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6页。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
一、“兄弟阋于墙”
张闻天：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 / 彭德怀：“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毛泽东：“防人之心不可无” /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是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 / 苏联援助的作用越大，中共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 王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坚持洛川会议方针没有错 / 季米特洛夫：中共应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 / 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是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给中央军委、恩来并林、聂、贺、肖、关、刘、徐、张的电报》，1937年12月。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10000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到12月，部队人数虽发展到92000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全军大部均为徒手，以致平型关战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4000余人。参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即使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战部队，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战争开始之初，日军相对集中，作战力较后来更强的情况下，要从容地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歼灭性的战斗，把自己的伤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更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当然，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也并不全是成绩。因为分散后政治工作跟不上，下去的部队“普遍发生了贪污、腐化、浪费等不良现象”，尤其是“嫖女子”现象严重。个别的营“从营长到战士都嫖女子，最多一次有三十余女子送去，花柳病极大的增加”。“许多干部因嫖女子而逃亡，该营一个连跑得只剩下一个指导员和两个班长，其余都逃亡”。因此，到1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将主力部队重新集结整理，情况才转好。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这可以说得上是毛泽东的一种深谋远虑。这也是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再三强调这场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5页。因此，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时不惜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上山，到江西苏区时期发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坚决反对“进攻路线”，一直到抗日战争不顾多数领导人的意愿，坚持一切要先从保存武装实力出发，反对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主张只打山地游击战，甚至不同意集中作战，要求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等等，其实都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必须时时注意把自己的武装保存下来。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讨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敌我力量相当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就是保存自己。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存自己”就是基本的前提，不能保存自己，也就谈不到消灭敌人。同上，第449-504页。
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强弱程度，毛泽东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经有了持久战的观点。但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其实也是在平津失守后才意识到的。然而，即使注意到日军第五师团的装备火力情况和机械化程度，中共军事领导人看到的也是日军的行军力不强，一遇山地即无办法等弱点，而毛泽东看到的却是日军火力强且机动性强等优点。因此，多数军事领导人开始时总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集中全国的军力打一些胜仗。在毛泽东看来，中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失败和领土的丧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支军队或哪一次战役所能改变的。1938年上半年，在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作战的情况后，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日本军队民族教育异常深刻，士兵受到武断的欺骗宣传，作战顽强，宁死不降，武器装备又十分先进精良，在战场上占有极大优势的看法，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关于力量弱小、装备落后的八路军不能够也不应该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的认识。《毛泽东关于华北工作问题的发言》，1938年3月23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共在战争开始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全力使自己“由壮气军的地位到实力领导的地位”，进而使“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等到中共军力壮大起来，并在实际上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2-255页。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6页。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具体到如何抗日，如果只顾局部的和眼前的抵抗而牺牲掉革命长远的利益，那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处处着眼于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最终的胜利，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了。
但是，面对日军大举入侵，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之际，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能够始终把党和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那样一种时刻，尤其是在日军节节推进，国土大片沦丧，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发挥榜样作用的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要让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能够时时处处想到要确保党的长远利益，而不受舆论、情感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干扰，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毛泽东这时在保存壮大自己武装实力的问题上不受任何干扰的坚定立场，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了他超出常人之处。
毛泽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中俄革命的历史经验，他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人赢得这场战争。既不能指望国民党，更不能相信与日本有深刻矛盾，但同为资产阶级的英、美等国政府会为中国人火中取栗，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上。虽然只有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才有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可能性，但是，以两三万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去正面抗击上百万连国民党军都抵挡不住的日本军队，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相信中共的力量一定能够壮大，也一定能够战胜日本，问题是必须先把本钱和火种保存下来，并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如此，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并取国民党而代之。
当然，高度重视群众工作的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巨大号召力和形象感染力。平型关战斗当天，在前方只报“数百”，具体歼敌数还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对外宣布“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其目的也即在此。受此影响，抗战开始后不久，各部队就一律采取了数字加倍上报和加倍发表战果的做法。此一策略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显示了相当的宣传效力。1944年春，即抗战结束一年前，中共中央才开始指出这一做法存在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因而电示各部队改变“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要求“以后我军公布战果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中央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1944年3月21日。
苏联援助的作用越大，中共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当然，相信统一战线策略效力的毛泽东，不会不懂得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与意义。他很清楚，苏联为避免德、意和日本东西两面的威胁，向英、法、美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示好，提出所谓集体安全条约，本身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谋略。但这种谋略如果运用得当，未必不会产生出对苏联有利的效果来。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也乐于看到有英、美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展开一场“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因为“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列宁早就教导过共产党人，“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145页。
因此，还在1936年，毛泽东就同样作过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示好的宣传。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曾表示说，中共愿意把那些“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列强，看做自己的朋友。中共愿意和苏联以及所有反日反侵略的国家一起，“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见《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7页。到1937年5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张闻天等中共主要负责人也明确告诫那些历来习惯于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丘之貉的共产党人说：目前绝不是和帝国主义算总账的时候，必须注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善于利用它们，以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尽管英、美帝国主义各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暂时的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共产党人仍应努力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共同反对日本。他们相信：列强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从来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制定内外政策的依据。国民党抗日与否及其抗日的程度如何，多半也会取决于英、美等国政府对日本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因此，国际反日及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能否形成和巩固，也一定会影响到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对共产党的态度好坏。
由于在日本侵略和中共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条件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关系对于中共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努力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也就不能不成为中共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旦有条件独立自主地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事实上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独立地走上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了。这时的中共自然还不具备引起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重视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日本1937年对中国的大举入侵，事实上也并没有立即引起远东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美等国虽然感受到相当的威胁，并不时地作出某种姿态，发出一些有气无力的警告，但他们并不真的打算要改变以往建立在《华盛顿条约》基础上的，以对日关系作为维持远东均势的主要环节和战略重心的基本政策取向。因此，它们一方面试图遏制日本扩张的势头，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以维持对日关系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尽力避免对日关系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就成为这些资本主义大国最愿意作的一种尝试。由于英、美政府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全力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一直以来积极向中国和美国提议缔结太平洋和平条约，甚至有意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苏联，也无法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走得太远。很显然，苏联很愿意把英、美都拖到共同援助中国，牵制日本的国际条约行动中来，因为这是能够确保苏联远东安全的最理想的一种方式。但英、美的态度，最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不论中国各界，尤其是国民党当局如何热切地寄希望于苏联能够出兵援助中国，七七事变之后，苏联政府只是同中国政府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只承诺当中国作为缔约国中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日本侵犯时，作为缔约国的另一方，苏联绝不会给予第三国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支持和帮助。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第17—18页。斯大林此后曾明确表示，苏联参战必须在英、美参加反日阵营，至少英、美明确表示赞同，或当日本进攻苏联时，才是可能的。转见《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补充报告》，1938年2月27日。
193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指示显然从国际大背景，亦即从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国民党突然加紧“防共”、“限共”活动的情况，作出了有力的解释。它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此前的种种判断和做法，而且还使中共中央不必太多地顾虑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可以大幅调整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和对国民党的策略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备感自豪和自信。他随后即热情洋溢地撰文歌颂苏联和斯大林，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情。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讲过这样的话，说他一生写过三篇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唯有1939年这篇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3—591、651—652页。
从此，中共中央对于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突出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们对于英、美等民主国家及其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左右开弓地痛斥英、美和德、意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本性；六中全会确定的“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宣传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方针也改变了，他们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认定“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6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80—81页；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6—237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反摩擦斗争，无论是在河北、在晋西北，还是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的强硬态度和果断的打击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连王明都承认：“我们最近的经验表明，采取强硬态度，我们能取得胜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5月4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布说：国民党投降日本也绝不会全部投降，那时反而可能“形成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1939年6月8日。
几年来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极大发展，使毛泽东明显增强了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和决心。他公开告诉各级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如果再在这些混帐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如果这些人再不改进，不进步，中国一定要亡。”但要改造“这些混帐王八蛋”，只能靠我们共产党。因为“从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共产党这样“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的干部和军队。他断言：国民党的干部和军队只会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打麻将，抽鸦片，娶小老婆。国民党的县长一个月180元还不干好事，共产党的县长一个月2元却能廉洁奉公。这样的党，这样的干部，哪有不受欢迎的道理·毛泽东：《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7月12日。故在毛泽东看来，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要能长期坚持这样做下去，共产党必会成功。毛泽东：《为蒋灿题词》，1939年7月，等。
二、“来而不往非礼也”
斯大林否认苏联输出革命，但相信阶级革命在各国一定会发生 / 蒋介石拒绝中共合作提议，毛泽东倡言“人要犯我，我必犯人” / 国共摩擦加剧，毛泽东怀疑“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 / 苏联改变对英、法政策，中共中央认定资产阶级必然叛变 / 怀疑国民党会突然投降和反共，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和转移 / 苏联与德国妥协，毛泽东相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 “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吹响了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号角 / 对资产阶级的区别政策，使中共得以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统战之外 / 毛泽东准备发展200万军队，国民党突然发出最后通牒 / 毛泽东：最黑暗莫过于美国把国民党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 / 皖南事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走到反革命的转折点”
……
怀疑国民党会突然投降和反共，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和转移
当然，真的注意到国民党可能投降时，毛泽东反而变得冷静了许多。他很清楚单靠共产党的力量这时远不足以同时应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当6月初日军开始攻占陕甘宁边区河防对岸的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安全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除了每个省要准备一块到几块根据地以防万一外，我们过去的自卫立场“现在要和缓一下”，“我们要努力争取友军，以免孤立”。因此，毛泽东讲反对投降，不怕投降，同时也仍在强调：要“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1939年6月8日；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6—237页。
但是，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丧城失地越来越多，八路军利用日军大踏步推进，后方空虚，尤其是对山区与广大农村鞭长莫及的情况，紧随日军之后，从山西发展到了河北和察哈尔，进到了河南和安徽，这时又大举开进了山东。新四军也从皖南进到苏南，并渡过长江，进到了苏北。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共产党的军队就已经从三四万人的武装，扩展到有20余万兵力，同时建立了大批敌后根据地和地方政权。这种“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使国民党惶惶不安，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39年，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25—327页。，因而不得不加紧抑制，以免战后天下成了共产党的。国民党为战后的统治地位着想，必欲限制共产党；共产党相信抗战和革命都不能指望国民党，必须自己成为抗日的主力。双方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已成水火关系，而共产党方面相信国民党可能投降，这就使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紧张了。
1939年6月初，日军全线推进至位于陕甘宁边区从佳县到延川对岸的黄河边，侦察并修筑工事，有大举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迹象。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国民党这时在安定、延川、定边和盐城大量任命县长、专员，组织保安队，与中共地方政府冲突的情况，中共中央明显怀疑国民党与日本有勾结的可能。在6月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领导人的看法非常一致。
王稼祥认为：“此次敌人之进攻，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有可能是汪精卫进行投降的方法，首先要打击边区作投降的准备。”
张闻天表示相信：日寇可能“企图进攻我们，对国民党实行诱降”，而国民党则可能以此为借口进兵边区。
王明也担心情况可能恶化，说：日本企图消灭中共根据地的目的与国民党的意图不谋而合，此次不是日本进攻，就是国民党进攻。“目前的紧急问题还是要有新的根据地，共产党不能没有根据地。”
毛泽东显然同意上述分析。面对日军可能进攻的严重威胁，他实际上考虑的却是如何应付国共破裂的问题了。他提出：此次“有国共破裂的可能。如有这种危险，经费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后方共四万八千人，对河防必须坚守，延安机关学校必须打破现状，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随后，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相关机构合并和搬家的问题，决定延安女大、工校、陕公、青训等各留百余人，其余各校学生5000余人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与抗大5000人一同转移去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另党政、中央机关，连同边区政府和军事机关精简出3/5，约5500人，也转移到华北各根据地去，以降低国民党突然停止接济和发动军事进攻所带来的困难局面。
为加强河防，中共中央这时还作出决定，将这时在晋东北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调回陕北。一方面加强河防，另一方面也用于驱赶国民党委派的绥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及其各县政府与武装，一举改变了陕北地区各县存在的国共双重政权的情况，以巩固内部。
严格说来，这一次由日军向黄河边推进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并非国民党高层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和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中共中央却非常紧张，6月上旬、中旬接连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原因，讨论应对办法。与会者几乎都同意，党内要“大大的进行阶级教育”，但围绕着国共关系与阶级关系的问题，还是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如刘少奇就强调：“要说明国共的长期合作，不等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长期合作，也不等于与蒋介石的长期合作。”而王明则认为：“国共合作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同时国共分裂了也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裂。”因为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是要抗战的，国民党内也并不都是资产阶级，它只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民族的党”，即使国民党大部分叛变了，还会有许多派别会抗战的。
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第一，“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为“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第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抗战进入了低潮，日本改取诱降政策，英、美加紧策动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第三，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其“叛变的必然性”。“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其“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第四，地主资产阶级叛变不等于亡国，其叛变必定是逐渐的，而且是部分的，留下来的各种力量还是会抗战的，因此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仍是需要的。第五，为了尽量阻止和放缓其投降的危险，策略上我们“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只要蒋介石仍在抗战，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
当然，毛泽东相信，国民党投降或叛变再严重，也不会损害到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他断言：“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07—221页。
苏联与德国妥协，毛泽东相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斯大林一旦认定欧洲正在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狗咬狗之间的战争，苏联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府就再也不会寄予任何期望了。1939年8月23日，出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和祸水西引的目的，苏联政府与它一向以来最为担心的战争贩子——法西斯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由于相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和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生死斗争的观点，斯大林自然也不会受到任何道德的困扰。他一方面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帝国主义；一方面则与德国达成秘密协定，利用德国大举进占波兰的同时，乘机把自己的西部边界推延到过去曾经在沙皇俄国统治下，这时则是在波兰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随后，苏联又吞并了1918年从俄国独立出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即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进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它又乘机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获得独立的芬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不惜冒着被国联禠夺会籍、驱逐出会的代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为芬兰边境距离俄国第一大城市列宁格勒只有不足40公里，它在芬兰湾上的几个小岛更对列宁格勒海上防卫极其重要，故苏方要求芬兰割让列宁格勒以北及摩尔曼斯克以西的卡累利阿地区给苏联，并将芬兰湾入口处的汉科半岛和芬兰湾内的一些岛屿租借给苏联做军事基地。苏联表示可以将东卡瑞立亚约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芬兰作为补偿。
遭到拒绝后，苏联方面以近百万人伤亡的代价最后夺取了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并得以租借汉科半岛30年。苏联突然间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步骤，无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形势的认识更加复杂化了。
德苏协定签订之后，中共中央很快就召开会议，毫不迟疑地肯定了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尽管与会者此时对苏联此举是否最终摆脱了战争的威胁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日本将会亲英、美，还是会亲德、意，还多少有些把握不定，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肯定苏联的看法，即英、法和德、意之间必然要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英、法、美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抗战的中国，都可能是远比德、意更加危险的敌人。
在9月初德国根据与苏联签订的秘密协定对波兰发动军事进攻之后，中共中央很快于10日收到了共产国际就德波战争和英、法对德宣战问题的指示电。它使得中共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即“全部的完全的拥护”苏联!《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共产国际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的指示致王明、博古、凯丰电》，1939年9月11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更加明确地提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去了，“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需要宣传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解放》第85期，1939年9月14日。
当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末日的再度预言和“推翻资产阶级”口号的再度提出，并不意味着中共这时又要重新开始回到过去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上去，或像共产国际对西方国家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转而去对战争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要求，中共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被侵略国家的共产党人，仍旧应当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方式。《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9月10日。
但是，苏德协定的签订和双方联手吞并波兰的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难道不会与日本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协定，因而妨害中国的抗战吗？对此，毛泽东也不能完全否定。但他解释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一方面肯定不会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它一定会“积极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签订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因为“苏联的利益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毛泽东：《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解放》第86期，1939年9月28日。
……
三、在策略变动的背后
中共中央：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对日抗战 / 国民党呼吁援助中条山，毛泽东主张不为其激将法所动 /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要求八路军全力作战牵制日军 / 毛泽东告诉苏联顾问：我军条件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 博古揭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明令不能让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 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地位稳固，中共担心爆发反共高潮 / 苏、美、英合作，国共关系解冻，毛泽东承诺今后不再扩军 /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关系再度恶化 / 毛泽东：王明说整风是整留苏学生，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
中共中央：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对日抗战
1941年国际形势的走向，远比1940年要容易判断得多。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苏联正式批准军队动员计划，并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准备对付可能到来的德国侵略。为此，苏联很快于4月13日与其在远东最危险的敌人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苏日双方均有义务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如两国中任何一方成为一个或几个其他国家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国之另一方将严守中立。而为取得日本对于苏联远东安全及其外蒙古边界安全的保证，苏联甚至不得不以公开宣布“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交换条件《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冒着恶化苏中关系风险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因为按照条约规定，苏联不仅成为世界上公开承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伪“满洲国”的极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而且还应严守中立，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因此，国民政府与国内各界马上就发表声明和各种文字，表示不满。《外交部关于苏日共同宣言的声明》，1941年4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论苏日协定》，《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苏日中立条约》，《大公报》（重庆）1941年4月15日；《对苏日协定，李济深发表谈话》，《大公报》（香港）1941年4月23日，等。但苏联再度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在签订条约后不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约见了中国大使邵力子，说明“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转见《蒋介石关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之用意致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密电》，1941年4月24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21页；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见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0页。不难看出，苏联与日本签约的真正目的，只是力图通过某种绥靖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愿望，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日苏之间的和平，为全力应付可能来自西部边界的战争作准备。
与苏联上述步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交涉。这年的3月11日，美国正式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以租借或贷款形式，向那些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各种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随即美国政府开始把其主要注意力移向大西洋，大力支持英国对德国的抵抗，并着手对美国方面来往于英、美之间的援助船只进行护航。为了避免在发生对德战争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美国也同样开始秘密地通过民间渠道与日本进行谈判，力求达成美、日之间的妥协。就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三天后，美、日双方代表也达成了一个有损中国权益的《日美谅解方案》。FRUS，Japan，1931—1941，Vol 2，pp 389—402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批准此方案和作出任何正式承诺。相反，美国国务卿还明确提出了一个“四项原则”作为双方协定的基础。该原则包括：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贸易平等，不以武力改变太平洋的现状等。FRUS，Japan，1931—1941，Vol 2，p 407 因此，美国除了出于策略的考虑在尝试谋求对日妥协外，并没有与日本签订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到中国利益的条约与协定。
对于苏日可能签订条约一事，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了。但中共领导人一直有些将信将疑。直到日苏条约签订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由于苏德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动向，苏联明显又在拉拢美、英了。因此，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参加英、美集团或与英属缅甸订立联防协定之类的事情，不必像过去那样进行反对了，因为今天“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因此，就在苏日条约签订两天前，他们还相信：“苏联政府是帮助蒋介石，拖住日本，并经过蒋与美英拉拢”，“苏联今天不会与日本订立日苏协定”《王稼祥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1941年3月12日。
对于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武力“收回”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以及武装入侵芬兰等做法，中共中央始终都是站在阶级立场和保卫苏联的角度，予以充分理解的。毛泽东甚至称赞说，这是“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冲突来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1939年11月。因为相信苏联壮大自身力量和保障自身安全的任何做法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相信苏日协定使蒋介石国民党的作用降低，更有利于帮助中共，因此，即使苏日签订条约，中共中央也并无意外之感。
毛泽东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电告周恩来，高度评价条约的意义称：“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毛泽东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4月14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287—288页。
相信“远东慕尼黑”危险加剧，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危险的进一步担心。5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专文揭露日、美妥协。一周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宣传重心转到揭破与反对反共、反苏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上来。中共中央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社论文章，并公开质问国民党：对于正在进行的日、美妥协，你们究竟抱何种态度呢·!他们公开劝告重庆政府称：“美国是靠不住的”，“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因为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险恶局面，为了拆散三国同盟，美国帝国主义显然正在阴谋“复活‘绥靖’远东的‘妙计’”，“这是已经轰动了全世界的问题，何以你们还一声不响呢”见《解放日报》，1941年5月30日。？
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策略，这时已由坚决对抗的政治攻势转到拉蒋抗日的以拉为主的手法上来了。中共中央宣布说：“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毛泽东、朱德致彭、左转洛阳袁处长转陈卫长官电》，1941年5月26日。
国民党呼吁援助中条山，毛泽东主张不为其激将法所动
这个时候，皖南事变刚过不久，国共两党围绕着新四军问题、释放叶挺问题，以及恢复停发的饷弹等问题，一直交涉，未得结果。中共方面提出的解决条件已经降到发饷、放人两条，国民党却一直不能答应。直到中条山战役发生，国民党军事当局才又急着找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并承诺此次合作成功，两党关系必能转圜。蒋介石也接见周恩来，提出：“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办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就连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这时也认为八路军应当给予配合，以便争取民心，并向蒋要饷。《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给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中条山位于晋南，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俯瞰豫北、晋西，是洛阳和潼关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卫立煌部三个集团军20万人以此为根据地，曾十几次挫败了日军的进攻。不久前，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被调离，卫立煌也去了四川。没想到，这次日军从日本和朝鲜调来了三个师团，连同从热河增援来的一个师团，总共集中了六个师团十万大军，而守军只剩下15万人左右，且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战斗力较前已有很大削弱。因此，蒋介石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团都感到相当压力。蒋虽“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内心里却作好了“晋南失守”和守军被日军“歼灭”的最坏打算。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6日条，原件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这也是他们强烈要求临近的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1941年5月5日蒋介石即委托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之际，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8日，“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再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见《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编印，第101页；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