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36年春天以后，苏联方面对华政策的抉择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要争取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抗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得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转变对蒋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绝不会赞同任何可能危害蒋介石性命的军事政变，它更不会同意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密谋来挟持蒋介石。事实上，西安事变刚一爆发，莫斯科就公开发表言论，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进行了尖锐的指责。紧接着，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全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参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263-264、265-266页。由此不难想象，中共对事变在公开场合必须随之保持第三者的立场，而且必须全力推动和平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对张学良不可能毫无刺激。除了莫斯科公开表态斥责的刺激以外，另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刺激就是，张学良一直希望中共能公开站在自己一边。直到12月22日，他还给中共中央去电，要求后者同意公开成立显示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也足见他这时尚无“负荆请罪”之想。然而，中共中央于23日讨论之后，仍旧委婉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这件事很难说对张没有影响。至少，无论蒋介石态度如何，张学良“革命”的期望是无从实现了。
不论苏联和中共的态度是否促成了张学良最后贸然送蒋回京和自请处分之举，事变之后西北三位一体之难于持久，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势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似可想见。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杨虎城被放逐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散。这是因为，事变的经过表明，中共中央最终只能按照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希望，努力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求得妥协，以便促使蒋停止剿共战争，并逐步走向抗日。它对各反蒋派及地方实力派，再难采取公开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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