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的消息，当即答复称：“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但我们要求（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5月9日，周再电汇报与国民党代表谈话情况，称对方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转见《徐永昌日记》第六册，第103页。毛泽东对此不屑一顾，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同时电告前线将领：“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5月10日，针对彭德怀报卫立煌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的消息，毛泽东答复称：“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5月11日，周恩来电告与蒋谈话情况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意见。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是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当天，他亦电告彭德怀称：“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而为了应付这时沸沸扬扬的舆论批评，毛泽东则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
毛泽东在中条山战役配合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对苏联顾问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八路军1940年秋发动百团大战所谓“百团大战”，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廿二个团加一个炮兵团的破袭战”。后的情况有关。因为发动百团大战，部队减员极大，仅一二九师就减员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的损失都在半数兵力以上。而且，因为过去处于隐蔽状态的八路军这次集中进行了大规模作战，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因而很快就实施了报复作战。对晋东南根据地“实行了毁灭性的扫荡”，烧杀毁灭“鸡犬不留”。在平原地带则增加了据点，几乎遍地皆是，敌后根据地因此收缩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在作战中，再度暴露出来八路军在装备、火力及战术上与日军的巨大差距。据报，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1940年10月底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歼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但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考证，认为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作战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转见http：//group tiexue net/soc/post_3522845 html
很显然，对八路军前总发动百团大战的必要性，在中共中央内部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百团大战又给部队和根据地带来如此惨重的损失，更让毛泽东感到不安，他已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了对用这种方式去与日军硬拼的战法不满，就连八路军前总领导人也因此改变了过去对毛泽东游击战主张的看法。朱德在1943年9月延安整风期间说，自百团大战后才得到教训，认为运动战是错误的，因而认识到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正确的。1945年中共七大时，彭德怀也承认，“四○年我转入退却时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廿二个团打破袭战，一个是用武工队的方式。现在证明后一种（武工队）是对的”。苏联顾问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帮蒋介石讲话，硬要八路军出来牵制日军，毛泽东自然更难接受。
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已进入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但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5月18日，彭德怀终于送来了拟好的作战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战，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叮嘱说：“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当然，出于宣传的目的，他们也提出：可“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还附去了周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
同时要应付两个敌人，这已经是共产党人策略考虑的基本内容了。在皖南事变后，不论在理论上对国民党与对日本还应当有多少具体的区别，但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再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了，他们不能不时时处处把国民党看成是自己的第二号敌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确信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买办性大资产阶级随时有妥协投降的可能，以及战胜日本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必定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而且是因为两年来国民党到处搞摩擦、捉人、停饷、制造皖南事变和取消新四军番号等所作所为，让中共多数领导人经常回忆起十年内战时的情形。因此，当毛泽东再度注意到在日、国、共三方力量对比中还处于绝对劣势这一事实时，他明显又回到小心谨慎的军事策略上去了。
国民党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大公报》也一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刊出社论及短评尖锐地批评中共。国民政府军委会也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参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
中共中央对此置之不理。6月9日，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发出指示，要求部队注意“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因为保护民众也就是保护自己，因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因为这“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
中共中央进而指示一切游击区域而非巩固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应“多采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的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以达到“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长久坚持的目的。随着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今后一阶段总的军事方针，这就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要求八路军全力作战牵制日军
中条山战役考验的还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国共两党本来就是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中共中央无论采取怎样的做法，都有理由。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让许多共产党人自己都难于理解了。
1941年6月21日，也就是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两月之后，德国就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大举进攻。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通过加强中苏关系和接受苏联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变得不大可能了。苏联从中国主要支持者的地位上退下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共产党人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对所谓帝国主义阵营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又发生了变化。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认为苏德战争爆发以前的欧洲战争“基本上还只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但苏德战争爆发后则已经不能再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欧洲交战各方的关系了。
中共中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发表的公开言论中，就确信因“德国军队的全部主力已集中于对苏战场”，欧洲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共中央因此告诉全党称：“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法西斯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对于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亦以此为标准，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64—165页。
既然如此，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自然也要发生改变。中共中央开始明确要求各地领导人停止一切刺激国民党人的做法，指出：“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说他比内战时还要坏是不适当的”，对之采取尖锐对立的做法也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毛泽东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国民党政策尤须慎重致彭雪枫电》，1941年6月28日。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及苏联与英、美两国联合一致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需要。但出于对苏联的信仰和共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他们还是希望苏联能迅速转败为胜，称“全局取决于苏联打胜仗”。说如苏联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城不守，日必攻苏，苏联陷于长期战争中，蒋介石“乘机取利”，对中共自然不利。但是，随着7月12日英、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毛泽东马上得出判断：即使苏联西线战败，日本攻苏，苏联也至多只是陷入长期战争中。而“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因为“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
7月24日，日本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开始南进作战。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并对日实行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禁运。毛泽东的判断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8月14日，英、美两国发表了《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的联合宣言，史称《大西洋宪章》，公开承诺不寻求领土扩张，并反对任何不符合民族愿望的扩张、侵略与战争威胁。见《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
9月24日，苏联声明赞同《大西洋宪章》。随后，苏、美、英三国召开莫斯科会议，讨论了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问题。苏、美、英三国反法西斯联盟宣告形成，整个大形势重新变得对中共有利了。
对于这一新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大西洋宪章》所追求的国际政治新原则，中共中央马上予以了肯定。它并得出结论称：自英德战争及苏德战争以来，从没有这么好的宣言。这一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因而必然成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它还称赞《大西洋宪章》“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说这一宣言的发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93—197页。
对不久前还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英、美政府发布的《大西洋宪章》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务实态度。更能够反映出中共中央已变得格外务实的，其实还是它在保卫苏联问题上前所未有的消极态度。
6月22日德军大举突破苏联西部边界之后，苏联方面在疲于应付来自西线的严重局面的同时，最为担心的就是同时受到与德、意结为军事同盟的日本军队从东面发动进攻。鉴于有情报声称日本在靠近苏蒙边境的中国一侧有军事调动的迹象，高度紧张的苏联军方当即要求中共中央立即以最为有效的方法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牵制日军可能的进攻。
在苏联人看来，这种要求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正如共产国际在其决议中所表明的那样：“保证苏联取得胜利，是各国人民争得自由的前提。”何况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保卫苏联”原本就是各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毛泽东告诉苏联顾问：我军条件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然而，来自苏联的各种指示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积极响应。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如日攻苏，我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上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可妄动。”《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整，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那（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因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的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然而，如果苏联都要靠英、美的帮助才能摆脱困境，那么它还能有多大可能来顾及中国呢·事情是再清楚没有了。
博古揭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明令不能让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随着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经过皖南事变仍未解决，再到苏德战争爆发，为了援苏问题与苏联发生矛盾，这迫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党内路线问题，以调整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共之间的关系。
早在1936年9月，毛泽东就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应当对1931年以后党内“左”倾路线问题进行讨论，以分清是非。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讨论一直未能进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但未能引起多数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到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度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末期的路线错误，认为当时打倒一切和两条道路决战的“左”倾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的只有陕北。因此，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必须有所修改。因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这个时候，党内多数领导人已经能够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了。博古就明确讲：毛主席指出苏维埃末期的许多错误，我是同意的。但在当时遵义会议时我是不了解的，经过几年来我是清楚了的。这些我要直接负责。今后有机会还可以说。参见毛泽东：《目前时局问题》，1940年12月4日，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760页。
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趁热打铁，先是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留苏学生抽象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动辄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势唬人，斥之为“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是党性不纯，害人害己。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00页。
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于7月中旬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直言“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要全面加强调查研究，树立起“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优良党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0—363页。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定。8月28日、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同志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和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中央调查研究局”。调研局下设政治研究室和情报部，研究室内分中国经济组、中国政治组、国际问题组、敌伪研究组、党务研究室、根据地组、大后方组、敌占区组和海外组。同时，根据毛泽东提议，为“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
康生、陈云、李维汉等组织委员会，讨论改造学习办法。《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的决议》，1941年8月29日。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召开会议，开始思想方法学习。毛泽东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上来就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固然在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六中全会也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和党风上的宗派主义依然存在。他引用斯大林关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的说法，断言“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主张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要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主张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今后的理论学习要“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要以研究两条路线斗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着重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他并且提议，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上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375页。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张闻天当场表示，毛主席的报告是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主观主义的最大错误就是脱离实际，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今天要还。博古也表态“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坦言1932—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人。我和一些同志都只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和欧洲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许多决议其实都是照抄国际的指示，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
王明的态度与其他留苏学生有明显区别。他虽然也承认自己学了一些洋教条，但同时言谈话语中则反复强调回国后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群众工作，思想上、作风上有了一些转变。因此，即使后来回到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还是能够看出博古、张闻天等在对毛主席的态度，以及路线政策方面的许多错误。他并且在批评李维汉发言的同时，特别强调说不能说博古等人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或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系，强调他进入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说四中全会以后的“左”主要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李维汉陆续进苏区以后，接连夺了毛泽东的军、党、政各项领导职务，这与共产国际没有关系。王明还突然表示要“揭穿一个问题”，说1931年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局，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交出来，博古等人事实上没有这样做。因此，他说他不仅对李维汉的检讨不满意，对博古、张闻天的检讨也都认为“不彻底、不诚恳”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514/20/324。
王明与博古曾经是最为接近的留苏同学，他这时突然反戈一击，不能不引起博古的强烈不满。博古坚决不承认所有错误都是自己的责任。他明确讲：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当时也曾助长了这种错误。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的报告等，都批准了中国党的路线。到中央苏区后排斥毛泽东，也是因为远东局负责人两度叮嘱他，中央书记处是工作机关，不是吵嘴的俱乐部，应该吸收毛参加工作，但必须执行国际路线，并且不得让毛参加领导核心。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514/20/324。
与此同时，与会者几乎一致对王明的检查及其态度产生了反感。他们一面不能不承认王明在一些问题上有功劳，一面却一致认为王明也应该对博古临时中央的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特别是与会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王明应当检讨1937年底回国后“目无中央”的问题。
毋庸置疑，王明在理论上的擅长，以及在共产国际多年担任过领导工作，深受苏共领导人重视的经历，使其在中共党内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要解决中共党内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王明如不能心悦诚服地作出深刻的检讨，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斗争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9月底政治局会议讨论告一段落后，毛泽东即亲自找王明谈话，希望他就抗战初期与中央关系及右倾倾向作出检查。王明不仅不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检查，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他与共产国际在与国民党关系上的分歧，认为他的做法不妥。
10月7日晚，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还与王明就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进行了讨论。季米特洛夫在电文中一连提出了15个问题，质问中共中央究竟打算如何改善国共关系以便共同打击主要敌人？如果中共与蒋介石分裂，它还能与哪些力量继续合作？并质问中共准备采取何种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打击日本，以使德国的盟国日本无法进攻苏联？王明明确表示赞同季米特洛夫的观点。
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更详尽地解释了他赞同共产国际而不同意毛泽东的几点基本看法。在政策上，他认为中共应当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共同对日。在理论上，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缺点，一是将反帝与反封建相提并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二是只讲联合中产阶级，不讲今天还联合大资产阶级抗日，甚至主张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实践上，他认为过去的一些做法“左”了，有些斗争可以避免，没有避免。而对于在抗战初期向中央“闹独立性”问题和重视妥协、忽视斗争问题，他则再三解释，认为自己并未违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虽然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斗争讲得不够，但自己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问题上始终是坚持斗争的。RPSDMH，514/20/327。
王明的傲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恃共产国际和苏共看重他，他显然没有想到，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和任弼时，竟带来了对他十分不利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特别是任弼时刚从莫斯科回来，他专门介绍说，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与他和周恩来谈话时，特别谈了对王明一些缺点的担心，如王习惯于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是中央的意见，喜欢拉帮结派，有些滑头，虚荣心过强，喜欢自吹自擂等。任说，季米特洛夫特地要他们把这些情况告诉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因此，他们回国后就向毛泽东说过了，因为感觉不好对王明讲，一直没有告诉王明本人。鉴于王明不接受批评的态度，他不得不把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公开讲出来。因为“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明同志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明同志的主要问题，便是突出个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RPSDMH，514/20/328。
因为太过于看重自己在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王明对任弼时等人转达的这些内容毫无思想准备，以至精神大受刺激，当晚即因胃出血而躺倒了。据10月13日会议内容看，王明关于8日病倒，9日还被毛揪到会上去（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8—39页）的说法明显不实。实际上，8日会上历史问题的讨论已告一段落，原准备继续讨论的是王明提出的有关当前政策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因为王明病倒，这一讨论被搁置。12日毛派任弼时去王住处探视，询问病况，王表示同意毛泽东10月8日会上对他在抗战期间的问题所作结论，即“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因为是胃出血，主要靠养，故他表示愿意继续参加政治局会议，只是不能参加书记处的工作会议。13日白天医生会诊，也建议王静养三个月。见RPSDMH，514/20/324；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关于王明此后因神经性心脏病入院及为解决便秘使用清泄药物甘汞制剂不当以至中毒事，可参见丁晓平：《尘封66年“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党的领导人一致批判王明的情况下，王明这时是否能够继续参加会议并按他的要求作出检查，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会议在10月13日已宣布中央历史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毛泽东所作的结论是：苏维埃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李维汉也有很严重的错误，张闻天算犯第二等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其他同志的错误都是不自觉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RPSDMH，514/20/328。
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地位稳固，中共担心爆发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等20多个国家从此正式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正式对已经侵略中国四年之久的日本宣战。紧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也于当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相互合作，不战胜法西斯，侵略不止。这标志着，全世界已经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美、英、苏、中等国已经结为战时同盟，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和矛盾在这时已经无足轻重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正式参战，未必在中共的期望之中。这是因为，就在一年之前，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过：抗战“最黑暗”莫过于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使国内“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并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使国民党占尽优势。《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4页。但是，这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即苏联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毛泽东这时明显没有表现出一年以前那样的强烈担心。
恰恰相反，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周恩来等：“日英、美战争爆发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同时，毛泽东判断：“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且“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
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最初阶段不会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利，而且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的核心力量的美、英两国是否会把自己的主力迅速投入解放欧洲的战争，也是一个问题。但他始终坚信的是，有美、英、苏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最后的胜利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明显感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共和苏联都是有利的，“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个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
因为德国在东线对苏进攻一旦被迫处于守势，必将对南线和西线进攻，从而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迫使英、美集中主力打德。这样一来，由于敌人将忙于太平洋战争，国共摩擦也将减少，中共军队正可按照此前部署，“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故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下达了《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要求各部“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守势之际”，“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1941年12月1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5—386页。
但是，1942年的形势并不像中共中央上述估计那样值得乐观。日本军队对于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实行的大规模“扫荡”行动还在继续，对中共形成了极大压力，以至毛泽东认为：华北、华中“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毛泽东关于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
与此同时，从3月份起，国民党对中共再度发动了政治和军事摩擦，这种事件仅一个多月就达到100余件，南方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再度怀疑国民党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周恩来估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蒋介石看到美、英、苏均陷于困难局面，美、英参战并不能很快扭转被动局面，战争将旷日持久，而日本也不能以主力对中国取攻势，反以政治攻势拉蒋，因此蒋介石“认定他已成为世界骄子，在目前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机下，正好放手反共”。鉴于4月伊始，日本进攻苏联的消息不胫而走，周恩来明确认为：“目前形势，日苏战争如果爆发，第三次反共高潮必不可免，且必然走上高峰。”《周恩来关于目前形势估计致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电》，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的这一看法，看来也是毛泽东的看法。
还在4月21日，毛泽东即估计日苏战争将于夏季爆发，苏联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必然会乘此时机对共产党发动政治的和军事的进攻。《毛泽东关于准备应付反共高潮致周恩来电》，1942年4月21日。为此，中共中央秘密发布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并开始在边区组织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各地的中共军队，以防不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