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相信，一直担心美国会武装干涉，因而一直在公开场合想尽办法撇清与中共的关系，为此一直不惜主动推动国共和谈的斯大林，其实是想让中共在长江以北停下来，在中国搞一个“南北朝”，以此来避免美国干涉的。当然，毛泽东很自豪，他后来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1957年毛泽东对这件事的说法是：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
四、“一边倒”的必然
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中国革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苏联 / 为防止美帝与资产阶级里应外合，毛泽东力主暂时不与美、英建交 / 批判民族主义，接受斯大林指导，中共与苏联越走越近 / 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机会，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进行了两个月的接触 / 尘埃落定：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终结正果
……
尘埃落定：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终结正果
（下面这段文字，好像应该是在这个标题之下的）
……
（五）“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5-1485页。
自1936年首次提出以普选、议会和人民普遍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以来，中共始终高擎着民主的旗帜，实行“三三制”、基层普选、官兵平等，并成功地保持着干部的勤政廉洁，因而成为中国国内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最有力的旗手和象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中间派的支持与拥护，甚至让包括司徒雷登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和美国外交官也对中共极具好感，且颇多幻想。现在用不着遮遮掩掩了，可以突出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了。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无疑使许多人跌破了眼镜，以至惊讶不已。在这里，受刺激最深的，大概就是率领西方国家外交官集体拒绝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坚持留在南京“迎接”中共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了。
一直幻想着能够使中共新政权保持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民主政治范围内，进而推动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这位美国大使，显然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之后，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其沮丧、绝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司徒雷登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拍手称快，因为它空前明确地表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文章以清楚和尖锐的措辞谈到如何将‘马列主义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28年的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与他此前的着作相比，它最主要的不过是补充了决心要与苏联团结一致的观点，并第一次表露了对“警察权力专政及其合理化的”态度。
司徒雷登写道：“文章显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理论对指导中共行动的巨大影响。”“文章的主要基调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依靠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教规；效忠作为革命力量中心的苏联；对所有反对力量刻骨仇恨；信仰专制主义以及与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理论不可调和的共产主义。令人恐怖的流血斗争，对毛和他的同志来说只不过是改变中国政体的外科手术。”而新政权则将会在“人民”的名义下，使共产党的权威能够“置于形成俄国式专制的同样基础之上”。
司徒雷登宣称：“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中共的宣言迄今避而不谈）之外，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无以复加。”“他确信与西方不可妥协。”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相信共产主义，不愿意与西方为敌。因此，文章用了大量篇幅驳斥亲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信奉的一些观点，并宣布：“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被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要适当加以制裁。”见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310页。
“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司徒雷登半是沮丧、半是痛苦地写下的这句话，其实也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和他二十余年来苦心奋争所想要得到的一种结果。它既是要证明给莫斯科看的，也是用以报答所有死去的和活着的共产党人的：中共革命达到了它最初的目标。
结 语
战后的中国政治充满了玄机。美苏冷战的出现与两个阵营的形成，既极大地推进了中共革命的迅速进展，同时也极大地干扰着毛泽东独立迈向夺取政权的脚步。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美国不断地刺激和挑战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感，如果没有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中共的地位，无视中共的实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他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剿灭中共，中共多半也无从获得武力夺权的机会。
但是，无论存在着怎样的机会和机遇，如果没有毛泽东，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走到它的1949年。非常重要的是，同样是共产党人，同样备受意识形态和苏联因素的困扰，毛泽东总是能够别出心裁地为自己不一样的道路选择找到突破的逻辑支点。抗战期间，毛泽东想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摆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束缚，成功地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在理论上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战后的和战关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观点，消除了中共党内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担心和苏联安全战略设置的种种限制，成功地把中共引上了战争与革命的胜利之路。
严格说来，所谓“中间地带”的观点，未必具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在1946年春夏，就可以了解，当1947年美苏进入冷战状态，形成日益严重的全面对抗和冲突之后，就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他此前关于美苏妥协不可避免，美国不会对苏联发动战争，人民力量大过反动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的判断。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注意到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激烈冲突与对抗，并且意识到美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他强调：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更有利。如果万一不能避免，“我们还不是要干”。他用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的说法，来表示对国际上的事情无可奈何的态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5-1485页。
但是，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观点，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这是因为，把中国放在美苏之间，强调其独立于两个大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其实恰恰最好地表现出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的认识特性。可以肯定，强调内因也好，提出“中间地带”观点也好，根本上都不过是表现出他的一种心理，即一心想要为自己所开创的事业寻找到一种自主运作、发挥和创意的空间，取得特殊的地位和发言权。然而，至少在这个时候，作为落后国家革命的领导人，他不仅无法拒绝大国政治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与作用，而且还必须要善于纵横捭阖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夷制夷”。尤其是革命与反革命阵线分明，非依靠苏联不能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情况下，他的选择余地非常有限。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战后毛泽东夺权策略反复变动的经过，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为了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
1949年，中共革命大功告成，毛泽东也转而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表面上，“中间地带”的观点不复存在了，在中共的眼里，世界重新变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中间地带”“或者联合苏联，或是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中国革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似乎也不存在了。
实际上，中共作出这一选择本身，依旧是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因为，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它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同我们作斗争”。中共创立的新政权，如果想要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保持其革命和专政的取向，除了向苏联“一边倒”，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但是，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其实仍旧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心态和特性。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革命具有特殊性，而且在潜意识中其实仍旧把自己摆在一个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的“中间地带”。
附录 征引书目
（按书名首字拼音排序）
一、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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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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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文献》，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三、回忆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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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的宁静》，蒋经国，（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黄克诚自传》，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胡乔木》，刘中海等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第1-1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罗斯福见闻秘录》，伊里奥·罗斯福，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上、下），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
《同斯大林的谈话》，密洛凡·德热拉斯着，司徒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我的回忆》第2册，张国焘，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我的生平》（上），托洛茨基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往事回忆》，黄平，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瓦·伊·崔可夫着，万成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
《中国大革命的见闻（1925-1927）》，维什尼亚科娃·阿吉莫娃着，王福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A B 巴库林着，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A B 勃拉戈达托夫着，李辉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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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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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共到清党》，李云汉，（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1-2），德波林编着，上海外国语学院西俄语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庚子赔款》，王树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
《共产国际史纲》，索伯列夫等着，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谢信尧，（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
《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林三郎，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雷经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1954年
《加仑在中国》，卡尔图诺瓦，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
《蒋总统秘录》第9、10册，古屋奎二，（台北）“中央日报”社1967年版
《列宁与俄国革命》，安东尼拉·萨洛莫尼着，卡佳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8卷，王芸生编着，三联书店1980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三联书店1986年版
《慕尼黑--和平的代价》，特尔福德·泰勒着，石益仁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日本侵华内幕》，重光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三十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王桂厚，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省港罢工概观》，广州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苏联的远东关系》，莫尔着，曹未风节译，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外交史》，第三卷(上、下)，C 维戈兹基等编着，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
《武汉国民政府史》，刘继增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下），马士·宓亨利着，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中共五十年》，王明，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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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派史》，王觉源，（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中国真相》，P 埃斯顿，伦敦1927年版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邓泽如，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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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外交的序幕》，王聿均着，（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3年版
《资本主义史(1500-1980)》，米歇尔·博德着，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五、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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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塞维克》
《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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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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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
《党史通讯》
《党史研究》
《党史研究丛刊》
《党史研究资料》
《东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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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奋斗》
《湖南民报》
《黄埔季刊》
《共产党》
《共产党人》
《共产国际》
《国际新闻通讯》
《国外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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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报》
《广州评论》
《红旗》
《红旗周报》
《红旗周刊》
《红旗日报》
《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报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夥友》
《解放》
《解放日报》
《近代史研究》
《近代史资料》
《江西党史资料》
《救国报》
《救国时报》
《抗日战争研究》
《劳动界》
《历史研究》
《每周评论》
《闽星》
《民国日报》（广州）
《民国日报》（上海）
《民国日报》（汉口）
《南开日刊》
《钱江评论》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
《清议报》
《人民日报》
《少年中国》
《商民运动周刊》
《申报》
《实话》
《时事新报》
《苏俄评论》
《文史资料选辑》
《文献和研究》
《新华日报》
《新青年》
《新中华报》
《现代亚洲研究》
《向导》
《星期评论》
《益世报》
《远东问题》
《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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