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庚寅日是为元旦，这天的大明北京城，遭遇大风霾，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刮来漫天黄沙。
占卜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
这肯定不是钦天监的占卜，没人会担着掉脑袋的风险，给朝廷送上这样的警示。但当时的人们有充分理由对这种亡国预言产生担心。
正旦这天，凤阳传来坏消息——地震了。
地震、彗星、风霾这些天地异象，在古代都是来自上天的预兆，当然不是好事。而这一次，发生地震的地方还是老朱家的祖坟所在，更加不是一般的预兆。
同一天，在京城两千里外的西安，反明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建府称王，定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刘宗敏为大将军，牛金星为丞相，更定六政府尚书，正式与北京大明朝廷分庭抗礼。
办完开张大典，李自成马鞭一挥，大军渡河东进，要杀上京师“夺他鸟位”。
崇祯十七年的冬天并不寒冷，新年已过，黄河仍未上冻。元月初八，山西蒲州渡口的百姓，一早就看到河对岸人马喧嚣，大批打着李自成旗号的闯军正大肆造船。随后几日，闯军造船三千，又搜集民船万艘。等一切准备停当，闯军从南起蒲州、北至龙门渡的二百里长的河岸横渡黄河。闯军渡河后，兵分两路扩大桥头堡，控制住稷山、蒲州等要地。
山西百姓早就对“闯贼”的来来去去、进进出出习以为常，反正只要官军不拢城死守，“闯贼”就不会屠城，正确的做法就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听天由命。
但百姓们还不知道，自己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场深入每个人肉体、灵魂的历史大事件——甲申之变即将上演。
信心动摇的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即甲申年二月二十五日，闯军攻占了山西北部一处不起眼的关隘——宁武关。宁武既不是雄关要隘，也不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处，宁武之战本不应是多么起眼的战斗，但它却是李自成“杀到京城，夺他鸟位”的战略大进军中，绝无仅有的硬仗。
有多硬呢？硬到一度令李自成打起退堂鼓，想放弃进京。
闯军从陕西过来几乎一路遇到迎降，史书说三晋遂成破竹之势。闯军二月初二破汾州，二月初六围太原，初八太原城陷，直到代州、宁武关才遇到像样点的抵抗。
此时，挡在闯军面前的是山西总兵周遇吉。周遇吉，锦州卫人，力勇善射，粗鲁少文，大概是类似猛张飞的角色。明末乱世，周遇吉凭借一腔忠勇，在与流寇的战争中步步升官，崇祯十五年（1642年）当上山西总兵。李自成大军入晋，周遇吉与山西巡抚蔡懋德分工，黄河上游由周遇吉守卫。当太原失陷后，周遇吉便成了李自成面前最大的绊脚石。
周遇吉率领部众先在代州迎战，不敌，跑到宁武关。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经过十数日的激战终于擒杀周遇吉，击败了这位在明末文人笔下的忠勇之将。
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故事，会发现问题实在不小。首先双方先在代州开打，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会发现从忻州（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两条岔路：右边一条，过代州，往东走经平型关、广昌、浮图峪出太行山，来到紫荆关，再过拒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这是从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左边一条通往宣府、大同，宁武关正当其中。
图1?明长城、两镇与各关位置示意图
那么周遇吉守代州，无疑是闯军进军京城的拦路虎，李自成向代州进攻自然是正确的——前提是李自成想由代州这条路进军京师。
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没有取捷径杀奔北京，而是回过身又往西去宁武关，非要跟周遇吉拼个死活。
周总兵就这样被逼着与李自成血战到底，杀身成仁。可能周遇吉到死都想不明白：你不是要去京城吗？我都给你让路了，为何还要跟我过不去？
这场两败俱伤的大战，让李自成也为之气结，他对手下道：“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这是甲申之变的重要时刻。站在李自成的角度看，前面还有无数雄关险隘，比如大同、宣府、居庸关，当然还有那座伟大的京城。一个小小的宁武关都为闯军带来如此惨重的损失，那之后的雄关漫道，假如都像宁武关这般硬核，自己那点精锐底子哪里够死的？
没错，此时此刻，李自成正面临着后人想不到的窘困——手里兵力不够！
后人总有一种错觉，这样定鼎天下的大决战，李自成麾下必然兵马如云，但事实并非如此。
常见史料一般记载，李自成东征兵力为二十万到五十万人。五十万见于刘宗敏的檄文：“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围太原就号称有二十万人。但号称就是吹牛的意思，实际上从西安出来的闯军很可能不到十万人。
李自成进京所带兵马数量，是甲申之变中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派刘宗敏率领的先锋兵力是两万。照上述刘宗敏在东征檄文中所说的比例，李自成的主力也就四万人，山西一路总共六万人。如果加上南线刘芳亮的偏师，不到十万人是合理的估计。
另一个佐证是《爝火录》，书里说：“贼破京城，兵不满二万，而孩子居其半，京师自守不固，非贼之能攻也。合料贼众，并唐通、白广恩、陈永福之兵，不过五六万耳。”
日后闯军来到京师城下，李自成的核心老底子的兵力不过两万人，其他的都是明朝降将的兵马，合起来总共五六万人。
那李自成的兵都到哪儿去了？
首先是进京这一路，每打下一处，李自成都要分兵驻扎。比如在大同，李自成就留制将军张天琳守城，如此一来，兵力被不断摊薄。
其次就是宁武关的损失，《明季北略》记，明军在宁武关“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日后，闯军进京多有伤兵，都说是在宁武关所伤。
《国榷》记，周遇吉在代州杀敌万人，在宁武关杀敌万余。
《流寇志》记，周遇吉在代州杀贼数千，在宁武关战绩亦有一万多人。
综上，数字虽有参差，但闯军在代州和宁武关伤亡万人不应为虚。本来自西安出征，李自成带兵不过六万，此时在宁武关损兵万人，如果刨除各处留下驻守的兵力，李自成手下兵马只剩三四万人，这与日后攻入北京只剩两万相差不大。
李自成进京的兵力这么少，与人们的一向认知的确有巨大的差距，闯军在围开封、战潼关、克西安时，说法都是十数万、数十万。但这些多是虚数，包括大量家眷与胁从百姓。如李自成、罗汝才二围开封时，号称数十万兵马，实际上其精兵不过三万，“胁从约三四十万”。闯军倚重的其实就是几万敢战的精锐兵马而已。
宁武关一仗战损了万八千精锐，给李自成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锐气丧失的李自成想“班师回朝”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此时李自成打道回府，一旦让崇祯获得喘息之机，甲申之变甚至都不可能发生。
但就在这个时候，大明的气运被一只蝴蝶的翅膀改变了。
“夜既深，忽报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喜甚，厚款之。坐甫定，而宣府总兵王承胤表亦至，且以百骑来迎。”
天上掉馅饼了——宣大两位总兵竟然同时送来降表。本来已经丧失信心的李自成突然觉得这是上天的赐予。天与弗取，必受其咎。
姜、王二人的迎降，可谓甲申之变的第一双蝴蝶翅膀。他们坚定了李自成本已动摇的决心，在这条通往北京的路上，李自成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但是，这个历史节点的时间线不容忽视。
二月二十四日，闯军攻陷宁武，并屠城。二十五日，李自成升帐讨论未来动向，做出第二天撤军的决定。就在这天晚上，姜瓖的降表送到，紧接着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表也送到了。怎么就这么巧，头一天打下宁武，第二天降表就前后脚送到？
姜瓖本来由大同巡抚卫景瑗督令率军援救宁武，但他逡巡不前。如果说姜瓖离宁武不远，可以在宁武陷落的第一时间做出投降决定，那宣府呢？宣府离宁武七百里，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宣府要收到宁武陷落的军报总得一两天时间吧，即使立刻八百里加急送降表，把马跑死了，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就送到。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姜瓖是第一个还没打就主动献降的大明总兵。姜瓖是陕西榆林人，兄姜让、弟姜瑄都是大明高级将领，可见姜家乃西军将门。姜瓖本人在明末乱世一路积功升职，此时挂镇朔将军印任大同总兵。
明末总兵填街塞巷，但能挂将军印的可不多，只有洪熙年设立的十大总兵能挂印，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趾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可见姜瓖这位挂印总兵高人一等。作为大明将门之后，还深受皇恩，但姜瓖怎么就成了识时务的“俊杰”？
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识时务，史书上说，这次投降是被操作的，而中间人是一名来回横跳的三姓家奴白广恩。
白广恩原来是跟随西北义军头领“混天猴”张应金的绺子，后来降了朝廷，把屠刀砍向原来的同伴，用起义军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盔缨。
崇祯十四年（1641年），白广恩作为八总兵之一参加了松锦大战，结果大明九边精锐全军覆没，白广恩跑得快，一路跑回陕西。
松山大败，逃回来的总兵占多数，还有吴三桂这样的边关重将。朝廷能怎么处置？如果都杀了，大明边防所有将领就全没了。最后朝廷秉着法不责众的原则，只砍了率先跑路的王朴，其他人都没有惩治。
白广恩不仅没有受到惩治，反而被升为陕西总兵，朝廷命他戴罪立功抵挡李闯大军。可事情到了这份上，谁还会为老朱家卖命？李自成杀回陕西时，白广恩立马重归起义队伍。
但毕竟当了多年叛徒，手里还沾了不少义军弟兄的鲜血，白广恩必须立下大功，才可能在队伍中站稳脚跟。他把心一横，既然带兵不被信任，洒家不是还有一张嘴吗？愿为闯王马前卒，说降前路一系列的总兵。
白广恩给姜瓖写了一封信，信是这么说的：国家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兄肯定比我清楚，只是你一句话也插不上。为啥啊？因为我们这些丘八被文官压制，只有做牛做马的贱命。如今闯王强盛，满朝奸佞，就算我辈想立功，也一定会招致大祸。老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还不如降了闯王，图一生富贵。
白广恩这个劝降信非常有杀伤力，不仅仅给姜瓖画一张改朝换代、从龙开朝的大饼，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武将只有给文官做犬马的命，想凭真本事立功，门都没有。想想毛文龙、贺人龙两人都是统御一方的总兵，还不是被袁崇焕、孙传庭说砍就砍了吗？白广恩没举例子，但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
假如你是姜瓖，能如何选择？明末的武将无非三条路：要么，像周遇吉那样，拼死抵抗，满门忠烈；要么，像毛文龙、贺人龙那样，随便给捏造点罪名就被砍了；最后一条路——投降，降清，降李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世界认死理的人毕竟不多，姜瓖没有多加考虑就做出了决定。甚至可以合理推测，此时白广恩就在姜瓖营中，而同时被说服的还有宣府总兵王承胤。
但即使如此，仍然无法解释七百里外的宣府如何能在一天之内，把降表急送过来。
宣大迎降，大有文章
从宁武到宣大的历史节点，充满了勇武与算计。但除了史书纸面上告诉我们的故事，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这条问鼎之路，很可能发生了一些掩藏在历史故纸堆之下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宁武是二月二十五日失陷的，大同在三月初一陷落，从时间线看，闯军几乎是马不卸鞍，人不解甲，长驱直入，如果没有降表铺就，李自成绝不敢如此奔放。
“迎降”的关键在一个“迎”字，这种投降不是被迫的力屈而降，而是主动的出迎。
但仅仅是姜瓖、王承胤迎降，就能决定宣大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明朝封疆战守的关键人物通常有三人，文官是总督、巡抚，武将是总兵，还有一个是监军太监。此时大同的“三驾马车”，只有巡抚卫景瑗和总兵二人，监军太监一直空缺。
本来二月初七，内廷命太监马思理监军大同，不知道什么原因，马太监没有成行，甚至连委任状都没有发表。
紧接着，二月初八，内廷又命太监杨茂林监军大同，这个任命出现在对各大战区派出监军太监的一揽子命令里：
太监高起潜监宁前镇；卢惟宁监天津、通州、德州、临清；方正化监真定、保定；杜勋监宣府；王梦弼监顺德、彰德；阎思印监大名、广平；牛文柄监卫辉、怀庆；杨茂林监大同；李宗允监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西协。
但是，杨茂林宁死不屈：姓马的不去，凭什么让我去送死？他顶住压力，愣是没有赴任，以至于一直拖到三月初六，内廷才又急命太监谢文举火速赴任。殊不知，此时大同已经陷落了。
三番四次无人赴任，实在非常蹊跷，从后来的情况看，高起潜、方正化、杜勋等人都到了任上，那为何只有大同监军太监难产呢？
即使大同的三驾马车少了太监，姜瓖要投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大同还有以代王为首的一众王爷。想把事办成，姜瓖还要费一番心思。先是，姜瓖应巡抚卫景瑗之邀，两人歃血为盟，发誓死守。但，姜瓖反身就在城中散布流言，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已经和李自成暗通款曲要献城投降。
代王没什么主见，也对此产生怀疑。他派出一些郡王分守大同各个城门，而军事指挥权则交托给姜瓖。三月初一，闯军至，姜瓖一箭射死永庆郡王，又把卫景瑗绑送李自成帐前，交了投名状。
此处有必要交代一下姜瓖的结局。姜瓖的倒戈水平在明末清初绝对是顶级的：先是降闯；清军入关后，他赚开大同城门杀了闯王属官，又降了清朝；顺治六年（1649年），姜瓖最后一次竖起反旗，归附南明。但在清军面前，姜瓖的路终于走到了尽头。大同被围数月后，姜瓖被手下杀死，结束了他跳出跳进的人生。
大同之后就是宣府。宣大两镇在大明唇齿相依，但宣府当时的情况又和大同不一样，宣府坐镇的三驾马车很齐全，文有巡抚朱之冯，武有总兵王承胤，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监军太监杜勋。
宣府巡抚朱之冯忠正有名，早有跟李闯拼个鱼死网破，大不了自杀殉国的决心。闯军兵临城下，朱巡抚先是在城楼上摆了香案，祭拜朱元璋的牌位，率满城文武士绅在城头痛哭一场。接着告诫官民万勿投降，不然性命难保，妻女受辱，莫谓言之不预也。然后，朱之冯还非常尽职尽责地巡视城防，犒赏军民。
但是，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后面的事没有一件是他能左右的。
在此过程中，有一件小事非常特别。朱之冯看到城头的红衣大炮，就命手下：打两炮，好歹抵抗一下，就算闯贼把我杀了，也算是尽力了。可是周围军民无动于衷。
朱之冯无奈，只好自己拿火把去点引信，随从亲兵连忙把他拉住。拉扯之间，朱之冯瞥见大炮引信罩门已经被人用铁钉塞住，这才长叹一声——大事去矣！朱之冯想拿刀自尽，周围的随从亲兵还不许他死，要将他擒了送给李自成。朱之冯心如死灰，好容易找了个空隙，悬梁自尽。
为什么堵炮眼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如此重要，以至于朱之冯有见及此，顿时失去了抵抗的意志？这是因为，它充分反映了宣府迎降的全盘计划是多么周密细致。
在宣府，能主持迎降大局的唯有监军太监杜勋。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介武夫王承胤只能控制军事，能插手宣府文、武、钱粮等全面工作的，唯有朱之冯、杜勋。
东厂、锦衣卫有监视文武百官的职责，如此危急时刻，可以合理推测，在王承胤身边极有可能埋伏着厂卫的暗桩。如果没有杜勋点头，王承胤未必敢大马金刀地送上降表，城头上的大炮也未必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杜勋是陕西榆林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三月初八，杜勋身穿大红太监官袍，八驺开道，出城三十里迎接闯王。这个场面很有仪式感，明朝文人记录这一条，主要目的是揭露杜勋卖主求荣的丑态。
但这一幕却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投降是一门学问，是真降还是诈降，是主动还是被迫，敌对双方要取得互信是非常不容易的。历史上诈降者不胜枚举，三国时，曹操在濮阳不就被诈降赚了吗？就连闯军也吃过诈降的大亏，闯军名将贺锦在西进征讨西宁时，就被当地土司诈降赚入包围圈，兵败身亡。
贺锦被坑死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不取得十足的信任，李自成如何能允许杜勋出城三十里迎接，谁知道对方是不是借着迎接之名，布置埋伏？又如何能肯定是不是想把闯王赚到城中关门打狗？
那如何证明投降是真的呢？再看城头上被堵死的红衣大炮的引信罩门，就是非常精妙的一环。
投降就投降，堵死引信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故作姿态？千万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没有一个细节是没用的。在迎降的接洽阶段，按照正常程序，李自成肯定会派出密使到宣府接洽和平接收事宜，这是双方取得互信的必要环节。
——口说无凭，狗官有什么证据表示你们是真投降呢？
——来，我们到城头上看看，大炮引信都堵死了，大王可以相信我等真心吗？
由宣府迎降前后的蛛丝马迹，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这是一个由监军太监杜勋主谋，姜瓖、王承胤接洽，联手将巡抚卫景瑗、朱之冯卖了的局。
宣大本为一体，为什么大同的监军太监换了三个人选，都无人上任？假若，马思理、杨茂林、谢文举三人都贪生怕死，不敢顶到最前线，那为何杜勋有胆量跑到宣府监军，直面闯王的屠刀？事实上，杜勋投降的姿态比所有人做得都好，他根本就不是忠肝义胆之人。
时人杨士聪认为，如果不派杜勋去监军，那即使朱之冯守不住，也不至于有人敢开门迎降。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已经感到此事蹊跷。
杜勋到底是勇于任事，还是勇于投降？答案不言自明，在大同监军太监缺席的情况下，杜勋成了实际上总领宣大两镇的监军太监。他提着脑袋来到宣府，所有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就是“打开城门迎闯王”。
这也解释了为何姜瓖、王承胤的降表几乎同时抵达，姜、王二人的投降也得到杜勋的允许，甚至可能就是杜公公安排的。
二月二十五日晚降表纷至宁武，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故事：白广恩作为信使提前到达宣大，杜勋以宣大总监的身份，伙同姜瓖、王承胤二人，接洽了这次关键的投降。姜瓖被派往宁武支援周遇吉，正好充当前线观察员的角色，迎降的时机全在宁武关战事，一旦宁武陷落，早已准备好的大同、宣府两镇的降表便次第发出，送往闯王帐下。
那么，为何杜勋、姜瓖之流没有裹挟宣大的巡抚迎降呢？有人会说，那是因为文官通常都比较忠诚，君不见从太原开始，一路巡抚都以身殉国吗？这话有理但未必全对。大同城东百里有座阳和堡，迎降的是兵备道于重华，人家同样是两榜进士出身，可见于重华是参与到宣大迎降计划之中的，这个计划并未排斥文官。
顺带提一句，杜勋、于重华在日后都得到了李自成的重用，杜勋成为李自成进宫后的太监一把手，于重华也授职兵政府从事。这也印证了宣大迎降，杜勋、于重华在李自成处立了大功。
从山西巡抚蔡懋德算起，继之大同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朱之冯都坚持抵抗，最终以身殉国，说明挡在李自成进京路上的这三位封疆大吏，有着某种共通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他们对战与降的态度高度一致。三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细究三人的政治背景，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蔡、卫、朱三人都是东林党，或者是东林同道。蔡懋德是南直昆山人，万历年间进士，在魏忠贤于京师立生祠之时，礼部堂官都要为之贺，当时身为礼部主事的蔡懋德偏偏不理，托病请假；后来魏忠贤主持三大殿重修工程完成，大赏群臣，蔡懋德又以无功不受禄，回绝了封赏。如此不给面子，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旋即被罢官。由此可见，蔡懋德是反对魏忠贤的。
卫景瑗是天启五年（1625年）乙丑科进士，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交往极深，崇祯朝他在与杨嗣昌斗争时坚决站在东林党一方，又与崇祯身边的二号大太监曹化淳不对付。卫景瑗就算不是东林党，也肯定是其同道。
朱之冯就更明显了。他是顺天人士，还是秀才时就已经与杨涟、左光斗这些东林大将交情深厚，同为天启五年乙丑科进士出身。可想而知，他的仕途自然离不开东林党的荫庇。
三位封疆大吏都是东林一脉，最终都被手下文武抛弃，城破殉国，但世间岂能有这么巧的事？这里面难道就没有特殊的背景？
当然有，对于杜勋的首鼠两端，并非无人怀疑，兵部主事金铉就上奏：大同已破，只有宣府可以为京师的屏障，朱之冯忠心耿耿，是可以倚重固守的人，就怕监军太监不能同心协力，坏了大事。结果，奏疏被崇祯压了下来。
金铉与朱之冯都是东林同党，在守卫宣府问题上，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什么，无奈又没有确凿证据，奏疏之中仍是请撤监军太监的传统话术。
在崇祯看来，这很像党争。不信自家奴婢，难不成信百无一用的书生？在此危急关头，这样的奏疏并不能撼动明朝皇帝的路径依赖。
宣大重镇的迎降疑云重重，李自成可能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总兵、太监们，怎么就将自己不那么坚定的决心给坚定了，怎么就将自己不算多的大军迎过了千难万险，直到另一座雄关——居庸关的面前。
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的大军走过一条乡村通往城市的路，前面是一片光明和飞扬的土。离京城越近，事情就越匪夷所思。此时的居庸关内外，另一场惊天大阴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暗度居庸关
“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作为自古以来就名闻天下的要塞，居庸关地势险要——两边山高林密，中间一条山路由西北蜿蜒而来，到此处为阔，于是立关城以塞。自古以来，居庸关是拱卫大明京师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咽喉要地。
明代居庸关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大将军徐达于两山之间垒石为城，城墙盘山而上，总长十三里，高四丈二尺，厚二丈五尺，南北各有瓮城一座，城楼各有五间，瓮城城楼各三间，还有水门两道。
有明一代，居庸关是拱卫京师西北路的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建文朝，燕王举兵靖难，与朝廷兵争居庸关时曾说：“居庸险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无北顾忧。”
正统十四年（1449年）大明与瓦剌兵戎相见，明英宗朱祁镇率大军二十万御驾亲征。七月十九日，朱祁镇过居庸关，随征群臣请求停止前进，朱祁镇仍不听，由此走上了土木堡之败的穷途。
到了嘉靖年间，庚戌之变时，俺答汗入寇，从大同而来的蒙古骑兵畏惧居庸关天险，甚至不惜绕路数百里，避开居庸，由蓟镇破口而入。
守住居庸关，就等于守住了京师西北大门，这是明朝京师防卫的常识。因此，当闯军进入山西之后，居庸关的防务紧急程度陡然上升。
当太原陷落，李自成挥师向北，宣大告急之时，大明朝廷就有点慌了。根据历史经验，只要从西北来的威胁，没有一次挡得住，大多要到北京城下见真章。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还有导致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己巳之变，莫不如此。
但兵临城下，朝廷也并非束手无策。京师告急，就号召天下勤王，反正过去两百年都是如此，利用顺天这座天下首屈一指的坚城抵挡一阵，然后各路勤王大军云集，顿兵城下的敌军自然就要退走。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二，朝廷诏令天下各路大军勤王。三月初四，又批发出去一堆勋贵头衔——吴三桂封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刘泽清实升一级……
过去几百年，老朱家总共才封了三十多个伯爵，嘉靖以后封爵更是凤毛麟角，只有如王守仁、李成梁等立大功者才能获封。如今像不值钱似的撒出去四个，是因为朝廷没钱发饷，只能靠发点虚衔忽悠武将卖命。即使如此，还是引发了不满，山东的刘泽清看到自己竟然连个伯爵都不值，一怒之下抢了临清，率军南下，不理朝廷了。
左良玉、黄得功都在南方剿寇，远水指望不上，眼前可用的，只剩下蓟镇唐通，以及山海关的吴三桂。
此时，勤王最积极的是唐通。唐通，陕西泾阳人，属于西军将领，在剿寇战争中一路积功升迁，至密云总兵。崇祯十四年他和吴三桂等八总兵参加松锦会战，因及时跑路保存了实力。前面说过从松锦逃回来的将领，朝廷大多网开一面。唐通也没有受到惩处，朝廷仍命他镇守密云。
此番朝廷告急，唐通是积极的。三月初二诏书发出，从京师送到密云，快马加鞭怎么也要一天，唐通接到诏书后立刻出发，率八千人入卫。仅仅四天之后的三月初六，唐通的兵马已经抵达京师。
勤王就是久旱之后的甘露，能第一个出现在皇帝面前的，必然大大加分。果然，崇祯非常开心，即刻命唐通率部下开往居庸关守备，又命太监杜之秩为监军。杜之秩也非常勇敢地担下差事——太监里凡是姓杜的仿佛都分外“忠勇”。
唐通陛见，一开始崇祯还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贼寇罪大恶极，导致生灵涂炭，还望爱卿早日一举荡平。”
唐通也拍胸脯保证：“么么党类，流祸难言。臣藉二祖列圣之威灵，皇上如天之覆庇，愿捐躯报效，使元凶大憝，速就歼夷。”整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不惜一死报君恩。
场面话说完，对于如此忠勇之士，崇祯必须有所表示，便问爱卿有何要求。唐通说：我们欠饷日久，先把粮饷给报了吧，皇帝也不差饿兵啊！奈何崇祯囊中羞涩，只得命户部搜刮仓库，补足了三月的口粮。又自掏腰包，赏了唐通银四十两、大红蟒衣和纻丝二表里。官兵八千八十二人，每兵赏五钱。
蟒衣类似清朝的黄马褂，就是一种荣誉性的赏赐，大多出征的文臣武将都会获赐一件。赏银则实在有点寒碜。营兵的开拔费在万历年间，一人可得五两银子，如今却缩了十倍，唐通能乐意吗？
他不敢对皇上有怨言，只能对太监发邪火。见仍旧派了太监监军，唐通怒从心头起，骂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派监军，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奴才吗？
就这样，在骂骂咧咧中，唐通兵马开拔。唐通在明末属于出场频率很高的武将，直到闯军与吴三桂的一片石大战，他仍是戏份不轻的配角。后世对他不战而降颇有微词，但大多数人都冤枉他了，此时放眼天下，唐通是唯一一个勤王保驾的将领，这是一份在甲申之变中难得一见的忠心。
唐通军应是在三月初八到达居庸关。同一天，就是杜勋隆重迎接李自成进宣府的日子，此时闯军离关上还有距离，居庸关暂时风平浪静，但风平浪静的背后，却已暗流涌动。
仅仅一周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
三月十五日大风霾，从蒙古高原刮来的沙尘暴遮天蔽日。正阳门外有座关帝庙，门前的大旗杆被沙尘暴吹断，坠落道中。民间哄传，关帝厌世，已出都门。关帝可是武神啊，关帝庙的旗杆折断，当然是大凶之兆。
这一天还是望日，恰逢城中庙会，庙会开在城西都城隍庙，就是今天金融街那一片。都城隍庙庙会一个月三次，是北京官民购买日用品的时日，每逢于此，都城隍庙前便热闹非凡。
庙会从庙门一直到刑部街，绵延二里，其繁华程度不亚于一年一度的灯市。南北日用杂货，大到家具，小到针线，锅碗瓢盆样样俱全。除了杂货，还有古玩字画，真伪错陈，无所不有，捡漏还是被骗，凭的就是一眼的本事。
此时北京城中仍旧马照跑，舞照跳。新任工部员外郎赵士锦刚到北京不久，如此热闹必然要参与一番，庙会期间，他还看到不少同僚亲自到会与民同乐。吃喝玩乐，买卖吆喝，摩肩接踵，不亦乐乎。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北京城沉浸在一派喜乐祥和的气氛中时，城外已经风起云涌。
同一天，前方噩耗传来：居庸关天险不战而陷，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出城迎降！
这个消息不啻晴空霹雳——京师最后的屏障去矣。八千人守天险，怎么打都不打就投降了呢？唐通、杜之秩这么软骨头吗？
居庸关失陷的时间在历史记载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这个确切的时间点之于甲申之变又极其重要。
常见史料如《明史纪事本末》《国榷》给出的时间线是，三月十五日居庸关陷落，三月十六日昌平陷落，唐通、杜之秩迎降，这两处失陷造成了京师外层防线的崩溃；《明季北略》《燕都日记》给出的时间线却是，十二日贼破昌平州，十五日居庸关迎降。
两条时间线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昌平（十三陵）背靠燕山，居庸关扼守穿越燕山的通道，从宣大而来的敌军入侵，通常先过居庸关再到昌平。如果按照前者所述，居庸关迎降在前，昌平陷落在后，顺理成章。但后者就不好理解了——昌平怎么可能比居庸关更早失守？
明清史家对于这两地失陷的时间差异已经有所察觉。《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引用前人记载，确定昌平在十二日陷落。他还为第一条时间线给出解释：十二日昌平城破，十六日消息才传到北京。
《小腆纪年附考》的作者徐鼒驳斥了计六奇的观点，他认为昌平距离京城不过九十里，怎么可能十二日陷落，十六日消息才送到北京？
史家的争论显示出时间线的重要性，它直接关系到唐通、杜之秩献居庸关迎降的因果。我们不妨做一回福尔摩斯，尝试解开历史的谜团。先上两段史料：
贼已钞（抄）柳沟，破昌平，杀守将李守 。（《绥寇纪略》）
寇自柳沟抵居庸关。柳沟天堑，百人可守，竟不设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
不同记载指向一个共同的地名——柳沟。这是解谜的重点，因为它揭露了闯军从柳沟到昌平/居庸关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为所有史家采纳，说明闯军就是从柳沟而来。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柳沟天堑在哪里呢？
打开地图会发现，今天京郊的官厅水库由发源自燕山的妫水河而来，水库上游的妫水河穿越延庆镇，在延庆镇上游的妫水河南岸，就是柳沟村。史书中所指的柳沟天堑就是此处。
那么这个小小的柳沟村怎么又成了天堑呢？那是因为，从柳沟出发，有一条可以穿越燕山山脉的小路，就是如今的G?110国道所在。现在它是一条国道，但在明朝的时候，这却是一条盘桓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
沿着G?110国道一直向南，当走出山区时，地势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明十三陵”指示牌撞入眼帘。在崇祯十七年，这里只有十二座皇陵，再往南走几步就是昌平州！
只有通过地图，或者亲自驶过G?110国道，才能理解“寇自柳沟抵居庸关。柳沟天堑，百人可守，竟不设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图2?柳沟路线示意图
对于时间线，还有其他史料佐证，《绥寇纪略》记载：“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关，白遣一万人往。贼不由居庸，从柳沟抄陵后以入，一万人失道，未尝与贼遇。”
此处明确指出，闯军从柳沟抄了十二陵后路，居庸关守军并没有与闯军正面相遇。既然如此，闯军只可能先克昌平，再到居庸关。
徐鼒写《小腆纪年附考》时抄了《绥寇纪略》中的说法，他之所以要抄，显然也意识到计六奇笔下先昌平、后居庸的时间线是合理的。
时间线之谜解开，我们不妨回看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十二日。这日，大明十二帝的陵寝所在地昌平州，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守城的官兵揉揉眼睛，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城外旌旗招展，兵甲如林，闯贼不知道何时已兵临城下。
毫无准备的昌平州一片混乱，守城军士毫无斗志，献城投降；昌平守将李守 ，也就是负责京师防御的总指挥襄城伯李国桢的叔叔，在猝不及防之下，力战而竭，自杀殉国；顺天巡抚何谦装死逃过闯军搜捕后，逃之夭夭；十二陵守陵太监申芝秀投降。
夺下昌平州后，闯军一不做二不休，烧毁了十二陵的地面建筑，破坏大明皇家风水，给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踩上了沉重的一脚。
此时的居庸关，对这一切还茫然不知。三天之后，也就是三月十五日，关城被从后而来的闯军包围的时候，我们不妨代入一下，唐通、杜之秩受到的心理伤害的面积何其之大——臣等方欲死战，奈何陛下先降？！
也许唐通、杜之秩很快就能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有熟悉地形的人当向导，带着闯军从他处暗度陈仓。此时此刻，唐、杜二人除了投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居庸关是闯军进军路上继宁武关之后的第二大关口，如果没有绕道，恐怕天下九塞没那么容易被攻陷。但闯军来自西北，京畿是他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域，柳沟天堑这样隐秘的山路，闯军从何知晓呢？所以，必然有一个带路党引着闯军飞度关山。这个带路党又是谁呢？
其实，柳沟天堑不是第一次被暗度，早在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清军已经走过。“建虏间道自天寿山后至昌平，降夷二千人内应。”所谓天寿山，就是十二陵背靠的燕山，也就是柳沟小道。为清军带路的是驻扎在昌平，此前依附明朝的蒙古、女真降兵。八年之后是同样的路数。只是，这次已经赖不到外族降兵头上，堡垒已从内部被攻破。
“居庸及各镇总兵白邦正、刘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飙集。”以上皆发生在宁武大战之后，居庸、昌平陷落之前。
这短短一句隐藏着极其重要的线索，关键词是“居庸”“刘芳名”“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这告诉我们，居庸和昌平都送了降表。在唐、杜二人来援之前，居庸守将是李守 。《国榷》记载“（崇祯十六年九月）李守 为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居庸、昌平”。昌平同样是三驾马车——巡抚何谦、总兵李守 和守陵太监申芝秀。
刘芳名又是谁？《清史稿》记载，刘芳名字孝五，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宁夏，仕明至柳沟总兵——还是柳沟！
事情至此，基本真相大白。在宁武大战后，居庸、昌平先后送上降表，时间应在宣大之后，但相差不久。此时居庸关还没换防，李守 、申芝秀、刘芳名等人，可能都已经与闯军暗通款曲。至于巡抚何谦是否参与？很可能没有，原因是之前几个巡抚都没有参与迎降计划，而且他如果参与其中，也没必要一走了之。
申芝秀更可能是整个计划的首脑。李守 能管居庸、昌平，但不能指挥同为总兵的刘芳名；何谦没有参与迎降计划。那唯一能协调居庸、昌平、柳沟的只能是申芝秀。
从结局来看，何谦跑了，李守 战死，只有申芝秀投降。李守 为何战死？也许迎降计划在具体操作时发生了变化，具体为何，史书无明确记载。可以推测的是，唐通是整个计划的变数。
蓟镇总兵唐通并不在宣大、居庸、昌平这一条线上，他不知道投降计划在情理之中，于是居庸关的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
居庸、昌平防线在唐通来了之后，或许出现了分化，李守 首鼠两端，下不了决心，还想打一下，坚持迎降的只有申芝秀。最后飞度柳沟，是申芝秀与刘芳名安排的，其他几人，包括杜之秩都可能被蒙在鼓里。
申芝秀为何成为迎降的主脑？他倒霉的职业生涯已经给出了答案。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申芝秀被升为提督九门太监，达到人生顶峰。但没多久，到了五月，申芝秀突然犯了错误，被降级为天寿山守备，也就是守陵太监。这还没完，十三年（1640年）三月，申芝秀又被革除总监职位，仍以守备察饬留任，“察饬”大致是审查并责令改正的意思。
也就是说，从十二年正月到十三年三月，申芝秀先升后降，从云端跌入泥尘，被发配昌平。毫无疑问，他因为某些原因把皇帝得罪了个彻底，才被一贬再贬。
此处必须插一句题外话：申芝秀被降职的时间线，与另一个重要人物产生了惊人的巧合，这个重要人物将在甲申之变中唱大轴。他是谁？此处卖个关子，先回到昌平的主角身上。
人不可以预知未来，谁都不可能想到四年之后，申芝秀这个坐在冷板凳上的守陵人，突然就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迎接新主子，从龙开国，他要为自己一眼看到头的职业生涯奋力一搏，这就是他再充分不过的带路动机。
除了动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旁证。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讲了这么一件事：“正月间练捕营获一奸细，口供贼从宣大、居庸关来，西南乃疑兵耳，人以为诳，至是果如其言。”由此可见，闯军进京的路线早有规划，如果没有非常可靠的内线接引，李自成怎么会选择有重兵把守的宣大、居庸关一路？
至于谁是这些非常可靠的内线，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杜勋迎降宣大在前，申芝秀带路柳沟在后，太监们把李自成与大明朝的命运安排得明明白白。杜勋与申芝秀事先有没有沟通，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两个关键人物在关键地点的倒戈，让拱卫京师的一系列雄关漫道成为坦途。
崇祯皇帝此时已然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局面：有人，或者有一群人，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李自成大军迎到京师。宣大迎降，居庸暗度，都不过是一场巨大阴谋的前奏。
当崇祯得知居庸关和昌平皇陵已经落入敌手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十六日，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人生已经进入倒计时，只剩下区区七十二小时。
那么，这场胆敢出卖当今圣上的阴谋，都有什么人参与？这场阴谋又是怎样推进，一步一步将崇祯送上了煤山？
大明朝最后这三天，是近四百年来所有人都没看懂的七十二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