几千个文官，而哪一个文官后面又没几个富商。随后，朱元璋借此案杀戮地方豪族，责令富豪出钱出粮，还迫使这些人大量迁徙到凤阳。由于文官被杀了太多，朱元璋紧急令天下各府、州、县推荐人才到朝廷，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便可授官，此轮新纳人才有八百六十余人。之后，地方上又陆续推举数千人来金陵。
收获了这些豪族的家财，第二年即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和义子沐英出征云南。
四、杀文官
从出征云南到大军班师回朝历时三年（1381—1384年），在此期间朱元璋利用他改造后的新儒学培养了大量文人。首先是国子监的建立，每年能为明朝输送大量受新儒学熏陶的文人。其次，朱元璋还恢复了科举制度，以他划定的内容为考试范围，并颁布《科举成式》，建立了一个层次清晰、名目繁多、等级分明的人才选拔体系。越来越多新文人成长起来，准备进入政坛。
洪武十七年（1384年），傅友德凭消灭了奉北元为正朔、统治云南部分地区的梁王势力之军功而晋封为颍国公，大批军事贵族得到赏赐。此时，北元的土地只剩下了辽东和蒙古地区。朱元璋打算彻底解决北元问题，还需要大量钱财。昔年汉武帝为征匈奴，不惜使人口减半，朱元璋岂能逊于刘家的彘儿（汉武帝最初名为刘彘）。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掀起了郭桓案。
郭桓，山东泰安人，并非出自处于明朝权力核心的淮西集团，因此在朝堂上没有根基。他在洪武五年入仕，在山西任职十二年。洪武十七年，郭桓因才干出众被调入管理天下钱粮的户部，升为副职，当时户部长官空缺，由他主管户部。然而，仅一年后，朱元璋指控郭桓与北平的官员合谋倒卖官粮，将其下狱。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1)经过审讯，六部的大部分官员受到牵连，正副主官有八人被杀，底下的官员也多“阖部皆死”，六部几乎被一扫而空。这还只是开端，很快，朱元璋就公布了郭桓的罪行，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郭桓倒卖了七百万石官粮，约合现在的一万三千多吨，足够一百万人吃一年；第二条，郭桓贪污了浙西四个府的税收，并收受贿赂；第三条，郭桓贪污了印刷的明钞。最终，经朱元璋认定，郭桓贪污的钱粮折合成米大约是两千四百万石，相当于大明一年税粮的八成。如此巨大的数额让人觉得荒谬，更何况，郭桓才到户部任职一年。而且，其他涉案的六部主官也多为任职较短的新人。
惩治朝堂六部还只是“开胃菜”，随后，朱元璋在地方上实施“瓜蔓抄”，即一人犯罪，亲族被诛，甚至朋邻乡里也不能幸免，如瓜蔓般辗转牵连。据《明史·刑法志》记载，郭桓案“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朱元璋定下了两千四百万石的数字，这就相当于给下面的官员定了任务，地方上的无数富户因此破产。想象一下，一个官员被抓进牢狱，锦衣卫说他贪了一万两白银，他拿不出来，在遍体鳞伤后被问这些钱是否已经借给了某地富商，这个官员会怎么说？于是，明朝就出现了“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现象。
通过郭桓案，朱元璋达成了一箭三雕之效。第一，他成功重新调整了朝堂官员；第二，在地方上，一大批关系盘根错杂的官员被更换；第三，他筹集到了大量钱粮，为发动对北元的新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一大批新文人进入了政坛。郭桓案之后的第二年，朱元璋让上千名国子监学生毕业，授予他们知府、知县的职位。他们与淮西派元老没有瓜葛，将成为朱元璋的拥趸。
五、杀武将
洪武二十年（1387年），积累了海量资源的明朝对北元发动了总攻。明朝调集了冯胜、傅友德和蓝玉三名公爵，出征辽东。面对如此重兵，北元守将纳哈出选择直接投降。
次年，蓝玉取得捕鱼儿海大捷，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扔下文武百官仓皇逃窜，不久死于属下之手。至此，明朝终于无需再担心蒙古铁骑重返中原。
之后，朱元璋开始考虑身后事，特别是如何处理这些如狼似虎的猛将。唐太宗李世民二十四岁便平定天下，而朱元璋此时已经六十一岁。晚年的朱元璋身体欠佳，担心自己随时会离世。他每年都召集分封到各地的儿子们回来一两次，称：“我知道你们每年从封地来一趟金陵很辛苦，但我年纪大了，不知道与你们的哪次见面就是最后一次。”看着自己的太子朱标，朱元璋更是忧愁。他一直认为，朱标的性格过于柔弱，不适合当皇帝，甚至正德朝大学士王鏊的《王文恪公笔记》称朱标是被朱元璋呵斥，受惊后跳河，被救起后病死的。
于是，朱元璋决定除掉最早跟随自己、根基深厚的部下。此时，徐达、常遇春等名将早已病故，李文忠也在劝谏朱元璋少用太监后死得不明不白。朱元璋决定拿淮西派元老、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开刀。
这一年李善长七十七岁，可能会有人质疑朱元璋杀掉李善长的必要性，但朱元璋深知政治的残酷性。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他已经七十岁，从此，年龄便不再是臣子保命的借口。
李善长等一批功臣手中皆持有丹书铁券，按例可被免除谋反之外的所有死罪。然而，是否谋反是由朱元璋说了算，朱元璋声称，李善长参与了当年的胡惟庸团伙，此举令天下人目瞪口呆。其实，明朝最早公布的胡惟庸罪行中并无谋逆之罪，但这些年来，经过朱元璋数次升级，此案在明朝的官方口径中，胡惟庸竟与日本人、蒙古人勾结，妄图篡夺朱家的江山了。
朱元璋从李善长周边亲戚入手，一番拷打之下，坐实了李善长的罪名。朱元璋知道仅这样做还不能服众，就再找了一个借口，让负责占星的官员预测皇上有灾，需要大臣出来顶灾。就这样，朱元璋处死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人，只留下娶了公主的李家长子李祺，但李祺夫妇和子女也均被流放。
不仅是对李善长家，此次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一共清洗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陆聚等二十二家勋贵。这次屠杀主要针对老勋贵，他们大多为洪武三年封公侯的第一批勋贵，而这些年新获封的二十家公侯基本完好无损。很多被杀的勋贵与朱元璋的关系深厚，为他立下了无数功劳。
吉安侯陆仲亨，濠州人。十余岁时，陆仲亨的父母兄弟为乱兵所杀，他惊恐地躲在草丛中，手中握着一把麦粒。此时还只是郭子兴麾下小队长的朱元璋看到了他，喊道：“跟我走吗？”陆仲亨答：“跟。”从草丛中出来后，他仍然紧紧握着那一把麦子，生怕这点口粮被人抢走。
平凉侯费聚，五河（今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人。朱元璋刚加入红巾军，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朱元璋成为小队长后，属下有“九步二骑”，费聚便是那二骑之一。
荥阳侯郑遇春，濠州人，在朱元璋领兵进攻属于他的第一座城市滁州时，担任先锋。
即便有些老勋贵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后人仍不能幸免，比如顾时、陈德、王志等人虽已去世，但子孙或被屠灭，或受牵连。而活下来的则是朱元璋围绕太子朱标打造的新一代军事贵族，以蓝玉、常升（常遇春之子）、曹震、冯胜、叶升等人为代表。没有被除掉的第一代军事贵族如冯胜、耿炳文等人，也与朱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常遇春之女为太子妃，蓝玉为常遇春的妻弟；常升是朱标的妻弟；曹震之妻是朱标的乳母；叶升和蓝玉是姻亲；冯胜和常升之兄常茂是翁婿；耿炳文则与朱标是姻亲。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朱元璋为太子朱标布局了新一代军事贵族，可仅仅两年后，朱标竟然死了！
朱元璋不得不重新选择新的继承人。朱元璋有三个选择：一是从自己的儿子中挑选一个继承人；二是选择朱标与常遇春之女所生的朱允熥；三是选择朱标与文官吕本的女儿所生的朱允炆。
第一个选择意味着将彻底推翻此前所有的布局。朱元璋已经将成年的诸子分封各地，他们手握重兵，若从其中挑选一人，可能会引发其他皇子的不满，甚至可能重蹈西晋皇室的覆辙，上演一场八王之乱。
对于第二个选择，朱允熥有着常遇春的血脉，会得到新一代军事贵族的支持。但在历史上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血脉根本不算什么。隋文帝杨坚不就是从外孙的头上摘下皇冠的吗？不仅如此，杨坚还杀死了姻亲宇文家的所有直系血脉，包括自己的外孙。朱元璋担心的是，蓝玉这些人中会不会诞生下一个“杨坚”呢？
第三个选择是文官群体所期望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记载，翰林刘三吾当即表态称：“皇孙（朱允炆）世适，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皇上无过忧。”
权衡再三之后，朱元璋选择了朱允炆。新一代军事贵族的命运就此注定。一年后，蓝玉案爆发。蓝玉、常升、曹震、冯胜、叶升等原来朱标的核心团队成员全部遭到清算，十七家新勋贵被屠杀一空。而且，在四皇子朱棣的煽风点火下，大明最后的两个顶梁柱傅友德和冯胜也相继被杀。
至此，明朝的勋贵家族只剩八个：徐达、李文忠、汤和、耿炳文、吴良、沐英、吴复和郭英家族。其中，徐达、李文忠、吴良、吴复早已去世。沐英是朱元璋的义子，郭英是朱元璋的妻弟，而汤和是朱元璋最早的心腹，此时他已中风，连话都说不清，无法对朱元璋造成威胁。
杀掉蓝玉后的第五年，朱元璋去世。
次年，朱棣起兵，此时朝中宿将只剩下耿炳文。然而，耿炳文以防守见长，让他指挥军队进攻实在勉为其难。
最终，朱棣夺得了天下。而这仅存的八个家族，经过朱棣的整顿，只有徐达、沐英、郭英三个家族的爵位传了下来。
至此，洪武三年第一次分封的三十四个公侯，仅剩徐达一家（沐英和郭英是后来才封侯的）。如此惨淡，连朱元璋的后代都看不过去了，一百多年后嘉靖帝追封回五家公侯。
(1) 三木是古时套在犯人颈、手、足上的刑具，此句的意思是指严刑之下，必得供词。
03 晚年布局都成空
朱元璋晚年经常在思考一件事——迁都。
“金陵这地方风水太差！我让几十万人修皇宫，修出来却是前高后低，风水上称作‘前昂后洼’，实在晦气！”朱元璋整日这般念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三次筹备迁都，但每次都未能如愿。
不得不说，朱元璋对金陵的看法确实精准。虽然他晚年对身后事做了缜密的布局，但仅这一点漏洞，便让朱元璋深深忧虑，最终也导致他的一切谋划付诸东流。
一、首都不在北京，天下必乱
中国历史上似乎存在一个规律：自唐代以来，如果首都不设在今天的北京一带，大约百年左右就会发生内乱。
唐朝定都长安（今属陕西省西安市），大约百年后，河北地区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叛乱标志着唐朝盛世的终结。到了元朝，这一规律再次显现。最初，元朝以和林为首都，但在蒙哥可汗去世后，蒙古贵族推举阿里不哥为大汗，忽必烈在北京发动了叛乱，夺取帝位后迁都至北京。之后，明朝的燕王朱棣发起叛乱后也采取了这番做法。
产生这个规律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从宋朝之后就出现了经济中心和军事中心分离的现象。因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所以朝廷必须在河北囤积重兵。例如唐朝中后期，为了应对契丹与奚人的入侵，朝廷在幽州的驻军多达十万，且均为精锐，而当时全国兵力仅在六十万左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河北和东北地区驻扎了超过二十万的精兵，并配备了最优秀的将领，比如徐达就曾长期驻守北平。
政治中心远离军事中心会带来诸多问题。如果远离前线的皇帝对边军管控过严，事事需要通报，军队将很快失去战斗力。但如果皇帝管控过松，赋予将领更大的自主权，让其形成威信，边将们将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从中诞生出一个个“安禄山”。
金陵作为明朝初期的都城，地理位置距离北方防线较远，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迁都。早在洪武之初，朱元璋就想迁都到汴梁，还亲自去考察过。结果他发现此地还不如金陵，不仅无险可守，被元朝统治百年后更是民生凋零。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借鉴了历史上的南北二京制度，以汴梁为北京，以金陵为南京。
之后，迁都一事屡屡被提起。洪武二年，朱元璋又召集群臣讨论新都选址，大臣们提出了西安、洛阳、金陵、汴梁、北平等地，并展开讨论。朱元璋却说他们说的都不对，新都应该选他的家乡——凤阳府，即今天的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在他给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风水好，“为朕兴王之地”，诞生了他这个有能力建立新王朝的人。
上一个将都城定在自己家乡的还是西楚霸王项羽。在推翻秦朝后，别人劝项羽定都关中，他却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为由拒绝了。于是，为了让故乡的百姓都知道他发达了，项羽定都徐州。也因此，他被有识之士讥讽为“沐猴而冠”，意指他虽有霸王之名，却不过是如猴着冠般虚有其表。
之后六年，朱元璋调集了近九万工匠、几十万军士和民夫，准备仿效元大都，在凤阳打造一个周长五十里的明中都。凤阳即将成为都城，大街上当然不能再只有穷汉，所以朱元璋还将江南的十几万户富豪都迁了过来。
然而，定都凤阳遭到了包括刘伯温在内的浙东派的反对。他们认为，明初一半以上的公侯都是凤阳周边的人，如果再把都城定在凤阳，其他派系将更加难以立足。正常的理由朱元璋听不进去，但刘伯温还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太史令，负责给朱元璋看星辰、测风水、算卦。朱元璋曾做过僧人，就信这一套。或许刘伯温经常就凤阳的风水问题与朱元璋讨论，朱元璋在验收凤阳城的时候，就开始疑神疑鬼。
洪武八年（1375年），在凤阳新城即将竣工投入使用之际，朱元璋前去验收，回来后便立即下诏罢建，十分突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担心百姓受苦，“以劳费罢之”，但问题是新都城都快建成了。《明史·薛祥传》中记载了另一个原因。朱元璋在验收时，发现匠人们在修筑宫殿时有人作法诅咒他，即“厌（压）镇法”。
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
这在今天看来或许非常荒谬可笑，但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第一个职业对他的后半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之前，便曾在寺庙里求签问卦。此后，几乎每次战前，他都有问吉凶的习惯，他还亲自撰写了《御制纪梦》《周颠仙人传》等涉及神怪事迹的书籍。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评判他的行为。
既然凤阳不能作为都城了，回到金陵后，朱元璋又开始修建宫殿。关于宫殿的选址，朱元璋最看重的就是风水。他不把宫殿建在平地上，非要选在燕雀湖，称此地位于钟山的“龙头”前方，是龙脉所在，有“帝王之气”。于是，朱元璋再次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填平燕雀湖后修建了宫殿。然而，皇宫建好后没几年，地基就开始下沉，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样子。
按照传统的风水观念，房屋应该前低后高，正如后来清朝的紫禁城那样。而前高后低称为“前昂后洼”，在风水上是不吉利的，是大凶之兆。这种房屋连普通人都不住，朱元璋这么崇信风水的人，却每天都要看着自己前高后低的宫殿，自然浑身不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