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的话当然不足以改变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甚至罗斯福企图介入国共谈判的提议也被蒋介石的软钉子挡了回去。但是，蒋介石到底还要依靠美国，他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已经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关于国民党政治独裁的宣传对蒋介石也发生了不可抗拒的作用力，就像他开始同意允许少数记者进入中共区域采访一样，他也不能不试图继续作出某种政治开明的姿态，以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最终停止了继续反对美国出于军事目的与中共建立某种直接联系的努力。于是，1944年7月22日，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机构--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这意味着，中共争取美国承认和援助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对于美国来说，同中共的关系当然不会像中共中央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不仅如此，中共同苏联的关系也的确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不论美国人多少次得出了中共与苏联没有那种想象中的秘密关系的结论，几乎每一个新到延安的美国人还是会身不由己地要去寻找这种关系的蛛丝马迹。说到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仍旧是美国人的一块心病。可以肯定，要切实争取美国政府的承认与援助，必须根本打消美国人的这种顾虑才有可能。这一点共产党人很快就注意到了。
事情很清楚，美国出于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绝不会支持一个完全按照苏联教义行事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要想得到其支持，就必须突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现实政策的民主性。因为“外面问得最多的，是我党今天所实行的各种政策”。比如，“英美人士很注意我们对苏联的关系，我们政治上是否独立·物资上是否得到接济”？“有些同情中共现实政策的英美人士也向他们本国抱有成见的人民说，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他的政纲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急进民主党”，并“劝告我们若能改变名称，必能够得到美国广大人民的赞助”，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于马列主义中国化及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更多的解释，并需要注意宣传上的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共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
设法取得美国的正式承认与援助，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整个外交工作的中心。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到中共中央对于美军观察组的重视程度，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中，他甚至把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称做“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很显然，毛泽东相信：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为美国正式承认中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由衷地希望这将导致美国政府在承认中国的铁托问题上迈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这是关系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归根结底，这是关系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谁战胜谁的问题。
为了取得美国人的信任，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外交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8月18日发布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它明确认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及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如此，如同过去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发展一样，“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14-318页。
一切为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而由于取得美国的承认和援助能够有效地壮大自己并削弱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人当然会为此而努力。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自己与苏联关系的担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说明自己“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既没有条件也不会深入到中国的事务中来，因为在国民党极力反对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这样“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距离，他们更是致力于说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毛泽东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因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是逐步实现减租减息，其工业政策是要“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实现工业化，他宣称：“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当然，这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期望来自苏联的帮助，苏联毕竟还是他们用来衡量一切国际关系的标准。这也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这毕竟是他们革命的最高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距离他们还十分遥远。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成功取得英国援助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武器弹药，来成就他们革命的目标。而目前自己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和公开主张的最低纲领，恰恰是能够让美国人接受和感兴趣的一种优势条件。
中共中央发出威胁：要么成立联合政府，要么中共另组解放委员会
不论美国政府对于来自美国较低一级的年轻外交官反映中共上述观点的报告是否真正重视，深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军官们和作为观察人员之一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如同其他来到延安的美国记者一样，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接二连三地通过重庆的美国大使向华盛顿强调中共的军事和政治价值，而且日益意识到改变美国的对蒋政策的重要意义。为此，谢伟思在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即向他通报了美国政府给其驻华大使高斯关于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的训令的情况，这种情况无疑使毛泽东感到鼓舞。
这时，欧洲大陆接连出现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们成为这些国家事实上的政权机关，从而预示着这些国家将要走上崭新的人民国家的道路。它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在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的谈话中，他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并直截了当地开始谴责蒋介石政府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确认其合法地位”的政府，“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必须立即召集由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临时性全国代表大会，并使之成为临时性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紧接着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与会者更进一步围绕着组织联合政府与组织解放委员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甚至还讨论到要不要改党名的问题。他们显然对于美国与中共建立关系和提供帮助的前景充满了自信，并且相信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是有限度的，必要时有可能抛弃蒋。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下不变也得变，组织联合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会议最终决定，立即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争取蒋介石转变政策以避免内战爆发，如此不能解决，则明年即组织解放委员会。《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9月1日。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电示正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等：“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种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伪宪。”《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给林、董、王的指示》，1944年9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23-324页。
而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华军事物资问题，主张：“根据我军历年抗敌的战绩，今后抗击敌伪的比例(六分之五)，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连战皆败和衰弱无能……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最近所传美国政府愿依租借法案武装中国军队成为近代化的六十个师，则我军则要求应被装备二十个到三十个师。”《中共中央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等指示电》，1944年9月10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如此不仅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争取美方赞助，制止国民党将来内战企图，而且可争取到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
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利用在参政会报告国共两党谈判情况的机会，代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了立即改组国民政府，代之以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48页。
鉴于国民党竟然阻止重庆各报刊载中共代表报告中关于改组政府的文字，并单方面公布了国共谈判的来往文件，中共中央一方面相信有必要重新指名道姓地抨击蒋介石国民党，“非如此不足以杀彼流氓气焰”；一方面更进一步发表文章，针对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大谈军令政令统一问题，斥责蒋介石的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其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见《解放日报》1944年9月19日。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公开宣称，依照目前国内两个战场的情况看，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如不“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就绝不能制止危机。中共甚至提出：盟国援助物资应该照国共两党抗击敌伪实际数目分配，即“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城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见《解放日报》1944年9月23日。
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主张，中共宣布力量对比已走向共强国弱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之所以日趋强硬，除了被国民党的顽固立场激怒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相信国共两党的实际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要在中国登陆作战，因此必须要承认和援助共产党。可是，由于美国这时在太平洋取得了可以直接进攻日本的战略基地，进而迅速取消了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这种条件显然已经改变了。就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之后不久，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以及利用中共军队的必要性问题上始终充满激烈矛盾的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中印缅战区也随之取消，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已经不予重视，其对华政策不能不渐渐以战后对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基本的出发点。如此一来，美国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倾向性自然日趋明显。
中共此时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经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同国民党进行全面的抗衡。何况在缺少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一旦美国完全倒向国民党，全部兵力只占国民党不足四分之一且装备相当落后、力量分散的共产党军队，要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无疑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还在9月初，中共中央就不能不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内战而决定派遣部队南下江南，以加强自己在南方的力量，形成战略上的两翼，准备内战爆发时“筑长江之堤，抵蒋之水”，确保自己对华北主要地区的控制。同时，中共中央不能不设法取得美国的支持，以便遏制蒋发动内战的企图，并通过美国的作用迫使蒋承认中共的地位与实力。出于这种极为复杂的考虑，中共中央对于美国的态度自然十分重视。它不仅为美国方面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感到振奋，同样也因美国在自己正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毫无反应而感到不安。
在10月初，中共领导人开始频频向美方人员询问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究竟如何，希望美国能够公开表明其态度。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对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将感到高兴，并一再提到南斯拉夫，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基本相同，蒋介石国民党与南斯拉夫的保皇势力米哈伊洛维奇没有什么两样。言外之意，他们还是对美国能够单独支持共产党抱以某种期望。当然，在内部，他们这时也不能不估计到，由于美、英的态度，“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即使联合政府的主张恐怕最终也要与国民党进行妥协才行。
10月12日，在国民党的要求下，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进行调处工作。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改造中国”的“十点建议”，其中最主要之点就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以巩固国民政府之地位，同时在蒋领导下统一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的统一。FRUS，1944，Vol 6，pp 650-651
由于赫尔利在来华之前曾经访问过苏联，得到过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保证，因此他对于严重困扰着蒋介石的所谓“国际共党之阴谋”深感释然。他一来到中国，就首先向蒋通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并且因此对于巩固蒋及国民政府的地位和解决共产党问题颇有信心。国民党固然未必相信这种保证，但也对赫尔利维护蒋及其国民政府的这种立足点表示满意，因而要求赫尔利参与调处国共谈判，以便通过他向中共“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FRUS，1944，Vol 6，p 259 。
由美国特使直接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这对于期望美国对蒋施加压力，迫蒋接受联合政府主张的共产党，当然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10月17日，当赫尔利向中共代表表明了美国仍旧希望国共两党应当加强团结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当即批示：“骂蒋可考虑略作间歇，以观其后。”18日，当赫尔利进一步说明蒋对共产党态度已经改变时，毛泽东则估计：蒋“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换言之，中共这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南斯拉夫化的事实，中共为此还必须和蒋介石合作。由于美国害怕中共不要蒋，故中共可以利用这点来讨价还价。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一个由他亲自起草并经过国民党方面修改认可的国共两党关系协定草案飞到延安，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这个协定草案的中心内容在于以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自己的军队。FRUS，1944，Vol 6，p 666 这当然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关中共军队接受国民党政府整编的条款，称：“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毛泽东再度重申了中共关于必须改组国民政府的理由。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地受到美国民主政治空气熏陶的美国将军，同其他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怀有不满的美国人一样，赫尔利也深知蒋介石的政府极不民主，并且相信使中国政治多元化，至少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不会对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造成损害，恰恰相反，继续保持这种政治分裂的局面，只能妨碍中国军队的统一。因此，尽管他对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严厉批评难以接受，但却相信同意中共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无不妥，这多半是促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办法，并适足促成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他进而狮子大开口，扬言“蒋委员长已同意改组军队，已同意改组他的政府，他并说他希望共产党帮助他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民主程序的发展成为可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赫尔利少将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用不着怀疑，赫尔利并不是国民党人的成功说客。他既不了解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理，更不了解共产党人的情况。他甚至主观到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观念去自作主张地代表蒋介石许诺。于是，本来是代表着蒋介石的利益的赫尔利，却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一个反映了共产党人要求的新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愿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与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权利。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3页。
在中共中央看来，美国的政策既然是以保全蒋的地位为中心，那么，中共当然只能在不破坏解放区与不损害民主原则下与蒋妥协。毛泽东告诉党内同志：我们应当看到，国民党还有着200万军队，并且得到国际与国内各种力量的承认，我们还只有60万军队，且地区分散，因此必须妥协。虽然我们极大的让步是同极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这一协定一旦成立，还是对蒋不利而对我有利的。因为协定首次肯定了国共两党具有平等地位，肯定了中共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从而否定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协定并且丝毫没有损害中共的解放区和军事力量，而且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我们将来组织解放区联合政府。《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协定的报告》，1944年11月9日。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协定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蒋介石明确告诉赫尔利：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FRUS，1944，Vol 6，pp 180-181 情况同赫尔利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国民党还是不想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能接受共产党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且必欲全力保持自己对于政权和军权的全面垄断。那个在赫尔利看来“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延安协定草案”只好束之高阁了，因为赫尔利的“我们”里并没有能够包含国民党。蒋介石依旧自行其是地按照既定的原则重提谈判条件，只是他到底同意了赫尔利提出的让中共派人到军事委员会里做官的主张，条件是中共必须同时交出自己的军队。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于是，事情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上去了，一切照旧。赫尔利坚持要共产党先接受国民党派人去做官的条件，说是先伸进一只脚进去，然后再逐步把身子挤进去。中共中央对此当然毫无兴趣。毛泽东还是老办法：你可联即联，否则再“发动一个尖锐批评，又吓得他不亦乐乎”。只是，由于国共力量对比和过去大不同了，因此，中共领导人对这次反复的心态也大不一样了。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学欧洲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共产党的样子，自己组织解放委员会和解放军。
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解放委员会筹备会”。但这个时候公开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究竟利弊如何，人们多少有些意见不一。毛泽东的看法是坚持四个目的，即“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同时欢迎国民党和各党派加入，应该不致引起大问题。但他也不能不担心，“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如何办？是否孤立？”结果，筹备委员会虽然成立了，毛泽东却作出结论说：“成立解放委员会是否将犯政治错误，还可考虑。”因为解放委员会事实上毕竟是有中央政府性质的，还是“看看风色再说”《毛泽东关于解放委员会问题的报告》，1944年12月9日。
十几天后，考虑到手里没有大城市，舆论还没有造起来等等问题，毛泽东作出决定：“解放委员会暂缓。”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了，那就是：“蒋介石的一切布置是搞垮我们，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毛泽东明确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毛泽东在董必武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
12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全党发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指示。宣称：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现在两党力量已成平衡之势，“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434页。
中共放弃对美幻想，认定战后美国必反苏，蒋介石必反共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开始革命以来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但是，在以前的历史中，他们从未有过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现实条件。如今，这样的条件终于开始出现了，以至于他们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此时看起来还近乎幻想的斗争任务。事实上，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要直接提出这一目标至少还要准备两三年。《毛泽东关于我们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致太岳区党委电》，1945年1月5日。这不仅因为日本还占领着中国，国民党还过于强大，而且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已经很明显地公开倒向了蒋介石国民党一边。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人不仅不能打倒蒋介石，而且还必须继续与蒋介石进行周旋。然而，共产党人还是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内定的斗争任务，它仍旧具有现实意义，即它表明了一种决心，这就是：中共已经在向着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行进了。这也意味着，与蒋介石进行的任何谈判都不再有实际意义了。
对于美国方面一方面表示民主意愿，一方面又渐渐表现出必欲扶助蒋介石政府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明显地感到疑惑。毛泽东对美国外交人员公开表示：“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因此，现在还不能采取公开的反对立场来与仍然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对立。毛泽东甚至还期望使美国人相信，共产党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准备实行美国人所害怕的“社会主义”，相反，它将代表农民的利益实行最起码的土地改革，并且争取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企业。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紧接着，苏联红军在欧洲胜利反攻，大军逼近德国首都柏林，欧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美国新闻处甚至广播了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赞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中共中央因而估计：“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外国多数舆论拥护我联合政府主张，“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美国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其态度自然更加强硬。毛泽东强调，我们有可能也必须设法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政策。为此应“断然拒绝赫尔利”提出的由美国统一指挥国、共、美三方军队的方案，（《毛泽东关于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人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致周恩来电》，1945年1月28日。）坚持周恩来声明的要求，“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否则将助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这与苏美英三国此时所确定的战后方针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关于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
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了雅尔塔会议，讨论商定了欧战结束后在远东共同打败日本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一再要周恩来“探明苏联对远东战争及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毛泽东关于探明苏联态度事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12日。）但从公开报道中，中共中央还是注意到，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已得到更进一步的确定，这就是：“1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2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三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
注意到苏、美、英三国间的矛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要的。随着欧洲战争不断胜利，在苏联周边国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权组织，这使中共中央更加确信苏联不会不支持中国革命。因此，它再度开始重视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间的区别，重新开始日益加强其外交斗争策略中的阶级观念了。
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向党的高级干部明确说明了在外交政策上这种区别的意义。他明确讲，对外国主要是联合苏联，对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固然要以联合为主，但应不放松警戒。他并且指出，许多人想要我党改名字，“我看共产党的名字很好，不能改，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因为形势已今非昔比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将领都看出来，“天下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只要把军队发展到150万人以上，人口发展到15亿以上，那时蒋介石就再“无联合可能”了，就要“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联合政府了。“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毛泽东关于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口头说明》，194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4—277页。）
4月初，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指责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更加明朗化。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共中央自然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立场。毛泽东估计，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大局是定了的，但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拒苏反共，力图独霸东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反共也是必然的。希腊出现英军司令斯科比指挥英军直接干涉参与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严重事件，就是战后意识形态对立的信号，也是中国必然出现斯科比危险的重要证明。在这时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公开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但他所论述的所谓“联合政府”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了。因此，他提出，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将要完结，大骂的阶段恐怕快到了，美国不到山穷水尽，决不会和我们合作。它目前只是害怕苏联参战助我而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他进而开始重新依据斯大林的理论对世界政治的矛盾进行具体区分，并且提出警告说：“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油印件。）
4月18日，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电。该电提出：“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表示苏联将要参加远东战争，估计苏日战争爆发时期不远，远东问题将发生大的变化，今后我们的任务在配合苏、英、美三大盟国……作战中，主要是配合苏联。必须使干部了解，英、美虽在抗日中帮助了中国，但其政策目前还是偏重扶蒋。除中国外，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抗日和中国人民最先的主要支援。”（《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进行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随后，中共中央开始改变对美政策，通知各地对美方人员加强防范，并决定立即开始准备应付内战。他们断言：“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因此，·们决定：立即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进一步派兵到南方建立战略根据地，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立即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对付美蒋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6月17日。）
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签订，毛泽东仍对苏援寄予期望
1945年6月，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正在走向最后的胜利。但是，人们关心的政治焦点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中央重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而其矛头所指是如此明确，以至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重新热情地称颂起苏共的领导地位和苏联的援助问题来了。他宣告说：俄国党——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总司令依然存在。毛泽东对此十分强调，甚至讲道：“他〔指斯大林〕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那（哪）一国的共产党不注意苏联广播？……〔我们〕七次代表大会有几百个代表，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我不听他，还是听别的吧！’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革命？当然领导。……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我们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见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油印件。注：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中也有同题报告，但收入该书的讲话中，显然漏记或者说是删除了相当多这方面的内容。同样，苏联之所以长期不援助我们，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换言之，他相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而在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保证，说：“如果不来，杀我脑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9页。）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从适应战后的斗争形势和依靠苏联并争取苏援的角度出发，要准备出动十五到二十个旅，到背靠苏联的东北去建立中国革命最为巩固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出兵东北的基础之上，以及苏联一定会援助自己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中共中央了解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苏联，从出兵中国的角度，苏联政府一定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某种条约，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此举可能带来十分复杂的局面。只是毛泽东还判断苏联不会因此束缚手脚，应该对中共没有害处，不会妨碍苏联对中共进行必要的援助。况且，苏联的参战必然会改变中国的形势，结果必然会使美国独占中国和蒋介石进行独裁变得格外困难，虽然这“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情况，却也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毛泽东关于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1945年6月19日。）
坦率地说，苏联这时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丝毫没有考虑到中共的利益和未来帮助中共的问题。据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声称，在1945年春天的两·谈话当中，斯大林甚至当着他的面作过这样的表示，即一方面称赞蒋介石是“无私的”、“爱国的”，一方面表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FRUS，1945，China，pp338—340）恰恰相反，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政治交易的性质。这是因为，由于雅尔塔会议规定了远东战后国际关系的政治格局，苏联既不能否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否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政治中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然不会愿意支持中共去与国民党打内战，从而造成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对于解决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安全问题，斯大林用的还是他与英、美之前在欧洲的解决办法，即通过签订相关协议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1944年10月，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就签订了一个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通过这个协定，苏联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对苏联周边东欧国家的实际控制权。交换的条件，则是把西欧、北欧和南欧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统统让给英、美来控制。尽管当时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等国家的共产党力量十分强大，却因为被划在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都被苏共要求交出自己的武装，与得到英、美支持的流亡政府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所谓“联合政府”。与南斯拉夫等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毗邻的希腊共产党人不甘于此，坚持想要取得政权，结果遭到了英国占领军的镇压，而苏联对此却听之任之，坚持东欧如东德、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英、美不得干涉，苏联也绝不在英、美势力范围内制造麻烦。
斯大林把同样的思路也沿用到了远东地区，他通过雅尔塔会议，取得了英、美首脑对苏联在外蒙、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的特殊权益的承认，而他相信由此也就取得了苏、美之间的利益交换，即苏联以中国长城以外（包括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以北）的中国东北、外蒙和北朝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包括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以南）则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认并支持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由此可知，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时，所争者不过是实现他们认为自己在雅尔塔协定中已经得到的那些承诺和利益。也就是说，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的目的，就是要把外蒙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通过一纸协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以此在其远东边界之外造成一道安全防波堤，并实现沙皇俄国早就一直想要得到，一度得到又丢掉了的中国东北的旅顺港。因为，那是一个可以让俄国海军自由出入太平洋的不冻的出海口。
中苏谈判从7月初开始，到8月14日终止，历时一个半月。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一系列附属议定书。苏联因此实现了它控制外蒙和中国东北地区铁路及港口，并在东北占有优势地位的目的。国民党也因此得到了苏联支持它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中苏条约的第一条即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质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第264页。）条约并明文规定，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及“树立中国军队”。
中共中央这时对这一情况显然缺乏了解。8月9日，从广播中听到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兴奋至极，明确认为与苏军配合作战并得到苏联援助的时机来到了。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讲：原来以为反攻要与美国配合作战，那是麻烦。现在是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甚是痛快。虽然具体如何配合还说不上，但我们现在就要“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要搞一个计划，要对日本人放手进攻了。他·计因为苏军出兵，内战一时打不起来，日本投降，交防给蒋介石难于阻止，因此在蒋力量不及的地方争夺地盘至为关键。他相信美国“靠蒋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是必然的，非尽量扩大军队，夺取城市，才有条件在下一阶段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当然，他指出，也要准备在苏美协定与中苏协定的基础上，重新与国民党坐下来谈判建立联合政府问题的可能。（《毛泽东关于苏联参战的报告》，1945年8月9日。）
据此，中共中央发出反攻命令，要求各部队对敌伪发动广泛进攻，并迅速壮大力量，准备在日·投降时能够立即夺取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它并且命令各部队：“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为了乘此有利时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毛泽东明确告诉前线指挥人员：中共的行动不应受任何约束，相反，应当“无法无天”，只“向人民负责”。（《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
斯大林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坚持不交出一枪一弹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如此突然地结束是中共中央所没有预料到的。而进一步让中共深感意外的，是蒋介石当天即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5日发布了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的日军都“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毫无疑问，国际形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