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史家对甲申之变津津乐道，但通常高屋建瓴，多从军、政，顶多再加上经济等大处着眼。
《明史》论曰：“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又曰：“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张岱论曰：“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计六奇论曰：“土崩瓦解，祸发于天启、崇祯之代，而所从来久矣。至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虏寇之患愈迫，朋党之攻愈苛，虽持论各有短长，大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者，则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贫而吏益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惟知害民；文官不知职业，惟习夤缘。虽以烈皇帝之忧勤，而不能挽回万一。”
孟森则说：“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吴晗评曰：“同时，内部又互相猜嫌排斥，‘有忧念国事者则共诧之如怪物’，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则更加强压迫，搜括出最后的血液，驱其反抗。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情势达于尖锐化，以一小数的腐烂的统治集团来抵抗全体农民的袭击，自然一触即摧，朱明的政权于此告了终结。”
郭沫若说：“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黄仁宇评价道：“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十六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
如此这般，然而鲜有人将视角对准北京城陷落的细节与直接原因，仿佛明朝在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下，李自成进京就是势如破竹，毫无悬念地实现了改天换日的创举。
但历史并非有了周期率，就理所当然，甲申之变的细节更加耐人寻味。前言所提到的，崇祯最后七十二小时，浓缩了一个王朝覆亡的诸多细节。只有看清京城发生的种种诡异情状，才可以真正走入这个历史名场面的中心。局中每个人、每件事，都有表面的或隐藏的线索，将无数线索汇聚成川，方能最大限度接近这场大变局的真相。
汇聚成川的线索告诉我们，甲申之变是一场计划缜密的阴谋，其目标就是崇祯本人，目的就是卖主求荣。
计划组织者是以曹化淳为首的太监群体，参与者是包括文武勋旧在内的大明朝最有权势的一小撮人。
北京保卫战，文武、勋贵和太监们完美地实现了计划。提塘官卫集看到的投降约单，有以曹化淳、张缙彦为首的大臣签名，揭开了这场阴谋的冰山一角。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孤证。
其实这并非孤证，时人对这场阴谋的揭露零星见于史书。《怀陵流寇始终录》载：“（二月）都中人士云：时亨受闯贼密旨，为高阿那肱故阻上行而先降。”高阿那肱是北齐宰相，献北齐后主降周以博取富贵。
国子监监生陈济生记载当时情况：“传云太监曹化淳内应，想不诬。”对于杜勋入城，陈济生又说：“或云杜监登城为说李襄城降也。”可见太监与勋贵的互相串联，在当时已经是甚嚣尘上的传言。
除了这些蛛丝马迹，潜藏在京城种种情状之下的暗线也有共同的指向。北京城门没有如正常守城预案那样堵塞；太监拒绝文官上城从而控制了城门的开闭；太监可以指使士卒自由出入城门；杜勋在城中逗留一夜，与主谋曹化淳等人充分沟通；张缙彦想尽办法掌控正阳门城防，却第一时间开门；内城放起两处火头，几乎所有城门同时开启降闯；朱纯臣以酒宴为借口将太子与皇上拒于门外；崇祯在逃跑的路上，无论是朝阳门还是崇文门的守军，都不约而同放空炮拦住皇上。
线索如此之多，多到已经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地步。还是福尔摩斯那句名言：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么难以置信，那都是事实。
对于这个卖主阴谋，时人也有所察觉。吴伟业认为：“东厂、锦衣卫虎冠之卒不下数千，岂有贼在畿甸，奸细布列，城中辑事者恬焉不察？……人主孤危，已落近幸之手。虽以帝之明察，前后左右罔非刑人。兵制军机，牵于黄门之壅遏，不能厘举。”
杨士聪则说：“盖杜勋于十七日射书入城，线索潜通，即司礼掌印王德化亦已入牢笼中矣。化淳献门，承恩必预知之，内外做成一片，局面已定，万难他图。”
汤若望写道：“那些至今还一直用欺骗和阴谋包围皇帝的太监们，导致了皇帝在高度危险的境地中还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全。这并不单单是疏忽大意的原因。这些人的心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恶毒的阴谋，想让他们的主人垮台。”
钱 曰：“误国者李国祯（桢）、魏藻德，辱国者朱纯臣、陈演，献国者内臣曹化淳、王相尧。内臣尤无人心，未危时已有题殿壁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皆跂足望贼主矣。杜勋至，呼贼为‘我家万岁’，异哉！”
后世史家孟森也认为：“至（崇祯）不信外廷，专倚内侍，卒致开门引入。”
但是，以士大夫为主的史家，还是站在文臣与太监对立的角度看问题，把所有罪责都推在太监头上。他们不想，也不敢将视线或者质疑，落在文武勋贵身上。除了光时亨等少数几个被定性为附逆的人之外，史家们对于魏藻德、张缙彦、李国桢、朱纯臣等人的可疑之处草草放过。放过对这些人的穷究，也就无法完整地为世人呈现这场隐藏在大历史之下的惊天阴谋。
究其原因，是后世文人不敢承认，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勋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都参与其中的卖主计划。
因为一旦承认有这样的阴谋真实存在，将对儒家忠君思想带来毁灭性打击。
但不管真相多么残酷，通过对崇祯最后七十二小时的凝视，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崇祯，就是那个被所有人抛弃，失去民心、军心、士心的可悲皇帝。而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延伸阅读
史料
《崇祯实录》，据嘉业堂旧藏钞本影印。
《崇祯长编》，存六十六卷据北平图书馆本影印，又二卷据痛史本影印。
《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本缩微影印。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本缩微影印。
《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本缩微影印。
《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本缩微影印。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小红绫本。
康熙《昌平州志》，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明〕冯梦龙：《甲申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明〕李清撰，顾思点校：《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明〕倪元璐：《倪文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
〔明〕王世德：《崇祯遗录》，中国书店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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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明〕张岱：《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明〕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1959年版。
〔清〕戴笠、吴乔：《流寇长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清〕戴笠著，陈协琴点校：《怀陵流寇始终录》，辽沈书社1993年版。
〔清〕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明世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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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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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清〕孙承泽辑，裘剑平点校：《山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清〕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
〔清〕吴伟业：《鹿樵纪闻》，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清〕吴伟业辑：《绥寇纪略附补遗》，中华书局1985年版。
〔清〕徐鼒撰，〔清〕徐承礼补遗：《小腆纪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
〔清〕徐鼒撰，王崇武校点：《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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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
著作
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李雪涛：《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美]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后记
许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述李自成进军北京路上的蝴蝶效应，也就是宁武关之战前后的故事。李自成如何在已经下决心撤军的情况下，被宣大的一份份降表重新打动，继续向京城挺进。
在写这段故事时，我逐渐发现，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这些偶然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人们看到的历史之必然。
因此我就想，能不能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探寻一下甲申之变的细节——细节藏魔鬼。当我深入史料之中时，本书揭示的那个阴谋就藏不住了。
杜勋、申芝秀在宣大、居庸关的操作，必须经过抽丝剥茧才能发现其中奥妙，比如柳沟天险。为了理解这条“终南捷径”，我还亲自走过一次。虽然，今时今日，小路已经变成了国道，但从蜿蜒山势中，还是能感受到当年的峥嵘。
曹化淳这人也非常有意思，历史上他早已声名狼藉，在文人士大夫的口诛笔伐下，曹化淳毫无疑问就是开城门的首恶。但没想到，在热衷于翻案的今天，竟然有人想为曹化淳洗白，说他并没有复出，当时不在北京，这相当于为曹公公提供了不在场证据，翻案者甚至拿出清朝圣旨为其背书。
但是，这些翻案都太不严谨，缺乏对史实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当走入曹化淳的人生时，我惊讶地发现了更多与之关联的线索，比如与杜勋、申芝秀、朱纯臣的关联。厘清他的关系网，阴谋集团的雏形就浮出了水面。
细节藏魔鬼，当我认真地将崇祯生命中最后七十二小时的时间线捋出来，将他身边的文武、勋贵及太监的言行一一归位，出卖崇祯的阴谋也逐渐清晰。
在一个强调皇帝绝对权威，臣子视皇帝为君父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恐怖的故事？这也是本书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
在发掘崇祯命运的过程中，我逐渐对这位大明朝末代皇帝有了更深的认识。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能感觉到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对他的失望与不信任。比如东林党想方设法把太子或者其他皇子接引去南京，以防北京陷落，社稷倾覆。但是，崇祯想南逃，门都没有，东林党坚决不同意。
还有在调吴三桂勤王的问题上，从内阁到兵部，没有一个官员愿意提出此项建议。阁老之间商量此事，意见高度统一：怕事情过后，崇祯秋后算账，找人当替罪羊，为丢弃关外祖宗之地负责。
最后，就是被崇祯逼死的周皇后，史书记录下她死前遗言，皇后埋怨崇祯：一句忠言都听不进去。周皇后这种不管不顾的真情流露，足以证明，崇祯已经让人失望到何种程度。
连同床共寝的妻子都失望如斯，更何况其他人？但，或许是为尊者讳，又或许是因为崇祯归根结底还是壮烈殉国了。这一层窗户纸，历史上鲜有人捅破，几乎没人做出崇祯众叛亲离，核心的文武、太监、勋贵卖主求荣的结论。
收笔之日，也是崇祯的悲剧完全展露之时，我很庆幸，明末清初的文人士大夫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提供了详尽的细节，让后人可以对比，可以互补，也让我可以摸着如此多的细节线索，身临其境般回到那个大时代中。
我走过柳沟，走过紫禁城，走过朝阳门，走过景山。想象着1644年仲春，那个微凉的夜晚，有个中年人一步一步走向白绫，多少悔恨与不甘在他心头翻过……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再次有幸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在此我非常感谢杨津涛、王戡、李夏恩、陈曦等师友，为我提供宝贵史料和批评指点；感谢出版人肖风华以及万有引力团队对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大力支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施勇、钱丰、陈晔、梁欣彤、龚文豪、张静智等老师为小书出版，提供了从选题、编辑、设计到推广各方面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父母，在他们那里，我得到的永远是鼓励与支持；还感谢小女时时刻刻的鞭策——虽然她对历史不太感兴趣，但足够成为老爸写书的动力；更要感谢妻子，每当我因为情节卡壳，或因疲惫而困惑，她都会送来及时的宽慰，助我走出低潮。人生中有你们陪伴，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