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之议，全体反对
三月十六日上午，崇祯在大殿中考选候补官员，考试的主题仍然离不开钱。崇祯出题“发虏寇兵饷”，考问候补官员们该如何筹饷。崇祯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四位内阁辅臣赐座在旁，考选官员对面而坐，面前摆好文房四宝，崇祯的御座就在咫尺之遥。官员写策对时，崇祯还起身巡看，甚至给官员斟茶研墨，这是平时从没有过的，在场官员如坠梦中。
答卷送上来，原来补了滋阳知县的黄国琦对得不错，崇祯欢喜，立刻超拔他授以给事中。其余人等依次对答，但还未进行到一半，突然有密封呈上。崇祯看了一眼，脸色大变，起身入内——昌平失陷，大事不好了。
崇祯立刻停下廷对，召集城防相关官员商议对策。这次御前会议，聚集了北京保卫战的领导班子，包括但不限于内阁首辅魏藻德、兵部尚书张缙彦、京营统领襄城伯李国桢、城防总管秉笔太监王承恩等。
也许是天堑丢得太快、太匪夷所思，与会众人面面相觑，百无一策。沉默了半天，只有襄城伯李国桢说话：“如今，各州县的百姓都投了贼寇，主要是怕闯贼的屠刀。作为朝廷，却不能杀人，要我说，从今往后百姓但凡有二心的，就得杀无赦。”
大明皇帝从来对老百姓做出一副慈父姿态，只要反贼想归顺，就给机会，这也导致他们穷途末路时就受招安，缓过劲来就造反。作乱成本低，也是明末叛乱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只是，在儒家信徒面前，李国桢这种话自然是大逆不道，其他人七嘴八舌一顿数落。
看着众人没有主意，身为首辅的魏藻德也不能一言不发，他问道：“流寇势大，已然如此，为今之计，是主战呢，还是主守？”主战就是京营出城御敌，主守就是凭借北京城墙固守。
众人纷纷说道：“现在既缺兵又缺饷，只有守城方为上策。”
但李国桢仍然不同意，认为守不如战，主张发兵出城御敌。最终，在其他人惶惶无计的情形下，崇祯采取了李国桢的办法。
臣下要么没主意，要么拿不出靠谱的主意，这让崇祯彻底慌了神。回到内廷后，他立刻召来妹夫巩永固。巩永固，京师附郭县宛平县人士，好读书，有才气，入赘皇家，成了光宗朱常洛之女乐安公主的丈夫。他一向深得崇祯信任，此番前来商议的是一件大事——南迁。
所谓南迁，实际就是弃城而逃，转进南京。早在一个月前，巩永固就曾劝说崇祯南迁，只是皇帝当时犹豫不决。此番再召来问计，已是火烧眉毛。奈何巩永固也束手无策：“之前，闯贼离得还远，大家都害怕他们杀来，愿意扈从南迁的人一定很多。而如今闯贼已经兵临城下，人心涣散，谁还能跟随南下？臣不敢胡说八道，耽误了陛下。”
巩永固这话，算是一盆凉水浇到崇祯头上，这位皇帝再次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了主意。
在甲申之变中，南迁一直是非常蹊跷的议题，后世史家都会问一句：闯军兵临城下，崇祯已面临灭顶之灾，为什么不逃往南京？
三月十六日，崇祯与巩永固关于南迁的密议，不是君臣之间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崇祯与群臣就是否南迁、谁南迁，已经进行了三四次拉锯。这是对社稷安危至关重要的决策，却充斥着种种私心暗算。
明朝的南北两京体制，是明初靖难之役后出现的。朱棣夺取天下后，为了巩固自己篡夺的皇位，有意脱离江南文武势力，定都北京。一开始，北京只是行在，即皇帝临时驻跸的地方。一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才摘掉行在的帽子，正式定为国都。
大明一朝，南北两京的体制一直没变，南京有一整套名义上与北京相同的行政体系，除了任职官员少点之外，其他并无多少区别。也就是说，皇帝往南京奉天殿里一坐，整个帝国的行政机器照样运转。
所以，每当北京出现危机，便有人嚷嚷迁都。土木堡之变时，叫嚣迁都的声浪巨大，还是于谦在大殿中，大呼“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这才强行镇压了迁都之论。
有于谦在前，日后即使敌军多次兵临城下，明朝也再无人敢言“南迁”二字。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要杀上北京“夺他鸟位”，情况比过去每一次北京保卫战都更加危急，迁都南京又成了非常敏感的话题，有人想逃却不敢说，有人敢说却拍不了板，有人建议南迁但南迁主角并非崇祯，更多的人咬紧牙关，坚决反对。
皇帝也要密谋
甲申年新年一过，南迁大剧第一幕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上演。大年初三，崇祯秘密召了一个人入宫，此人是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南昌人，天启年间进士出身，因得到东林党大佬李邦华、吕大器的特别举荐，当了左中允这样的小官。左中允属于东宫左春坊，是太子的文学侍从。
崇祯皇帝为什么叫这样一个芝麻小官入宫呢？那是因为，李明睿是朝廷中为数不多的迁都鼓吹者，他曾建议皇帝西迁长安，说那边接近甘肃、宁夏，可以率西军精锐亲征。等到闯军入了潼关，他又主张只有南迁才能图存。
崇祯召他来，目的显而易见。君臣二人先在德政殿见面，李明睿做贼似的示意皇帝屏退左右，然后凑到跟前低声对皇上说道：“臣自从蒙皇上召见，路上了解了一些闯贼的消息，听说他们离京畿已经非常近，京师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只有南迁一策，可以缓目前之急。”
崇祯也小心翼翼道：“此事过于重大，不可随便说说。”说着手指向天，表示不知道天命如何。
李明睿道：“天命难料，人定胜天，皇上当根据自己内心去做决定，审时度势，不可有一刻的迟疑，否则错过时机，后悔莫及。”
崇祯也跟做贼似的四顾无人后才小声道：“这事吧，我已经想付诸实施很久了，只因没人主张啊，才迁延至今。你的意见甚合朕意，但奈何朝廷众大臣不同意啊。”然后崇祯从大策问到细节：如果南迁，该走哪条路？
李明睿显然有备而来，立刻说道：“不如四路准备。陆路两条，东路山东，西路河南；水路亦两条，从通州走运河，或走莱州、登州（山东半岛一带）海路。皇上要从小路轻车简从南行，二十日就可抵达淮河，这就好比，文王在商都遭大难时显得柔顺，孔子在宋国躲避截杀时微服出行一般。”李明睿还不忘引经据典，用先贤之例为崇祯减轻心理负担。
崇祯点点头道：“兹事体大，你最好守口如瓶，千万不能泄露了，不然你可吃罪不起。”
怎么为皇帝出谋划策，还跟做贼似的呢？这是崇祯朝的特点，一旦遇到争议极大的事，比如与后金言和，私下商议都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如果被朝野得知，引起了舆论，就得有人出来替皇上扛雷，这种情节，已被杀头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生前最清楚。
当然，李明睿也很清楚，连忙道：“臣是主谋，怎敢泄露，但皇上要乾纲独断，只要走出京城，就如龙腾虎跃，可将天地之运掌握于手中，如果坐困愁城，那就真不好办了。”
崇祯被李明睿这一番宏图远景忽悠得龙心大悦，传文昭阁赐宴。华灯初上，君臣二人酒酣耳热之际，谈起南迁这一路如何接济、沿途任什么将领护驾、如何筹饷、驻地如何安置等细节。
李明睿回答：“济宁、淮安都是要地，必须设官员，也要选择可信任的重臣领兵。至少得户部、兵部两位堂官先行布置。”
崇祯又问：“现在朕身边没有兵将可用，奈何？”
李明睿道：“近京八府可以募兵，皇上此行，京师还不能放弃，须有人坐镇守备，因此边镇兵不能全部撤走，边将也不可轻易调离。可以在勋贵及阁部大臣中选出有才能且可信任者派往。”
李明睿又担心崇祯不愿出内帑，继续建言：“皇上千万别吝啬内帑，沿途吃喝拉撒、犒劳将士都得花钱，把钱留在大内有什么用？此时火烧眉毛，一分钱可当两分钱花。”
崇祯苦着脸：“户部也应该筹措一些。”仍旧是那个认知误差，大臣以为皇帝还有钱，皇帝以为臣子还能筹措。
二人一直谋划到二更时分，李明睿才出宫去了。什么叫有计划、有预谋，这就是，李明睿从价值观到方法论，再到细节，一一和盘托出，但唯一无法谋划的，是皇帝能否乾纲独断。
二人的密谋，还可以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崇祯自己想跑；第二，这事不能皇上自己提，必须下面的臣子“递梯子”；第三，朝中大部分大臣不同意，所以还要等待时机，只有大部分人同意，事才可以办成。
崇祯的言行特别能反映他的小心思——既想跑，又要面子。但这世上但凡重要抉择，既要又要都不是件容易事。崇祯只能从新年开始，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让群臣能够给他架梯子的时机。
东林党的阳谋
这么一等，就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日山西全境陷落的坏消息传到北京，闯军军锋已经威逼宣大。朝廷真的有点慌，于同一天下诏，召天下兵马勤王。
崇祯皇帝也发话，命各位大臣赶紧献上战守策略。终于，崇祯等来了久候的梯子，大臣中有人提出南迁之事。
第一封奏疏当然是李明睿递来的。君臣已经合计快两个月了，总要见真章。李明睿并未明说南迁，只是促请皇上御驾亲征，言京营甲兵十万，京畿招募可得数十万，圣驾一出，忠义之士应者云集，皇上效仿高祖、成祖征伐，可安天下。他还装模作样地敦促皇上，不可贪图安乐，坐而享之。然后话锋一转，说山东很多王府都有宫殿，不妨驻跸其中，凤阳祖陵也可驻跸，等待天下勤王之师到达，再西征闯贼，说着说着就转向了南京：“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都是忠良，通晓军务，能委托大事，任用他们就可以廓清宇内。”
那北京怎么办？就命太子镇守北京，再留魏藻德、方岳贡辅佐太子。尽管一通话下来云遮雾罩，但李明睿的意思非常明确——皇上赶紧跑。
终于有人正式提出南迁，但还不够，李明睿的分量不够。谁的分量够呢？比如另一位上了南迁奏本的朝廷重臣——东林党领袖李邦华。
李邦华不是一般人，他是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老师是东林党大佬之一的邹元标。李邦华是毫无疑问的东林党，此时已经七十岁了，是朝廷德高望重的大佬级人物，他能出头，将是极大的助力。
只是崇祯看了他的奏疏，顿时怒从心头起。李邦华说：“国家并建两京，原来就是为了巡视和留守的。皇上就算不南迁，也应该令太子、诸王到南京去。”皇上干什么呢？他说：“皇上你威名显赫，应该更加振作，上应太祖、成祖为国家定下的成算，下则安定朝野。”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所谓二祖成算，就是两京互为依托，派以太子为首的皇子们南迁，备份保险的谋算；而皇上应该振作起来，下定留守京城的决心，打消朝野各方的疑虑。
他最后请皇帝固守北京，宁死不去，效法仁宗故事。所谓仁宗故事，是说靖难之役时，朱棣率主力外出攻略四方，留下长子朱高炽，即后来的明仁宗，以一万多人坐镇北京。当时南京的主帅李景隆率数十万大军趁机包围北京，猛攻不已。朱高炽临危不乱，拼死抵抗，最终保住北京，等到朱棣回援。
除了李邦华，还有少詹事项煜也上了奏疏，意见与李邦华差不多。这个项煜是苏州府吴县人，天启年间进士，此时也是东宫属官。他持太子南迁的意见，也在情理之中，虽非明确的东林党，至少也是东林党的同路人。
设身处地为崇祯想想，当他拿着仅有的两封提议南迁的奏疏，心中会是怎样的感受？等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有臣子挑头建议南迁，但怎么都是让自己死守而请皇子们逃命的？
然而此时已经不容再犹豫，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崇祯命第二天召开大会——从九卿到翰林全部出席，至于所议内容，崇祯只说是战守事宜——他决心要把面子留到底。
二月二十九日，东阁开会，崇祯选择退居幕后。还是前面所说的，他需要臣子们递梯子，自己不能跳到台前。所谓战、守，实则留、走，现场诸臣议论纷纷，但是大多数意见仍然是反对南迁。
李明睿也算是一条汉子，到这时已经顾不得当不当出头鸟。他奋然出列，说出了自己的，更是崇祯的观点：“《易传》云，迁国都是有利的，《尚书》也说盘庚迁殷的故事，唐朝因为迁都而复兴，宋朝迁都南渡。有这么多优良历史传统，在座诸君为什么一再讳言迁都呢？”
朝中众人错愕不已——这谁啊，出的什么馊主意？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他，反而更趋向李邦华、项煜的意见。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崇祯并不气馁，既然人多嘴杂，那就缩小范围，再开小规模内阁会议。
内阁只有四五个人，崇祯一上来还是装蒜，问：“左都御史李邦华在奏疏里说，辅臣们都明白但又不敢说，你们说的所为何事啊？”陈演就把项煜、李明睿的观点，以及会上大家的意见复述了一遍。
崇祯听完，面露寒霜，拿起李邦华的奏疏发问：“左都御史劝朕南迁，诸位怎么看？”崇祯可以说是脸都不要了，直接篡改李邦华的意思，把南迁主角硬扯到自己身上。
蒋德璟启奏：“廷议都说东宫应该到南京监国。”他根本不接崇祯的话茬。
崇祯见阁臣仍然支持李邦华、项煜的意见，心中非常着急，只能以退为进，怒道：“祖宗辛苦百战，才打下这片江山。贼来我们就跑，还凭什么指挥百姓们守城？如何面对那些因为战败而获罪的大臣？且朕一个人跑了，宗庙社稷怎么办？十二陵怎么办？京师里百万生灵怎么办？逆贼虽然猖狂，朕以天地祖宗的庇佑，凭诸位先生夹辅之力，也不至于城破国亡。就算事不可为，难道没听说过国君死社稷，才是古今正途吗？”崇祯这番慷慨激昂的表演，潜台词就一句：尔等想带着我儿子先走，门都没有。
然而，蒋德璟等人仍然不为所动，回道：“太子监军，亦万世计。”双方就像在两条平行线上交流，各说各话。
这时崇祯真的忍无可忍了，怒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姑且搞不定，一个孩子能顶什么事？”毫无商量余地，他直接否决了太子南迁的意见。
翌日，也就是二月三十日，竟然还有一个人上疏，刑科给事中光时亨参李明睿的提议是异端邪说：“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对于南迁，又说：“贼四面环集，乘舆将往何处去？还请固守根本，以定人心。”
崇祯直接将光时亨召来骂了一顿：“朕南迁是邪说，那太子南迁不是一样的邪说吗？为什么你只参李明睿？诸位大臣平时调门多高啊，如今国事如此败坏，却没有一位忠臣义士为国分忧，你们所谋的又是什么邪说？”
崇祯这番话简直是灵魂拷问，同样是南迁，怎么建议太子南迁是正论，劝朕南迁的是邪说？他的愤怒，不在于“说”，而在于谁才是“邪”。他恨恨地道：“光时亨阻碍朕南迁，就该一刀砍了。”
这个光时亨官不大，在甲申之变的舞台上，却是重要人物。历史的重大时刻少不了此人，日后还会有他的高光表演。
力主太子南迁的李邦华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宦海浮沉四十年，怎么就这么不了解这位皇帝呢？其实在奏言之前，他和李明睿有过商量。李邦华问：“南迁，是皇帝亲自去还是请东宫去呢？”
李明睿回答：“太子太小了，什么事也不懂，如果秉承皇上的命令指挥群臣，太子没有威信。但如果太子按照自己的意思下达命令，又是对皇上的不敬，不如劝皇上亲自南迁。”
显然李明睿是想争取李邦华的，只是没想到，这位举荐他的恩人没有领会到李明睿话中的深意，还是坚持己见。
但李邦华当真看不懂皇帝的心思吗？听不明白李明睿的暗示吗？很可能都不是。他是假装不懂，难得糊涂。
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李邦华又上了一道密奏。这一次，他不再请太子南下监国，而是请将皇帝的嫡三子定王朱慈炯、庶四子永王朱慈炤分封到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宁国府（今安徽宣城），拱护两京。
第二封奏疏没那么赤裸裸地“再造朝廷”，而是借明朝皇家正常的分封藩王程序，将两个流着皇帝血脉的皇子分封到离南京非常近的太平、宁国二府就藩。虽然他们并非皇太子，但同样是不容置疑的皇位第二、第三顺位继承人，万一出现意外，就可以依制拥立登极。这个建议迂回许多，也顾及了皇帝的面子。
崇祯读罢李邦华的奏疏，他绕殿而行，边读边搓疏稿，直到将稿纸揉烂为止。此时他内心之愤恨可想而知。
三月初二，内阁大学士李建泰的一封奏疏送到御前。他也提出了南迁之议，意思是请皇上南迁南京，他愿意奉太子先行。
这封奏疏很巧妙，李建泰似乎知道朝中风向，于是左右不得罪，既请皇上南迁，又说愿奉太子先走一步。虽然有点首鼠两端，但对于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的崇祯来说，阁老级别的重臣上书议南迁，分量足够重了。李建泰递来的梯子虽然没有完全合乎心意，但将就着也能用。
于是，第二天，崇祯第三度命群臣开会，公开商讨南迁之事，既然上次内阁会议得不到支持，那么这次再开扩大会议，在京大小官员都须出席。
崇祯拿出李建泰的奏疏说道：“李建泰上疏劝朕南迁，但我朝传统就是国君死社稷，朕是去还是留啊？”都到这份上了，崇祯仍然不肯把话说明白，还是死要面子。
内阁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一同启奏：“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他们仍然着眼于太子，没有人提出请皇上先走。
这么一来，提议崇祯南迁的力量又落了下风。崇祯左右为难之际，给事中光时亨出来呵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奉太子南奔，想重演唐肃宗灵武故事吗？”
光时亨的厉害之处是，每逢关键时刻就一键清零，不仅范景文等人不再说话，其他所有大臣也都不再作声。唐肃宗灵武故事，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叛军威逼长安，唐明皇李隆基只得弃城南逃，前往四川躲避，途中在马嵬坡发生了兵变，权臣杨国忠全家被杀，杨贵妃被逼死。
随后，太子李亨不再随李隆基车驾入蜀，而是赶赴灵武组织军民抵抗叛军。在灵武，李亨被拥立为皇帝，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
一场关系到崇祯身家性命的重要会议，又被光时亨几句话给搅黄了。崇祯气得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
经过以上足足三个回合的拉锯，君臣之间实际上已经摊牌。
崇祯：能不能让我走？
臣下：不能，要走只能太子走。
崇祯：既然不能，那就大家搂着一起死吧。
崇祯为何非要朝中大臣达成一致意见，恨不得大臣们三拜九叩请他南迁才能成行？作为皇帝，他又能不能乾纲独断，采取李明睿的建议呢？
答案是不能。与儿子抢活路？舍弃宗庙社稷？他不想也不能这么做。在个人性格方面，崇祯极度爱惜羽毛，也就是明君的好名声，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一旦他独断专行，就相当于与激烈反对南迁的文官集团为敌，彻底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政权基础。江南是东林党的地盘，崇祯不可能在没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逃往南京。
事到如今，崇祯总算看明白一些事——围绕李邦华的意见，文官集团做了殊死抵抗，给皇帝吃了闭门羹。
文官集团各有盘算
在存亡危急之际，朝中绝大多数重臣却极力反对崇祯南迁，这是甲申之变中非常诡异的现象。虽说大明朝有国君死社稷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并非祖宗家法，也就是说南迁并非大逆不道之事，不然为什么还要保留南京这个备份呢？但为何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皇帝南迁？
不妨仔细研究一下，崇祯南迁议题中的几个反方代表：李邦华、项煜为首，蒋德璟、范景文附议，陈演、魏藻德暗地里使劲拖后腿，光时亨冲锋在前充当咬人的马前卒。
唯一支持崇祯的只有李明睿这个小官。李建泰呢，只能算半个支持者。
李邦华、项煜都是东林党人。蒋德璟是福建晋江人，天启二年进士，一出仕就因为忤逆魏忠贤，与文震孟同遭罢斥，后又在崇祯年间反对过杨嗣昌。蒋阁老的政治门墙不言自明，不是东林党就是东林同道。
另一位阁老范景文，北直隶吴桥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他在东林党全盛时辞官而去，又在天启五年得到起复。崇祯十一年（1638年），东林党以黄道周为首与杨嗣昌打擂台，范景文站在东林党这一边，也因此被崇祯削职为民，崇祯十五年再次起复。范景文为人比较中正，属于朝堂上的中立势力，到了崇祯末年才与东林党走得近一些，但也不能算作东林同道。
内阁还有两人——陈演与魏藻德。史家认为这两位阁老也是反对崇祯南迁的。陈演字发圣，是四川井研人，天启二年进士，与魏藻德是一伙的；魏藻德是薛国观的学生，更是东林党的对头。光时亨实际上是陈演马前卒，他受陈演指使，冲在最前面撕咬。
以上各派朝臣，在明末党争不断的形势中，难得地联合起来。至于为何形成这样的局面，史家对群臣合力阻止崇祯南迁各有看法。
明季遗臣李长祥评说道：“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
顾诚先生同意其说，认为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死守北京，成了替死鬼，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可能因为自己曾主张南迁而遭罪。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二位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李明睿提出，皇帝南下，将京城丢给太子，安排两位阁老魏藻德与方岳贡辅佐太子守备北京。但他逢迎上意提出这样的建议，完全没有顾及二位阁老的感受，阁老仿佛成了弃子。
所以，李明睿这么做一点也不聪明，只能起到两个效果。明面上，的确堵住了魏、方二人的嘴，使他们无法明确反对南迁，否则就是没有为国尽忠的决心；但暗地里，反而更加促使他们成为反对派。
至于其他阁老，比如范景文，他是北直隶人，如果南迁，他的家业如何带走？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朝廷中的南北之争。
美国学者魏斐德认为北方大臣拒绝南迁，是因为他们的家财都在北方。“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
魏斐德的观点也有道理，李邦华的奏疏里还有一句话，一语挑破了北方官员的担心：“臣南人也，必有言臣以迁自便者，臣愿随皇上执管钥，而分遣信臣、良将扞牧圉以南发。”大致意思就是，李邦华是江西人，如果他支持南迁，肯定会有人指责他是为了一己之私，但李邦华把话说在前头，愿意随皇上留下来共保北京，由其他人护送太子南迁。
总结以上观点，似乎可以回答为何没有人支持崇祯南下，原因有二。其一，大臣去留就是生死抉择，一旦崇祯南迁，留下的大概率要为国尽忠，这就决定了大部分大臣不愿意随太子留在北京。
其二，皇帝去留关系到权力中心在哪，皇帝走了，北方会失去权力中心的地位，所以魏藻德、范景文及其身后的北方官员势力，必然反对皇帝南迁。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如果说北方大臣不愿皇帝南下情有可原，那南方的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为何也抵制皇帝南迁呢？
东林党抛弃崇祯的理由
李邦华明知皇帝心意，却两次上疏，先后给出两个解决方案，却没有一个方案让皇帝出逃。李邦华其实是在代表东林党人表态。
东林党不仅是嘴上说拥护皇子南下，还真的付诸行动。直到城破前夕，三月十八日当天，方以智、吴尔埙、陈名夏三位东林党、复社的小将跑到金水桥边逡巡，等待时机，看看能否抢出哪怕一个皇子，突围到江南，以保住大明正朔。只是这个计划准备不周，没有成功。可见，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东林党人仍然没有放弃让皇子南迁。
东林党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悬案，史料里甚少见人提及，也从来没有史家给出答案。因为从未有人往最坏的方面去想。但，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么难以置信，那都是事实。
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就是——此时东林党已经抛弃了崇祯。他们不愿意这位皇帝去江南，宁愿辅佐他的儿子，再造朝廷！
遥想崇祯登基之初，打阉党，为东林党平反，皇帝与东林党的关系进入蜜月期。当时众正盈朝，东林嫡系韩爌、刘一燝、钱龙锡，东林同道李标、刘鸿训等进入内阁，东林党人曹于汴任左都御史，六部中礼部何如宠、户部毕自严也是东林同道。崇祯提携东林党于困时，可谓知遇恩主。
表面上看，初时崇祯很信任东林党，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未必。内阁中至少还有周道登、来宗道唱对台戏。六部里，王永光任吏部尚书，王在晋任刑部尚书，刘廷元任兵部尚书，这几位都是阉党或东林党的对头。
崇祯当了没几天皇帝，就感受到东林党的威力，他们通过逆案，对政治对手进行了全方位打击，刘廷元上任兵部尚书仅仅两个月，就被东林党以参与逆案为由攀扯去职。
而在保护自家人时，东林党也只以立场论，如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在为阁辅刘鸿训辩护时就说：“鸿训为先朝削夺之臣，其不肯比匪党邪，天下共知。”意思就是，只要是与阉党作对的，就应该留任，不论他能力高低。这是典型的论心不论迹。
到了崇祯元年十一月，再度推选内阁的时候，崇祯已经对东林党心生警惕。为了避免大臣结党，他下令用枚卜的方法选任。这个方法就是将合乎条件的大臣名字写在签上，放到金瓶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出阁辅，抽到谁都乃天意。
结果候选人为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共十一人。这个名单里，只有李腾芳、盛以弘、王永光不算是东林党或其同道，而且崇祯看重的温体仁、周延儒都不在名单中。东林党及其同道的中签率约为72?%，再怎么枚卜，结果大概率仍是东林党期待的“众正盈朝”。
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候选人中的钱谦益还惹出了极大的麻烦。钱谦益是东林党宿将，才华横溢，是入阁的热门人选。但温体仁上疏攻击钱谦益在浙江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虽然是天启元年的事，但钱谦益有政治污点，怎么就上了阁辅候选人名单？所以温体仁劾他结党受贿。而在这场纷争之中，阁辅们却说钱谦益无罪。
崇祯本就担心臣下结党，结果两件事凑在一起，可不是证据确凿吗？他认同温体仁的意见。吏科给事中章允儒仍然力争：“朋党之说，是小人用来诬陷君子的，先朝可鉴。”这一句引来崇祯雷霆震怒。他将章允儒打入锦衣卫诏狱，削职查办，又将钱谦益削职为民，逐回乡里。
这件事是崇祯与东林党蜜月期转冷的引子。一年多之后，己巳之变发生，蜜月期终结。引发崇祯极大不满的是袁崇焕。袁崇焕的举荐人是钱龙锡，御史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合谋杀毛文龙。虽然崇祯表面上保了钱龙锡，但钱龙锡还是引咎辞职。其后有御史揪着不放，崇祯再度怒上心头，将钱龙锡流放定海卫，一直不赦。
这是崇祯与东林党出现裂痕的重要事件。常言道亲君子远小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朝廷的重要岗位几乎都由所谓的中正之士担任，但怎么朝政越办越糟，敌军都打到京师城下了呢？北京保卫战对崇祯刺激极大，千刀万剐了袁崇焕也无法解气，于是他又把东林一脉的兵部尚书王洽、蓟辽总督刘策下狱，最终王洽瘐死，刘策被斩首弃市。
接下来一年，与东林党不对付的周延儒、温体仁相继入阁，周延儒还成了内阁首辅。崇祯初年第一届东林党内阁，几乎被清除一空。
崇祯与东林党的矛盾由此种下，但双方并没有撕破脸。为了平衡朝堂，崇祯还是会任用东林党人，像何吾驺、钱士升、文震孟等人仍然可以进入内阁，拥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但是这样一个君臣表面和气的局面，被一件人伦案子彻底打破。
崇祯八年，内阁辅臣吴宗达揭发、首辅温体仁疏告的郑鄤“迫父杖母”案爆发。首辅亲自下场弹劾东林党后起之秀郑鄤忤逆，不仅将郑鄤送进大狱，还捎带将同党的何吾驺、文震孟一并撤职。
东林党围绕郑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营救。东林党人绞尽脑汁，特别是刘宗周、黄道周二人，因与郑鄤私交深笃，还三番四次不惜冒犯天颜，梗着脖子向崇祯说情。
但随着审理深入，双方证人次第出面，案情越挖越深，郑鄤在崇祯眼中，就是一个“人面兽心”“忤逆无道”的坏人；而东林党的营救，又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越营救，崇祯越觉得这是党救。
到了崇祯九年，另外一件对大明政局影响重大的事件——“杨嗣昌夺情”上演。这年清兵入塞，兵部尚书张凤翼自杀，杨嗣昌正在家丁忧，崇祯决定夺情，让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
在国家危亡的情况下，夺情本是合理的，但是东林党对此诸多指责。杨嗣昌上任之后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作战计划，把闯军打得土崩瓦解，逃入深山，差点将义军一网打尽，这足见杨嗣昌并非百无一用的书生，还是有点能耐。
但是，崇祯十一年六月，黄道周仍然以夺情之事弹劾杨嗣昌，这让崇祯作何感想？到了七月，君臣召对，黄道周依然空有书生意气，不仅为自己弹劾杨嗣昌的奏疏辩护，言语间又影影绰绰提到郑鄤。
此时正是围剿敌军的关键时刻，黄道周还在为“大逆不道”的郑鄤争取，这是谋国者应该做的事吗？难怪崇祯私下对杨嗣昌叹道：“太过分了，人怎么可以凉薄到这种程度呢？”又对大臣们发话：“别让黄道周劫持为朋党。”
营救郑鄤和弹劾杨嗣昌两件事，让崇祯对黄道周厌恶至极，将他连贬六级，逐出京师，并且亲自将刑部判郑鄤的绞刑升格为凌迟。于是郑鄤成了崇祯朝第二个被千刀万剐的官员——上一个正是袁崇焕。
除了以上的大事，再举一小例，就可见崇祯与东林党关系裂痕之深。崇祯十一年春，南京户科给事中张焜芳上疏荐黄道周、惠世扬、陈子壮、金光辰，并为文震孟请恤典。崇祯痛骂这个南京小官：“沽名市恩。”
这些事发生在崇祯年间中期，让皇帝对东林党彻底失望，从此，朝中东林党人愈加零落，反而温体仁深得皇帝信任，皇帝甚至用东林党的死敌薛国观为首辅，各部堂官也鲜有东林党人。这就是皇帝与东林党撕破脸的结果，东林党人再无机会影响朝局。
崇祯除了厌恶东林党的党同伐异，两者之间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关于国家治理的路线之争。
为应付内忧外患，崇祯年间朝廷征收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加派三饷被认为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的确，表面上看，大明于崇祯朝进入了“征税—官逼民反—增兵—再加税”的死亡循环。但客观来说，流寇作乱不仅仅是加派饷银造成的，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崇祯初年与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旱灾，前一次主要集中在陕北，为流寇作乱的起点。
崇祯十二年这次，旱灾更是扩大到全国范围，“两京、河南、山东、山西旱饥”。次年，“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这两年，朝廷还要一面剿寇，一面赈灾，手忙脚乱。
到了崇祯十三年，朝廷也大规模免除了各地的逋欠。
五月，减商州、湖广田租，命地方设法赈济，招徕流民，又截留漕米万石赈山东，免霍、泰、潜山七年以上逋税之五成，近年之三成。
七月，发帑金二万，赈顺天、保定。
八月，发仓粟赈河东饥民，帑金三万赈真定、山东、河南饥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和陇西五县逋赋，折征江南绢、布等岁课。
此时，起义军已被剿得七零八落。崇祯十三年冬十二月，是农民起义最黑暗的时刻，大量人马被困于函谷关、崤山之间，满天星、张妙子等不少造反头目请降；李自成只率千余人在陕豫大山中游击；张献忠、罗汝才在四川被明军追得鸡飞狗跳。此时是明末农民起义黎明前的黑暗，在崇祯看来，离剿灭起义军只差一步。
但这一年的全国性大旱将大明孤注一掷的加派，以及毕其功于一役的围剿毁于一旦。朝廷财政破产，已经无法支撑军队粮饷与赈灾两项支出，旱灾、蝗灾之下，百姓被迫再度成为流民，流寇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崇祯十四年九月，当李自成卷土重来时，麾下又是几十万之众。事已至此，朝堂上任何努力都已化为泡影。
在东林党人眼中，这些加派对他们的根据地，如江南地区影响尤其大。江南赋税、徭役本来就比较沉重，一旦加派，犹如百上加斤，就拿万历年间苏州、松江二府为例，还有均徭税、开河税、练兵税、织造税、贴役税、加耗税、二京杂费、库子役、公务役等，加上三饷，再富庶也扛不住。
所以终崇祯一朝，东林党一直劝谏皇帝轻徭薄赋。
崇祯四年（1631年）给事中吴执御上疏言加派之害：“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余不罢者。捐助搜括，二者犹难为训。”
崇祯七年（1634年），阁辅钱士升说：“若江南府帑并无存留，且漕粮加派，江南独溢。民力已竭，不堪再困。”
崇祯八年（1635年），倪元璐上言：“今民最苦，无若催科。未敢兴言，冀停加派，惟请自崇祯七年以前，一应逋负悉与蠲除，断自八年督征。有司考成，亦少宽之。东南杂解，扰累无纪，如绢、布、丝、绵、颜料、漆、油之类，悉可改从折色。此二者于下诚益，于上无损，民之脱此，犹汤火也。”
崇祯十一年，给事中左懋第上言：“练饷之派，以益军实，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饷犹未减，恐贪者藉以饱其私。惟陛下诏宽加派之数，使天下明知之。”
以上这些都是东林党与其同道的进谏，几乎贯穿了整个崇祯朝。那崇祯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崇祯十一年三月，崇祯在左顺门接见了一批前来考选候补的官员。崇祯只有一个问题——论兵论饷。其中一个叫曾就义的知县说：“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未为不可。”
崇祯对这个回答大为赞赏，直接将曾就义拔擢为考选第一。过了一年，朝廷加征二百八十万两练饷。由此可见，君臣双方在加派问题上可谓针锋相对。
大明内外都在打仗，粮饷需求巨大，加兵加饷看着也理所当然。当时朝中关于加派的局面耐人寻味：所有前线或者兵部官员，如杨嗣昌、卢象昇都支持加派；而御史、给事中、翰林院侍读等跟打仗没什么关系的官员就天天喊着轻徭薄赋。
那为何东林党如此反对加派呢？
钱士升所说的话，可视为东林党诉求的核心。江南没有叛乱，加派的所有钱粮都转移支付到其他地方救火，甚至漕粮加派都由江南承担，以致百姓不堪重负。看上去，东林士大夫们是在为民请命，只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明朝养士有优免政策，秀才以上功名者，按等级有赋税、徭役的优免额度。因此，江南地方形成一种特殊风气，百姓为了逃避苛捐杂税，连人带地投寄入士大夫门下，是为“诡寄”。
那么，缙绅大户得到田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可以当中间商赚差价。明末三饷加派，地方就开始拖欠，而地方官没法全力催征，久而久之对拖欠行为也就默许了。当时对地方官的考核，征到七成的税收就过关。老百姓缴纳八成赋税的，就可以成为良户，就是合格的纳税人，而缴纳六七成的，也说得过去，官方不会把他们视为抗税刁民。
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士大夫会与官府讨价还价：你提高税额，我就拖欠一点，相当于打个折扣，比如缙绅大户去谈缴纳七成，诡寄的老百姓给家主实交八成。结果就是三赢局面，老百姓少交两成，大户赚了一成，地方官虽然少收一些，但好歹大头交上去了。久而久之，各方逐渐形成一种默契，但拖欠越来越严重，输家自然是国家。这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江南逋欠”。
朝廷诸君对田地的诡寄、兼并清楚得很。杨嗣昌就说：“加赋出于田地，而田地现在都归了高门大户，百亩田地只增银三四钱，这样做还能抑制兼并。”江南加派主要落在缙绅大户头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林党坚决反对加派，这到底是出于为民请命之心，还是为了维护江南士大夫的利益，就由不得崇祯起疑心了。
站在大明朝社稷安危的立场上，增兵加饷到底孰是孰非呢？其实谁都没有错。安内攘外是当时明朝必须做的选择，剿寇必须增兵，增兵必然加派，明朝赌的就是一两年内剿灭起义军，就能停止加派，与民休息。只是天命不在崇祯一边，这场豪赌输得干干净净。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第二次入阁。他能东山再起和东林党的支持分不开，崇祯和东林党双方暂时合作。周延儒向崇祯推荐东林党及其同道，郑三俊、刘宗周、李邦华、倪元璐、蒋德璟、范景文等人得到起用，只是此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
最后两年的人事调整，并不代表着崇祯信任东林党，只是因为之前四五年时间，局势一再恶化，曾经为他信任的薛国观被赐死、杨嗣昌自杀，崇祯实在没办法了，才再次任用东林党人。
但在帝国风雨飘摇之时，江南士大夫的代表东林党与崇祯亮了明牌：我们不再支持你，我们要抛弃你，南迁可以，但我们只会拥戴你的儿子，你已经是沉没成本，就在北京为社稷而死吧。
东林党还有江南退路，但另外一些人没有退路，他们是东林党的政治对头，是勋贵集团，是太监团队。他们的根在北方，他们的利益在北京，他们更不可能支持皇帝南迁，也需要国君死社稷。
关于南迁的争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能让人察觉到明朝政治中强大的潜规则——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虽然朱元璋、朱棣父子用残酷的杀戮巩固了皇权专制，但士大夫们还是通过二百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顽强地分走了皇帝的权力，维系着皇权不下县的底层秩序。皇帝表面上一言九鼎，但如果失去群臣的支持，仍然寸步难行。
三月十六日，崇祯仍然茫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历史的弃子。所有人都想要他死，一场意图合伙把皇帝卖了的计划正密锣紧鼓地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