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自信方向不错：不能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革命的道路，这既符合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宗旨和对落后国家的策略，也符合苏联自身的外交利益。但是，要真正促使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并坚持下去，仅仅靠影响国民党和孙中山是不行的。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共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几乎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反帝革命影响的情况下，让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等人的支持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在这方面也确实不负厚望。
一、排斥外力的外力作用
孙中山：“外交纯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 / 孙中山全面效法俄共，欲造“党民”、“党军”和“党国” / 鲍罗廷就近指导，国民党全盘俄化，三民主义转趋激进 / 孙中山欲扣“关余”解困不成，国民党得到苏援成功崛起 / 广州商团私购枪支入境，孙中山先软后硬，武力粉碎商人反抗 / 孙中山表示，取消不平等条约，还只是动员的口号
二、谁主沉浮·
孙中山自信方向不错：不能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 / 共产党力求独立自主，国共摩擦加剧，孙中山左右为难 / 中共中央上书共产国际，控告鲍罗廷偏袒国民党 / 鲍罗廷：你们必须作出选择，要许崇智，还是陈廉伯？ / 斯大林：应当争取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 / 国民党二大召开，中共如鱼得水，反客为主，取得党权
孙中山自信方向不错：不能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
推动中国走上反帝革命的道路，这既符合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宗旨和对落后国家的策略，也符合苏联自身的外交利益。但是，要真正促使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并坚持下去，仅仅靠影响国民党和孙中山是不行的。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共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上层几乎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反帝革命影响的情况下，让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等人的支持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在这方面也确实不负厚望。
共产党人首先成功地成为国民党内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并进入到其领导机关的最高层。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的人数虽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大约3%，出席一大的人数却已占到大会代表总人数的10％左右了。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中共党员所占人数达到了全体委员的大约25％，即将近1/4。而在大会后产生的国民党权力机关中央党部的7个部中，中共党员又占据了2个部长和3个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的席位，并且在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占据了1／3的发言权。加上鲍罗廷的顾问身份，共产党方面在国民党决策层中，自然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全国许多重要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组建工作先后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从而使直隶、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山西等地的地方党部，均为共产党人或亲共左翼人士所掌握。根据1924年3月6日国民党中执委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部所提各省临时委员会筹备员名单可知，中共负责并控制着的有直隶、山西、热河、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就连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亦有部分国民党支部为共产党人所左右。
如何利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对国民党上层决策发生作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可以肯定，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是寄予了厚望的。他们甚至“相信”，就连国民党也会“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83、80页。。似乎孙中山国民党也会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是要靠共产党。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这种认识，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它对国民党社会成分的机械的阶级分析之上的。由于相信国民党包容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士兵、学生等各个阶级和阶层，共产国际显然不相信它会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更多的只是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带有某种阶级倾向性的松散的政治联盟，相信它并不具有高度集中的和排他的特性，因而认为这也正好便于弱小的共产党在其内部发挥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认识，显然也影响了这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这时通过的决议案中，这种表面化的看法也成为他们认识两党关系的依据。他们确信：“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7、147页。因此，他们明确提出：我们应在国民党内组成中共党团，以便“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即“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同上。。
说国民党没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如同说国民党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一样，是一种不那么确切的说法。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确十分松散，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但并不是所有政党都必须像共产党那样高度集中和组织严密才算政党，世界上许多政党只是一种政治信仰甚或政治倾向的结合体，它们并不刻意要求所有党员都遵守同一戒律并保持同样的献身精神。对大多数政党来说，有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能力和献身精神的组织中心，就足够了。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政党。它的组织和行动中心，是由孙中山和一批效忠于孙中山的追随者组成的，党的一切重要主张和决策，几乎全都是由孙中山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如果以为孙中山个人因此可以随意改变党的政治方向，也是不正确的。同其他许多政党一样，党的组织核心的基本倾向构成了这个党的政治倾向，它既不受基本群众的复杂成分所左右，甚至也不受领袖个人一时的激进态度所摆布。人们拥护和追随孙中山，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孙中山才能正确地反映和实现他们的愿望。毫无疑问，要在这样一个政党中形成新的中心和争取领导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比共产国际领导人有更多的思想准备。这是因为，要把国民党拉到共产国际所指定的轨道上来，共产党人还深感自己缺乏足够的力量。为此，他们不能不极其小心谨慎地行事，一方面主张争取领导权，一方面又告诫党员“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7页。；一方面主张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统一行动，一方面又担心中共代表集中活动，容易“引人注目”，“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故不得不秘密集会。然而，这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况且，在当时共产党内部尚有意见分歧并鱼龙混杂的情况下，秘密也是保守不住的。
1923年底，国民党改组事宜刚刚开始进行，共产党内即有人将鲍罗廷等秘密与广州共产党人讨论议定国民党党章政纲的情况透露给了国民党人，顿时激起国民党内一些人的强烈不满。直接受命参与负责改组事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大本营参议邓文仪等11人，闻讯后立即上书孙中山。并称：共产党陈独秀等不仅“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而且借鲍罗廷“替我党立言”，大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高调，企图“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置我党“于孤立无援之地”，并“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01页。。此举仅因孙中山不愿“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使国民党联俄和改组计划受到影响，才未能发生作用。
自1924年初起，至同年8月孙中山不得不同意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与共产党关系为止，国民党一大正式开始实行容共政策之后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国民党内发生的指控共产党人的案件就有20件之多，连署党员几达2000人之众。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第306-311页。其中不仅有大批国民党老党员，而且也有许多国民党一般党员；不仅有各地干部，而且有包括孙中山之子孙科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内的国民党众多要员。在孙中山的作用下，所有这些案件几乎都不了了之。
孙中山不重视国民党各地以及各级党员对共产党的检举和指控，一方面是这些指控大都缺少足够根据，另一方面则在于，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已丧失斗志，难以指望。他曾愤然痛斥一批告共产党状的国民党员，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不难看出，孙中山看重共产党人，并把组织发展等重任交诸共产党人，本身就是试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来推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
孙中山显然意识到，在共产党难以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容纳共产党于国民党有诸多好处。首先，容共可以促使苏联更加重视并全力援助国民党。孙中山告诫那些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说：共产党人“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由于“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故必须与之联合。实际上，“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但“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岂不“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助矣”同上，第8卷，第458-459页。。可见，把共产党容纳在国民党之中，在孙中山看来，正可避免共产党包揽与苏联的关系，并促使苏联对国民党愈加重视。
其次，容共可以促使共产党人大量为国民党工作，利用其宣传和组织的特长。孙中山曾答复那些担心共产党打着国民党牌子“招摇撞骗”的国民党人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同上，第11卷，第350页。在孙中山看来，容共政策恰可迫使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活动，为国民党宣传，助国民党发展，而避免其独树一帜或另谋他门。
再次，容共可以促进国民党人的奋斗精神。鲍罗廷曾公开宣称：“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鲍罗廷的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看成是孙中山的认识。对于一个已缺少生气的党，加入一些急进分子未必是一件坏事。孙中山曾公开承认：“国民党内分急进派与稳健派，亦不得已之举。”“时虽有意见之冲突、反目、抗争之状态”，只要有“我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者居中调和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矣”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6页。。显然，容共政策对于国民党来说，不失为一种输血政策。
凡此种种，在孙中山看来，恰如鲍罗廷所说：“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13页。
可是，作为久经沧桑的一位大政治家，孙中山无疑有着兼容和排他的两面性。孙中山希望用其三民主义来包容共产主义，渐次使中国的“共产派”统统化为三民主义者；同时，他亦绝不允许任何人试图毁坏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创立的国民党。为此，他一方面提议相当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另一方面却安排相当一批对共产党人持疑惧甚至反对态度的国民党人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一方面批评公开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另一方面又责难共产党人试图吸引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并且破坏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威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民党内不满共产党的情绪难以平息，愈演愈烈，甚至在国民党内已有相当势力和地位的共产党人，也颇多怨言，并苦恼万分。
共产党因其组织和人数有限，加入国民党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共产党一开始即按鲍罗廷所要求，把“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将所有的人送进国民党”视为其“首要任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6页。，因此，它的主要成员很快就陷入到国民党的大量事务工作之中，难以自顾了。仅以广州为例，1923年底，全广州共有国民党区委9个，支部64个，党员7780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仅30余人，却全力主持着其9个区委中的5个和64个支部中的13个，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从事工人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共产党的自身发展。至于其他尚未建立和正在筹建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一方面共产党人数量亦少，另一方面工作任务更为庞杂，其影响所及自然不能不使共产党逐渐“失去同工人群众的某种直接联系”，而变得近乎纯为国民党的发展服务了。
不仅如此，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始，共产党就立即陷入到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冲突之中。
其一，国民党内大批党员及至领导人，都极端怀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真正用意，许多人甚至从一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向共产党人发难，必欲把共产党人赶出去。而共产党人为求此种合作形式之保持，却不得不尽力隐蔽党团活动，甚至放弃为取得核心地位和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公开表示愿意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及纪律。《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见《李大钊文集》下卷，第706页。
其二，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要意见分歧，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共产党有责任且必须以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推进其革命化为己任。但根据国民党章程和一大《纪律决议案》所规定的“民主集权制度之组织及纪律”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32、38页。，作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却不得批评国民党中央的任何决定。由于共产党人难以放弃其批评的权利，因此它不能不经常违反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造成国民党人不满和指控的种种口实。
其三，作为国民党人，共产党各地组织及人员必须极力扩大国民党，但作为共产党人，他们首先应该合力使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按照国民党的愿望，国民党应该包容一切阶级、阶层和群众，吸收所有的人，但按照共产党的愿望，国民党只应当吸收社会上革命的分子和民众，把右翼分子排除出去，并把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交给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党左右为难，动辄得咎。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国民党必然反感；遵守国民党的规定，则共产党势必要放弃列宁所强调的独立性。
共产党力求独立自主，国共摩擦加剧，孙中山左右为难
对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几乎很少有人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中关于争取领导权以及变共产党为群众性政党的要求，看成是必须立即实行的任务，但人们也决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员。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他们确信：一切必须服从于反帝斗争的需要索伯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因此首先必须改造和发展国民党，只有如此才能巩固和扩大共产党。鲍罗廷甚至宣布说：他在报纸上谈国民党，归根结底就是“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巩固共产党”见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二），1928年版。。因此，他们极力强调严守纪律，不使用任何左的共产主义言辞的重要意义，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约束自己，不要“引起麻烦”《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文献资料丛书》（1），第412页。。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后立即通过了一个妥协和调和的决定，劝告党员不要引起国民党人的任何反感，不要“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包括国民党内“左右之分歧”，而且应当使一切工作都“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甚至发展组织，亦应“十分慎重”，以免“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去拉他们的党员”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2-184页。。为此，谭平山、林伯渠等甚至辞去了中执委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职，让与国民党人，以示诚意。但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国共关系，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国民党的需要，卷起自己的旗帜进行了批评，维经斯基明显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牺牲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因此，会议作出了与前不同的决定，明确肯定：
1 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关于这次扩大会议对国民党性质的看法，似肯定其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见《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但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第二部分关于此次会议的介绍中说，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2 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并设法改变国民党一大后过于集中和强调一致的缺点，应宣传“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从而便于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政策的公开斗争和进行反帝革命的广泛宣传。
3 必须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不仅如此，只有“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6-196、202页；《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52-54页。。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旨在加强火药味的会议。然而，强调独立性，强调派别斗争和反对一切妥协倾向，在国民党内部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1924年春天，国共两党围绕是否赞同苏联政府与反动的北京政府签约建交，以及是否赞同外蒙古进行民族自决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的争论迅速白热化起来。参见1924年3-4月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刊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春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并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39-340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版，第300-301页。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违纪，以至于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投诉，日趋增多。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更牵头正式提出弹劾共党案。7月，孙中山不得不签发“党务宣言”，并决定正式开会讨论这一弹劾案。国共之间的矛盾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两个性质不同、思维方式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有极大差异的政党之间，产生意见分歧，乃至批评、指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一个政党之中，保持组织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两种党员，并允许各自独立和批评自由，则是十分困难的。1924年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陷入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由于共产党人已全部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又不存在由下至上的民主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即便存在，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占人数的比例，也不可能左右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和决定。因此，共产党人要想左右或影响其政策，就只能采取上层渗透、组织分化和舆论批评等办法，以便争取多数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左右中央权力核心，并使国民党受到下层群众及舆论的压力，保持左倾。但是，此举又必然要引起种种纠纷。
1924年5月，为迫使国民党承认批评自由，使其不致过多以纪律问题约束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决定使派别斗争公开化，为此特向鲍罗廷征求意见。《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6月。6月，鲍罗廷明确表示同意，并很快在与国民党中央监委谢持、张继的谈话中使用了这种策略。当谢、张等就中共党团问题质问鲍罗廷时，他公开宣称：“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国民党内反对苏联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可视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由于许多右派分子夹杂于中央执委会中，执委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共产党乃不得不组织党团”。此举虽属不得已，但他“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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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中共难解的困惑：这么少的工人，如何发动阶级革命？ / 五卅反帝运动，共产党人痛感：“资产阶级不革命” / 邓中夏：省港罢工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几天就会倒台 / 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在革命中是何等重要 / 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最近将来的首要工作，就是推动北伐战争 / 三二○事变发生，布勃诺夫主导妥协，中共中央自我检讨 /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策略，既不能推翻，也不能拥护 / 列强对北伐态度不一，美国人最早注意到另一种可能 / 取舍难决：离不开的苏联援助，离不开的蒋总司令 / 汉浔事件，英国颜面扫地，列强开始把目光投向蒋介石 / 蒋介石：苏俄一旦不平等待我，我们一样的要反对他们
四、妥协与冒险的代价
向左，向左，再向左，把国民革命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 苏联，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体制的制造者 / 斯大林挤柠檬汁策略失败，蒋介石发动事变，中共丢掉上海 / 扩大还是深入？罗易力主深入革命，鲍罗廷但求维持联合 / 形势异常紧急，中共主张退让，莫斯科指示异想天开 / 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 问计无方，共产国际下令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向左，向左，再向左，把国民革命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国民党人中的右倾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西山会议派”揭竿而起，到廖仲恺被暗杀，到“左派”领袖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炮制《整理党务案》，直至走上军事独裁，急剧右转，再到国民党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追随蒋介石，公开排斥打击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国共关系迅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按照中共中央的说法，目前的形势“较之三月二十日之事尤为严重数倍”《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问题之报告》1927年1月26日，转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
十分明显，国民党领袖摆脱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乃至反目成仇的可悲结局已经隐隐浮出水面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国民党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沉浸在一种极度的兴奋之中，仿佛这一胜利足以改变一切，甚至会使已经开始右倾的国民党大踏步地向左跃进。
几个月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连篇累牍地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不仅相信“它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56-259页。，而且干脆称赞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真理报》1926年12月5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47-251页。斯大林则进一步宣称：欧洲式的人民起义和暴动，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266-267页。
依据这样一种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开始相信：“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而上海工人暴动成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4-25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345、385-390页。当然，陈独秀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目前，工人群众还未必有这个力量。但他仍旧主张：共产党“要马上动作”，要准备一个抵抗，在上海工人起义胜利，蒋介石右派军队试图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际，坚决“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8-389页。 3月下旬，随着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和北伐军开入，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开始“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严阵以待”，决心保持手中的武装，并建立由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人控制的临时市政府，争取把上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392页。不难断言，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真正尝试独立地掌握武装和政权，和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问题。所有人都已经开始懂得，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否则在军队右倾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共产党人说话的地位。3月初，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南昌、九江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市党部遭暴徒捣毁的情况，无疑向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就连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内部形势十分乐观的苏共中央，这时也在悄悄地告诫中国共产党：必须加紧发展群众运动，“必须把我们的方针指向武装工农，把各省农民委员会改造成为有自卫武装的、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还必须“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转见艾亨瓦尔德：《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方针》，《真理报》1927年5月11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430页。
难道还有必要进行“考验”吗·对于鲍罗廷来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了避免自己被军阀势力所推翻，“实行退却是正确的”，“应当支持”；对于陈独秀来说，同这些左派领导人的关系充其量只是相互利用，在目前自己还没有力量单独进行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考验”只能使自己被军人打败。无论如何，每个共产党人这时都清楚：“我们迟早必须退出国民党”，他们其实只是渴望能够胜利地退出，而不是失败地退出。因此，他们仍旧决心采取让步策略。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通过了两个决议，明令限制工会和农会的司法权，并提出没收土地必须在确保军官中立等条件下进行。否则即应停留在宣传阶段，以首先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36-137页。
从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后退，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看来完全是不能容忍的。处于苏共党内斗争风口浪尖的斯大林，也不能在这种问题上后退。不论这种后退是不是暂时的，它毕竟违反了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所描绘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而且承认它，势必会为一直在激烈谴责斯大林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妥协退让的反对派提供炮弹。
因此，当共产国际获悉谭平山在担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就职演说里居然没有提到没收土地问题，而且还同意用和平方式“查办”长沙许克祥叛变问题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他们在后来被称为“五月指示”的信中指示说：“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信中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至“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这正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因此，他们明确表示赞同罗易“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和“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的主张，反对用和平的方式来对待诸如许克祥之类的反动军官。而为了避免继续依赖于不可靠的将军们，他们更是明确提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并且要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电报特别注明：这样做“目前还不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446-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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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这样做已经太迟了。自蒋介石叛变，鲍罗廷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军事发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五大即明确决定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此后并确实大力动员工农加入军队，试图用这种办法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使之革命化。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设法控制了在武汉的联合军校，并积极发展工农自卫武装。但是，要武装，必须有枪弹；要军队，必须有军官。而枪弹、军官统统控制在国民党人手里。湖南工农组织武器最多，亦不过千余支枪。参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368-370页。另据1927年彭公达报告，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之报告和1929年潘心源报告，可知当时长沙工人有枪不满400支，浏阳约600支，衡阳约100支，株洲160支，水口山200支，郴州100支，岳州100支，余均甚少。而中共可信赖的指挥官，这时也只有叶挺等几个人。不仅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军队都是雇佣军性质的，采取的是募兵制，一般有生活来源者决不当兵，动员工农参军十分困难。而且即便参军，因缺少军官和避免国民党及将军们无端怀疑，只能往现有军队中送，结果依旧是为他人嫁衣裳，根本变不成自己的军队。加上组织军队，即须训练，当时训练至少要三个月时间，否则根本没有战斗力。联合军校的学生就因训练不足，在配合叶挺部队抵抗夏斗寅部的战斗中，临阵慌乱，打伤自己指挥官多人，被叶挺下令连毙几人才压住阵脚，但仍不能作战。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86-1187页。此事足以说明适当训练之必要与重要。因此，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立即组建几万军队一点，都颇不能解。军队、武装既不能建，其他改造国民党中央，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等等，自然都是纸上谈兵。
6月4日，罗易在中共中央常务会议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并提议组织特别委员会准备湖南暴动。同时，中共中央遵照国际来电精神，发出了致国民党书和告全国农民书，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之流为“反革命”，并火速派兵予以讨伐，呼吁农民夺取大地主、反动豪绅以及庙宇祠堂的土地，但对于小地主、革命军人、士兵的家属和土地财产，绝对不能侵害。《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就长沙政变告全国农民群众》，1927年6月4日。见《罗易赴华使命》，第303-307页。随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以栗去湖南组织临时省委，共产国际代表团则派两名苏联代表前往湖南实地考察组织暴动的可能性。
6月2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度召开联席会议，并通过决议，给共产国际去电表示不能接受其指示。陈独秀明确讲：只有允许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否则，向右或向左“我们都将垮台”，继续目前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只好再去寻找第四条出路。事已至此，还有没有第四条道路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
于是，尽管各地发生的几乎所有暴动都是仓促举事，全靠各地党员骨干抛头洒血来点起那些瞬间即逝的火花，人员、组织、资财的损失难以数计；尽管莫斯科仍旧在告诫说，“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阶段”，阶级力量对比还“十分不利”，出现革命浪潮迅速高涨的前景还只是“极有可能”，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相信，应该把中国革命推到一个新的更激进的台阶上去。因此，在中国实行苏维埃的方针和办法的问题马上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莫斯科并为此公开声称：在中国，“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真理报》1927年9月27日、11月29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87-89、93-104页。何谓“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说中共全面夺取政权的形势依然存在。
9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那兹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告：鉴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当然，“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决议强调苏维埃的组织应当在“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建立“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而决不应首先在小县城里组织苏维埃。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0-37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后的9月下旬，正是两湖暴动先后失利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陷于困境，生死不明之际。不仅中共中央，就连罗明那兹等国际代表，亦对胜利前景不再乐观。因此，当中共中央宣布开始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同时，却被迫离开“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秘密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去了。它并且承认，从前于短时期内暴动夺取广大政权的希望，暂时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的策略虽仍是继续暴动，但大城市的暴动计划应暂时停止，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也只是“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6-377页。，而不存在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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