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劝降
三月十七日下午。
北京城好不容易熬过半天，城防摇而未坠，但城门外的守军已经被一扫而空。“三大营俱溃，火车、巨炮皆为贼有。贼反炮攻城，轰声震地。”“贼衣黄甲，四面如黄云蔽野。”
闯军包围北京，除了封闭九门，还有一支兵马直取通州。通州是漕运终点，建立了几个大粮仓，闯军显然做足了功课，先把通州大仓拿下，釜底抽薪。
此时，京城之中人心惶惶，众人早已没有了前一晚的侥幸心理。城中已经戒严，有兵丁巡街。国子监学生陈济生有点慌乱，听说有人向各个大户逼捐饷银，就和朋友一起去往城东，想找一处偏僻不起眼的宅子租住，但各处里甲禁严，已经禁止外人进入。众人无奈回返，而一场沙尘暴又不期而至，漫天黄沙飞舞，陈济生等人被吹得东倒西歪。
一些凑到一起交换信息的士大夫，对城外大军不以为意。有的说没事，打几炮闯贼就退了；有的说着急也没用，等着吧；有的说贼寇不想攻城，不过是去通州抢粮罢了；还有人传言，天子南狩，在几十名太监簇拥下出了德胜门。
普通百姓甚至如陈济生这样的士大夫，对局势的判断都如盲人摸象。崇祯也好不了多少，对局势同样云里雾里，他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百姓多多少。
但在这天的下午，一个似乎可以改变王朝命运的人来到崇祯面前，告诉他还有一个可以解决眼下危机的办法。
杜勋的表演时刻
这天下午，广宁门城头上的守军远远望见，城下人马重重，闯军摆开阵势，跃跃欲试，准备攻城。人们还发现，闯军簇拥着一位大人物设席而坐，他正是甲申之变的另一位主角——李自成。
作为中国历史上传奇的造反者，李自成起兵十余年，三起三落，几度走到兵败覆亡的边缘。他经历过崇祯六年黄河“一夜结冰”的奇迹；他曾面临崇祯七年车厢峡里四面楚歌的绝境；他更不会忘记，崇祯十一年，息马商洛山中的彷徨无计。
如今，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终于从陕北一个小山村，走到了帝国的伟大都城面前。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榜样刘邦、朱元璋都走过相同的路，如今改朝换代的丰功伟业近在李自成眼前。
面对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李自成并不急于攻城，而是悠闲地摆下酒席。吃着喝着，眼看日头西斜，李自成派出一人，只见这人跑到广宁门下，射书上城，高喊：“我是杜勋。”城上驻守的太监一眼就认出，来人正是被派往宣府的监军太监杜勋，便收了弓矢。
杜勋又喊道：“宣大二十万人都投降了，你们还守在这里，有什么用呢？”
见城上没反应，杜勋继续道：“城上可垂下一人，我有闯王重要口信要说。”
城上太监合计过，对杜勋道：“要不我们放下一个人质，请公公直接上来说吧。”
杜勋拍着胸脯道：“我杜勋无所畏惧，哪用得着什么人质？”
城上的人赶紧去禀报，城守总管王承恩命人放个篮子将杜勋吊上城来。杜勋一上来就说有李自成重要口信，必须面见皇上。王承恩带着他直入大内，崇祯见李自成派来使者，还将首辅魏藻德召来，一起听听对方有何见教。
对于此次交涉，史书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等史料记载，杜勋见过皇上，劝道：“闯军势大，锐不可当，皇上应该早做打算。”如何打算？有说杜勋给崇祯送上琴弦和白绫，意思就是让皇上自我了断。崇祯听完这话，怒从心头起，立马拂袖而起。
这个说法非常无稽，献琴弦白绫之举应不为真，因为完全超乎正常逻辑。杜勋再胆大包天，也不能直接逼皇帝自尽。好在后面又来了另外一个太监——申芝秀，就是那位引导闯军暗度柳沟小道的昌平守陵太监。他也坐篮子吊上城头，这次带来李自成的话，是劝皇上逊位。崇祯勃然大怒，怒叱申芝秀。总结一下，这个版本里两个太监先后上城对崇祯劝降。
除此，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传信录》等史料载，杜勋带来李自成的提议——裂土封王。
李自成的提议有几个要点：一、敕命封王，割让西北；二、犒赏银百万，然后闯军退往河南；三、受封后可以为朝廷征剿其他起义军，也可以对抗清军；四、保持高度独立性，不奉诏朝觐。
客观地说，这四点建议并不过分，甚至还很给面子，属于招安的一种形式。明朝朝廷与义军打了十几年，每次义军打不过，形势危急的时候就与朝廷商量招安，有的是真的投降，如白广恩、高杰，有的如张献忠、罗汝才则假投降。
但是，都到这个时候了，李自成怎么还会带来招安的提议？
杜勋进一步劝崇祯：事到如今，不如从了李自成的和谈方案，封他为王。过了一会，崇祯从最初的震惊中缓了过来，问魏藻德：“爱卿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如今事急，就别兜圈子了，一言而决吧。”
不能不说崇祯毕竟是皇帝，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利弊做出了衡量，内心实际上已经倾向于“招安”。但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魏藻德当然选择保持沉默，只是一个劲鞠躬俯首，嗫嗫嚅嚅。
崇祯无奈，只得命杜勋先退下，等计议已定再给旨意。杜勋出殿后，崇祯大发脾气。
两个版本中，杜勋带的口信截然不同，前者为劝降语，后者为和谈语。那么两个说法哪个为真呢？这并不难分辨。李自成好不容易走到北京城下，眼看就要瓜熟蒂落了，怎么可能再提出裂土封王的条件？这显然违背常理。
而杜勋进城劝降，是古代大军攻城前的标准动作。君不见一路而来，李自成能和平解决的绝不打仗，宁武关的血战他想起来都后怕，更何况眼前这座天下第一坚城？所以，劝降说应该就是历史中真实发生的情况。但劝降并不是杜勋进城的唯一目的，他们还有隐藏任务。
为崇祯编织信息茧房
杜勋的出现，让宫中太监们颇为讶异，因为当初有传宣大失守，杜勋已经身死殉国，宫里还赐给他“死”后哀荣，赠司礼监太监，荫锦衣卫指挥佥事，还为其立祠。直到此时，众人方知杜勋没死，还投了闯贼。
有太监想扣留杜勋，杜勋说：“我留下没什么，但秦王、晋王还在城外为人质，我要不回去，两位爷恐怕性命不保。”
正在争持之时，李国桢驰马入宫，想向崇祯报告战情，却被太监喝止。李国桢大怒道：“这都什么时候了，君臣想见都不一定能见得到。”
李国桢看到杜勋，了解了前后情况，就劝崇祯：“如果杀掉杜勋，闯贼会认为我们实力虚弱，不如放了他，让他回去宣扬我们城守严密，有雄兵百万，可以震慑敌人，壮我军威。”宫里人这才把杜勋放了出去。
至于李国桢前来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汇报城头的危机。他道：“守城军不听命，拿鞭子抽一个人起来，另一个人又躺下，没有任何办法。”君臣哭作一团，李国桢想让崇祯解决守军不足的问题。
为了增派城防人手，崇祯决定放手一搏。还记得三月初八崇祯问户部侍郎吴履中，还有多少内帑，吴侍郎说还有八万两，崇祯吩咐要等到京城守城时才用。随后又向文武太监们逼捐得到二十一万两，实际共有将近三十万两，这就是大明朝最后的家底。
眼下，李自成的劝降口信送到，京城已被围攻。崇祯心知到了最后关头，于是命太监们从内帑中搬出二十万两银子赏给守城的太监和士兵。
有了钱，崇祯命内监总动员，各司局上至掌印太监下至小厮，全部上城去，终于实现了每个城垛有一人看守。被调上城头的太监自以为有功，负气骂起了文臣：“你们平时窃取富贵，今日事急，却要我们来效力！”
此时的北京城防陷入一种诡异的气氛之中。在城上巡防的太常少卿吴麟征看到城头的太监怒马鲜衣，非但没有因闯军到来而惊惧，还仿佛早有预料。他们在城门上下走马环绕，有文臣上城检查城防武器，却遭到太监的阻拦。太监呵斥道：“你们懂什么？”拒绝坐门的文官登城。吴麟征强行上城，望见城下闯军都是一身红衣，而碰巧的是，另一位同守西直门的官员也换上红衣登上城垛。
如此怪事，让吴麟征心中疑窦顿生。他连忙下城飞马赶往大内，正好遇到魏藻德守在紫禁城门口。此时的魏藻德应该是刚刚进宫，见过杜勋出来。吴麟征要进宫面圣，讲述城头发生的情况，但被魏藻德拦住，他对吴麟征道：“兵部调度，兵饷充足，有什么事如此慌张？我刚刚从内阁出来，皇上非常烦躁，也歇下了，你就别进去打扰了。”说着就拽着吴麟征的胳膊往外走。
魏藻德此举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说法的，叫“隔绝（宫）内外”，通常都是所谓奸臣所为，只为将皇帝困在信息茧房之中，堵塞圣听。
显然吴麟征对杜勋、申芝秀等人进城劝降并不知情，但他却遭遇了另一件蹊跷事。到了半夜，某太监密遣二卒，持令箭飞马而至，要求出城。吴麟征亲自查问缘由，来人支吾答不上来，被吴麟征喝退，转而从德胜门出城。吴麟征守的是西直门，西直门是堵上的，而德胜门没有。
闯军围城，但内外还有交通，不是很匪夷所思吗？要知道，无论西直门还是德胜门外全是闯军，如果是执行朝廷公务，绝不可能从西直门出城。这两人除了与闯军沟通，没有别的解释。
北京城中，谍影重重
话分两头，杜勋好不容易“逃”出皇宫，但当他回到城头，却没有第一时间下城，而是待了一晚，直到三月十八日早晨才离开。为何他不第一时间出城回话？而杜勋作为劝降使者，给李自成带回城中信息不正是他的主要使命之一吗？
史书有述，杜勋出宫后返回城头，与守城的太监王相尧等人说道：“吾辈富贵在此一举。”何为在此一举？不言而喻。
另有史料说，曹化淳与另一个大太监王德化，还请杜勋喝了一顿酒。这顿酒是真实存在的。官员李长祥回忆，三月十八日晚，张缙彦巡城至正阳门时，看到城上摆着酒宴，上座一人，旁边有太监作陪，他们看到张缙彦，纷纷起身。张缙彦问来者何人，太监遮遮掩掩说是城下的都督，即李自成的部下。张缙彦吃惊此人怎么能上城？有太监递出一张纸，上面是崇祯手迹——“再与他谈”。
李长祥还强调，张缙彦入清后，曾有人问起此事，张缙彦再度予以证实。他的经历与曹化淳、王德化请杜勋喝的酒席基本吻合。两者不同的是时间，而时间上的误差很可能是当事人记错了，或者人传人的话发生了误差。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合理推测，杜勋入城有两项重要使命：首先当然是向崇祯劝降，其次是与其他太监进行“勾兑”。他离开紫禁城后，用了整整一晚时间进行串联、说降。但看起来，后者更像是杜勋的主要任务，否则很难理解他好不容易从宫中逃出，还要在城内待上足足一晚。
关于杜勋进城的时间，史家亦有争议。多数史料记述杜勋是在三月十八日入城的，如《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这个时间上的差异被《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发现，他对此十分为难，只能安排杜勋跑了两趟，十七日、十八日分别两次入城。
但真相很可能并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首先，杜勋确定入城的时间是下午甚至接近黄昏时分，众所周知北京城外城在十八日晚间已破，因此杜勋不可能在已经快破城之时才进城说降。
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国榷》明确记载，兵部尚书张缙彦在三月十八日白天，奏禀崇祯：听说昨晚杜勋进过城。他又上城问过杜勋哪里去了，城上人回答：“昨日暮入，今晨已下。”“昨日”指的自然是十七日，“今晨”也就是十八日的早上，这也证实了杜勋入城的确切时间是十七日。
这场发生在甲申之变前夜的说降事件，成为这场历史大戏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片段。张缙彦关于此事的疑惑还未解开，三月十七日的夜晚就在谍影重重中结束，离崇祯死亡还剩二十四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