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突然投降的情况，在中共中央看来显然加大了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而蒋介石国民党的趾高气扬，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估计。为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国民政府紧接着发出的不准中共军队参加受降的命令，朱德公开通电国民党，反而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见《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朱德同时致函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决不能代表中国“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共军队不仅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而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处理日本的国际和平会议与联合国会议”。中共中央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上“全系欺骗”，它只能是为了便利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反共战争而作的舆论准备。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予以理睬。
但是，保持中国战后和平局面，不把美国军队引入到中国来，是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制定的对华政策的一种需要。因此，鉴于毛泽东拒绝前往重庆谈判，国共有爆发内战的可能，斯大林基于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精神，以及在欧洲与英、美合作的经验，很快就致电毛泽东，要求他务必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和平的办法，使中国能够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对此，毛泽东虽十分不满，但亦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对于形势的估计，并准备前往重庆。
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向全党解释了这一策略调整的背景，称：“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由于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因此中共只能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以争取有利于人民的条件。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即：(一)苏联因为国际和平和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合帮助中共；(二)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军队完全投降于国民党，中共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只能使用武力强攻，而中共军队的武器只是步枪，没有外援不能攻坚克敌，苏联又不能提供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原计划中的夺取上海、南京、天津、太原等众多大城市的计划都只能取消了，原定组织12个团（每团1500人）的兵力抢先进·东北，“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计划也只能暂停实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已不可避免。
当然，仔细考虑了苏联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苏联的做法也是能够理解的。毛泽东说，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大战之后，“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苏、美、英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确定了的，“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因希是英所必争，中国亦然”。“所以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有些同志失望”。“这叫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苏、美、英都要求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发动大规模内战，这种情况也未必就对我们不利。“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在起作用。我们也正可以借此逼迫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解放军和建立联合政府。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与蒋介石谈判和平，也不会改变中共中央要乘苏军占领东北期间与国民党崙夺东北的原定方案。就在确定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几天后，延安就组成了1200人的干部团外加一个团的兵力，出发前往热河边境，创建热河根据地，并相机进入东北工作。中共中央同时发布党内指示说明：“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苏条约范围内）。”
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对于这次谈判的根本目的是很清楚的，即“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具体说来，就是准备以让出江南八个零散的小块根据地，来换取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整个陇海路以北，即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即通过划区割据但建立联合政府的办法，来实现和平局面。
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派毛泽东等前往重庆谈判，一方面则加紧利用占据华北、华中敌后的便利条件，开始全力以赴地夺取西北、华北、华中及华东的一切可能夺取的敌伪控制区及一切交通要道。
同样的情况，国民党西北地区的军队也在大举向敌伪占领区推进，国民党军主力则在美国海空军的帮助下，开始紧急从西南地区运送部队到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接收敌伪占领的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不难了解，国共双方这时已经因为抢占沦陷区的问题，先后开始在各个地区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蒋介石设计与中共公开和谈，一则是要为自己运兵争取时间，一则是想在美、苏的帮助和压力下，通过谈判，来确立其正统地位，争取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承认军令政令的统一。因此，蒋介石绝不可能接受中共要割据一方和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结果可想而知，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和平谈判实际上绝不会谈出任何和平的成果。
10月10日，国共双方历经一个多月的交涉，勉强签订了一个《双十会谈纪要》，原则规定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方针，并承诺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涉及军队、政权等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拢。因此，“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内战的烽烟就四处燃烧起来。蒋介石必欲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不惜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必欲保存革命的一枪一弹和他们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结果，双方仍旧只能是靠枪杆子来进行一番较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