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英合作，国共关系解冻，毛泽东承诺今后不再扩军
到5月下旬，德国并没有对苏发动进一步的攻势，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国民党方面的摩擦行动也没有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5月26日，英、苏两国还签订了一个以20年为期的战时同盟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不仅战时，而且战后，苏联与英国都将长时间进行合作与互助。6月11日，美、苏两国也签订了一个战时互助协定。这两个协定表明，美、英同苏联之间不仅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而且将在战后继续这种合作关系。
苏、美、英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且明确宣布战后亦将合作，这不能不极大地影响到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战后国共关系的估计。
由于相信《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自由、民主、和平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各国的政策，中共中央开始断言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风烛残年”，战后将不会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种“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形势。他们甚至认为现时的“英美不是帝国主义”，说至少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援助社会主义，这不能说是帝国主义”。这使得中共领导人有理由改变此前对于美、英政府的敌视或怀疑的态度，也促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人可以“与英、美好好合作，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合作，因为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毛泽东明确讲：天下大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很疲倦，无产阶级的觉悟还未达到世界革命的程度，而现在“争取与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战后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现在不必从反面来解释。“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现在是适用的。战后如何则不说，如果反革命还有，仍然是武装反武装。”《毛泽东关于“七七”宣言的指示》，1942年7月29日。
因为估计战后帝国主义制度将会倒台，各殖民地国家将会独立，中国也只能走和平民主合作的道路，因此中共中央相信战后的中国只能是走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与各党派合作和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的道路，它既不是少数人专政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认为：我们现在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问题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毛泽东关于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683页。
7月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同时，毛泽东接连电告各地领导人，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
8月中旬，蒋介石突然约见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见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他马上表示深感兴趣，准备亲去见蒋，以求“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周恩来关于蒋欲约见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毛泽东关于见蒋事致周恩来电》，1942年8月19日、1942年9月3日，等。但是，由于党内领导人多担心蒋介石可能包藏祸心，反复劝阻。中共中央最后还是利用国民党重视苏联态度的心理，先派从苏联回国的林彪直接从苏联经兰州、西安，转去重庆谒蒋商谈。
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尽管内中措辞强硬，但它表明了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态度，因而仍旧引起正极力试图缓和与国民党关系的共产党人的重视。
毛泽东得到消息后，马上召集会议对此一决议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决议案宣布之所谓“六不主义”(即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与中共1937年四项诺言“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处”，甚至就是“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也“可以这样作”《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对于这一重大让步，毛泽东的解释是：第一，“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当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介石的亲苏和共决心是未下的；但在1942年5月滇缅路被日军切断之后，蒋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寇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第二，“在德意日打倒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苏、美、英战后仍将合作，且“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第三，既然战后中国的前途只能随国际大势而转移，一时不会出现武装夺权的可能，我们也就无须大量扩充我们的军队。“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当然，毛泽东也说：我们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怕国民党翻脸。战后“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毛泽东关于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局势问题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
1942年12月24日，依据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林彪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了四项条件，希望能够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这四项条件是：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页。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基于对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合作趋势的形势判断，对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方针又有了十分重大的转变。国民党如果真想求得国共关系的改善和国内政治的统一，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时机。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关系再度恶化
对于中共中央态度的再度转变，蒋介石国民党不仅不看重，而且把中共的这次让步看成是迫于自身困难的一次“廉价大出卖”。他们因此反而产生幻想，想要进一步施压，以争取逼迫中共最终能够交出军队和政权。故当国民党中央了解到中共并没有放弃军队和政权的可能时，他们马上就认为时机未到，放弃了推动这次谈判的努力，转而又开始在军事上向中共施压了。
1943年初，中共中央一直估计“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主张“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因此严令各地“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国内整个形势好转给各战略区的指示》，1943年2月7日。时，苏北韩德勤部遭日军大举扫荡，损失惨重，全线渡过运河，退入新四军淮海区，与新四军部队发生冲突，韩德勤等被俘，毛泽东亦迅即电示陈毅等将韩“混在俘虏中释放”《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同意将韩德勤混在俘虏中释放致陈、饶电》，1943年3月19日；《毛、刘关于新四军与韩德勤部最近关系致周、林电》，1943年3月19日；并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434—439页。
1943年初春，国共两党军事摩擦再度加剧起来；蒋介石3月又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大加鞭挞，斥之为“变相军阀”、“新式封建”、“诈欺虚伪，违法乱行”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27页。；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这时意外“发现”大批特务，毛泽东异常紧张，紧急部署除奸此事亦影响到中共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毛泽东于4月30日甚至密电周恩来，称：“从大后方来延干部及七大代表的审查中，证明很多是特务，证明大后方党组织多数或大多数是特务组织”，故“请你及孔原立即暂时断绝大后方党一切党组织的往来”。；再加上因为苏联急于要推动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共产国际5月间突然宣布解散中共中央5月21日收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征询意见，事实上当天苏报已公开发表，解散已成既成事实。6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了解散的决定。，国民党随即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意图乘机攻延。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自然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
共产国际在这个时候宣告解散，对于刚刚经历了整风运动，开始强调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未必是一件让他们感到沮丧的事情。只有那些完全不了解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盲目以为中共只有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才能生存的国民党人，才会幻想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会使中共受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自1941年以来，共产国际的存在除了方便向莫斯科申请援款以外，对于中共已经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了。相反，它的解散还对中共具有很大的利益。
在向党内解释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由于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了，变化亦更为迅速，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因此，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一个“英明的措施”。他实际上相信：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完全不必要，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各国的革命只能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且各国共产党也必须要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更加民族化”，才能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参见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消息发出后，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已有改变。他在6月1日就声称：“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蒋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但由于国民党这时尚未采取激烈行动，故毛泽东的策略仍然是：“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现状和我党今后任务的指示电》，1943年6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98—700页。
7月初，有秘密情报说明，5月23日胡宗南已向蒋呈报对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得蒋批复后，胡于6月28日密赴洛川召集军官会议具体部署，并于7月2日电令各部于8日前完成一切准备行动，待命进攻。毛泽东得讯后一面急电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方面交涉，“避免战事”，一面由朱德出面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提出抗议，召集群众大会公开动员抵抗，同时毛泽东并亲自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有关胡宗南进攻计划方案见《中央军委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准备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电》，1943年7月4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动宣传反击问题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8日。一时间，引起国内外舆论及英、美、苏各国外交官的高度关注，蒋介石不得不于10日下令停止行动，并公开复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之意。
国共内战的危险虽然化解了，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全面改变了。刘少奇在7月23日代表中央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重新宣称：“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了”，今后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刘少奇关于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已不可能致陈饶电》，1943年7月23日。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次对国共内战危机的处理，毛泽东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毫无改变的判断。因为，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苏共几乎还是会本能地在中国选择同情和赞助中国共产党。刚一得知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而掀起的反共鼓噪和秘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苏联方面马上就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苏联驻华外交人员接连通过美国方面表达了他们的严重不安。紧接着，苏联报刊也开始以明确的语言指责中国正在出现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内战危险，并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对准国民党中的某种顽固分子。转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1日。
所以，毛泽东虽然高度重视中共的自身利益和前途，坚决反对一切服从于苏联利益，但却依旧高度重视苏联正统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和注意要与苏共保持密切关系。因此，尽管毛泽东一面发动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理论派”王明等人的影响；一面却明确指定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著作来作为整风学习的经典文件。他一面反对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意志和利益；一面却又高度重视来自苏联的意见，并不惜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的某些意见，以示尊重来自莫斯科的指责和批评。参见《伏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7日，RPSDMH，495/74/342。表面上，这和新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因为这时世界政治日益明显走向大国政治的轨道，苏、美、英三强的合作使得革命的前景变得极为复杂，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非取得苏联的支持将很难取得成功。但毛泽东更为重视的显然是，身为共产党人，无论是中共的政治合法性，还是他在全党的权威指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包括其革命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合法性，其实都还离不开莫斯科的承认与支持。
毛泽东：王明说整风是整留苏学生，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
1943年，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是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规定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组成，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性质的一切工作，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6页。
3月20日的这一《决定》，在组织上奠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而随后党的领导人接二连三地拥护毛泽东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表态文章，更是把毛泽东神化了起来。但就在这一《决定》形成两周之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出台了另一个导致一年多以后毛泽东不得不出面向大批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0—264页。的《决定》。这就是《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这一决定断言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整风的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8—33页。原本普遍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风运动，由此迅速全面转向组织清党，即审干运动阶段，在延安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都在群众性的大会控诉、小会揭发和个别谈话的政治压力下，甚至是在严重的“逼供信”的情况下，被打成了“特务分子”据毛泽东1943年10月14日报告称，仅陕甘宁边区肃出来的特务就有7000人，加上还可能挖出来的，“恐怕有一万人”，连同各根据地肃出来的特务，估计能“有十万”。另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则认为当时边区清查出的所谓特务达到15000人。毛泽东1945年2月公开承认在延安搞错了的“有几千件”。但他强调：拿件数来算不能否定这个运动的性质。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1—262页。
与此同时，本来是着眼于总结历史教训的谈话会，这时也变成了检讨党内路线斗争的会议。毛泽东多次讲：“过去王明说，整风是整王明、洛甫，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但它不完全，还要整全党。”他解释说，现在的中央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只有我和少奇同志是挨过他们整的，因此1937年苏区党代会，乃至六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过去的问题，所以一直不能改造这个中央。包括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我都只能妥协，不能进行尖锐的斗争，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因此也就造成过去的延安八百诸侯和边区一国三公的复杂局面。因为有1941年九月会议把问题摊开来，我才能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才能出农村调查等书。但九月会议还是没有说王明是路线错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不觉悟，当时不能丧失大多数。因此，九月会议也只是清算了内战时期的错误，实际上武汉时期也是一个危机期，中央在延安只有五位，武汉则有七位，当时王明是要篡夺中央的权力的，多亏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得到了国际的帮助”。现在可以肯定地讲，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甚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上被俘虏过，“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
这个时候党的领导层内，明显出现了无限上纲的倾向。如陈伯达在发言中就宣称：王明与共产党是“两条心”，他“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实际上是叛徒的理论”。康生也危言耸听，说他读了王明《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发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大骗局”。说王明不是要使共产党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是要使党变成孟什维克。这段历史不彻底清算，就不会懂得王明投降主义及反中央的根源。
这时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也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认真检讨理当代表正确路线的共产国际为何在中国问题上会犯那么多错误。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里混进了太多的“坏人”。周在报告中把共产国际分成了“真假国际”，认为除了斯大林、莫洛托夫、曼奴伊斯基和季米特洛夫等几个主要领导人确实英明，鲍罗廷、维经斯基等是好人之外，共产国际管中国革命的宣传、组织及交通等部门都有不少坏人，派来的代表、顾问多有问题。
毛泽东对这类揭发批判明显十分欣赏，他特别表示赞同康生等人的意见，不仅肯定王明路线的实质是“阶级投降主义”，而且上纲上线称它“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他甚至提出：任何继续站在王明一边的人，都注定是政治上不坚定的，抱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说而不服，就只有将他孤立起来，使他不能起破坏作用”《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3年10月14日，油印件。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基本上结束了对党史上路线问题的讨论，并特别就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问题发出指示给各中央局，电称：“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也将批判我党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包括“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实际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
显而易见的是，要证明王明的路线，尤其是抗战期间的路线，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自己的路线是符合共产国际指导原则的，无论如何都是极其困难的。就在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就王明、博古问题作出了上述决议之后，季米特洛夫突然来信，明确表示反对对王明及周恩来等进行所谓路线斗争，他甚至质疑在康生主持下的审干运动和整风，导致中共部分干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在态度上出现了变化。《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RPSDMH，495/74/342。季米特洛夫的来信显然使毛泽东更加难以依据所谓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将王明路线入罪了。
碍于同苏共的关系，尤其是碍于分清抗战期间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指导原则两者关系的难度，在随后为中共七大所准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中，中共中央最终竟然没有能够就毛泽东高度重视的自抗战以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进行总结和批判。这个决议只是着重讨论了1927—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5—999页。这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整风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也充分揭示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复杂状况。
四、“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 ” / 国民党军事溃败，毛泽东相信中共可能成为美国援助的对象 /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称中共欢迎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 中共中央发出威胁：要么成立联合政府，要么中共另组解放委员会 / 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主张，中共宣布力量对比已走向共强国弱 / 中共放弃对美幻想，认定战后美国必反苏，蒋介石必反共 / 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签订，毛泽东仍对苏援寄予期望 / 斯大林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坚持不交出一枪一弹
“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
自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人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只能指望来自美国的援助了。理论上，只有苏联的援助才会对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有利，但事实上，当中共中央开始同美国援华人员接触后，他们很快就注意到，美国人未必不能援助中共。苏、美、英关系的密切发展，为中共中央开展对美外交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而美国政府在1942年底1943年初主动与中国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放弃在华特权等行动，也进一步使中共中央对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积极合作，逐渐抱以越来越大的期望。考虑到战后必须要面对的国共关系问题，中共中央更是必须要争取与美国建立起积极的合作关系。因此，在1943年之后，努力加强与美方人员的联系并积极对其施加政治影响，就自然成为共产党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要说服美国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可想象。但在1943年，特别是1944年，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有不少来到中国的美国官员对共产党人抱以好感，包括时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他的日记中这时甚至会有许多称赞中共的文字，他甚至认为“中国老百姓在欢迎共产党”，为了能够“从压死人的捐税、虐待人的军队、戴笠特务（的恐怖）底下解放出来”，他们“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明确的希望”。而蒋介石则为了保持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不仅憎恨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且保存了一切供给他的武器，以便在日军撤退时好用来占领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见史迪威着，骆伯鸿译：《史迪威日记》，海光出版社1948年版，第154-155页。
史迪威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这时其实与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然而他们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却表现得爱憎分明。在这里，中共的舆论宣传工作的确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像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受命在重庆广泛开展的外交活动，导致蒋介石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收敛了对中共的打压行动。1943年因共产国际解散而出现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威胁时，中共中央又再度四处宣传并派人在重庆广为游说，致使苏、美、英三国大使高度重视，相继采取了行动。注意到这一宣传效力，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开始进行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的宣传，抨击国民党抗战不力，要求重庆的中共代表将此类文件“秘密地交给外国人”，争取“使外国人能将此项文件传至美国”，以便影响美国舆论和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文件发表时机致董必武电》，1943年8月15日。
他们同时也注意到美国人与英国人明显不同，并针对这种不同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如中共中央就明确告诉重庆代表团称，英国人狡猾，与其交换情报易受欺；美国较诚实，故可与美国之进步人士交换情报，但须机密，“如史迪威总部愿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派人至其台上工作，并用他们的密码”《中央关于和英美人士往来问题给董必武的指示》，1944年1月9日。这些情况说明，中共中央几年来确实是有意识地在争取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同情。
但是，多数美国人对中共的好感，严格地说并不是中共进行广泛外交或宣传活动的结果。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美国舆论对于中共的同情，其实是那些普通记者和外交官们对中国国共两党进行实际考察和对比之后自发形成的印象。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首先深入到陕北苏区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38年在美国发表了他对中共红军的采访录，即《西行漫记》。该书公开出版之后，许多国家的人从中受到刺激和鼓舞。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医生，美国的马海德、爱罗色医生，德国的米勃医生，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医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埃文斯·卡尔逊，以及像贝特兰、爱泼斯坦、福尔曼、斯特朗、贝尔登、白劳德、斯坦因、贾菲、斯蒂尔等众多外国记者，之所以会不辞艰辛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去，都是受到了斯诺这本书的感染和影响。在这本书里，中共和红军被描述成像早年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充满活力和幻想的清贫而艰苦的拓荒者一样，极容易打动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这种印象也几乎烙进了每一个在斯诺之后到过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其他根据地，以及与中共成员进行过密切接触的美国人的大脑里。
这里面还不能不提到的一点是，美国也曾经是殖民地，在美国成长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权利平等的斗争。对专制、独裁的天然反感，以及基督教崇尚的俭朴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众多美国人天然地反感蒋介石的统治方式和众多国民党高官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面对充满了贪污腐化，同时独裁专制的国民党，中共的政治清廉、民主选举、经济自由和深得农民拥护的情况，不能不使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共另眼相看，且充满期待。FRUS，1944，Vol 6，pp 258-266 美国年轻外交官对延安共产党人的描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记录。他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涩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FRUS，1944，Vol 6，pp 667-671
很显然，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他们眼里，中共理当不同于同样专制的苏联共产党，它注定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也因而会更加符合美国人对战后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这时来到中国的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尤其看好中共未来的发展，并极力想要把中共引上不同于苏联的发展之道。
在国民党还统治着中国，并拥有比中共强大得多的实力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改变美国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第一，国共之间的不断摩擦和冲突，以及国民党将其相当部分主力集中在陕甘，封锁中共边区，力求保存实力，以便战后用来消灭共产党的情况，无疑使美国军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越来越相信，国共之间的对抗与摩擦，是导致国民党难以将全力用于抗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敌后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中共之所以也不能积极对日作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必须同时应付国民党人的军事压迫。第二，国共两党的内战危险直接影响着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对于相信美国战后注定要与苏联发生对抗的众多美国外交官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听任美国被蒋介石拖入到中国内战的泥沼中去。
既要承认国民党执政的现实，又要想办法让中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人想到的最为理想的办法，就是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持国民党的现有地位，又能够把共产党塞入政府；既能够消弭战祸，又可以迫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改革，可谓一举多得。于是，1943年12月，在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就向蒋介石表达了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够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愿望。见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第154-155页。
但是，要国民党与共产党分享统治中国的政治权力，这对蒋介石来说实不啻晴天霹雳，但对共产党则恰似春雷贯耳。因为，共产党人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要打破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时机。
国民党军事溃败，毛泽东相信中共可能成为美国援助的对象
还在1943年秋开罗会议召开之前，为了设法造成国内缓和的政治局面，以便于与美、英讨价还价，蒋介石曾指示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分别采取缓和措施，与共产党重开谈判。鉴于1944年1月开罗会议举行，其宣言宣布美、英、中三国在远东战后将共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毛泽东也再度注意到这一新的形势对国民党巩固战后地位有利，因而“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他因而提出，“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故他决定“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起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又一度公开表示了“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周恩来关于中共拥蒋抗战与建国的方针始终不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的态度，并于4月29日派林伯渠前去谈判。
然而，经过了几次政策反复和交涉失败之后，这个时候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于此次谈判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相对而言，由于此次谈判的背景是蒋介石有《开罗宣言》和因开罗会谈提升起来的大国领导人地位，因此中共的应对明显处于被动状态。故中共中央最初的决策还是预定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并不主张谈判破裂。毛泽东1月间甚至明确告诉国民党联络参谋称：谈判可以1940年何、白皓电，即所谓《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为基础，西北问题可通过反攻时胡宗南部与中共边区部队按比例开赴前方来解决。《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林伯渠本着这一精神于4月29日离开延安经西安，赴重庆谈判，自然也是向着和平的方向努力的。
意想不到的是，谈判还没有开始，4月20日日军就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攻击了国民党在河南黄河一线的守军。不数日，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丧城失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使得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舆论面前顿时威信扫地。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实际力量对比和对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也立即发生了变化。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电告华中局不要乘河南失守派军进入，称：“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向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摩擦，妨碍大局。”《中央书记处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31-232页。
四天之后，毛泽东已改变了谈判的策略，全面废弃了林彪一年前的条件和林伯渠带去的条件，洋洋洒洒提出了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即：“（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并提出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要求给予中共军队5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中共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政府及其各项设施；恢复接济粮饷弹药；公平获得盟国援助之武器装备；通令取消各种侮辱和污蔑中共及军队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的各种破坏活动；释放所有中共被俘和被捕人员；禁止发表造谣文字；允许中共在各地办党办报；恢复中共在重庆和西安办事处的电台，等。《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30-135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电告董必武和林伯渠称：为避免刺激彼方，我方条件已作了很大让步，恢复新四军番号等均未提出。我47万兵力，理当编16军47师，让至5军16师已是顾全彼方面子。有些事情，如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发行地方纸币等，都不能变更。《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
不难看出，毛泽东并不想再和国民党谈出什么结果来。用国民党代表的话来说，二十条“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和拥蒋表示”《林伯渠关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接受我党二十条致毛主席电》，1944年5月23日。毛泽东宣称，我们除了要大力巩固根据地外，八路军、新四军还要准备夺取城市。只要我们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我们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依据河南发生的情况，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的力量要强过国民党。如果反攻非用我们不可，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直接援助我们，那样我们就会变成铁托，“解放中国的责任就要我们担负起来了”，“我们要争取变铁托”《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1944年5月21日、6月5日。
1944年6月，国共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双方各执一端，决无调和余地。但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态度尚属温和。借国民党开放封锁，允许少数中外记者进入中共区域进行采访之机，中共中央表现得心平气和。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联合国日的社论，说明成功坚持抗日的原因。他声称：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依靠人民”。而国民党却“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只知道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毛泽东公开表示，希望正在来华访问的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等能够“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4日。
公开表示对于华莱士的希望，这是中共中央对欧美外交政策在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后不久在一份指示中所说明的，在今天这种“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的情况下，“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尽管“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革命性不大”，但英美资产阶级“如美国罗斯福、华莱士一派”，由于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则革命性却较大。在这里，一切都应以联苏与民主为基本标准，是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本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1944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合乎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由于美、英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政府外交人员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注和对国民党军事以及政治状况的严重不满，中共中央深感自己有可能像欧洲得到英国援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也能够取得美、英政府的承认和援助。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观的前景，他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称中共欢迎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这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严重失败和政治上的极度腐败，已经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华莱士访华期间，即公开表露出极欲干预国共关系，并与中共发生直接关系的态度。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华莱士针对蒋为河南战役失败所作的辩解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境内之国军，枪械不良，训练不足者固多，但装备犀利，训练有素，控制未用者，亦复不少。如西北方面现有武器精良，战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延安受封锁威胁，亦以其武力不用于抗战，而以对付国军，同室操戈，相互牵制之兵力过数十万人，曷胜惋惜!”华莱士确信：中共之目的，不外改革政治，“设中央采纳其若干建议，并准其参加政府，共同致力于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则延安当会改变其反中央之态度，而与政府团结合作”。至于蒋所称，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必将便利苏俄“夺取政权，赤化中国”之阴谋一说，华莱士同样当场予以反对。他指出，蒋并无证据说明中共至今仍受苏联指使，主观“认定中共为苏俄在华之支部，中共之行动，系实现苏俄赤化中国之阴谋，中共之言论，系绝无信义之谎言，并基此以处理中共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自然无由解决。“设中国政府对中共问题，改变此种基本主观，而以中共一切与苏俄无关，视中共之行动在求政治刷新，国家进步，中共之言论，出于衷诚表现，平心静气，考虑其建议……则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矣。”随即，他转达罗斯福的话称：“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转见张九如：《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记录》，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197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