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最后二十四小时
三月十八日。
新的一天来了，这也是最后一天。过去一晚，闯军没有攻城，也许是等待着城内的回信，北京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人们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辰时，约早上七点，守军搬出数千张箭帘，从紫禁城上垂下，这种防御设备可以将城下射上来的箭收集起来，为守城者所用。但紫禁城挂箭帘又是一个意义不明的操作，箭帘不是应该部署到直面闯军的城墙上吗？
然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京师的平静。人们发现有一队人马冲到城门外，声称自己是唐通的兵马，前来勤王，还要皇上把欠的饷银给补上。在此刻愁云惨雾的京城，但凡有一点好消息都会装上翅膀迅速传开，还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欢欣鼓舞。
但守军很快发现问题：唐通的军队早已降闯了，这些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明显又想赚城门。守军总算没有被希望冲昏头脑，拒绝兵马进城。城下的人见阴谋败露，立马从“勤王”转为攻城。
闯军攻城，箭如雨点一般射上城头，城上守军无法立足，唯有放炮抵御。攻势间歇，闯军对城上喊道：“停止抵抗，赶紧开门投降，如若不然，将尔等屠个干净！”守军顾不上这些，继续放炮将闯军吓退。
也许连老天都意识到这一天会发生什么。巳时，也就是九点多，北京风云突变，这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强对流天气。黄沙随着暴风遮天蔽日，电闪雷鸣中，一阵夹杂着冰雹的大雨瓢泼而下。早早出来讨生活的人们，被雨浇得魂飞魄散。陈济生眼看着匆忙往家里赶的行人倒在泥泞之中挣扎，就如这座大城的命运一般。
陈济生前一日找不到去处，到了这天只能跑到智化寺躲避，也许是因为他预设闯军破城后会屠杀城民，而在寺庙里或可逃过一劫。大雨停了之后，闯军又开始全面攻城。即使陈济生躲在庙里，也能感觉到炮声就像在隔墙炸响，令人心惊胆战。
陈济生此时还不知道，这是北京城生死存亡的一天，也是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天。生存还是毁灭，对全天下而言都是一个大问题。
张缙彦的心事
此时此刻，还有一个人心里惦记着比守城还要紧急的事，他便是兵部尚书张缙彦。张尚书先是到城上询问了杜勋进出城的情况，然后就给崇祯打了个报告，道出心中的疑惑：“臣据巡视御史王章手札云，曹化淳、王化民诸监视，昨夜将贼杜勋等暗缒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汹汹，变在旦夕。臣闻而心惧，如此危急，臣累次乘闉，欲觇城上守御，辄为监视沮抑。今缒贼上城，恐有奸宄，乞立赐推问以杜隐奸。”
张缙彦的奏疏信息量很大。他知道此事，是御史王章给他写了小纸条，说曹化淳、王化民前一夜将杜勋拉上城。其实，张缙彦自己也看到了城上的酒宴，但他长了个心眼，对于皇帝手书这种小秘密，忍住没说，也没有追问杜勋上城所为何事。
张缙彦的奏疏核心是申述自己屡次三番想上城督战，却被某些太监阻碍，并借此事要求皇帝授权他追查杜勋。堂堂一国国防大臣却无法上城头督战，是可忍孰不可忍。
接下来，崇祯装模作样地让诸位大臣一同到内阁奏对。这一次开会，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前文讲过杨士聪提议为刘泽清封爵；二是关于太监把持城门防御，不许文官上城。
左都御史李邦华奏言：“新御吏周亮工、朱朗 、刘令尹，皆尝著效城守，宜令登城。”但他们到了前门，想要登城，却遭到了太监阻拦。加上张缙彦的奏疏，两者代表文官严厉谴责了太监对各城门的把控。即使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文官与太监仍要缠斗到最后一刻，争权夺利，闻者不能不为大明的命运慨叹。
崇祯只好出面调和，他给了张缙彦一纸手谕，命张缙彦上城头调查情况。崇祯自己明明就是杜勋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但他仍然让张缙彦去调查。崇祯的脸不红心不跳令人叹服，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张缙彦拿到圣旨，立刻突破太监阻拦上了城头，城上人给他报告了一个情况，说秦王、晋王两人在城下，也想进来带个话。张缙彦道：“秦、晋二王既然已经降了李闯，怎么还能上城呢？”撮合这事的曹化淳、王化民两个太监拂衣而去。
张缙彦继续巡城，又碰到兵部侍郎王家彦。王家彦痛哭道：“太监们将营兵调走，李国桢那里（西直门）还有点人，而我这里两个城垛只有一人防守。”话没说完，就听到城下传来掘城的声音。掘城是闯军攻城的惯用招数，就是在城墙根挖空城砖和夯土，从而令城墙倒塌。但这种方法对小县城好用，对北京这种大城，效果并不好。
守城一方不敢懈怠，王承恩命令守军开炮，打死了几个闯军士兵，暂时压制住攻城势头。唯有负责城守的两名大太监曹化淳与王化民，跟没事人一样，又摆了酒席对酌起来。
曹化淳前文有述，那王化民是谁呢？他是提督东厂太监，也是个手握巨大权力的人物。如果说曹化淳对京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王化民则控制着东厂，可以间接控制锦衣卫。二人加起来相当于掌握了京城中大部分“军警宪特”的力量。
关于这一日一夜曹化淳身边的太监，有说是王化民的，也有说是王德化的，王德化是司礼监首席太监，属于北京城中最有权势的几个太监之一。曹化淳除了城防不忙，一点没闲着，频繁与大太监们社交，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是尽心尽力。
这一日，闯军的攻城是认真的，诸多史家都用了“攻益急”来形容。闯军除了掘城，还驱使城外居民背负木石填护城河，然后造起高五丈（约16米）的云梯，在西半边城墙都有布置，又驱使以少年为主的孩儿兵，他们口里咬着刀，攀附城墙而上。这些孩儿兵通常都为孤儿，所谓少年不知天高地厚，打起仗来不要命，打硬仗时，闯军通常以这些孩儿兵打头阵。城上发炮抵御，屡次击退闯军。日已过午，北京城再度熬过了凶险的半天。
总结一下，到这一刻，北京的城守还算坚固，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们遭遇了最少两次赚抢城门。闯军大举攻城两三次，攻城手段除了放箭、放炮，还有填壕、掘城、架云梯，可谓花样百出。
许多史料都提到这两天城上的反击是放空炮，但是又数度说城上放炮打死了闯军。从闯军频繁的攻城行动来看，可以推论一定是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如若不然，闯军也不会出尽法宝，攻了两天一夜。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至少说明，北京城防虽然面临着人手不够、漏洞百出等状况，但也不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破。
广宁门献降
北京城各门守卫通常以勋贵、太监、文官、武将组成，综合各种史料不完全统计，三月十八日北京各城门守卫的情况是这样的：
西直门：襄城伯李国桢、太监诸宪章（已亡）、太常少卿吴麟征。
朝阳门（齐化门）：成国公朱纯臣、守将孙如龙。
正阳门：兵部尚书张缙彦、刑部侍郎孟兆祥。
广宁门（彰义门）：太监曹化淳、都督周铉（国丈嘉定侯周奎的儿子、周皇后的弟弟）。
阜成门（平则门）：太监李凤翔、御史王章、给事中光时亨。
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周礼，兵部侍郎王家彦。
崇文门：锦衣卫指挥使李若琏。
宣武门：太监王相尧。
每个人都会在历史中留下位置，大的之于国家，小的之于家庭、自身。以上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京城的安危，至于他们是忠臣还是叛徒，是英雄还是怂包，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无遗。
京师第一个被攻破的城门是广宁门，也就是外城先破，这一点在诸多史书中达成一致意见，并无异议。但对于如何攻破、何时攻破，则众说纷纭。
三月十八日整个下午，闯军攻城分外激烈，一些射向城头的羽箭越过高大的城墙落入城内，城中百姓惊恐万分。闯军也随着时间推移，对城防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申时，即下午三点至五点期间，城内突然就有传言称广宁门大开，闯军鱼贯而入。广宁门守将周铉，见不可阻挡，只得写下血书，派人往宫里送信，然后自刎殉国。
城门是怎样被打开的呢？《燕都日记》述，先有逃兵在城门封堵之前混入城中，后有数百人在这日午后突然发难，杀散守军，夺下城门。
其他史书则记述，广宁门是被太监打开的。有史家认为是王相尧所为，但王相尧守的是宣武门。大多数史家说是曹化淳为之，据杨士聪所说，是杜勋往城上射书，太监曹化淳接信后，开门献降。而当时同在城中的陈济生也听说是曹化淳内应，他认为所说不假，唯一疑惑的是，城门不都下闸填土了吗？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打开？
综合各方表述，献城者非曹化淳莫属。但陈济生显然忽略了一点——广宁门并没有被堵塞。至此，北京不堵城门的伏笔揭晓——如果堵了城门，怎么能轻松开启呢？
回想曹化淳之前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先是被革职，闲置在家，然后在关键时刻捐献五万两银子的巨款谋求复出，这五万两换来的是他在对的时候坐在对的地方为闯军开门。再联系日前市面上出现的由曹化淳、张缙彦等人联合签署的投降约书，曹太监处心积虑卖主求荣的证据链条便完美暗合。
从打开广宁门的举动来看，曹化淳不是忠勇之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船已经快沉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捐银的时候，他这样的闲云野鹤，却挺身而出，砸下重金换取关键位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前一夜，杜勋在城中度过，与曹化淳、王化民喝了一顿大酒，因为双方约定的正是杜勋射书上城，曹化淳履约开城献降。
关于献城时间，史载主要集中在下午。工部员外郎赵士锦说，是日未时即下午一点到三点，广宁门陷；《甲申传信录》《燕都日记》所述是午后，时间与未时相近；《明季北略》《小腆纪年附考》都载“申刻，彰义门（即广宁门）忽启”。
几个时间略有差异，但准确时间应是未时。首先，杨士聪说“外城申时已陷”。注意这里是“已陷”，外城面积广大，即使部分失陷，也不会用“已陷”来形容，因此开门时间必定早于下午三点。
另一个证据是，《崇祯实录》记载：“申刻，上亟召阁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也。’”由此可见，到了申时，崇祯已经听闻外城已破的消息，也能证明开城门的时间在下午一点至三点。
千里之堤从广宁门而溃，进城的闯军沿途厮杀，至菜市口，遇到回民率众与之交战，只是这种抵抗不啻螳臂当车，他们很快被闯军剿灭。闯军一直冲到内城宣武门、正阳门才停下来，在城门外安营扎寨。
最后时刻的安排
下午三时许，崇祯收到了小舅子周铉的血书，急匆匆召来内阁诸臣，说外城已破，有什么好办法应对？阁老们说：“皇上之福，自当无虑！如其不利，臣等率兵巷战，誓不负国。”
面对这么没有营养的回话，崇祯彻底绝望。他紧锁眉头，当着众人面亲笔写下诏书。崇祯颁发了人生中第六份，也是最后一份罪己诏。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在国家出现天灾人祸时，用以向天下展示自己为国家负责的态度的诏书，比较著名的罪己诏有汉武帝下的《轮台诏》，他检讨自己穷兵黩武，导致民不聊生。到了明朝，分别有建文、永乐、正统、景泰、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颁过罪己诏，他们通常是因天灾，如雷击紫禁城这类灾变而下诏，希望借此感动上天，免除灾祸。
到了崇祯，他先后六下罪己诏。崇祯八年，流寇陷中都凤阳；十年，天下大旱；十五年，清军再度入塞；十六年，李自成、张献忠先后称王；十七年二月十一日，闯军向京师发起战略进攻，崇祯再做自我检讨，号召忠勇之士为国解局。崇祯写检讨的频率越来越高，恰如国家危机的日渐深重。而如此频繁的罪己诏不但没有感动上苍，形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三月十八日，崇祯在最后一份罪己诏中这样说：“朕以眇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年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甚。抑贤人在下位与？抑不肖者未远与？至干天怒，积怨于民下。赤子化为盗贼，陵寝震惊，亲王屠僇，国家之耻，莫大于是！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俱诣军前听用，以歼丑逆，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翻译过来就是自己不擅管理国家，导致祸乱日深，没有近贤臣而远小人，导致天怒人怨，生灵涂炭，亲藩失陷。最后他声称自己将率六军亲征，以太子监国。也有史家将这份诏书称为“亲征诏”。
亲征，还能往哪里亲征？乱臣贼子不是已经在家门口了吗？皇帝亲征，太子监国，是不是有点熟悉？前述左中允李明睿建议皇帝南迁时给出的借口，就是皇帝亲征。只要是明眼人，立刻就能明白崇祯的想法——皇帝这是要跑路啊！
“是日申刻，内监有讽上远狩者。”《甲申传信录》提到，有太监劝崇祯南迁。显然，这时候崇祯还是相信身边的太监。
酉时，即下午五点到七点，皇帝召来妹夫巩永固和表弟新乐侯刘文炳，两人都是支持他南迁的少数几人之二。崇祯问巩永固：“你不是说过，南迁可以召集几十万大军，现在还可行吗？”
巩永固道：“臣说过，之前还可以，现在大事去矣，人心散乱，就算是一兵一卒都难找。”
崇祯又对二人说：“二位各率家丁，扈从朕南行，可否？”
两人一起回道：“臣等怎么敢私蓄家丁？就算有，又如何能挡得住贼？”
巩永固见皇帝愕然，说道：“臣等已经在府第中堆满了薪柴，大不了全家焚死，以报皇上。”
崇祯点点头，也透露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志：“朕不能守社稷，但能死社稷。”巩、刘二人唯有痛哭流涕，发誓效死力以报君恩。
崇祯指望不上妹夫和表弟，只能召来王承恩，命他整备一应事宜，准备“亲征”。事到如今，这位猜忌少断、自私推责的皇帝，不再纠结于让大臣们给他一个逃跑的台阶，终于乾纲独断，亲自下达一系列旨意，准备一走了之。只是，他还有机会吗？
血雨腥风紫禁城
傍晚时分，乱哄哄的外城，四处都是闯军。百姓遇到这些凶神恶煞的西兵，很神奇地从袖中抽出写有“顺民”字样的黄纸，贴在额上跪拜，闯军也不为难。各门各户，百姓争相设香案，顶黄纸，闯军亦不杀抢。
蒋德璟已在两日前辞了官职，但兵凶战危，他还没来得及离开，闯军就冲入会馆拿刀背猛敲他两下。蒋德璟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受了很重的伤。
向来遇到抵抗就屠城的闯军怎么如此“温柔”？这是因为，闯军进城之前，李自成与部下约法三章。宋献策建议：“先安民，乃可入。”李自成称是，只见他拔箭去镞，向后军发三矢，相约：“兵入城，伤一人者斩！以为令。”闯军才严守军纪。不过话说回来，从进城到东征山海关，闯军在京前后不到一个月，只是朝官吏们使劲，基本没有扰民劫掠，这也是事实。
三月十八日天快黑的时候，宣武门放了两炮。这是内城第一次放炮，城上守军说发现外城有骑兵奔驰，所以发炮警告。没过多久，城外又起火了，从城头望去好像是宣武门外护城河边的棚户区着火了。从下午到傍晚，外城已如一锅沸汤，但内城仍然相对稳定。
崇祯安排好出逃事宜后，天色已晚，外城的确切消息此时才传到大内。崇祯问：“大营兵何在？李国桢呢？他去哪儿了？”太监回话：“大营兵早就作鸟兽散，此地不宜久留，皇上赶紧走吧。”
崇祯在王承恩陪伴下登上了煤山（今景山），利用这个制高点四处眺望。显然他们能清楚地看到南面被火光映红的天际，那应该就是宣武门外的大火。
在崇祯看来，外城的失陷已无法挽回，他失魂落魄地回到乾清宫，写下敕书与内阁云：“命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先生亟赴行在。”这道旨意，实际上相当于命朱纯臣摄政，一向不愿放走太子的崇祯，也不得不安排后事。中旨需要内阁副署，阁老方岳贡看到，问行在在哪儿，传旨的太监也不回答，拿到副署转身就走了。方岳贡想进宫去面圣，但走到左掖门（午门左侧小门），敲门无人答应，只得无功而返。
崇祯回到坤宁宫见到周皇后，这位跟他一路走来，出了名的贤后脸色苍白，显然也知道最后关头临近。崇祯道：“大事去矣，你母仪天下，唯有一死。”
周后痛哭流涕道：“臣妾服侍陛下十八年，我说的话你一句不听，以至于到今日之境地。与君同死社稷，又有什么遗憾呢？”这是一句令人动容的话，是一个妻子对刚愎自用的丈夫的埋怨与讥讽，也是一个妻子即将与丈夫共赴黄泉的哀鸣。
周皇后祖籍苏州，祖上迁徙到大兴，这不是今天北京的大兴区，而是京师顺天府的附郭县。附郭县就是县区和高层行政区重合的县，京师两个附郭县一个为东城的大兴县，另一个为西城的宛平县。
周皇后家境清贫，父亲周奎是算命人兼赤脚医生。天启年间她被选入信王府。在为信王选妃的时候，后宫由万历皇帝的刘昭妃及天启皇帝的张皇后主持，张皇后感觉周后的身子骨很弱，刘昭妃则认为她日后会长成好身板，遂册立她为信王正妃。后来崇祯即位，她被立为皇后。
果然，日后周皇后长好身板，接连为崇祯生下三子二女，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养活成人，二女分别是著名的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皇后生下并育有两个儿子，在大明朝二百七十余年历史中也很罕见。
周皇后美丽聪颖，甚得崇祯喜爱，从她能诞下如此多子嗣可见一斑。但周皇后也非常善于争宠，崇祯同样宠爱另一位妃子田氏，周皇后就经常打压田贵妃。比如某年元旦，妃嫔都要去给皇后拜年，田贵妃晚来，皇后也不惯着，命仪式开始，袁贵妃先拜，田贵妃才到。宫中名分很重要，如此操作，很是落了田贵妃面子。
《明史》载周皇后性格严慎，“严”是指严肃，“慎”指的是谨慎。史载崇祯要凌迟忤逆臣子郑鄤之时，周皇后曾问过：“我听说有个常州人叫郑鄤的……”话还没说完，崇祯就打断皇后，怒目盯着她问：“你在宫里，从哪里得知这个郑鄤？”见皇帝如此，周后吓坏了，不敢再说一句。
到了甲申年，形势逐步险恶，崇祯为南迁事宜与群臣拉锯，周皇后见丈夫愁眉苦脸，又若有所思道：“我们家在南方还有房子。”崇祯问这是什么意思，周皇后没有接话。
崇祯禁止内宫干政，史家常以此说明周皇后严慎。但是事情很可能不是这样的，首先皇后能绕着弯子提醒崇祯南迁，能看出周皇后善于审时度势，对于关键问题还是敢于说话；更有甚者，《思陵典礼记》记载，崇祯登基之初，是周皇后与皇帝“协谋去魏逆”，周皇后能参与谋划灭魏忠贤的大事，她怎么可能不干政？
显然周皇后一定会谈及朝政，只是帝后密语不是外人随便能知的，或者大多数情况下崇祯刚愎自用，忘记了当初这位贤内助“军师”，皇后的话他逐渐听不进去了。
所以，皇后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不禁对即将国破家亡的丈夫说出“我说的话你一句不听，以至于到今日之境地”。这世上可能没有谁比妻子更了解丈夫，连如此聪颖贤惠的周皇后都失望至此，甚至敢于挖苦讽刺这个皇帝丈夫，可想而知，崇祯是多么失败的男人。
崇祯对妻子的绝命之辞无言以对，转而坐到御案之后，又叫来袁贵妃同坐，吩咐左右进酒。太监进金樽十数盏，崇祯一杯接一杯干着，周皇后与袁贵妃无语凝噎。左右从未见过皇上这样饮酒，都吓得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
喝了一会，崇祯酒劲上来，吩咐左右去后宫，向寡嫂即天启的张皇后传话，逼她自尽，“莫坏了皇祖爷的体面”。
然后他又命太监“传主儿来”，“主儿”是指太子朱慈烺（十六岁）、定王朱慈炯（十三岁）、永王朱慈炤（十二岁）三个儿子。三王入殿，仍穿着宫中常服，崇祯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没换装吗？”命太监拿来百姓衣服，崇祯亲自给三个儿子换上。
他拉着大儿子的衣带道：“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都是你父亲的罪过。然而，为父已经竭尽心力。你今天还是太子，明天就是老百姓，在离乱之中要隐藏行迹，更要隐姓埋名，见到老人家要称他为翁，见到年轻点的要称为叔叔伯伯。万一逃出生天，记得来报父母之仇，千万别忘了我今天的告诫。”
到了最后的时候，崇祯当了一回慈父，临时教了不谙世事的几个儿子一点点混迹民间的常识。其实他自己又能了解多少呢？可怜天下父母心，但这点父爱仍然子女有别。
嘱咐停当，崇祯命人火速送三位皇子出宫。崇祯秉持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将儿子们送去不同地方。永王因是田贵妃所出，被送往外戚田家；太子和定王一起走，崇祯拿出给成国公朱纯臣的相当于摄政的旨意交给太监。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太子和定王却进不去朱纯臣的府邸，而这一幕，其后不久崇祯也要经历一遍。无奈，二人又转去周奎府上叩门，而太子、定王的姥爷不想接下这两个烫山芋，没有开门让二人入内。扈从太监只得将二人隐匿在太监于宫外的房子里。至于永王，从此不知所终。
送走儿子，崇祯神情落寞，喃喃自语：“只可惜了百姓。”说着，将一枚玉佩摔在地上，“啪”的一声，在安静的殿中格外刺耳。
袁贵妃仿佛意识到什么，突然跳起身来想跑，崇祯拔出宝剑快步追上，一剑砍在袁贵妃肩膀上。袁贵妃踉跄一下，崇祯上去又是一剑，她这才扑倒在地，但还没死，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崇祯。崇祯长叹一声，没有再补上一剑。
崇祯在这时演绎了祖宗留下的名言：“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朱元璋一语成谶，只是如果他看到子孙把这句话用到自己老婆身上，会不会充满了无力感？
据《明史》记载，袁贵妃命大，身受重伤的她没有死，熬过了甲申之变。明清鼎革后，清朝善待袁贵妃，赐宅邸给她居住。据《北游录》记载，袁贵妃一直活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年）才逝去，葬于西山。
但《清实录》里明确说：“以礼葬明崇祯帝后及妃袁氏、两公主并天启后张氏、万历妃刘氏，仍造陵墓如制。”曹化淳在顺治年间的奏疏里也说，袁贵妃在城破之时已经殉难。两者互相印证，可确定袁贵妃在这个晚上已经因伤重而亡。
面对如此惨况，周皇后不等丈夫动手，便急忙起身回宫，自尽去也。接下来，紫禁城中刀光剑影，崇祯如一头疯狂的困兽，持剑巡走后宫，砍杀遇到的所有妃嫔。
走到寿宁宫时，他遇到年方十五岁的长女长平公主。当她看到如从地狱而来的父亲，手中提着滴血的宝剑，已经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公主跪在地上，拉着父亲的衣角失声痛哭。但崇祯仍然把心一横，说出那句名言：“奈何你生在帝王家？”他一剑砍掉公主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不暇细看，又奔向下一个目标。
崇祯此时只有两个女儿在世，小女儿居于昭仁宫，年仅十二岁，即使如此，崇祯仍没有心软，继续砍杀了这个连正式封号都没有的女儿。
最后，崇祯走到坤宁宫。此时冷寂的宫殿里，只有一个人吊在房梁上，正是他结发十八年的妻子周皇后。崇祯还生怕她没死透，持剑戳了戳孤悬的遗体，确认周皇后已经气绝，才如癫如狂仰天大吼：“死得好！死得好！”
这位刚愎自用、愚蠢凉薄的亡国之君，在最后时刻将屠刀砍向老婆和女儿。只有懦夫才会杀向妇孺，无论多少人将崇祯的事迹悲情化，也无法抹去他最后时刻的残忍与癫狂。
有心卖主，困龙有术
紫禁城成了修罗地狱，崇祯在自以为解决了所有体面问题后，回到宫中。此时已经二更，身边只剩最后一人，就是他最信任的大太监王承恩。两人在摇曳的烛光中，把酒对酌，谁也没有说话，一直等到三更鼓响。
崇祯仿佛被鼓声惊醒——是时候跑路了。他拉起王承恩的手：“东西准备好了吗？”王承恩点点头。二人来到王承恩住处，崇祯脱掉龙袍，换上了百姓衣装。崇祯上马，亲自持一杆三眼铳，与王承恩一起，率几十名太监出了紫禁城。
崇祯一行自东华门出，目标是朝阳门。还记得当初分派各门守备时，朝阳门的主将位置给了谁吗？成国公朱纯臣。原来崇祯一早就为这一天安排了后路，把自认为最值得信任的勋贵放在此处，还在最后时刻授以摄政重任，只能说崇祯真是机关算尽。
一行人的马蹄声踏碎了北京的夜晚，众人来到朝阳门前。城头守卫的太监，怀疑崇祯一行人是李自成的内应，竟然放炮轰击，但是炮没炮子，并不能伤人。崇祯哪儿见过这阵势，无奈只能打马回返。
在朝阳门发生的这一幕，全是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北京城门并非完全禁止出入，前一晚，还有某太监密遣二卒，持令箭从德胜门出城，说明持有合法手续，城还是出得去的。怎么一日之后，崇祯队伍要出城，就出不去了呢？按理说，崇祯队伍不可能二话不说就冲城门，找人到城门通报一声是情理中的操作，总不能令箭、令牌甚至皇帝旨意都没带吧？如果见到这些凭证，城上的人怎么可能怀疑来人是李自成内应？
事实上，崇祯确有命人持旨意叫门，但被守门者拒绝，问曰：“兵部令箭何在？光有旨意，没有兵部令箭，不得开门，这是祖制。”这是时在城中的进士李长祥事后所记，其中细节是他从太监之间的窃窃私语听来的。鉴于各门均由太监掌握，此说可信度颇高。
兵部令箭！这是张缙彦掌握的权力。关键时刻，崇祯没有了解到这个重要信息，或者有人以此作为借口挡下了皇帝。
其次，为了阻止来人出城，城上还放了几炮，这点最为可疑。假如城上守军真的认为来人是内应，就得放真炮，放空炮算什么意思？因此，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朝阳门守军在得到城下通报，知道来者是皇上之后，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受命不许崇祯出城，但他们不能明着违命，只能放空炮将皇上吓走。
被打跑的崇祯等人，又去了成国公府。既然朝阳门是朱纯臣管着的，那就找他来开门。只是成国公府上家仆回话，朱纯臣竟然不在府上，说是不知到哪儿与别人宴饮去了。在此之前，太子和定王吃了一样的闭门羹。
朱纯臣的理由过于匪夷所思，外城都被攻破了，内城危在旦夕，朱纯臣哪儿来的闲情逸致，又有多大的酒瘾，还要去吃席？这完全不合常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故意闭门不见，否则皇帝当面逼着他护驾出城，他又该如何是好？
再度吃了闭门羹后，崇祯终于明白自己已众叛亲离，除了仰天长叹，一筹莫展。
一行人骂骂咧咧离开，继续奔走在逃亡的路上。队伍转头南下，奔到崇文门前。崇祯没想到的是，他们又经历了与在朝阳门一样的待遇，城上守军“认为”他们是闯军内应，仍旧放炮轰人。两次尝试出城，两次被阻，这绝不会是巧合，只能是所有守军都接到统一安排——封闭城门，不许城内某些重要目标跑了。
这一段历史被当时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记录下来：“现在，皇帝顷刻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太监与强盗的双重囹圄之中。他跨上了一匹马，在只有六百名骑兵的保护下，莽撞地冲向了已经大敌压境的城池正面。这个城门是原先耶稣会士的小教堂所在地，皇帝试图从这里逃走。但正是这些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战利品，拱手让给了敌人。”汤若望笔下的小教堂应是万历年间兴建的宣武门教堂，也许他混淆了宣武门和崇文门，但他所记录的事与崇祯最后的行动大致相同。汤若望也认为城门守军是有意拦下皇帝以献给李自成。
至此，崇祯仍不死心，还想去正阳门碰碰运气。正阳门由兵部尚书张缙彦、刑部侍郎孟兆祥负责防守，既然勋贵、太监都不可靠，或许能指望文官。
队伍走到白家胡同，此处如今已不可寻，大致在今北京医院附近。崇祯抬头望向正阳门，一股绝望油然而生。只见城上点了三盏白灯笼，这是北京城防的信号，各门约定灯笼从一至三，分别表示轻重缓急，三盏白灯笼，是城已破的警报。崇祯万念俱灰，只得与王承恩返回宫中。
崇祯不知道的是，他获得的又是一个假消息。三月十八日晚，内城还未被攻破，三盏白灯笼是谎报军情，因而有史家怀疑守军已经有二心。正阳门是谁负责的呢？兵部尚书张缙彦！
煤山末路
崇祯等人回到紫禁城时，已近五更，崇祯击钟召集群臣，然而已经没有一个人前来报到。崇祯意识到，或许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命宫中遣散太监、宫女。时在礼科值班的给事中申芝芳见证了这一幕——五更时宫人、内监纷纷出宫。只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皇上此刻正步上煤山。
紫禁城的潮水逐渐退去，崇祯身边只剩下王承恩一人陪伴。这位大伴侍从崇祯三十多年，是把崇祯从小抱着长大的人。王承恩和他的前辈魏忠贤、王振一样，都是皇帝最信任的太监。穷途末路之际，君臣二人正好路上作伴。
崇祯和王承恩出了紫禁城北门，一路走上煤山的寿皇亭。亭又名红阁，是皇帝检阅内操的地方。崇祯在亭子里来回踱步，心中还存着一丝期待——有没有白衣骑士出现，勤王护驾？但显然不会再有了。
崇祯喃喃自语：“我待臣子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为何没有一个人相随？先朝靖难的时候，还有程济这样的人。”程济是预言朱棣起兵造反的人，最后南京被叛军攻破，传说程济伴随建文帝朱允炆逃出南京。
崇祯但凡聪明一些，联系到闯军进军北京至今的一系列行迹，又怎能察觉不到自己遭到所有勋贵、文武甚至太监抛弃的事实呢？崇祯最后还是心有不甘地自我安慰了一句：“想必是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所以不能前来吧。”这句话他自己都未必相信。
三月十九日凌晨五更，崇祯上吊于一棵歪脖老槐树，身穿蓝色衣袍，披头散发，右足穿鞋，左足光脚，在衣襟中写下了遗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关于这份遗诏，各史家所载有所不同。如冯梦龙的《甲申纪闻》，所记是“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虏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文辞虽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就不一一赘述了。
王承恩服侍主子龙驭宾天之后，在崇祯对面吊死。崇祯好歹还有一人陪伴，总算没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朱由检，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人，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兄终弟及，他继承哥哥天启帝留下的江山，年号崇祯，在位十七年。崇祯自诩宵衣旰食，勤勉尽责，却将大明二百七十六年江山断送手中。
张岱评价他：“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
戴笠则说：“主上则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恶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效而无远计，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
全祖望也说：“庄烈（即崇祯）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虽然大明沉疴难愈，积重难返，亡国却未必都是崇祯的责任。但他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多谋少断、推卸责任，最终丢了社稷，愧对列祖列宗，更对不起芸芸众生。
在他治下，农民起义野火燎原，义军四处流窜，杀人如麻，对社会破坏极大；另一方面，朝廷只知道加税，三饷征收，逼得更多百姓加入义军，带来更大的破坏。
内忧也带来更大的外患。清军五度入关，彻底破坏了大明的边防，无数百姓被掳，生灵涂炭，对社会的摧残不亚于关内的义军。
崇祯用人，在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反复，在用文官还是信宦官间横跳。十七年间换阁臣五十人，易刑部尚书十七人，戮首辅二人，死兵部尚书二人，又诛总督七人，杀巡抚十一人，甚至凌迟文官二人。
崇祯爱惜羽毛，拒绝负责，将所有过错、责任都推诿给臣下。陈新甲为其谋，东窗事发，即弃之杀之如敝履；袁崇焕为其守，兵临城下，即疑之磔之如仇寇。屡次发罪己诏，也不过避重就轻，解释多于悔过，从未认真审视自身问题。
以至于十七年后，整个官僚集团彻底与其决裂，想方设法要将他抑留在北京，江南士大夫宁愿保太子南迁，也绝口不提皇上一字。从太监到文官，再到勋贵，私下串联，组成阴谋集团，将他卖给李自成。如果不是对这位皇上失望到了极点，这些一辈子被忠君思想洗脑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最后时刻，崇祯只知道屠戮家人。难怪自己的妻子，在人生最后关头也按捺不住，不顾皇帝脸面和尊严，说出极尽揶揄讥讽的遗言。
崇祯皇帝三十三年人生，唯有失败二字，为君、为夫、为父、为人，几无一处可取。怎么还有脸说“皆诸臣误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