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集团
北京，天下雄塞，分内外两城，在那个时代就是固若金汤的代表。内城周长24公里，高10-12米，基厚15-24米，顶厚11-18米；外城长14公里，通高6-7米，基厚11-15米，顶厚10-11米。这样的巨城实乃全国首屈一指的要塞。
根据过去多次北京保卫战的经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兵力集结在城下，依托城上的炮火守卫各门，只要门守住，城就守住了，有过成功案例的于谦、袁崇焕都是这样做的。但这一次，京师守军做出了违背常理的部署。
三月十六日下午，就在崇祯在紫禁城内与臣下商量如何退敌时，京营最后一批机动兵力，正在沙河防线土崩瓦解。
前文有述，作为京营统领、北京卫戍司令的襄城伯李国桢，主张出城迎战。计议之下，三月十六日当天，崇祯又命王承恩、阎思印、谢文举等太监各统率三千兵，准备第二天增援沙河防线。
沙河位于今日昌平区南面、沙河水库附近。京营在此本来驻有大营，以八阵图构筑防线，东西绵延十五里，驻兵三万。这就是李国桢说的“守不如战”的“战”，思路就是把京营最后一批机动兵力部署在沙河，凭借河流阻隔，抵挡闯军进逼城下。但凡见过沙河河面宽度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决策持保留态度，要知道农历三月的北京还处在枯水期，这点河面宽度能挡住李自成的千军万马吗？
北京城宣布戒严，派兵分守内外城，奈何缺兵少将，登上城头的只有老弱病残万余人，以及几千名太监，一个人得照看三四个城垛。后勤无组织，吃饭都成问题，城上兵丁只能饿着肚子看守。一开始还有太监用木桶盛饭送上城头，但此时，连送饭的人都没了。偌大京师连城守的炊事都组织不起来，军兵士气低迷得无以复加。
令人惶惶不安的还不只这些，更要命的是，城中已有间谍渗透，散布十八日李自成将要入城的谣言。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使人发牌入城，持牌者十八日到会同馆缴牌，可保性命无虞。
京城派出的探马也被闯军截获，命他们为前驱赚开城门，可保身家性命，这些探马几乎无人回报。但也不是绝对，兵部尚书张缙彦派出的探马就回报了：“那是昌平兵因为闹饷哗变而已，很快就平定了，不是流寇。”这就怪了，怎么其他探马都没回来，偏偏张缙彦派出的探马回来了？还给出了错误的情报？
闯军在用间方面是高手，派奸细混入城中趁乱夺城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义军就假扮成香客攻下郧西；崇祯八年二月，义军密遣壮士三百人，假扮成商贾车役，先入凤阳，等到大军一到，潜伏的细作一哄而起，凤阳遂破。
针对天下第一城的北京，闯军照葫芦画瓢。他们一早就派人装扮成客商到北京做买卖，趁机混入城中，在街市上摆摊；然后派遣一些在江南招降的人，渗透至北京各衙门，充任胥吏，刺探情报。但问题来了，这些外来的生面孔如何能进入各衙门任职？没有人协助，焉能成功？
三月的北京，料峭春寒伴随着从蒙古高原刮来的沙尘暴，让天地混沌，日月无光。充满着失败主义的京师，这次面临的围城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城内外所有的事都透露着蹊跷。
三月十六日这天，还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京官们办事，通常在一张传单上写明公事如何，以及要通知到的人若干，各人姓名职衔都须列明其中。然后由衙门长班携单逐个通知，被通知者会在自己的名字后写个“知”字。
兵部提塘官卫集遇到一名相识的长班，对方神神秘秘地从袖中露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与文武大臣公约——明日开门迎闯王。所列名单后都有个“知”字，太监首位是曹化淳，大臣首位是张缙彦。
此事为《怀陵流寇始终录》的独家报道，但作者特地补充了一句，这是万斯同见到卫集时，卫集亲口所说。万斯同是《明史》编纂小组成员，作者这么补充是为了证明消息的可信性。
无论是曹化淳还是张缙彦，都是当时京城之中最有权势的达官显贵。他们的出现，暗示着一个阴谋集团已经形成。
这张传单，仿佛百川汇海的出海口，为此前从宣大迎降开始，到柳沟暗度居庸关，再到主要官员合力拒绝崇祯南迁的种种线索，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武德丧失的勋贵集团
虽然明朝中后期开始，号称以文御武，但在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之中，始终有一个独特的存在，就是由公、侯、伯等贵族组成的大明勋贵集团。
勋贵是以大功得封爵位的世袭贵族群体，以开国武将与靖难武将为主。勋贵家族世居南北两京，同时也是拱卫两京的京营官军的统领。
大明勋贵集团一方面享受着荣华富贵，另一方面也的的确确要为大明的安危出生入死。像土木堡之变，就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西宁侯宋瑛、泰宁侯陈瀛、永顺伯薛绶、武进伯朱冕、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等大量勋贵阵亡。
到了危机时刻，大明勋贵是真要上战场拼命的。此番闯军进逼北京，显然到了要拼命的危机时刻。崇祯信任的勋贵中，尤其以成国公朱纯臣、襄城伯李国桢为甚。
朱纯臣，凤阳府怀远人，世袭成国公。从他的籍贯就知道，他祖上是跟随朱元璋起兵的淮右勋旧，但直到第二代的朱能，这个家族才攀至辉煌的顶点。朱能与张玉成为燕王朱棣身边的顶级大将，随着朱棣经靖难之役篡位成功，朱能以首功授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封成国公，从此朱家成为大明勋贵集团的柱石家族。
正统年间，朱家在土木堡之变中经历了沉重打击，时任成国公朱勇，战死沙场，但他的死进一步巩固了成国公府在军中和朝中的地位，一直以来，成国公都是皇帝最信任的勋贵世系。
朱纯臣在万历三十九年袭爵，崇祯元年以监修官身份参与《熹宗实录》的修撰，三年又加太傅。崇祯五年，朱纯臣接替襄城伯李守锜总督京营，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九年。
崇祯十四年，朱纯臣卸任京营总督，成了“礼部官员”，不是祭郊，就是视察皇陵，在崇祯朝最后几年淡出了政治舞台中心。
直到李闯兵临城下，崇祯才想起了这位大明头号勋贵，给了他一份看似可有可无的工作——负责朝阳门守卫，朝阳门就位于内城东边，并不在闯军攻击正面。直到此时，朱纯臣都不是主角，但崇祯的安排岂会毫无意义？甲申之变的故事很快就会有朱纯臣的位置，还很残酷。
朱纯臣卸任京营总督，是因为他把另一位勋贵推荐给崇祯，此人便是又一位襄城伯——李守锜的儿子李国桢。
李国桢时年二十六岁，祖上跟随朱棣靖难，封襄城伯。父亲李守锜在崇祯元年奏对京城防务，崇祯觉得他有能耐，就命他总督京营。崇祯二年己巳之变，李守锜有功进太保，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
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崇祯命李守锜简练三万四千人，李守锜没有进行反馈，被皇帝痛骂一顿。他统率的京营军纪败坏，士兵大白天就为盗匪，甚至在午门之前亮家伙明抢。他被停职审查，于忧愤中病死，李国桢承嗣襄城伯。
襄城伯一系对京城防务的染指就此打住。一晃九年过去，直到崇祯十四年，崇祯召勋贵问计，定国公徐允祯一问三不知，只有成国公朱纯臣向皇帝推荐勋贵中有将才的人，其中就有李国桢。
李国桢生得短小精悍，口才了得，经常上疏谈论军事，与其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勋贵不同。他多次请于京营之外另辟营房，选练精兵。崇祯非常高兴，不但硬挤了二十万两银子充当军饷，还请内库分发大量装备。李国桢特地请崇祯题字，崇祯亲书“共武堂”。李国桢从京营子弟中挑选六千人，名为“选练营”，进行训练。崇祯十六年八月，崇祯提拔李国桢总督京营。
他非常信任李国桢，倚为干城。但到了关键时刻，李国桢意义不明的操作，实在有负君父重托。
十六日这天，从燕山要道蜂拥而入的闯军兵分两路，一路直取沙河，一路扑向通州。闯军的行动不管怎么看都是有带路党的，不然怎么知道通州是北京粮草储存所在呢？
通州一路按下不表，另一路，也就是直取沙河的主力，并没有受到太大考验。当闯军抵达沙河新桥，只放了一炮，对岸三万京营军就土崩瓦解，盔甲、兵器、火炮、火铳丢弃一地，全部让闯军鲸吞。
京城城防本有制度，但凡有警报，京营战兵就要分好条块责任，在城防要害扎营守备。每个城垛有五人，轮流值班。闯军进军的警报在二月已经火烧上房了，而李国桢直到三月初八才动员京营，划分防守地域。由于兵力都派到了沙河，城上守军十分稀少，每五个城垛只分得一人。
京营如此拉胯不值得惊讶，其精锐早已被抽调一空，战斗力之低下路人皆知。但李国桢难道对自己部下几斤几两心中没数吗？为何还要把兵马派出城去？假设这三万人不在沙河白白牺牲，至少京城不会出现每个城垛分不到一人的窘迫，这种送礼式部署又是一个历史之谜。
关于京城防御，除了勋贵，还有一股力量可以左右大局，这便是太监集团。
首鼠两端的太监团伙
若说中国历史上太监群体的高光时刻，明朝绝对能排进前三名，但明朝太监也就只能排第三，不如汉、唐。无论是王振还是魏忠贤，始终没有做到废立皇帝、截杀大将军的程度。但在这个帝国终场的时候，太监群体会扮演十分亮眼的角色，而这个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曹化淳。
北京的京营是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一手重建的，称三大营，有五军营、神枢营、神机营，总兵力二十万——当然这只是纸面实力。到了崇祯年间，京营空虚，吃空饷的、拉夫应操的比比皆是。
崇祯五年七月，朝廷对京营进行过整理，以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接的就是李国桢老爹李守锜留下的烂摊子。同时间与曹化淳搭档的勋贵就是朱纯臣。
曹化淳在任上着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先是将京营汰弱存精，改名为勇卫营；招募蒙古夷丁，充实战斗力；为京营兴建营房，改善居住训练条件；又将营中作战经验丰富的黄得功、周遇吉提拔为将，让他们将久疏战阵的营兵练成战兵。
经过一年的整顿训练，崇祯六年八月，这支京营终于可以拉出来亮相，以副将王朴为将，出禁旅六千至彰德，投入剿寇战争中。这支京营战斗力还过得去，与汤九州、左良玉部配合作战，九月在亢侯、石坡、牛尾等地连战连捷。
史载曹文诏是义军克星，文诏儿子曹变蛟最为骁勇，义军对其甚为惧怕，却看不起左良玉、汤九州统领的京营。但这个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在崇祯六年十一月，流寇头领贺双全、新虎向京营投降，如果他们真的轻视京营兵，那为何会向京营投降呢？
随后，京营南征北战。崇祯九年八月，京营再度出征河南，由难得知兵的太监卢九德及其提拔的黄得功、朱纪等人统率，接连取得胜利。其中黄得功更是借此机会，越打越强，十一年正月取得光山、固始大捷，八月破马光玉于淅川之吴村、王家寨；十三年破贼于板石畈，贺一龙等五营降。一系列功劳令黄得功步步升迁，到崇祯十七年，他已经成为大明江北四镇将领之一，升总兵并封靖南伯。
京营中另一员骁将是周遇吉。他随着京营讨寇，先在崇祯九年清军进逼北京时，血战有功，升为前锋营副将；十一年正月的光山、固始大捷，他也有参与；十二年秋破义军于淅川；十三年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十四年败李青山部于寿张，几乎全歼；十五年冬积功升为山西总兵。周遇吉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就是在宁武与李自成死战一场，尽了全忠。
崇祯年间京营这些战绩，与曹化淳密不可分，所以，必须认真探究一下曹化淳的底细。
曹化淳是顺天府通州武清县人，时年五十四岁。他十二岁入宫，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最初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门下，王安是天启初年最有权势的太监，与东林党交情甚笃。
后来，王安在与魏忠贤的争权夺利中落败，被捶杀于南海子，门下太监也成为打击对象。曹化淳与王裕民、杨公春等人都遭了大罪，备受酷刑。他先被发往更鼓房打更，这里的小头目名叫侯得用，本是个非常恶毒的人，手下要是不遂他意他就想办法置人于死地。但不知道为什么，侯太监对曹化淳却非常好，觉得他很冤枉，就帮他运作，将他发往南京听差，算是让曹化淳远离是非地，逃过一劫。
待王安的事情被淡忘后，曹化淳被发往信王潜邸，也就是崇祯未做皇帝时的王府当差。虽然没有了性命之忧，但也谈不上什么前途。当时天启皇帝春秋正盛，还不时能生下儿子，信王不过是藩王，想都没想过日后能入继大统。曹化淳的命运几乎一眼望得到头，命好的话可以伺候信王一辈子无疾而终，命不好，如果魏忠贤还惦记他，他随便被找个茬弄死也有可能。
只是，人的命运真是无常，谁能想到天启在位七年就死了，还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大明朝的皇帝位就这么砸到了信王朱由检头上。曹化淳从此走上人生的快车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崇祯干掉魏忠贤后，内廷起用的一大批太监，自然是信王潜邸的太监团队。崇祯元年，皇帝考选随堂太监、秉笔太监，出题“事君能致其身”。曹化淳沾了有文化的光，考得非常好，得到了崇祯的提拔。
崇祯二年，曹化淳被发到南京管江南织造，这个位置虽然离皇帝远了点，但却是肥差。其间曹化淳搜罗江南歌姬美女进献给崇祯，甚得崇祯欢心。他只在江南任上待了一年，就被提拔为提督东厂太监，重回中枢，曹化淳也迎来了人生的顶峰。
此处可能有人质疑，不是说崇祯清心寡欲，不近女色吗？可能这又是一个历史误会。看看崇祯的子嗣，养活的、夭折的都算上，总共七子六女，从崇祯二年到十年，崇祯耕耘不辍，子嗣不断。最离谱的是长子朱慈烺在崇祯二年二月出生，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老二朱慈烜就出生了，二子都是同一个妈——周皇后。至于其他妃子，田贵妃生两子一女，袁贵妃生一女，其他的都不甚可考。但这样的生育能力，怎么看崇祯也不是清心寡欲的人。不过自崇祯十三年后，就再没有子嗣出生。所以只能说他在人生最后几年可能不太近女色——的确，没什么心情。
闲话休提，接下来，曹化淳接到的任务就是整顿京营。京营腐朽不堪屡见史册，想要整顿这一群大爷，绝对不是容易事。但曹化淳经过一番操作，竟让京营在明末还能爆发出一定战力。崇祯七年，曹化淳叙禁旅功，世袭锦衣卫千户；九年六月，叙京师守城功，荫指挥佥事，获赐金币。
毫无疑问，曹化淳是很有才干的太监，政治上也非常通透，略微倾向于东林党，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其一是曹化淳仰慕状元郎文震孟，多次与他来往，只是文震孟并不搭理。其二是崇祯十年，曹化淳被卷入朝堂党争，有常熟乡人张汉儒揭发钱谦益、瞿式耜在乡间的一些不法事，温体仁趁机落井下石，想将二人投入诏狱。钱谦益曾经为王安修祠堂，于是求救于曹化淳。此事被温体仁得知，他密奏崇祯，请一并治曹化淳的罪。
崇祯将奏疏给曹化淳看，曹化淳反击，搜集了张汉儒与温体仁密谋的罪状。崇祯最恨结党，因此勃然大怒，将张汉儒等人打入牢中，立枷而死，温体仁也因“病”去职。
打倒阉党后，曹化淳力求为恩主王安平反昭雪，又多次催有关部门为王安立祠堂、立匾额，请崇祯题字“昭忠”；他对曾救护他的更鼓房牌头侯得用也感恩戴德，日后发迹，还报答侯得用的亲属。
由此可见，曹化淳本性良善，知恩图报。这样一个既有能力，又为人良善之人，在明末这个大染缸之中着实少见。
曹化淳在崇祯年间屡屡得到重任，也为崇祯效过犬马之劳。只是在崇祯十二年春，曹化淳遭遇了官场滑铁卢。当时他提议疏浚京城护城河，发动班军三万二千人，招募民夫二万多人轮番施工。加固城防本是好事，但是被给事中夏尚?、兵部侍郎吴甡参了他一本，斥他劳民伤财，破坏风水。
崇祯十二年王朝的风水当然非常差，但更重要的应该是疏浚确实花费太多，崇祯不高兴了，斥责了曹化淳。这年七月他被太监王裕民取代，官职被一贬到底，他成了一个闲人。
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有点熟悉？还记得主持居庸关、昌平迎降工作的守陵太监申芝秀吗？崇祯十二年正月，申芝秀被升为提督九门太监；到了五月，申芝秀被降级，改任天寿山守陵太监。二人被贬的时间几近相同，这很可能并非巧合。
时间揭露了尘封在历史故纸堆中的秘辛，作为提督九门太监，护城河疏浚工程不可能和申芝秀无关。可以合理推测，曹化淳、申芝秀二人合伙在工程上贪了钱，在文官追责之下，同时被贬。
曹、申二人关系非常密切，从职级上看，申芝秀应是受曹化淳指使参与其中，甚至申芝秀很可能就是曹化淳的门人。除了申芝秀，主持宣大迎降的杜勋也和曹化淳关系密切。崇祯十年，曹化淳掌管京营的时候，杜勋正是他的手下，提督神枢营。
参透这些人事关系，曹化淳在甲申之变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呼之欲出。而在大变之前，曹化淳还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在崇祯号召捐助时，曹化淳突然出现，并且捐银五万两。这次捐银之举，深深感动了崇祯。三月十四日，也就是在居庸关失陷前两天，曹化淳被起用，坐守外城西边的广宁门。
京城有传言称，起用后的曹化淳向崇祯进言：“倘若魏忠贤还在，事不至于如此。”崇祯因而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但这种传言非常荒唐，曹化淳明确出自王安门下，且与东林党交善，以他知恩图报的性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魏忠贤说好话。这种传闻大抵是因为他日后打开城门迎闯王，为文人所记恨，才被生编硬造写成魏忠贤一派。
由此，可以捋出曹化淳在甲申之变前的一条线索：他是京营的老领导，曾训练出有战斗力的部队；杜勋是他的老部下，在所有人都拒绝赶赴前线监军的时候，只有杜勋接了宣府监军太监的任命，然后就以积极的态度将闯军一路迎来；曹化淳另一位熟人申芝秀，恰好坐镇昌平，策划实施了闯军从柳沟小路的暗度，导致重兵把守的居庸关被从内部攻破。
同时，在眼看要天崩地裂的甲申年三月，当所有人都想跳船的时候，曹化淳却反其道而行之，爬上了大明朝这艘正在下沉的船。
如果检视这条证据链，会得出怎样的结论？所以，那张相约投降的传单上，曹化淳排名第一，并不令人吃惊，能够攒出这么一个大局的人，非曹公公莫属。
内斗不断的文官集团
如果以离皇帝远近而言，太监毫无疑问是最近的；勋贵与皇家利益休戚相关，关键时刻仍然是皇帝倚仗的支柱。那文官集团呢？
明朝政治的主旋律就是皇权与相权的争夺，从帝国建立第一天开始，朱元璋找茬杀胡惟庸，废宰相，皇帝和儒家士大夫的斗争贯穿王朝始终。儒家士大夫虽然失去了宰相之名，但内阁、六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相权之实。
在儒家士大夫书写的史书中，明朝所有的好皇帝，都是那些撒手不管，垂拱而治，将权力下放给文官集团的主，比如洪熙、宣德两朝，再如景泰、天顺两朝，后来的还有弘治、隆庆、万历，都算是好皇帝。
反过来，像第一任期正统时的朱祁镇，搞出个西厂的成化帝，专门和文官对着干的正德帝，借着大礼议打服文官的嘉靖帝，把东林党杀得土崩瓦解的天启帝，都不是好皇帝。这几位要么亲自微操，要么把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推出前台压制文官。
到了崇祯帝，他左右逢源，既表面上重用文官集团，又处处倚仗太监，特别是在南北两伙文官又闹起党争之后，崇祯只得信用太监——这该死的路径依赖啊。
但这样的路径依赖反过来把文官得罪了，前文讲的南迁之议，有一个重量级大僚真心为皇帝着想吗？文官集团中有人动了歪心思，签了约单又有什么奇怪呢？
那么此时此刻，这些文官大佬们都打的是什么算盘？
三月十六日的北京城，空气中充满了失败的味道，兵部尚书张缙彦除了点派人手上城，布置枪炮，在城头挂上防箭的帘子，别无一策。作为本应负责城守的大臣，张缙彦在甲申之变中的表现，可以说起到了反作用。
但真要把崇祯想成无道昏君，任用更加无能之辈，那就太小看古人了，起码张缙彦就不是无能之辈。张缙彦字濂源，河南新乡人，时年四十多岁。他是崇祯四年进士，先授陕西清涧知县。清涧是流寇起义的中心地区，张缙彦配合朝廷招抚流寇归田，取得一定成绩，为朝廷看重，被召入朝以户部主事开启京官生涯，历任户部主事、翰林院检讨、兵科给事中、兵部侍郎。
在兵科给事中任上，张缙彦非常敏锐地指出流寇的优势和短处：分则胜，聚则败；七八月粮食还长在田地里，流寇粮草不缺就兴盛，而冬、春季，粮食入库，流寇除非攻破城堡，否则他们就得不到粮食。张缙彦于剿寇战争的见解，颇有些见地。
崇祯十六年十月，孙传庭兵败汝州，丢掉了朝廷最后一副家当，东林一脉的兵部尚书冯元飙负疚去职，向朝廷推荐了李邦华、史可法，都是同党。崇祯否决，简拔张缙彦为兵部尚书，此时已经是十七年正月，留给崇祯、张缙彦君臣的时间不多了。
张缙彦上任之后，基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兵部唯一的办法就是督促大学士李建泰外出督师。而张缙彦则为崇祯编织起了信息茧房。
正月中旬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渡过黄河，山西多处要塞陷落，但上下官员为了减轻责罚，都不上报。张缙彦也加入了瞒报行列，声称流寇并未渡河，谴责各地监军御史送来的塘报。兵科给事中韩如愈也上言，称所谓山西遭遇李自成大军的消息皆为谣传。
崇祯更愿意相信好消息，就谴责兵部某些人轻信这些传言。于是消息被一直瞒到二月，直到二月初一，崇祯通过其他途径拿到了闯军奸细带入京师的传檄，才意识到事情的紧迫。
到了二月三十日，宁武关已经被攻破，宣大正密谋迎降的时候，崇祯把张缙彦召到宫中问：“听说真定失陷，李建泰已经遇害，你知道吗？”
张缙彦回话：“不知道。”
崇祯怒道：“朕在宫中都知道了，你怎么会不知道？”
张缙彦道：“臣没看到塘报。”
崇祯道：“城都破了，还有谁给你发塘报，你不会自己派出探马去侦察？”
张缙彦回话：“设置探马，必须为他们提供军饷和粮草，但兵部连一文钱都没有，哪里还能派出探马？今日之事，只能请陛下决断了。”崇祯勃然大怒，推案而起。
兵部真的派不出探马吗？未必。前文所述张缙彦就向昌平派出过探马，只是探马回报的却是错误的军情。从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看，张缙彦的所作所为，除了为皇帝编织一个信息茧房，实在没有其他解释。而让崇祯对局势一无所知又是什么目的呢？
单靠一个人编织信息茧房是不够的，这个局还需要其他人配合，那便是崇祯最后两年最信任的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魏藻德。魏藻德字师令，顺天府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会试第九十八名，殿试第一名状元及第。这一年魏藻德三十五岁，在任何时代都是大有可为的年纪。
以会试第九十八名逆袭为殿试状元，这在明朝历史上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嘉靖朝曾有范应期以会试第一百九十三名逆袭殿试状元的壮举，如今这份造化落到了魏藻德的头上。他是怎样接住这个造化的呢？
崇祯复召贡士四十八人于文华殿，问：“内外交讧，何以报仇雪耻？”
轮到魏藻德对答：“以臣所见，不离明问，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才能自生，功业自建。”知耻而后勇，这话显然受到王阳明心学影响，并不罕见。魏藻德又提及，自己在崇祯十一年守通州有功。崇祯十一年，清军第四次入塞，侵扰通州、涿州，甚至南下到山东济南府。此役导致卢象昇战死，孙承宗合家四十余口殉国。
此时的大明朝，最缺的不就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士大夫吗？崇祯龙心大悦，亲自将他擢置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从此之后，崇祯对他宠信有加，短短三年内，魏藻德入阁辅政。状元三年成为阁老，这在大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大明二百七十余年国祚不是没有牛人，号称神童的张居正，从中进士到入阁，用了二十年；才子如文震孟，从中状元到成为阁老用了十三年；正统年间，连中三元的科举界超级学霸商辂，也花了九年时间才入阁为相。
在魏藻德之前，入阁纪录保持者是嘉靖年间的张璁，从中进士到入阁为相只用了五年。那是因为他在大礼议之争里，毅然在嘉靖身上下重注，才中了头奖，但大礼议这种百年一遇的大奖，在大明不具可复制性。
如果说张璁升迁是坐火箭速度，那魏藻德就是光速。任翰林院修撰期间，魏藻德屡次上言兵事，甚得崇祯期许，但仅仅因为这个，还不足以让他平步青云，那时候是个下级官员都能对大政方针唠叨两句。
真正让崇祯看上他的，还是困扰晚明的最大问题——党争。崇祯对党争之憎恨可能是晚明皇帝之最，魏藻德点状元那届，崇祯把薛国观抬举的会试第一名邹式金抑为二甲，杨琼芳被抑为三甲，这是为了打压薛国观一党，而魏藻德不是东林一党，恰好给人以无党无私的印象，因此得到了崇祯的信任。
崇祯十五年、十六年间，清兵第五次入关劫掠，周延儒因此二度罢相。就在罢相之前几天，魏藻德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进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正式成为内阁辅臣。至此，以周延儒、吴甡为首的东林内阁倒台，崇祯提前提拔魏藻德，实际用意不言而喻。
只是魏藻德与崇祯朝大多数阁老一样，一旦入阁就泯然众人，无一计一策可解君忧。魏藻德入阁之后，史书中反而没有太多关于他的信息，他再出现时已经是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此时的魏藻德正在谋求外出督师，即所谓出将入相的“出将”。他希望以总督河道、屯练新兵为由，前往天津。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下面官员的反对。有人游说崇祯，这时候不能任由官员出京，出去了就不会回来了。崇祯思忖片刻，立马拦下魏藻德。魏藻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二月三十日，他转而请求出巡为朝廷筹饷，但崇祯仿佛看透了魏藻德的目的，再度否决。
至此，魏藻德彻底断了跑路的念想，转头参与了阻止崇祯南迁的计议，也就是前章所述，以魏藻德为首的北方官员拖住了崇祯，真可谓君臣相得，彼此成就。
既然都跑不了，接下来就商量守城的方略。除了以李国桢为城防卫戍司令外，每个城门都规定由一名勋臣、两名文官，再加上一名太监共同镇守。由于人手不够，又议以百姓上城协守，却遭魏藻德阻拦。他振振有词地说：“百姓都贪生怕死，畏惧闯军，到时候但凡有一个人逃跑，守城军民就一哄而散了。”
这还不是魏藻德帮的最大的倒忙，他更令人疑惑的行为与张缙彦相似，就是为崇祯编织信息茧房，具体情节此处先按下不表。
时在京城钦天监当差的西方人汤若望描述其时情形：“宫中的人至今还对皇帝隐瞒这种混乱的局势，面对全国到处风起云涌的起义，他们却向皇帝解释说，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或者把皇帝所承受的沉重的精神负担，看作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汤若望意识到崇祯被包裹在一只大茧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崇祯相对信任的魏藻德、张缙彦属于北方官员集团，但他们因为自身相关利益而把皇帝抑留在北京，对闯军改朝换代的大进军完全没有紧迫感。
对于城防，东林党集团倒是比较上心，但是，上层大佬李邦华、倪元璐的心思已经不在崇祯身上，并无任何良策。反倒是兵部侍郎王家彦、太常少卿吴麟征、御史王章这些次级官员，殚精竭虑守卫京师。特别是吴麟征，在甲申之变中展露出不逊于于谦的军事才能，只是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一己之力，何以回天？
三月十六日对于紫禁城来说，是令人惶恐不安的一天。但这只是于庙堂中人而言，对老百姓来说，这一天的夜晚是平静的，人们对城外的兵凶战危懵然不知。
人性在危机面前通常会选择相信有利的或好的消息，大多数百姓看到的只是北京城墙又高又厚，足以凭仗。城外还有诸多大帅，吴大帅三桂、黄大帅得功、刘大帅泽清，皇上号召天下勤王，必然忠勇云集。有什么好怕的呢？不如舒舒服服睡上一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