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财政山穷水尽
三月十六日早上。
工部员外郎赵士锦起床梳洗干净，准备去拜会前任户部堂官倪元璐。赵家乃南直常熟科举世家，自曾祖父赵承谦一代发迹，祖父为赵用贤，至赵士锦一辈，先后出了两位进士，赵家可谓四世高门，百年簪缨，尤其是胞兄赵士春，高中探花。只是赵士锦为人刻薄贪婪，与邻居祝化雍家因房产产生了龃龉，导致了一起震动江南的王氏复仇案。
赵士锦在家乡已经声名狼藉，此番仓皇北顾，也是为了躲避风头，谁知道却一头扎入了另一个三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风暴眼之中。
作为新任工部员外郎，赵士锦监管节慎库，这是工部储存矿银，以供内务府工程的钱库。就在前一天，他去了京城中几个仓库，盘点大明的家底。盘国库啊，这得是多大的工程，不得搞个几天？然而并没有，工作出乎意料地简单，赵大人很快就办完了。
为何如此之快呢？因为库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在太仆寺常盈库也就是新库里，只找到两千三百余两银子。太仆寺原来是为大明朝掌管马匹的机构，常盈库的银子一般来说用于购马，后来常盈库逐渐演变成国防专项银库，边镇饷银、武备军械的置办也都由此支出。崇祯初年每年还可入库四十多万两银子，如今库中空空如也，只剩下散碎银两而已。
然后是老库太仓，太仓就是大仓，相当于大明朝中央银库，这里更是空旷，赵士锦只盘得籍没罪官家产和一些金银衣服，只值一千多两银子。就这点财货，还被许给了驸马巩永固为公主老婆修墓所用。太仓可是储存大明全年税银的地方，遥想万历年间，库藏银子曾经高达千万两。仓中老军说，那银子多得房子里放不下，只能堆在门廊。如今，却是家徒四壁，耗子比银子多。
最后，赵士锦总共盘出了不到四千两银子，盘完库房，他倒吸一口冷气。第二天，他赶紧跑到老师倪元璐那讨教——统御万里、臣民亿万的帝国，怎么就剩这么点银子？
崇祯朝的财政窘况
倪元璐字汝玉，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出身，当年的主考官孙承宗、袁可立是后东林时代的代表人物。甲申国难，还在京城的倪元璐整理衣冠，朝宫中拜过，说道：“死，是我的本分，不要用衣被覆盖我的尸身，就让我曝尸在外，让世间知道我无法救国之痛。”然后以三尺白绫自缢殉国。
抛开能力不谈，倪元璐倒是难得的殉国之臣，好歹为东林党撑起颜面，东林党天天标榜自己是忠良，总不能没有人为国殉节吧。
但作为户部尚书，肯定不能抛开能力，从他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官拜户部尚书算起，倪元璐并没有为大明财政带来任何转机。他的主要措施是三板斧：一是军队贵精不贵多，力主各地军镇精兵简政，通过减少兵员数量压缩粮饷支出；二是开源，《明史》说他“计无所出，请开赎罪例，且令到官满岁者，得输赀给封诰，帝亦从之”，就是说他没有好的办法，只想出让罪官纳银赎罪增加收入；三是支持漕粮海运，他知道帝国物流成本对财政造成的压力，所以力主更快速、更省钱的海运，通过小规模实践，证实此举可行，只是由于时间上不允许，此议并没有大规模施行。
总体上，倪元璐的能力并无称道之处，有时候他甚至显得非常无知。比如，他为了削减各军镇兵员，提议让各路总兵组织五百人的精锐突击队，以十倍军饷养之，作为战场决胜的法宝。实在不明白倪元璐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晚明以降，各路总兵每个人麾下都有从几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的家丁武力，就是他所说的用十倍军饷养着的精锐突击队。
又比如，为了节省通州粮食运送至京师的费用，他提议仿效元人董抟霄陆运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给米一升，可供二万人。此百里运粮之术也。”
由此种种可见，倪元璐是一个与现实脱节，并不懂经济的书生型官员，在户部堂官任上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所以怪不得阁老魏藻德言于帝曰：“元璐书生，不习钱谷。”
此时的倪元璐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确不太懂经济，已经辞官在家。不过他好歹当过半年多的户部主官，对大明的财政状况多少有一些了解。
对于赵士锦的问题，倪元璐说：“旧例太仓月发边饷四十万，赖有外解接济。自正月后，各省解额不及十之二三，至二月则束手矣。臣不得已请暂借官俸、劝谕捐输，以支目前。”本来每月有四十万两银子，可以支付九边的军饷，正月还有税款解来，到了二月，已经没有外解接济，才有朝廷劝捐的举动。
倪元璐的话信息量非常大，几乎囊括了崇祯年间财政的全部问题，这里有必要一句一句地详细说明。
第一句，本来每月有四十万两银子，可以支付九边军饷。这表明大明全国上下，每月输往中央的钱有四十万两，一年下来是四百八十万两。
有一种说法是，晚明时，大明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余万两银子。这是对大明财政系统的错误认知。简单讲，大明朝的财政是典型的转移支付，各地会留下当地所需，然后将一定额度的税收外输。比如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丙子，陕西税银留十万两于当地为饷银，湖广留饷十九万两供镇筸兵用，四川截留四万两银子充当军饷。
而供应九边的粮饷，也分成京运、民运、盐课开中等多线提供。倪元璐所说的北京部库收入四百八十万两，属于京运年例，多从南方运来；民运是由北方诸省直接支应九边，如从陕西、山西州县起运的钱粮就近解往边镇，陕西每年支应三边各镇粮九十七万余石，山西支应宣大等镇粮三万余石，银一百余万两。
本来北方民运银可以覆盖西北、宣大大部分的粮饷，但是由于各地逋欠，各边军饷连年不足。
如天启七年（1627年），三边总督会同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查参了天启年间民运份额，完成率只有五六成。欠缺的部分，各地只能向朝廷索要。
朝廷会用京运年例填补这些亏空，但由于自然灾害和江南逋欠，京城年例也时常不能满足军饷所需。崇祯二年（1629年），大同巡抚说，河南、山西民运银每年有六十万两，往年欠账十万两，崇祯元年（1628年）欠三十一万两，户部欠抚赏银九十六万两。也就是说，无论京运年例，还是民运济边，在崇祯朝是处处吃紧，欠饷欠粮是日常状态。
第二句，正月还有税款解来，到了二月，已经没有外解接济。
到了崇祯十七年，大明朝的穷，更是穷得彻底。倪元璐在这一年二月向崇祯皇帝报告了户部税银的征收情况，形势只能说是危如累卵——过去一年有八成的应收税银没有到达北京。正税和加饷只解到户部银一百一十七万余两，未完银七百八十七万余两；关税、盐课只完成约六十九万两，未完二百六十五万余两。
为什么差那么多？一方面是天灾兵灾豁免，这一项有四百二十九万余两；另一方面是输送沿途遭遇流寇或者各地军队截断，造成延迟与损失。如广东饷银因路途险阻，只能曲折绕行，故而延迟；四川饷银四十万两，被左良玉军劫掠。朝廷只能十日一催，敦促各地饷司加速输运。倪元璐最后说：“容臣三催，又再不应，请旨议罚。”
不仅如此，到了崇祯末年，钱粮供应的大动脉——运河漕运，还时常因为清军和流寇侵扰而中断。如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十一日，入塞清军攻陷漕运重镇临清，此时正值秋粮漕运高峰，大量漕粮被劫。
漕运中断，导致朝廷不得不另想办法。崇祯十三年（1640年），朝廷开始尝试海运江南钱粮；崇祯十五年、十六年，朝廷在京城向商贾融资度日，如十六年十一月，须支付八万两军费，但户部只剩一千余两银子，只能向商贾借银钱度日。
大致了解大明九边粮饷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倪元璐这句话的意思。在支应国防的各个金库中，朝廷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钱粮解到，这就意味着此时的北京，可调动的资源无限接近零。这在北京的城防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倪元璐对大明仓场的悲观，也许已暗示了不祥的未来，但当时的人们未必这么看。在他们心中，北京是天下雄城，想攻下来，没那么容易。
历数大明朝历史上，北京面临兵临城下，十万火急的时刻有三次：第一次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瓦剌军队围京城；第二次是在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同样围攻京城；第三次是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后金军入寇。这三次北方邻居兵临城下，举国震动，朝廷号召天下勤王，大明最终都能将来敌击退，化险为夷。
如果以史为鉴，大明朝完全有路径依赖的可能，但历史还会在甲申年重演吗？让我们回过头，看看在过去三次北京保卫战都发生了什么？
“土木堡之变”后的粮饷筹措
正统十四年秋，瓦剌入寇，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土木堡一战，大明京营二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全军覆没，朱祁镇也成了俘虏。然后瓦剌大军乘胜追击，长驱北京城下。
大明在朝群臣以于谦、胡濙、石亨等人为首，推举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监国，打了第一次北京保卫战。兵部尚书于谦成为这场大战的指挥者，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对于15世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一下子损失二十万大军及装备，都是极其致命的打击。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传来，当时还称为行在的北京人心惶惶，京营中能打的都折在了土木堡，眼下只剩十万老弱病残，而且这里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吃空饷的。
朝廷第一件要务就是紧急动员，充实城防兵力。此时的大明刚刚结束仁宣之治，仍然处在上升期，国力雄厚，可以动员的人、钱粮、军备等各种资源，只能用两个字形容——豪横。
危机时刻，朝廷能做的只有砸钱！但凡有武力的人，甭管是谁，到军营报效，通过武力值测试后，武艺高强者立马授军官，赏银三两，给鞍马装备，月粮一石；又以一两银子、两匹布的高价，招募新选余丁、旧操舍人及报效者守城；还给匠人、守门军、伙夫和剩余官军每人派发布两匹，以鼓励士气。
过了几日，京城逐渐有从土木堡败逃回来的兵将，他们因害怕被问罪而不敢露头，朝廷立刻宣布不但不追究罪责，还称凡是回营报到者，或因为伤残，换兄弟子侄顶替入伍者，每人赏银二两、布两匹。加钱之下必有勇夫，短时间内京师又招募到十万人充实京营，使京师守军增长到二十万。
解决了近渴，又开始调远水。正统十四年八九月间，从南北直隶卫所，以及山东、南直隶备倭军士中选调精壮者四千五百人，又调北直隶运粮官军三万六千人赴京操练。然后往各路重要关口加派援军：紫荆关原有官军七千，再添调五千；居庸关原有官军九千，又添调一万；雁门关添调马军三千。十月，又调宣府军二万、辽东军三万入援，永平等处兵二万入援，陕西河州等卫土军入援。
增兵的问题解决了，但武器盔甲呢？据《明实录》记载，明军出征土木堡，装备八十万件武器盔甲，为了驮运兵甲，每三名士兵配驴骡一匹。后来宣府、居庸关的明军打扫土木堡战场，光头盔就捡了一万件，甲胄捡了六千件，火铳两万多杆，弓箭、火药不计其数。海量的武备一朝尽丧，又岂能凭空变出来？
但大明还真变得出来，北京的武库使劲刮了刮地皮，又神奇地搜罗出数万件盔甲给守城官军装备上。这还不算完，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还有个备胎南京！朝廷迅速下令，命南京兵仗局调贮存兵甲的三分之二火速运往京师。这三分之二是多少呢？一百二十六万件！随后，又命南直隶苏松等府，以及浙江等布政司造盔甲九十余万件以给边用。这就是正统年间大明惊人的实力，此时开国不过百年，家底却不是一般厚。
武器盔甲有了，接下来是战马。朝廷大笔一挥，从南北太仆寺的马厩里，一次性拉出六万匹马骡，先给京营五千匹，其后加派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五匹；给锦衣卫五百八十匹；又给神机营二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匹；给密云中卫八百六十八匹；给辽东官军一千匹。
解决了人员武备，就轮到吃饭问题了。知道此时朝廷可以动用多少粮草吗？足有一千九百余万石！你没看错，不是十九万，不是一百九十万，是一千九百万！此时正逢秋粮征收，运送各地粮税的粮船，如过江之鲫涌向北京，这一批天量粮草就储存在通州的粮仓里。
如何把粮食运到战争最需要的地方，反而成了朝廷最头疼的事。京师先是起车五百辆运通州粮，但官家的运力不足，又号召有车的人家去通州运粮：只要能运二十石到京城粮仓者，给运费一两银子！
除此之外，朝廷临时改变罪犯赎罪的办法，不用输捐钱粮赎罪，只要运粮就行。规定从通州运至京仓，死刑犯运三百六十石，杖一百徒三年者运二百八十石，以此递减；从通州运至居庸关，死刑犯运九十石，三流并杖一百徒三年者运七十石，依次递减，都可以获得减刑。
粮食就此源源不断进入京师。手里有粮心不慌，朝廷非常大方地规定：京城守军口粮每月三斗，密云古北口新入伍舍人口粮每月二斗五升；赏宣府添调河南防秋军士冬衣、布花；赏居庸关等处军士银两、布匹。到了十月，又给在京操练旗军每人加赏银一两。
居庸关守军已增加到一万九千，朝廷一笔赏赐，就是银二万两、胖袄裤鞋二万副。还记得前章所述，甲申年三月，唐通率领五千勤王之兵守居庸关吗？崇祯挤牙膏似的为这支勤王之师赏赐了四千两银子，每人只分得五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还有一件事，也能让人直观感受到正统朝有多富裕。当瓦剌部押着被俘的皇帝朱祁镇来到大同城下，大同官员出城看望朱祁镇，皇帝问大同还有多少库存钱粮，底下人回答还有十四万两银子。朱祁镇点点头，吩咐拿出二万三千两打赏瓦剌。同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而一百多年后，崇祯朝大同守军常年欠饷百分之七百以上。
除此以外，为了稳定人心，朝廷给京师、通州在城所有官吏，预支十个月的粮；给守城军士预支半年的粮。海量粮食撒出去，即使被围城一年半载，京城守军也饿不了肚子。
为了进一步鼓励杀敌，朝廷又颁下赏格：凡有奇功者，升职三级，赏银二十两；头功升职二级，赏银十两；常功升职一级，赏银五两；官军临阵杀贼而死者，儿孙袭升二级，赏银二十两……
经过一番大动作，北京城布置了二十万大军守卫，可谓固若金汤，坚如铁壁。
面对大明朝全面动员，严阵以待，瓦剌军退却了。到了十一月，北京解除警报，朝廷立马大行封赏，近十万官兵获得了丰厚的封赏。
一场几乎导致迁都亡国的危机，终于化险为夷。但真正为大明朝取得第一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的，到底是什么？
是史书中所说的，监国朱祁钰的举重若轻，于谦的大智大勇，还有三军将士的团结一心吗？
非也，真正的功臣，是太仆寺轻轻松松就拉出的六万匹马骡，是大笔一挥就从南京武库中调拨的一百二十六万件武器装备，是储存在通州粮仓的一千九百万石粮草。
于谦等人的盛名都来源于这些豪横的数字。这是一场甲申年从崇祯到大臣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富裕仗！
嘉靖朝“庚戌之变”的粮饷筹措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这一年秋天，发生了一件震动天下的大事。土木堡之变后，来自蒙古的铁骑再度突破长城防线，杀到了北京城下。这便是大明朝第二次北京保卫战，史称“庚戌之变”。
这一年的六月，当北京收到情报，得知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准备出动十万人马从宣大入寇时，朝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钱。
嘉靖皇帝显然深谙守城之道最重要的就是钱。他下令南京户部发银十五万两、临清仓银七万两、德州库银二万两，广东商杂山林赋税，以及各衙门罚赃，缺官捐纳、徭役、河泊鱼课、盐商税、门摊课等各类杂税都抽取十之四五接济边镇粮饷。
一通刮仓底的操作后，朝廷开始砸钱：发太仓银二万九千四百二十两于宣大二镇，给赏防秋官军；发太仆寺马一千五百匹、马价银一万九千五百两于蓟镇；发太仓银五万两，并借宁武等关边储银五万两于大同镇；发三万五千两于密云，三万五千两于昌平备客饷；其后，再发银五万两于密云，二万两于昌平充客军之饷。
到了七月，确认俺答汗即将进攻北京时，朝廷继续在京师慷慨发钱：京营里的将官给银三两五钱，布银五钱，当兵的各给银一两五钱，布银五钱。这一笔就发放了银八万九千八百八十两，棉花二十七万零二百斤。又给守城官兵发粮，鼓励其昼夜值班，不得更替。
为稳定京城民心，从官仓发米五万石，以每石三钱五分作为平抑粮价发卖，禁止富民囤积。后来加派通州官仓米二万石，以相同的定价发卖。因进城避乱的老百姓很多，又诏令顺天府在庆寿寺、海印寺的空地上安置百姓，发给难民苇席二万张，米二千五百石。另外，学习正统年间的办法，给守城官军预支九个月的俸禄口粮。
为招募有武艺的勇士效命，又命户部提出五千两银子，储于各兵马司，只要发现人才，就给粮给银打赏。
然后，对内外军兵发布赏格：获十颗虏酋首级者，升世袭指挥使，赏银一千二百两；获虏首一颗，升一级，赏银一百两；奋不顾身冲锋破敌者，虽无斩获亦超升二级。为了兑现奖赏，特出赏功银五万两，并宣谕将士，鼓励他们奋力杀敌。一番操作下来，京城的紧张气氛得以缓和，士气恢复。
与此同时，昭告天下兵马勤王。以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为平虏大将军引兵发居庸，征蓟镇诸路及河南、山东兵入援；随后，保定巡抚、都御史杨守谦率师入援，列营崇文门外；副总兵朱楫，参将祝福、冯登兵亦至广宁门（今广安门）外，城中人心稍安；宣府副总兵孙勇、游击贺庆率兵入援，嘉靖命其与仇鸾会师，共同御虏。
俺答汗在京畿附近烧杀掳掠一番，并没有进攻京城，便引军出边墙去了。嘉靖朝的北京保卫战，以结果论还是成功的——京师解除了危机。
接下来，朝廷还要大行封赏，给各部守军、援军发下赏银四五十万两。
如果对比“土木堡之变”与“庚戌之变”，就能发现大明守卫京城的办法都是一致的——唯“钱粮”二字尔。规定动作都是先砸钱招募兵马，加固京城防御；然后出粮稳定京城局势，特别是给官吏军兵预支粮食；号召天下兵马进京勤王也是常例，当然不会让来京的客兵空着手、饿肚子，饷银粮草都一一供应充足；最后，定下高额的赏格，鼓励将士三军用命，奋勇杀敌。
但凡钱粮管够，规定动作做足，加之外敌没有存心围攻北京，保卫战通常都会以胜利告终。甭管杀了多少外敌，从结果看，大明都达到了目的，京师总能平安无恙。
只不过，对比正统朝与嘉靖朝两次保卫战，细微区别还是有的。到了嘉靖朝，朝廷没有了一千九百万石粮食在手的豪横，砸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而且钱粮压力会更为明显。
崇祯二年的粮饷筹措
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年十月，后金大汗皇太极在蒙古人引导下，率后金军绕开关宁防线，从蓟镇龙井关、大安口等处破边墙入关，这也是后金大军第一次入寇关内。后金军打下遵化，潜越蓟镇，绕过袁崇焕指挥的关宁军的堵截，一路杀到北京城下。十一月初一，北京戒严，大明历史上第三次北京保卫战，一触即发。
敌军兵临城下，大明朝并不慌，既然有祖宗成功在前，操作起来自然驾轻就熟。按照经验，首先就要砸钱募兵。十一月十一日，以申用懋为兵部尚书，刘之纶为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给四万金募兵，又以金声兼山东道御史监军，给七万金造车募兵。
接下来是给城防官兵发粮饷，按马军一日给银五分，步军一日给银四分，又按每日每人给盐菜银二分、米二升、马草料银三分，每五日一结算。京城班军共一百万零六千人，马一万七千余匹，给盐菜银一万零六百两、米一万零六百石、草料银二千六百余两；其后又将米折为银两，每五日发给二万三千七百余两。另外号召文武勋旧带领家人共同守城，给守城的士卒每人发银五钱。
户部尚书毕自严翻了一下朝廷档案，揣摩了正统年间于谦的做法，于是有样学样，要给京营守军预支一个月的粮食。但今非昔比，对于崇祯二年的朝廷而言，这个做法还有一层考虑，因为京仓粮少，通州仓粮多，所以也想借此发动三分之一的京营大老爷前往通州运粮，争取在围城之前将大部分粮食运进北京，避免通州失陷，粮草资敌。
没错，就是京营大老爷，如果不预支一个月的粮草，他们还不一定愿去运粮。毕自严的奏疏写道：“各军除脚米免扣外，每石再给路费三升，以示优厚，即有不愿往者，既有路费，或托亲属，或觅他人，不妨代领。”这一段动员京营大老爷们运粮的表述，真是一言难尽，也可见崇祯初年京营朽败的状况。
毕自严效法前贤，一石二鸟，当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由此也可看到，此时，大明朝的资源颇为有限，要知道于谦可是给官吏预支十个月的粮，给军兵预支半年。
紧跟其后的项目是勤王。朝廷号召天下各镇兵马入京勤王，满桂带着大同兵五千先期到达，朝廷立马赐封满桂侯爵，给马三百匹，又补上饷银。随后袁崇焕率关宁军抵达，朝廷犒赏三军三万两银子。
其他各镇援兵次第抵达，当时各镇拖欠军饷很多，所以首要之事就是发饷，连欠饷也一并补上。给昌平镇、宣府、易州镇发旧饷各一万两，发给密云镇新旧饷各一万两，给蓟州镇补上旧饷三万两，又发新饷二万七千七百余两，还补犒赏银一万五千两，再给巡防通州等处京营军行粮银七千余两。
明军与后金军在北京城下连场大战，城中也尽力供给粮草。十一月十七日朝廷命太监吕直劳军万金、青盐千斤、米百担、酒十樽、羊百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赐酒食劳军。
此时的明朝，财政已经有些窘迫，户部尚书毕自严勉力支撑，大笔银两随着援军随到随发。从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七日，京城就给各镇发放了各类后勤物资银二十五万九千余两，一个月不到，朝廷仓库只剩十二万九千两银子。面对巨大开支，毕自严只能打起支运关宁新饷库二十五万两银子的主意。本来这些银子是辽饷征来，专供关宁前线发放的，但此时只能借这笔银子支应眼下的急所。
从以上举措可以切实感受到，崇祯初年，大明在应付北京保卫战时的捉襟见肘，京城中也就几十万两银子可以动用，与历史相比，实在穷酸可怜。但少不等于没有，如时人杨士聪所言：“己巳之变，自嘉靖庚戌而后，仅再见焉。但士马、物力仍足相当。”
凭借着官员谨慎筹措，关宁、宣大等军的粮饷供应得到了保障，但北京城下迭次大战，明军负多胜少，还引发了袁崇焕冤案。袁崇焕下狱后，关宁铁骑一怒之下引军东去；宣大军在永定门一战全军败没，满桂等人亦阵亡。
后金军虽然屡次获胜，但仍然没有决心挑战坚固的北京城防。随着四方勤王之师陆续到达，皇太极审时度势，于十二月上旬从北京撤围，逐步退回关外，北京城再一次在灭顶之灾下化险为夷。
虽然京城解围，但这场保卫战引发了一起大事件。朝廷号令天下勤王后，西北的数个边镇也兴兵来援，山西总兵张鸿功率兵五千入援，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兵三千入援。
山西兵马到达京畿后，兵部传令他们驻守通州。但第二天又来了命令，命守卫昌平。当人马一路从通州赶到昌平后，才过了一夜，上面的调令又来了——这次是发往良乡驻守。
山西兵火大了，这是什么意思？遛猴呢？从京城东南的通州到西北的昌平，再从昌平到良乡，相当于在今天的五环绕了一圈。赶路倒还在其次，最气人的是，按规定，军队赶到汛地，当天是不发粮食的，如今三天换三个地方，相当于三天没有领到粮食。勤王之师千里而来，本就疲惫不堪，如今无粮无饷，还要被人当猴耍。
是可忍孰不可忍，山西兵就此哗变，在驻地附近抢掠粮食。朝廷以耿如杞、张鸿功未能约束军队，下令逮捕。山西兵见官长被抓，心存怨愤，遂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去了。除此之外，陕西延绥镇勤王兵马，甘肃镇勤王兵马，又因为上官克扣粮饷以及没有发给安家粮等原因先后哗变。
这些士兵害怕罪罚，不敢归队，长期漂泊在外，不少人成群结伙投奔了义军。他们出身正规军，军事素养、战斗经验都不是普通流民可比的，他们的加入极大增强了义军的战斗力，使得本来在陕西一隅的农民起义声势壮大。崇祯三年（1630年）后，义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彻底成为流寇，这同秦晋等地的勤王兵哗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上之事，有果必然有因。十几年后，这批在北京城下哗变的秦晋士兵如滚雪球般壮大，发展成数十万大军，最终又回到了他们最初起事的地方。
崇祯逼捐
一切因果冥冥中注定，北京城的宿命在这“钱粮”二字中兜兜转转，成也钱粮，败也钱粮。到了崇祯十七年，打一次北京保卫战也是明码实价的，据户科给事中陈泰来所奏：须费二百余万两银子。
深谙经典的倪元璐当然知道京城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的早上，大明府库里别说二百万两银，甚至连一两银子都难以支应。
形势已经十万火急，怪不得倪元璐浑身上下充满无力感。崇祯十六年到十七年，北京的命令逐渐失去效力，地方已有藩镇化趋势，大明朝正在走向秩序崩溃的终局。
那么北京还有什么办法呢？倪元璐说的话其实还有最后一句：“才有朝廷劝捐的举动。”他说的是二月朝廷在饷路断绝的情况下，被迫向勋戚、太监劝捐，希望满朝既得利益者可以慷慨解囊，助朝廷渡过难关。
捐输这招也不是第一次用，在崇祯年间，大臣们对捐输已是司空见惯。过去数额一般不太大，通常就是捐些俸禄，助修筑皇陵，或助朝廷买马。如崇祯九年三月，大学士温体仁等人捐俸市马。大明俸禄是出了名的少，即使阁老们一年的俸禄也不过五六百石米，很显然，捐输要的只是一个态度。
俗话又说，救急不救穷，如果说国家财政崩溃是长贫，那么闯军兵临城下就是救急。崇祯十四年后，李自成越闹越大，多次围攻大城市，危急时刻城内官宦富户捐钱助守，已渐成惯例。这方面正反例子都很典型。
正面例子比如开封，虽然遭受闯军屡次三番围攻，但开封上下非常齐心，周王朱恭枵深知舍财保命之道，自掏五十万两银子，买粮食发给守城军兵。他还将银子堆在城头，开出杀一贼赏银五十两的重赏，阵亡、受伤者都有抚恤。城中巨商豪族也掏钱保命，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在周王带领下，明军扛住了闯军前两次围攻。
相反的例子就是洛阳。在李自成攻洛阳时，福王朱常洵就没有周王那么大方了，不肯大手笔地掏银子，结果洛阳很快就被攻陷。福王不仅丢了性命，王府中巨万家财也被尽数抄走。
正反例子面前，崇祯照方抓药，在李闯即将兵临城下时，向京城官民端起了“乞丐盆”。
仗义每多屠狗辈，不少升斗小民倾囊而出，有地安门小民捐银三百两；一老人居广宁门外，因兵祸避入城中，倾其一生积蓄四百两，痛哭着输往户部；又有唱戏的伶人王四，捐四百两银子。
反观官宦群体，想榨出油就没那么容易。崇祯希望自己的老丈人周奎做出表率。他先把老丈人从嘉定伯晋为嘉定侯，然后派太监徐高去宣诏：“丈人利益与朝廷休戚相关，作为外戚，应该首先出来支应，五万、十万，多少得支持一些，共渡难关。”
周奎婉拒：“老臣哪儿来那么多银子？”
徐高再三哭求，周奎仍坚持自己没钱。徐高怫然而怒道：“老皇亲这么吝啬，倘若国家有不测，你拿着这么多银子有什么用呢？”
周奎没办法，掏了一万两银子。崇祯嫌少，命他必须再拿出二万两。周奎偷偷向闺女求助，周皇后只好用体己钱给父亲补贴了五千两银子，让他自己再想办法把二万两凑齐了。而周奎这个老吝啬鬼，竟然将闺女送来的钱藏下二千两，只奉上三千两。
也不是谁都不识大体。太康伯张国纪，也就是天启皇帝张皇后的爹，捐了二万两银子，只是除此之外，其他人都拖拖拉拉不肯多出钱。
轮到文官捐款，魏藻德作为阁老，却只捐了五百两银子。另一位阁老陈演本来已经被许告老回乡，但还没走，赶上捐输，连忙说：“臣是清官啊，从来未向吏部、兵部讨过官缺，哪来的钱？”陈阁老这话信息量不小，透露了明朝阁老们的敛财之术，就是通过在京城运营官缺，收受贿赂。
陈阁老的拒绝理由没毛病，如果能随随便便掏出万八千两银子，不就是大额财产来历不明了吗？所以百官一同商讨捐助，谁都说自己是清官没钱。最后崇祯只能强行摊派，按照地域划分，浙江比较富，向该地官员派了六千两银子，又向山东派了四千，以此类推。
勋贵、文官多少都捐了点，作为皇帝私奴的太监当然也要捐。曾执掌东厂的太监王之心据说是太监中的首富，但面对捐输动员，不断推诿哭穷，最后好不容易捐了一万两银子。其他太监就更会演戏了，有的在家门口打出卖房的小广告，有的拿出古玩细软到大街上摆摊出卖，总之就是一副“爱谁谁，我就是没钱”的样子。
这些人真的没钱吗？当然不是。日后李自成来了，抓住大明旧臣逼饷，严刑拷打之下，陈演给刘宗敏献上四万两银子，而且这还不是他的全部身家。遭仆人出卖后，陈演家又被抄出黄金三百六十两，银四万八千两，金银珠宝盛满整整一斛。王之心被追出了十五万两银子。周奎就更厉害了，银子被抄了五十二万两，其他古玩珍宝数以十万计。所以，哪儿来的清廉？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虽然大多数人不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但“忠臣”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太监中，王永祚捐了三万两，曹化淳捐了五万两。
曹化淳本是崇祯非常宠信的大太监，曾提督东厂、京营，但后来犯错被皇帝撤掉所有官职，此时正在家中思过。纵然如此，曹化淳仍然是捐款最大方的太监之一。关键时刻，他尽显忠诚，这样好的奴才去哪儿找？崇祯立马将他起复，命他负责广宁门的守备。
但历史总是非常吊诡，捐款最多的，竟然是一个赋闲在家的失业太监。从常理出发，当京城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机之际，作为局外人的曹化淳，无非有两种选择。
一、置身事外，不捐或者少捐，如果对帝国前途彻底没有信心，曹化淳更可以逃出北京，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二、忠君报国，如果对大明朝还抱有希望，曹化淳不仅应该捐款，更要殚精竭虑，尽忠报国，帮助崇祯打退李闯，从而东山再起。就算只看钱的份上，他也要保住大明江山，不然这五万两银子不就成了沉没成本？
但曹化淳是甲申之变中第一个献城门的人，这完全颠覆了正常逻辑。实在没法解释得通啊，他花了五万两银子就为了亲手把城门打开？事出反常必有妖，曹化淳如此大方，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总之，皇帝一番号召，上下动员，总共只搜刮到二十一万两银子，对于需求浩大的城防作战，聊胜于无。
但从赵士锦盘账的情况看，逼捐来的钱并没有进入户部仓库，而是去往内库，成了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内帑。
大明中央财政向来有两套，一套是前面说的户部仓库，另一套就是皇帝的内库，即皇家的私房钱——内帑。过去，内帑是皇帝支付在京勋贵俸禄和大内用度的钱，每年一般有一百万两金花银收进大内。万历皇帝曾派太监前往各地收矿税商税，前后也搜刮了一千万余两银子，于是这成了大明朝廷财政之外的备用金。
天启、崇祯两朝，内帑属于堵窟窿用的战略储备，边镇欠饷，发生天灾，内帑经常被充当救命钱。只是自从万历死后，矿税停收，内帑入不敷出。到了崇祯年间，内帑支出非常频繁：
十二年五月，出帑金三十万济饷；
十三年正月，发帑金六千赈山东；
八月，发帑金三万赈真定、山东、河南饥民；
十月，出帑金万两买旧棉衣二万给京师贫民；
十五年六月，发帑金五万、户部金十万及银牌、布币犒左良玉军；
八月，先发御前十万金收贮谷种，以备籽粒，并设官屯；
十一月，发帑金十万资饷；
闰十一月，发帑金二十万市粟；
十六年六月，发帑金四十万贮富新仓，出陈纳新；
崇祯最后一次大手笔支出内帑，是在崇祯十六年十月：清兵屯山海关外，总督王永吉趋山海关、永平，发内帑金八万、户部金十万资饷；
同月，余应桂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发帑金五万。
以上一共发内帑一百三十二万六千两，然后就再不见内帑使用记载。
十七年三月初八，崇祯曾召户部侍郎吴履中，问还有多少内帑。吴履中答道，只剩下八万两。崇祯沉吟了一下，吩咐：“这些钱留着守城之用，不能发作边饷。”吴履中争道：“要是九边丢了，京城怎么能守得住呢？”皇帝看看他，摇了摇头：都火烧眉毛了，怎么还不知道轻重。他没再搭理吴侍郎。
纵观崇祯朝，让臣子捐输几乎成为常例，但双方关于捐款的态度却非常值得玩味。一开始，崇祯还装模作样地反对，崇祯二年，因为朝臣时有捐俸助饷之举，崇祯还说：“诸臣果真心为国，兴利剔弊，朝廷自受其益；何必捐俸言助！其悉已之。”到崇祯三年，朝廷商议中外七品以上官捐俸助饷，崇祯还不允许。
但崇祯九年之后，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崇祯从开始拒绝到接受，而臣子从意思意思到怨声载道。该年清军又入关，京城再度紧张起来，市面上的粮食价格飙升，崇祯的办法唯有逼捐：“眼下最有用的办法莫过于大家捐助。”
但是，到了这时，大臣们不这么看了，御史詹尔选说：“大家明知道这是苟且之政，却只是一味痛心疾首，或唉声叹气。”
崇祯怒问：“什么是苟且之政？！”
詹御史回道：“就是捐助这事，苟且至极！”
崇祯勃然大怒，将詹尔选下狱。
东林党健将工部侍郎刘宗周上言：“一年之间，又是捐助修皇陵，修城防，又是捐助买马，美其名曰报效皇恩，解燃眉之急，但群臣难道不是想从中获利吗？这就是臣所说的可以利益诱之。只希望皇上能停了不必要的战事，停了不着急的工程，不再做这些苟且之事，那大家就不必凡事都以利为先了。”
从过去彼此还存着体面，到君臣矛盾激化；从一开始的捐俸，到最后捐身家。崇祯以今日之我推翻昔日之我，崇祯期待中的父慈子孝没有发生，反而遭到各种抵制，什么君臣体面都经不起考验。
崇祯的“逼捐”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历史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被迫掏钱的臣下，不可能有人心存感激，反而更有可能将本来已经涣散的斗志转化成某种怨愤，成为甲申之变中的伏笔。
文武捐输发生在三月初十，捐输过后，内帑还有约三十万两银子，这也是大明朝应付最后一次北京保卫战前，能动用的全部家底。大明朝最后时刻，局面颇为尴尬，皇帝以为大臣们还有办法，大臣们以为皇帝还有内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