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勤王
历次北京保卫战，守得住的前提是除了内有粮草，还得外有救兵。如崇祯十五年，清兵入寇，朝廷号召勤王，吴三桂、刘泽清、马科等人应诏赴援。这说明仅仅两年前，明朝还有能力调得动兵马。因此，三月十六日晚，京城上下并没有特别惊慌，他们还一如既往地指望着，外面的大帅们可以擎天保驾。
到了崇祯十七年，大明朝的野战军已经七零八落，最后一支野战力量在洪承畴的统率下，丢在了松山。过去威震贼胆的剿寇名将曹文诏、曹变蛟、艾万年、猛如虎、邓玘先后陨落。如今数得着的只剩下左良玉、黄得功、吴三桂等寥寥数人而已，至于日后成为江北四镇将领的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都是抢劫老百姓比打仗更在行的土匪兵，难堪一战。
这些人里，实力最强的是左良玉。他以总兵挂平贼将军印，麾下兵马数以十万计，但他的对手是纵横荆楚的张献忠，此时左良玉正在湖广地区与其纠缠，身在两千里之外，根本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一个离得比较远的是黄得功。黄大帅本是京营将领，在剿寇战争中不断成长，已经成为曹化淳带出的京营中最有成就的大将，此时官拜庐州总兵，正在河南剿寇。黄大帅虽然忠诚度没问题，但离京师也有千里之遥。
在距离上可以快速援救京师的，只有两个人。其一是吴三桂，此时的他手中实力颇强，还有号称四万关宁铁骑，正驻守在山海关。但吴三桂要对付清军随时可能发起的入侵，不可轻动。
还有一个人是刘泽清。他是山东总兵，正驻守临清，此处是南方漕运的重要节点，他的角色相当于为北京保护饷道。他手下兵马的战斗力不强，属于打闯军无能，扰民却有力。但是，吴三桂与刘泽清离得最近，快马加鞭几日可抵京师。
以上这些人到底谁才是大明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呢？
京城防御形同儿戏
三月十七日的北京保卫战是从天还没亮的时候开始的，过去一晚的平静，被沉重的开门声打破。处在战争最前沿的西直门竟然开门了，允许城外难民进城。眼看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到底是谁，心有多大，才能在这时还把城门打开？
战前开城门，是甲申之变中又一个实在令人费解的事件。史载“内官坐城上，令箭下立启，无敢问，勋戚大臣不能止”，也就是说是太监下令开城门。
此处有必要交代一下北京九门的防务。北京内、外城对外总共十三个城门，内城按顺时针方向是，西侧阜成门（平则门）、西直门，北侧德胜门、安定门，东侧东直门、朝阳门（齐化门）；外城从东往南按顺时针方向是，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宁门（彰义门）、西便门。内城与外城之间还有三个城门，从西到东是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
眼看战事日近，三月初三，崇祯指派太监分守内城九门，稽查出入。同一天，确定以襄城伯李国桢提督京城守备。两天后，对于直面闯军来路的西直门，崇祯命李国桢亲自坐镇，分派的太监名叫诸宪章，文官是太常少卿吴麟征。和宣大一样，这就是太监、文官、武将（勋贵）三位一体的负责模式。虽说是三位一体，但是，实际上仍然由太监做主，也就是说开城门的命令为诸宪章所下。
大敌当前开城门是极其危险的，且不说藏在暗处的骑兵可能会突然发难，抢下城门；即便是混进来闯军细作也会带来巨大的麻烦。
关于临敌开门，结合另外一个情况看，则更加令人疑窦丛生。古代守城，一般来说守军都要用砖木礌石将城门堵上，这样就能防止对方用冲车撞门而入。但是，北京的城门竟然不一般，一直没有堵门的操作。
是因为京城文武皆是酒囊饭袋，没有人记得堵门如此重要的操作吗？非也。太常少卿吴麟征在三月十六日就要求堵上城门，但太监压根不听，以至于城门一直洞开（日开夜闭），如常出入。
一直拖到三月十七日，兵临城下了，才在吴麟征再度督促之下，用土石堵塞西直门。《明季北略》载：“十七日乙巳，公亲督从者载土石塞门，同守武安侯郑某、伯张某尚开门纳难民，贼数百骑尾其后不觉。公急手施箭炮，贼稍却。始从公议塞门。”
这一段是说，吴麟征督促堵塞城门，但共同守备的两位勋贵，武安侯郑之俊、某张姓伯爵（安乡伯张光灿或彭城伯张光祖）开门接纳难民。此处与其他史书记载的太监以令箭开城不同，但西直门是分给李国桢守备的，因此此处所说的郑、张二人开门应不为真。
接下来记述的就很有意思：数百骑闯军企图尾随难民而入，吴麟征指挥放箭放炮迫其退却，才阻挡了闯军趁乱破门，直到这时，守城太监才听从他的意见，将城门堵上。此处记载，如《明季北略》《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甲申核真略》等都有提及，打退了第一波冲门的闯军才得以闭门。
综合史料，这天上午的情况是这样的。巳时，九点到十点，有探马到城下报告：“远方烟尘一线冲天，锐而直，应是骑兵，是闯贼来了。”城上太监派出探马再探，回话说：“那是官军的哨骑。”这个不实信息麻痹了城头守军，大家都不以为意，城门仍然洞开。
一直到中午，西直门外突然杀出一彪骑兵，挥刀砍杀正在进城的难民，显然是为偷袭城门而来。情急之下，吴麟征也不管闯军与难民混杂，命守卒放炮。几炮轰下去，击毙了闯军二十余骑，难民也死了几十人。万分惊险之下，西直门才得以闭合，随后吴麟征命人以土石塞门。
这一幕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而实际上北京城已经在城破的边缘走了一遭，如果这支骑兵能够一鼓抢下城门，很难想象，士气低迷的京城守军能否进行有效抵抗。
但即使西直门堵上了，那其他城门呢？史料有证，在城破之时，至少广宁门、德胜门都还没有堵上。由此可见，没堵上的城门才是大多数。
闯军见浑水摸鱼不成，就从奇袭改为强攻，用大炮猛轰城墙，有些弹片越过城墙撒入城内，城中百姓终于嗅到战争的味道。
西直门经不住猛烈的火力，城墙一角被击中崩塌。守西直门的太监诸宪章亲自放炮，结果却很不幸，也许是缺乏训练，又也许是武器质量太差，火药炸膛竟然把诸宪章烧死了。但幸得吴麟征布置得当，城头守军才用炮火打退了闯军又一轮的进攻。
西直门的炮声宣告了北京攻防战的开始。闯军抵达城下还与各个城门少量驻军交战。北京城每个城门外尚有兵马驻扎，拱卫城门。大部分城门的守军听到枪炮声便一哄而散，唯独阜成门、德胜门守军有一点像样的抵抗。
德胜门在西直门以北，由千总徐文朴守备。徐文朴率部与闯军奋战，打不过便引军走避，边走边战直到阜成门。阜成门在西直门南，有贺珍部一千骑兵守卫，闯军来时，贺珍没有逃跑而是率部迎战，虽敌众我寡，却仍杀伤了闯军二百多骑。
但闯军越打越多，贺珍眼看不敌，遂招呼部下：“孩儿们赶紧逃命去吧，我留下断后。”部下大多逃散，只剩几个兵卒不忍抛弃长官，随贺珍死战，最后全部阵亡于乱军之中；一路杀来的徐文朴到了阜成门再走不动，只得率军与闯军奋战，力尽阵亡。
后人对这二位力战到底的武将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什么专门挑这二位说呢？就是要表彰二人的死节，令那些不战而降的大臣羞愧。京营武将成百上千，平日耗饷无数，遇敌则临阵倒戈，为国事而死的，只有这二人而已。”
贺珍、徐文朴以武将最荣耀的方式为京营挽尊，虽然这不过是两朵小小的浪花，但拍碎在礁石之时，也为这个大时代留下了高光一刻。
至此，中午之前的北京城门争夺战告一段落，京城就如剥了壳的鸡蛋，失去了所有的屏障。
三月十七日上午的险情，显示出北京城防形同儿戏，仿佛有人故意让京师九门不设防，为闯军一举破城提供方便。这并非毫无根据的胡猜，因为从这一天到闯军进城，还有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事即将发生。
这一天，午门还是如常打开，早朝如故。听到闯军兵临城下的消息，崇祯敦促张缙彦赶紧调外兵勤王，张尚书不置一言。崇祯又问：众爱卿，可有良策退敌？长时间的沉默令人窒息。死一般的寂静之余，崇祯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在下的臣子也跟着哭成一团。哭了半天之后，总算有人发言，或言冯铨当起，或言霍维华、杨维垣当用，还有请封刘泽清为东平伯。
冯铨、霍维华等都是一早被崇祯打倒的阉党，现在说这些，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都已火烧眉毛了，崇祯见手下众人仍不忘党争，不禁又怒了起来。他在桌上用手蘸茶写下十二个字，示以身边太监王之心，随即又擦去。是哪十二个字呢？
《明季北略》记为：“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正好十二个字，但语义有所不通。倒是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也恰好是十二个字。无论如何，崇祯都想杀了手下这帮无用的官员。
有的没的扯完，总算有人说回当下，认为当务之急，是因为无人愿效死命，应火速提拔官员。崇祯连忙加官晋爵，新授御史十八人，命辅佐督守九门。又有户部侍郎吴履中再提勋贵文武捐家产，招募老百姓上城守卫。
魏藻德看不下去，说道：“正经京营当兵的上城守卫，姑且胆怯，受点惊吓就作鸟兽散。百姓从未受过训练，还都贪生怕死，畏惧闯军，到时候有一个人逃跑，守城军民就一哄而散了。”
崇祯觉得有理，于是禁止百官登城，又下令只有兵部尚书，以及提督、协理京营等少数文武官员许可登城。魏藻德成功地将可以控制各城门的官员缩小到最小范围。
短短一场朝会，从任命十八御史，到禁止官民登城，前后矛盾，乱命频出，也可以看出朝廷着实慌了手脚。
魏阁老向来没什么退敌之策，此时面对皇帝又是新授御史，又想发动群众，也不得不“犯颜直谏”。只是如此安排可谓颇有深意，他成功地让城门安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当然就是勋贵、太监和吴麟征等早已确定的守门组合。魏阁老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纳款弃地，无人负责
三月十七日这天，朝中还有一事令人瞩目——给刘泽清晋伯爵。这日宫中本由杨士聪、卫胤文当值，早朝过后，两人去上班，却吃了闭门羹，从辰时到午时，紫禁城大门紧闭，空无一人。杨士聪虽然无法入值，但仍然非常负责任地为朝廷出谋划策。他想到了刘泽清，这位山东总兵驻在临清，离京城不过七百里，是离得最近的援军。杨士聪派人往宫里的内阁传话：“左良玉、吴三桂都封了伯，而更近的刘泽清却不封，他在临清，如果此人生了二心，恐有他变。”
内阁不一会就出了公文，封刘泽清为东平伯。恐怕杨士聪和内阁诸相公们未必知道，刘大帅早就不在临清，他在临清抢了一把，又烧干净，然后率军南下。
刘泽清的封赏关涉京师一件大事，就是勤王。崇祯早在二月就召天下兵马勤王，只是一直到流贼兵临城下了，除了唐通那八千人马之外，其他兵马杳无音信。
大明的忠臣良将们何在？为什么再无一人勤王？这也是甲申之变的一大不解之谜。
早在甲申年开年伊始，李自成进攻京师的风声已经非常紧迫，朝廷不得不认真考虑勤王的事。对于崇祯而言，其实也没多少选择，他首先想到的是吴三桂。
吴三桂字长伯，南直隶高邮人，辽东军籍，是辽东将门军二代，父亲吴襄在崇祯初年官拜锦州总兵。年轻时，吴三桂就有勇冠三军的威名，最令人咂舌的是，他曾率家丁二十人冲进后金军阵，救出被围的父亲。此举甚至连皇太极都称赞不已。
吴襄退休后，总兵由吴三桂充任。后来吴三桂随洪承畴救援锦州，参与松山会战，结果明军土崩瓦解，全军覆没。吴三桂脚底抹油走为上，率军撤逃，这成为明军大败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保住了自己的基干力量，因此在崇祯末年成为关宁铁骑硕果仅存的大将，继承了大明朝最后一副家当。
甲申年时，吴三桂率军号称四万（亦有说三万）守在宁远，也就是大明在关外最后一个据点，吴三桂被倚重为辽东柱石。
《明季北略》说他：“部下有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辄遁。”所谓“彝丁”，就是以投降的蒙古、女真、朝鲜、日本等不同民族为主的吴氏家丁武装。
晚明时边关武将蓄养家丁，作为独立于国家武装力量以外的军力，成为惯例。从总兵到守备，各级将领都拿出超过普通士兵或三倍或十倍的粮饷供养家丁，又以精良盔甲、骏马装备之，使其成为武将手下一支精锐力量，在交战时或斩将夺旗，或防御自保，不可或缺。明朝辽东大将李成梁纵横白山黑水半个世纪，凭借的就是手下战斗力强横无比的八千家丁。吴三桂同样如此，手下家丁数千，也是他能在明清易代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保障。
崇祯对手下还有什么人可以倚重，多少是心中有数的。他最早就勤王问题做出指示，据顾诚先生考证是在正月二十一日，他在廷对时，指示大臣们调吴三桂入关勤王。
崇祯说：“调三桂兵马助剿，余兵尚多，乘贼三边新安顿未定之时。”崇祯知道下面人对此事不敢担责，还明确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但是，朝廷诸臣认为，调吴三桂意味着放弃关外宁远，这将牵涉失地的担待，无人愿意背书。
首辅陈演持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说，犹豫不决：“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这话说得很有艺术。“臣等”是指陈演、魏藻德、蒋德璟等阁老。“促膝密商”是说我们是偷偷摸摸商量的，并没有外传。最后“伏乞圣裁”，这么大的事，还是皇上您乾纲独断吧，我们说了不算。
兵部尚书张缙彦则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意思是这种丢城弃地掉脑袋的事，就该皇上、阁老拿主意，难不成还让兵部尚书扛？户部侍郎吴履中也说，在这事上阁臣无担当。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调吴三桂勤王，就意味着丢失宁远呢？在崇祯十六年五月，吴三桂就曾进京勤王。当时清军入关劫掠，纵横北直、山东、南直北部，三月三十日清军北返，朝廷召各督抚会剿，于是各地总兵云集京畿。面对清军，他们也不会真打，而是敲锣打鼓地把敌人送走。然后就能以此为功，到金銮殿上蹭皇上一顿御宴。五月十五日，“宴入援总兵吴三桂、刘泽清、马科等于武英殿”。此番勤王，关外国土并没有丢。那为何不到一年后，朝廷再调吴三桂，却出现放弃宁远的问题呢？
正月的调兵就这么无疾而终。但崇祯急啊，到了二月初，蓟辽总督王永吉请撤宁远，召吴三桂入关。结果陈演仍然顾左右而言他，说还要看吴三桂和辽东巡抚黎玉田两人的意见，结果这二人附王永吉议：“辽东前后卫复失，宁远势孤难守，宜撤宁远兵民入守关门，即京师猝有寇警，关门之援，旦夕可至。”
前线的文臣武将都认为，宁远不能守，得撤，而且大军撤了才能在京城危急之时迅速营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朝廷总是将勤王与撤守混为一谈。
可即使如此，陈演等阁老，仍是拖拖拉拉不给痛快话。他们之所以不配合、不担当，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皇上重名声、好猜忌，好事热衷追逐，出问题推诿他人。君不见陈新甲乎？这位兵部尚书曾经为崇祯谋划与清谈和，事情一旦败露就面临着朝廷汹汹弹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崇祯随后拼凑借口砍了陈新甲。
杀陈新甲是让大臣们彻底心寒的事，这里有必要多交代几句。谈和的背景是崇祯十四年松山大败后，明军再无力于关外与清军争锋。十五年正月，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清军想谈和，就发信给清军将领询问此事。崇祯得知此事后，以私自谈和有辱国体为由，将石凤台下狱。
时任阁辅的谢升看不下去，对内阁同僚道：“我是没办法了，但赞同凤台兄所言。”其他阁辅也赞同。于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悄悄给皇上递话，关外没法战，得谈和。崇祯回话：“可款则款，卿其便宜行事。”“款”就是谈和的意思。于是，陈新甲推荐马绍愉前去谈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除了内阁少数人，外臣并不知道。
马绍愉到了宁远与清军搭上路子，对方希望明朝正式颁下敕书以为信用。崇祯还是不敢大张旗鼓，就密令回了个信，说按照祖宗旧约，和好吧。有皇帝松口，下面人就开始积极沟通，最终双方谈妥，以宁远为界，明给岁币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而清则给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交换。皇太极甚至已经拟好文书交给了马绍愉。
此时事情就差最后拍板了，却出了岔子。马绍愉将一封关于和谈的信寄给陈新甲，陈又不小心将信搁在书房案头，陈家书童以为是兵部塘报，就循例拿去抄发各部各省。谋划小半年的和谈就此东窗事发，顿时引起朝野哗然，众臣纷纷上书反对：“堂堂天朝何至讲款。”并且要求严惩始作俑者——这个责任人非陈新甲莫属。
崇祯对陈新甲泄密大为恼怒，借着弹劾将他下狱，法司以他在边疆多次战败判了秋后处决，被崇祯改为斩立决。其实真正让皇帝恼怒的，是媾和引发朝野舆论丢了官家脸面，而崇祯这辈子坏就坏在面子上。
时任首辅的周延儒实在看不下去，劝道：“国法如是，敌人不打到京城是不能杀国防大臣的。”崇祯哪管这些，回道：“在他任内，七个亲王失陷于流寇之手，罪过不比打到京城更重？”于是斩立决。陈新甲之罪表面上并不是与清军谈和，但时人都认为就是“以泄款故也”。
客观来看，在松山大战之后，与清国讲和，解决两线作战问题，是大明最后求生的机会。而且谈判是经过崇祯首肯的，臣子们忙前忙后，总算谈出了一个结果，但只因为秘密泄露，有损皇帝的好名声，就因此获罪掉了脑袋。试问这么一位凉薄的官家，如何能让臣下精忠报国？
到了甲申年，问题再回到抛弃国土收兵回关上，与陈新甲事大同小异，都是道德先生关心的国体大事，陈演等人如何不引以为戒？怪不得，陈演对魏藻德说：“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其计”指的就是调吴三桂入关勤王。
这句话可以反映出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崇祯的信誉在大臣们心中已经破产。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议南迁之时，没有一位重量级大臣支持崇祯南逃。
张岱对此有很精辟的批判：“只因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
在帝制中国里，假如一个皇帝毫无担当、信用扫地、刻薄寡恩的话，那么儒家士大夫也不会毫无底线地为皇帝尽忠。
第二个原因就是钱。陈演所说的“一寸山河一寸金”，这不是修辞，而是切实的问题。让吴三桂的兵马撤守是要钱的，兵马开拔要给开拔费，兵将身后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这些人的迁移安置都要花大钱，有多大呢？不少于一百万两银子。
崇祯曾就勤王事咨询吴三桂父亲吴襄。吴襄是有觉悟的人，一上来就坚定表态：“祖宗的土地，寸土不让。”
崇祯赶忙说：“别误会，这是朕为国家计，不会怪罪你们父子放弃土地。”
吴襄见皇帝这样说，就一拍胸脯表示：“皇上放心，我儿来了，什么李闯、献忠都能一举成擒。”
崇祯貌似很高兴，继续问：“那你儿子手下有多少兵马？”
吴襄也是直人直语，道：“按照领饷登记是八万人，实际只有三万余人。但我们可不是喝兵血，实在是粮饷太少，不足以养八万人。而且边关将领都这么干，不是我们一家如此。”
崇祯也不计较，继续问：“那这三万人都是骁勇善战的军士吗？”
吴襄老实说：“要是有三万战兵，那平定乱贼还用等到今日吗？实则能打的不过三千人罢了。”实际上就是吴家三千家丁。
崇祯大惊：“你三千人能抵挡流贼百万？”
吴襄大言不惭道：“这三千人可不是普通士兵，都是我的儿子，是三桂的兄弟，他们都有好酒好肉供养，我们宁愿穿土布衣裳，也要把绫罗绸缎让给他们，所以这三千人上阵都会拼了命效死力。”
听到吴襄谈钱，崇祯知趣地问：“那需要多少饷银？”吴襄道：“要一百万两银子，皇上您别嫌多，这些人每人都有价值数百金的庄田，要让他们舍弃家产入关，该给多少土地补偿？他们的额定军饷还少了十四个月的，要拿什么补发？关外还有六百万老百姓，总不能不管吧？而一起入关还要安置，一百万两已经是臣往少里说了。”
崇祯算了算账，自己砸锅卖铁也只能凑二三十万两，根本请不起这三千天兵天将。于是撤兵之议被搁置下来。
所以，陈演所说的“一寸山河一寸金”，非常实在。众位阁老不蹚浑水，多少也出于这份担心：一旦拟旨调吴三桂入关，这一百万两银子去哪里找？万一皇帝继续让自己募捐身家，筹这笔开拔银，给还是不给？人穷志短，阁老们都是千年的狐狸，哪里会想不通这些因果。
这么一拖，就拖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此时宣大告急，朝廷号召天下兵马勤王。调吴三桂的事又被崇祯提起：“之前已经聊过了，怎么还优柔寡断？赶紧拟旨吧，如果还要再聊聊，那就赶紧会同官员们秘密商议，有了确定方案再报告给我。”
直到这时，崇祯还要求秘密商议，仿佛大明朝廷搞的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于是群臣聚集在内阁开会，众说纷纭，有主不可调者，有持两可者，有主迁南京者。赞成调兵的竟然只有少数人：成国公朱纯臣、前户部尚书倪元璐、兵部侍郎金之俊、御史孙承泽。
而尤以太常少卿吴麟征争持最激烈。他先点破了崇祯朝廷的死穴：“宁远该不该撤，应该由巡抚、镇将与皇上密商，再由阁老与皇上决断，将这样的大事放到廷对中让下官参与，到底谁来承担责任？”这话不仅仅是在打陈演等阁老的脸，也打了崇祯的脸。
接着他以命担责：“封疆大吏们要么面对朝廷法度（失地者斩，如熊廷弼），要么面对敌人的屠刀，而朝廷不珍惜他们。他们断首西市，马革裹尸，又如何能瞑目？不如这个责任由我来担。”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常少卿，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如何能肩负起这副重担呢？
任由吴麟征喊破喉咙，阁老们仍然只是讨论讨论再讨论，就是不拿主意。吴麟征拿着支持调兵的奏疏到六部找有分量的大臣联署，结果看到的还是面面相觑、互相推诿。最后，他只能独自署名呈上。
而崇祯呢？他只是把奏疏留中。遇到如此刻薄寡恩、爱惜羽毛的皇帝，徒叹奈何？
吴三桂也有小算盘
朝廷对于吴三桂勤王与弃地的纠结，竟然被一件意外的天文事件解决了——帝星下移。
三月初四，钦天监奏帝星下移。帝星者，北极星也，下移大概就是位置发生了偏移。这在天文学中是有根据的，因为北极星不是固定的一颗恒星，根据天体变化，不同时间会由不同的恒星“扮演”北极星。现在我们看到的北极星是“勾陈一”（小熊座α星），也就是小熊座尾巴那颗，但在小熊座α星之前，北极星是小熊座β星。钦天监观测到的有可能是“演员换角”，但在古代，这就是预示着皇帝有灾祸的凶兆。北极星的小变化也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既然上天警示，崇祯不再犹豫，强行介入，逼迫内阁决议调兵勤王的一揽子安排。首先是封爵，封吴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给敕印。然后山东总兵刘泽清实升一级。其后，刘良佐、周遇吉、高杰等十九名武将升署一级，督抚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等分别应加实署。
此番举动，崇祯也是下了大本钱，要知道明朝自嘉靖以降，封爵是非常稀罕的事，除了平定宁王之变的王守仁和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外，明代不再册封功臣，大臣杀敌立功再多者也仅仅加官职而已。因此，一下子封了四位伯爵，实乃天大的恩宠。只是崇祯也留了一手，只给敕印不给世券，没有世券，意味着爵位还不能世袭罔替。
但即使大封武将，也让刘泽清心生嫌隙。这也证实了吴麟征所担心的事。刘泽清离京城很近，如果他星夜驰援，十天八天是可以赶到的，只是偏偏漏掉了他。朝廷命监军霍达追刘泽清，但二人一去不复返，此一路是没指望了。
加官晋爵之余，朝廷也做出相应部署，召吴三桂放弃宁远，与巡抚王永吉一同入卫京城。隔了一天，到三月初六，召吴三桂的旨意才发出。
当三月十七日，京城已经危若累卵之际，吴三桂在干什么呢？这位崇祯指望的大明朝最后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能否力挽狂澜？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吴三桂何时接到诏书没有确切记载，启程日期也非常含糊，史载他三月初旬动身，初旬最晚至三月初十，从京城三月初六日发出诏书到启程，也就是最多四天时间。明军搬空了宁远，带着十几万百姓以及他们的家产一同入关，三月十六日就到达山海关。然后吴三桂率领部队再度启程，二十日便抵达了丰润。
从这个时间线看，吴三桂堪称兵贵神速之典范，只是诏书下得太晚，三月十七日这天，吴军应该还在山海关休息。
问题又来了，吴襄曾说，召吴三桂勤王需要一百万两银子，为何吴三桂在没有得到银子的情况下，还是开拔了呢？其实是吴三桂早就想撤军！关宁铁骑此番入关不仅仅是奉诏而已，而是他与部下早已谋划，并先期做好了准备。《吴三桂纪略》有载，十六年冬，清军威逼宁远，吴三桂担心守不住，与部下商议，先期送走了城中士兵的家眷。三月京城告急的时候，吴三桂对部下道：“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吾不可去。然闻京师流氛甚炽，若弃城勤王，图功赎罪，亦是一策。”他打算若没有诏令就当逃兵，还想以勤王之功抵消弃宁远之罪。
因此，他在三月上旬先斩后奏，先行放弃宁远入关，快走到山海关时，忽然接到了朝廷的使节，谕“流寇猖獗，京城将陷，吴三桂可弃宁远，率兵勤王”。吴三桂顿时大喜，一纸诏书解了他私自放弃宁远之罪，于是吴军打起勤王旗号，大张旗鼓入关。
这段记载，是《吴三桂纪略》作者向曾为吴三桂部下的一位辽东贡生采访所得，解释了调吴三桂入关的一连串令人费解的情况。正因为吴三桂早有弃守宁远的打算，所以他不需要皇帝拨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开拔费，只要一道弃守的旨意，钱银问题已不重要。
但，为何皇帝的愿望与前线将领所想高度一致的事，却闹到火烧上房了才得以实施？这就不得不感叹，明朝官场对于崇祯脾气的深入了解，谁也不愿做出头鸟，这国该亡。
三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赶完近三百里路之后，正在山海关歇息，或许他真心想救崇祯，或许他正在挑选精锐家丁，打算稍作整顿，便星夜勤王。只是，这一瓢远水无论如何也已来不及扑灭京城的烈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